内容提要：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在两国关系结构的三个方面的体现和演化。作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结构模式复杂性
自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运行轨迹。2004年底连任后的布什总统又在不同场合强调中美关系是一对“复杂”（complex）的双边关系【注释】Presidents Remarks, The Rose Garden, Presidents Press Conferenc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5/05/20050531.html; 在2005年11月8日亚洲之行前夕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专访时，布什总统同样强调中美关系是“复杂、重要而且发展良好的”关系，http://china.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98430/userobject1ai1626362.html.【注尾】。“复杂性”似乎已成为当下理解两国关系状态的一个关键词。【注释】对complex的含义（connotation）可以做不同的理解。从字面上看，complex一词同时具有“复杂的”（complicated）和“复合的”或“全面的”(comprehensive)的含义。2005年10月上旬，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太事务的高级主任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在会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访问团时也指出，国外媒体（包括中、日、韩媒体）在翻译此词时，都只强调了复杂的一面，与“不确定”或者“困难性”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全面或复合的含义，出现了“翻译过程中的原意流失”（lost in translation），导致对布什总统讲话原意理解上的偏颇，他认为“全面性”更能表达布什使用该词的初衷。【注尾】究竟应当怎样理解当前和今后中长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它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进程的含义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结构进行全面审视，认识“复杂性”在中美关系结构中的具体体现。
本文着重考察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结构中以下三个方面的演化：（1）相互认知层面：两国政府如何理解双边关系的性质，包括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及其内涵，以及由此形成的对方国家的国家形象/国家观的变化；（2）利益互动层面：两国政府如何通过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扩大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领域的合作范围，减少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分歧；（3）机制化管理层面：两国如何通过深化和创新各种沟通协调机制，处理双方矛盾甚至危机,减少国内政治干扰。
本文认为，近年来中美之间的相互认知模式正经历转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全面性和重要性的理解日益接近，但双方在把握中美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上将继续保持一定的认知差距和不对称。其中，美国通过不断提出新的中国意象/中国观（China Image），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中美两国的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双方利益层面上的契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一方面，双方利益的相互依存深化，加剧了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双方围绕在地区和全球秩序建设中的理念、价值观上的沟通对话，以及矛盾摩擦将是未来两国关系的重要领域。最后，中美关系的机制化程度有较大程度提升，复合型的双边和多边管理机制粗具形态，为两国之间增信释疑、预防和管理危机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性保证。但同时，机制化的发展尚存在明显的不平衡。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互动中的机制化程度相对滞后，反映了中美战略互信水平仍然低下。
一、相互认知模式的转型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的核心是双方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性质。它具体包括两国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例如重要、次要或一般），两国关系的基本形态（例如敌对型、盟友型、伙伴型，或者复合型）及其内涵（例如对立竞争关系、合作共赢关系、霸权领导与跟风搭车关系，或者兼而有之的混合关系）三方面的认知能力。近年来中美相互认知模式所经历的转型，既体现在中美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重要意义的认知水平日益接近，也反映在两国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和内涵的相对单一认识朝着更为全面的方向转变，尽管这种转型是非线性的，充满了曲折。
就双边关系对各自总体利益的重要性而言，后冷战以来中美各自的认识水平并不平衡。其中，美国方面的认知起伏尤其显著。【注释】由于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终结，美国朝野在一段时间内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出现了显著倒退，认为双边关系不再具有全球性的战略利益，中国在华盛顿的外交议程中不占重要地位。这种情形直到克林顿政府1996年春天就对华政策进行了跨部门研讨，决定修复遭受重创的中美关系后才得到扭转。美国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才有了更符合实际的认识。中国在美国外交议程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克林顿总统不但强调“与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大家头等重要的大事”，还把“扩大同中国的关系”列为美国亚太战略的三大目标之一。参见 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3).【注尾】 2001年布什政府上台以后，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的判断同样几经波动。新政府执政初期，一是强调与日本的双边同盟关系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利益的支柱，降低和弱化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二是重新发现印度在意识形态和战略方面的价值，设想通过提升印度的大国地位和美印关系以平衡中国的影响。【注释】Condoleezza Rice,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Vol. 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56; Jonathan D. Pollack,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and East Asia: Does the United States Need a New Regional Strategy?” in Robert M. Hathaway and Wilson Lee (eds.), George W. Bush and East Asia: A First Term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WoodrowWilsonInternationalCenter for Scholars, 2005), pp.107～109.【注尾】
九一一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concert of powers）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注释】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九一一以后大国将由共同的威胁，并且越来越由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参见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p.5.【注尾】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注释】参见美国国务院前政策规划司司长米歇尔·瑞斯（Mitchell B. Reiss）2004年5月14日在亚洲基金会上做的演讲。http://www.state.gov/s/p/rem/32492.htm。当然，中美在反恐议题上的合作较之与美国的盟友而言仍然是有限的，无法成为后九一一时期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诚如一些学者所分析，随着美国反恐战略的深入，中美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加，参见Aron L. Friedberg, “11 September and Future of SinoAmeican Relations, ”Survial, Vol.44, No.1, (Spring 2002), pp.33～50; David Shambaugh, “Sin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 11: 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 , Current History ( September 2002), Vol.101, No. 656; Wu Xinbo, “The Promise and Limitations of A SinoUS Partnership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Autumn 2004), pp.115～126.【注尾】
影响美国对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的另一个，也是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注释】参见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Washington, D.C.: CPO, 2004).【注尾】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权的冲击，因此把“如何维护一个坦率、建设性与合作的中美关系”视为当今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议程之一。【注释】James Kelly, “US East Asia Policy,” PacNet 9, March 7, 2005.【注尾】 2005以来美国朝野围绕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掀起空前热烈的辩论也印证了中美关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份量。【注释】包括布什总统在内的美国政界主要人物2005年就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各方面发表的讲话；2005年以来在美国参众两院举行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和对华政策的听证会，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是2005年6月7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此外，美国的主流传媒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大西洋月刊》、《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也对中国的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长时段的深入报道；不仅如此，美国权威的学术刊物，如《外交》、《外交政策》、《国际安全》等2005年也都辟重要版面甚至出版专辑就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进行讨论。【注尾】
相对而言，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美国和中美关系重要性认识比较稳定。中国学术界虽然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跟随国际舆论对“美国是否衰弱”这个命题进行过探讨，但并没有得出美国已经衰弱的结论。相反，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舆论基本认为美国在国际力量格局中处于“一超”地位，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出现实质性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或国家集团。【注释】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a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anging East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2004), pp.16～17.【注尾】进入后冷战时期，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精英基本上将中美关系置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加以考量和处理。【注释】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Stability with America,”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October 2005), pp.39～48.【注尾】尽管也有学者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全面下降”，【注释】楚树龙：《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下降》，《环球时报》（网络版），2005年7月22日。【注尾】但此种观点并不代表精英层的主流意见。
中美两国的实力地位和战略重点的差异决定了各自对双边关系重要性认识必然存在差距，但总体上，双方在进入新千年后对双边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大体接近，都认为中美关系是影响两国各自重大利益和外交全局，乃至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一对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注释】2005年11月20日布什访华后与胡锦涛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222534.htm.【注尾】特别是在中国国力不断上升并实施“和平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双边关系在各自总体战略考量中的权重将持续提高，中美关系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内国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注释】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2 (Fall 2005), p.8.【注尾】
中美相互认知模式转型中的更为突出的特征，则是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变化。在此过程中，中美之间认知水平的不平衡和差异性更加突出。中国自邓小平以来的几代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对双边关系的基本形态和内涵的认识具有相当程度的继承性和稳定性，都从改善中美关系“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的战略高度和全局出发，【注释】《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注尾】始终强调中美关系在战略上的基本形态是“非敌对型”，而且要致力于构建双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注释】1995年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会晤克林顿总统时重申“减少麻烦、增加信任、加强合作、不搞对抗”是两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认识。【注尾】突出中美关系的内涵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但提倡以合作、协调和良性竞争为主轴。【注释】2005年11月20日布什访华后与胡锦涛主席共同会见记者时的讲话，http://www.chinaembassy.org/chn/zmgx/t222534.htm.【注尾】
相对而言，后冷战以来美国对双边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判断始终比较混乱和不稳定。在克林顿执政的90年代，美国政府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界定曾经发生重大偏差，一度以“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主导对华决策，后又受到国内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和双边突发危机的干扰，使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与中方确立的“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原则没能在美国有效展开。【注释】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 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Chapter 9; Harry Harding, “US and China: Competitors or Partners or What ?”, US Foreign Policy Colloquium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une 3, 2005).【注尾】
布什政府上台后，华盛顿对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的认知同样经历较大幅度调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曾突出了中美之间所谓的地缘战略的竞争和对立关系。赖斯在出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之前专门撰文指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崛起大国，必然与美国这个“守成型超级大国”在地区和全球展开地缘政治上的零和博弈；她还强调提升日美关系来降低中美关系在美国亚太政策中的地位，否定了克林顿政府时期中美之间达成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定位，代之以明确的“战略竞争者关系”。【注释】Condoleezza Rice, “ Campaign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Affairs, Vol.79, No.1 (January/February 2000), pp.45～62.【注尾】 2001年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强烈暗示美国极为关注中国在亚洲地区挑战美国领导权，指出美国的战略就是“加强同其军事盟友的关系”，“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使敌人和潜在对手“望而却步”。【注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September 2001).【注尾】
经过中美撞机和九一一事件的冲击，以及几年来两国关系的互动调整，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理解能力明显提高，逐步以“坦率的、建设性合作关系”（Constructive, Cooperative and Candid relations）来重新界定九一一事件后中美关系的形态和内涵。【注释】David Shambaugh, “The New Stability in USChina Relation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Jonathan D. Pollack ed., Strategic Surprise?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Naval War College Press, 2003), pp.23～33. 此外，参见布什政府第一任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A. Kelly) 2003年9月11日在参议院外委会关于中美关系的听证会上的证词,http://www. senate. gov/testimony/ 2003/KellyTestimony030911.【注尾】 2005年5月3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会上谈到中美关系时称，“美国人应当把两国关系看作是一对重要而复杂的（Complex）关系”。【注释】Presidents Remarks, The Rose Garden, Presidents Press Conference,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5/05/20050531.html.【注尾】“四个C”（Candid, Cooperative, Constructive, Complex）【注释】Candid, Cooperative, Construcitve是先提出来的，后来又提出Complex。尽管有美国学者如李侃如认为美国用Complex来替代前三个C。但在中美对话，包括双方领导人的会晤中，美国仍然认为中美之间应该保持Candid, Coeperative,Constructive 的关系，包括美国前国安会负责亚太问题的资深主任Michael Green在2005年4月上旬会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代表团时也明确作了上述表述。因此，我认为美国政府用四个C来描述两国关系，但并非每一次都同时用上述四个C。美国政府会在不同场合，根据不同听众，其选择用词略有差异。【注尾】成为九一一事件后华盛顿判断两国关系性质的主要认知框架。按照美国方面的解读，“合作”指中美两国在许多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如国际反恐、战乱地区战后秩序恢复和经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等领域具有相同和相似的利益，可以并已经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注释】参见布什政府第二任期国务卿赖斯2005年3月19日在日本上智大学的演讲,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注尾】“坦率和建设性”指中美之间决不回避分歧，但在矛盾和分歧的处理上，双方应当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对话、协商机制，保持建设性的沟通和政策协调。【注释】参见布什政府第一任期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James A. Kelly）2003年9月11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作关于中美关系的证词， http://www. senate. gov/testimony/ 2003/KellyTestimony030911.【注尾】“复杂性”说明中美关系在范畴上涉及全面而非单一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对国际事务影响力不断增强，双边互动的多边和全球性影响也日益扩大；在内涵上中美关系既有利益交融与合作的一面，又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呈现动态而非静止的特征，任何一种简单化的界定都不能准确把握两国关系的实质。【注释】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Christopher Hill）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注尾】
尽管新的认知框架对稳定乃至推进中美关系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但它们既没有清晰界定美国政府心目中“中国观/中国意象”（China Image），也没有明确这些“C”应该基于怎样一种性质的关系模式之上,因而在面对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时，难以清楚地回答中美关系发展究竟是合作还是冲突为主。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政府内部就对华政策如何平衡“接触”、“借重”、“威慑”抑或“遏制”等手段的分歧和辩论远未结束，而诸如“两手准备/两面下注”（hedge）和“防范性融合”(hedged integration)又成为近期美国朝野讨论对华政策手段的核心词汇，【注释】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1 (Winter 2005～2006), pp.145～167; David Lampton, “Paradigm Lost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pp.67～74. 事实上，“防范”/“两面下注”（hedge）已经正式写进了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06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官方用语。【注尾】也增加了外界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猜疑和理解的困难。中美关系发展到了一个需要美国政府更为清晰地阐述其“中国观”，进一步明确双边关系定位的新时期。“四个C”重双边关系的特征描述而轻双边关系性质的界定，不足以起到整合美国国内分歧，规划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路径的作用。
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纽约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中国往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比较系统了阐述了布什政府对华战略的新构想。【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 Pual Kelly, “US Seeks New Path to China,”Australian, December 10, 2005.【注尾】其中，佐利克提出“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标志美国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水平进入新阶段。
从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知角度看，佐利克的讲话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首先，把中国的角色定位为“利益相关者”，说明布什政府对中国在维护和构建当今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美国各种利益的过程中所承担的重要功能（有时甚至是关键角色）有了更加客观和明确的判断。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国是巨大的，不断成长的国家，其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佐利克语)，【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注尾】美国将在“强大中国范式（Strong China Paradigm）”的认知基础上谋划对华战略。【注释】达巍、孙茹：《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调整趋向》，《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10页；关于“强大中国范式”和“虚弱中国范式”的提法，参见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 pp.67～74.【注尾】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国务院官员所解释的那样，世界上只有主要大国才能根本性地支持或破坏当今国际体系的运行，才有资格被美国称为“国际体系的利益相关者”。【注释】美国务院政策规划司高级官员2005年12月初与在美国华盛顿访问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的谈话。【注尾】布什政府在此语境下强调中国新的角色定位，显示华盛顿不但承认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内一个重要成员，而且把中国和中美关系事关美国利益全局的重要性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与冷战后美国政府心目中的“中国观”及其对中美关系基本形态的界定相比，“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勾勒出布什政府心目中双边关系的新形态，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中美之间互动的内涵。“利益相关者”显然不同于“战略对手”，因为后者凸现双方在国际权力竞争中的对立与零和博弈关系，正如美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宣示的那样，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与繁荣的中国”，【注释】Secretary Condoleeza Rice, Remarks at Sophia University, Tokyo, Japan, March 19, 2005,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5/43655.htm.【注尾】“中国不是前苏联，没有帝国式的扩张战略”，“无论是冷战的类比还是19世纪的均势政治都不适用于认识和判断当下的中国”【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注尾】。相反，“利益相关者”彰显了中美之间的利益共性，尤其强调中美在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过程中的共同利害关系，比如应对危害国际体系运行的共同威胁及需要承担的共同义务。“利益相关者”与“伙伴关系”也有明显区别。“伙伴关系”更多地反映了国家之间合作的亲密程度，但并不说明这些合作领域的重要程度；而“利益相关者”强调的是中国的行为（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反面意义）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常运行会产生不可忽视，甚至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尽管在亲密程度上可能不如“伙伴”。【注释】达巍、孙茹：《布什政府对华战略调整趋向》，第11页。【注尾】
在“利益相关者”框架下的中美互动的内涵也比“战略对手”和“伙伴关系”更为丰富。一方面，布什政府认为中美关系将建立在以共同维护和构建国际体系运行这一重大利益基础之上，双方具有深厚的合作基础和强劲的合作动力；另一方面，中美固然是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受益者，但“利益相关者”并不会必然或自动成为合作伙伴，布什政府也充分意识到中美两国对国际体系的一些子体系的运行机制、行为规范、责、权、利的分配等的认识不尽相同，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矛盾甚至对立。【注释】佐利克在演讲中把中美关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归纳为加强还是削弱国际体系中的三个子体系的问题，即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国际安全体系，以及普世的价值体系，参见Pual Kelly, “US Seeks New Path to China ,”Australian, December 10, 2005；有美国学者甚至认为，由于台湾问题的存在，加剧了中美之间在国际体系的主导原则、国家行为规范、国际关系中的武力使用等方面的认知对立，详见Evan A. Feingerbaum, “Chinas Challenge to Pax Americana,”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1), Vol.24, No.3, pp.31～43.【注尾】因此，在合作为主轴的情形之下，双边互动关系的形态必然交织着对话、协调、竞争、施压、防范等内容，但该定位总体上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乐观和积极态度。【注释】Pual Kelly, “US Seeks New Path to China, ”Australian, December 10, 2005.【注尾】
第三，布什政府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不但反映了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不对称状态，也说明了华盛顿以此希望继续主导中美关系中的话语权。中美两国在互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对方国家形象本是认知过程的自然现象，但美国政府自冷战以来对中国角色的定位的多次反复，则明显地体现出美国方面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观认知上的不稳定和不成熟状态。而且与以往美国政府的中国观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仍然从如何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的战略利益出发，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来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要求中国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转型沿着美国要求的方向演变。美国这种居高临下，要求中国履行义务多余考虑中国享受权利的中国观，把中美关系发展责任归结为中国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与美国共享其利益和价值观，则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美国政府力图继续主导中美关系发展的不平等姿态。
近几年来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变化说明：（1）不管是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义来理解，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有着相同或类似的认识。（2）两国政府对双边关系的内涵的认识也存在相同和相似的部分，比如都认为两国关系形态不是简单的“敌人”或“盟友”而是更加全面的关系，同时都指出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特征。【注释】2005年9月13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格林（Michael Green）在向记者介绍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布什在纽约会晤情况时表示，“中国方面越来越多地把中美关系视为是合作、建设性和全面的关系。我认为两国领导人的谈话反应了这种特点。”参见http://www.whitehouese.gov/news/release/2005/09/print/20050913-15.html.【注尾】（3）由于中美关系长期处于不对称状态，美国基本处于力量主导的地位，而中国通常处于“守势”的被动地位，华盛顿力图在不断调整对华角色定位中继续主导中美关系的话语权。因此，美国方面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正确与否，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为关键。（4）两国政府和社会精英层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定位和性质，包括国家观仍然存在不小的认识差距，【注释】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国家安全政策副顾问的Aron L. Friedberg新近撰文探讨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模式中的诸多矛盾和不确定因素,认为任何一种分析模式都难以就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给出明确的答案，参见 Aron L. Friedberg “The Future of SinoUS Relations: Is Conflict 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 2 (Fall 2005), pp.39～45; 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和融入国际体系，以及中美双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美国对中国的正面认识将会加强，参见王帆：《中美之间的认识差异: 美国视角分析》，《外交评论》2005年第6期，第79页。【注尾】特别是对两国关系是否应当定位成“战略性伙伴关系”或“战略性合作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严重。【注释】中美双方关于“战略关系”的认识分歧，参见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Chapter 9.【注尾】表面上看，这种认识差异似乎集中在对“战略性关系”的定义各有不同，美国更侧重从军事安全角度理解战略性关系，并不认同中国方面所界定的战略关系就是“具有全局影响和长远意义的关系”。但在更深层次上，它反映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发展方向和中国力量上升对美国利益的利弊影响尚无法确定，甚至抱有深刻的怀疑和恐惧的心态。因此，美国不愿用“战略性合作关系”或“战略性伙伴关系”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的选择余地，不愿以此来规定两国未来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华盛顿把这种不确定性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政治制度转型尚为完成以及中国的战略意图尚不明朗，并把中国是否按照美国所预期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责任承担者”作为评判未来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标杆。【注释】“US Says China Must Address its Intentions: How its Powers will be Used is of Concern,”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2, 2005.【注尾】
二、利益互动模式的重组
九一一事件的爆发、全球和亚太地区安全威胁的多元化挑战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合作空间，也一度弱化了（更确切地说是转移了）布什政府对所谓“中国地缘战略挑战”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上升步伐的加快，应对和塑造中国的“和平崛起”再度回到美国外交议程的前沿。如何把握对方的利益关切、行为动机和能力变化，如何相互关照对方的核心和重大国家利益，如何拓展新的，尤其是事关双方重大利益的合作领域，有效管理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与摩擦，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
当前，中美之间利益互动模式面临新一轮重组。这既反映在两国利益的相互依存和竞争态势的同步深化，又体现了这种模式对双方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社会心理的冲击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加剧。其中，中国发展对美国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冲击力显著增强，加深了美国方面对中国力量发展认识的复杂心态。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表现为两个显著特征。
其一，传统的双边利益互动关系正经历新一轮调整，各个利益领域中矛盾、交融、合作的态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双重性”特征日益明显。
中美经贸纽带这一双边关系传统的“压舱石”功能正在演变，作用日趋复杂。在中国进入世贸组织（WTO）之前，中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地位。美国的经济行为和政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影响远远高于中国对美国的反作用，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把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但是这种单向影响的不对称局面近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一方面，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对全球经济巨大的溢出效应，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另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外部效应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注释】Stephen Roach, “The Echoes of Beijing,” ; “What if China Slows,”; “Chinas Rebalancing Imperatives,”; “China Needs Growth,” in The China Debate: Commentary and Analysis by Stephen S. Roach, Chief Economist (2005 Morgan Stanley), pp.26～51; David Zweig and Bi Jianba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5, (Sept/Oct 2005), pp.25～38.【注尾】双方在诸如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纺织品出口、知识产权保护、入世承诺、能源竞争等问题上的摩擦不断冲击两国关系的稳定性。
不仅如此，美国人日益感受到随着中国全面加入世界经济体系，美国自身的经济制度、社会体系（例如投资与储蓄的比例、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等）正越来越显著地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和压力，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不适应。部分美国有识之士呼吁：面对“强大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注释】Stephen Roach, “China Needs a New Anchor,”Fortune, May 16, 2005; 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pp.67～74.【注尾】但相当数量受负面影响的阶层、利益团体及代表他们利益的国会议员则要求对中国实施贸易制裁。【注释】Neil C. Hughes, “A Trade War with China?”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5), pp.94～106; Stephen Roach, “Blaming China,”Time, May 10, 2005.【注尾】总之，尽管从纯经济角度看，中美经济关系的本质仍然是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但原先两国经济规模上的巨大差异、经济结构上高度互补所释放出来的比较单纯的稳定和积极作用正在消失，经济问题的“政治化”趋势在美国明显上升。
中美在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领域的矛盾、对话和交融态势也出现新变化。一方面，中美在该领域的关系将继续保持一种不对称的状态，美国处于力量强势，美国继续试图以自己的模式影响和改造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中美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观念和利益交锋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从全局出发，中美在该领域的分歧绝非不可管理，双方必须在对话基础上处理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才能发现更多相通和融合的地方。
美国的外交传统和现实的外交利益要求其将推广西方式的民主价值视为对外战略不可替代的工具和目标。九一一事件后布什政府将民主推广战略提到美国核心安全利益的高度。【注释】参见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September 2002); 布什关于民主化与美国安全的最新阐述，参见其2005年底和2006年初关于反恐和伊拉克战争的演讲，http://www.whitehouse.gov/infocus/nationalsecurity; George W. Bush,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March 2006).【注尾】尽管布什政府把对外战略重点放在大中东地区，将“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现实敌人，但它在战略手段上将“民主化”和颠覆所谓“暴政的前哨”视为根本，通过军事、经济、外交手段，依靠盟国、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不同途径在中东、中亚实施“政权更替”和“颜色革命”。美国从未讳言对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造的意图。美国在与中国周边国家发展关系时，将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视为重要条件，甚至以赞扬台湾的“民主进程”和干预香港政治事务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施加影响。【注释】参见2005年11月16日布什总统在京都的演讲,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11/20051116-6.html;
Henry Hide, “Hong Kong, China and World,”Heritage Lectures, January 24, 2005.【注尾】此外，近年来美国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日益关注，认为中国政府利用民族主义来动员民众支持北京实施内政外交，但其所谓的“威权体制”又增添了中国政府长期控制民族主义发展的困难。【注释】Peter 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4); John Pomfret, “New Nationalism Drives Beijing: Hard Line Reflects Popular Mood,”Washington Post, April 4, 2001, p.A1; Suisheng Zhao, “Chinas Pragmatic Pragmatism,”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5～2006), pp.131～144. 【注尾】
中美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并非不可管理，也完全没有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对抗状态。尽管存在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反美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比，中国既没有颠覆美国核心价值观、消灭美国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无意在全球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这一观念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认识。【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September 21, 2005, http://www.state.gov/s/d/rem/53682.htm.【注尾】更为关键的是，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方面不断借鉴、吸收和创新，中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的共同点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和发展模式甚至可以从积极方面影响某些美国眼中的“邪恶国家”。【注释】王缉思：《美国霸权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05年第5期。【注尾】
中美两国在军事安全利益上相互防范与威慑进一步升级。【注释】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Washington Quarterly, 29:1 (Winter 2005～2006), pp.145～167.【注尾】中国无意也无法实施扩军备战（内部均势战略）和建立反美军事同盟（外部均势战略）抗衡美国的军事霸权，但在涉及台湾问题为核心的领土安全议题上，中国越来越明确地把如何防范和威慑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威胁视为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注释】关于中国军事力量发展和安全政策调整的具体阐述，可参见1998年至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http://www.chinamil.com.cn/sitel/gfbps/htm.【注尾】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虽然在反对台湾法理“台独”、维护台海稳定上同中国存在利益交集，也与北京展开了有限但颇有成效的合作，但是华盛顿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判断日趋严厉，正加紧在安全领域实施对中国的防范和遏止。美国国防部根据《2000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每年向国会提交《中国军力报告》，全面评估中国的军事战略政策、军事实力变化及对地区安全的影响。近两年来出台的报告显示，美国认为中国正全面提升海、陆、空、导弹、太空、信息和合成指挥系统方面的能力，对所谓中国军力迅速增长表示出日益强烈的担心。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直接宣称中国正致力于准备在台海地区打一场局部高强度战争的军事准备，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从长远看可能对该地区活动的其他现代部队构成切实有效的威胁，并指出中国正处于“战略抉择的十字路口”。【注释】参见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The Military Power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ffice of Secretary of Defense, USA, 2005).【注尾】 2006年2月6日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点明中国是美国“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美国必须采取必要的“防范政策加以平衡”。【注释】参见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A 2006), pp.29～31.【注尾】
针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在安全政策的目标上，美国对中国继续实施结合“劝阻”（dissuasion）和“威慑”(deterrence)的安全政策。在具体的军事安全部署方面，美国除了加紧美台军事合作，强化以美日为核心的双边军事同盟的功能外，布什政府正在把与印度建立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作为美国全球和亚太战略的重点之一，同时增强同新加坡、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军事合作为补充，以保持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警惕和平衡。【注释】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2005～2006), pp.150～153; Robert D. Blackwill, “The India Imperative: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D. Blackwill,”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2005), p13.【注尾】美国还向欧盟、以色列等国家施压，阻止它们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尽管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和安全上的防范在性质上仍然以“防御性为主”，而不是意在同中国的“全面对抗”，但显然，美国的“防御性”防范的步骤正在加紧。【注释】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Washington Quarterly, 29:1 (Winter 2005～2006), pp.145～167; 谭宏庆：《防范与遏制：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与中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编：《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4～280页。【注尾】
其二，中美利益互动模式重组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双边互动的区域乃至全球性影响扩大，美国对中国力量的发展是否以及如何挑战美国在全球、地区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和安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分外敏感，并采取防范措施加以应对。同时，在区域内相互依存和一体化趋势以及国际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双方在维护和规划地区以及国际秩序上的利益重合与矛盾又有新发展，成为中美之间利益互动的最新领域。
美国国内对中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积极拓展业务反应强烈。2005年上半年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事件不但一度在美国朝野掀起所谓“中国能源威胁”的浪潮，美国政府甚至亲自出面加以阻挠，被美国学者批评为“自行破坏了美国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注释】Bonnie Glaser, “SinoUS Relations: Drawing Lessons from 2005,”CSIS Freeman Report, January 2006.【注尾】美国国内，尤其是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国在拉美地区拓展影响日益警觉，认为对美国在南美传统的“门罗主义”政策形成潜在挑战。【注释】Peter Hakim, “Is Washington Losing Latin America?”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1(January/February 2006), pp.45～47; Albert Santoli, “Chinas Strategic Reach into Latin Americ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July 21, 2005, at www.uscc.gov/hearings/2005hearings/writtentestimonies/05_07_22wrts/santoli_albert_wrts.htm; Kerry Dumbaugh and Mark P. Sullivan, “Chinas Growing Interest in Latin Americ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 April 20, 2005, p.2, at http://www. milnet.com/archives/ChinaLatinAmerica7B6C19.pdf; Stephen Johnson, “Balancing Chinas Growing Influence in Latin America”, at www.heritage.org/research/latinamerica/bg188.dfm.【注尾】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更是将中国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构成的所谓“结构性挑战”置于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
2005年6月7日，美国参议院举行了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美国在亚洲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影响的听证会，这是美国近期就“中国崛起”话题展开辩论的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一次，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前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主流对中国崛起因素的认识。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各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使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和立场”，【注释】希尔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注尾】其中美国对中国发展对地区和美国利益的影响的矛盾心态日益明显。
一方面，美国政府指出“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上升是中国经济力量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渐变过程，与美国利益之间并非一场‘零和竞争’”，中美在亚太地区“有很强的利益互补性和合作空间”。【注释】参见希尔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注尾】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则批评中国实施所谓的“重商主义外交”，忽视甚至不顾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注释】例如，美国坚持认为，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伊朗、苏丹和缅甸的投资和经济交往，损害了美国的政治和安全利益，因为这些国家或在安全政策采取敌视美国的立场、或在政治体制上实施不符合美国价值标准的政策。参见希尔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注尾】美国希望中国在自身力量和影响上升的同时，能更多地同美国及其盟友一道推动所谓的“国际社会接受的行为准则”。【注释】同上。【注尾】借用美国学者的话，中国在发展战略中，“需要稳步增加资源，以履行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发展中地区和人道主义的责任与义务”。【注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蓝普顿2005年6月7日在中国南昌召开的“全球化与中国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注尾】同时，美国日益感受到中国在周边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影响力上升对美国原有的优势地位的压力，因而对中国在亚洲实施的“经济外交”同样抱着复杂矛盾的心态。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欢迎中国与周边地区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利益，但同时又指出中国正致力于提升经济之外的政治、外交势力，削弱了美国在地区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因此，在布什第二任期内，美国不但加强同中国在双方核心利益、战略关切、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对话”，减少战略误判，增进政策协调，而且还把扩大在政治和经济上参与亚洲发展进程作为政策重点，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影响。【注释】参见希尔以及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Catharin Dalpino 2005年6月7日在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foreign.senate.gov/hearings/2005/hrg050607p.html.【注尾】
与此同时，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变化为中美之间提供了政策协调的新机遇和新挑战。近年来，亚太地区在三个方面的变化趋势得到强化：一是次区域间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促进了地区内部联动；二是新兴大国力量迅速上升（尤以中国显著），加剧了地区内主要力量之间（超级大国与新兴大国以及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三是区域和次区域多边制度蓬勃发展，增进了地区内各领域的合作。其结果是，在影响地区形势和秩序的因素日趋多元的同时，新的地区秩序在逐步显现过程中不断与旧有的结构发生矛盾甚至碰撞。
亚太区域内的合作领域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与全球化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跨国和多边问题在本地区的延伸。它们既包括生态恶化、公共卫生（如传染性疾病）、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人道主义灾难、自然灾害等等“软威胁”，也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硬威胁”；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国际金融、贸易自由化和国际能源安全等涉及经济发展和经济秩序稳定的新挑战。全球性问题往往对整个国际体系甚至人类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与中美两国都具有重要的利害关联。两国正扩大和深化在这些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使之成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要动力。两国在2005年底就共同合作建立防控禽流感机制的问题取得进展；【注释】See United States an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int Initiative on Avian Influenza, November 19, 2005.【注尾】在能源领域，中美也从最初比较情绪化的猜忌和对立，逐步朝对话协商发展，双方也增加了对于国际能源供应多元化、清洁能源技术、核能合作、战略储备、国际能源线路安全等方面的共识。【注释】E. Anthony Wayne, “China Emergence as Economic Superpower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Business,”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Affairs, Remarks at Executives Club of Chicago,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Chicago, May 25, 2005.【注尾】在这些全球性问题上的有效合作还能加深各自对积极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维护国际体系稳定和发展的责任感，有助于抵御来自两国内部的“新孤立主义”和“搭便车”势力的干扰。
第二类合作领域往往带有明显地域特征，也是影响中美两国关系非常关键的地区。其中三个具体领域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围绕朝鲜核问题和半岛无核化的多边磋商以及如何建设未来东北亚安全秩序是中美新时期合作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最新挑战。经验表明：美朝之间相互保证（reassurance）、增信释疑(confidence building)是推动六方会谈取得成效的重要保障；在未来各方寻找落实“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的具体方案中，相互间的确信措施仍然必不可少；从更长远看，各方合作帮助朝鲜恢复经济发展，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促进与地区经济融合将为缓和半岛局势，改变朝鲜对安全形势认识提供必要的外部环境。中美两国虽然在具体措施上存在分歧，但对于半岛无核化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有相同或类似的目标，双方正开展深度的互动合作。其中，布什政府是否有政治决心和足够的耐心同平壤政权“和平共处”，是影响朝鲜政策与和谈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中美在亚太政治和经济多边合作机制发展过程中的互动增加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由于近年来美国亚洲政策一味以“反恐和安全”为主，造成了美国与地区内政治、经济合作进程的“脱节”，并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无端猜忌和批评。美国政府需要及时调整政策，重新制定全面参与东亚合作的战略。中美双方也需要加强沟通和政策协调，增进双方在地区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互利双赢。【注释】关于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调整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参见拙作《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9期，第14~20页。【注尾】
第三，以美国为主导，以美日等地区双边同盟为核心的地区安全结构，即，“辐辏结构”，在战略上加剧中美、中日之间的猜疑、在地域上覆盖不全、在功能上难以应对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总之在效果上失大于得，其不完整性和局限性日益显现，成为阻挠中美之间建立战略信任的重要障碍。【注释】关于美国主导的辐辏式地区安全结构的局限和不完整性，可参见Michael Mastanduno, “ Incomplete Hegemo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curity Order in Asia,” in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 Normative Featur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pp.153～160; 中国学术界对美日同盟发展的最新认识，可参见Wu Xinbo: “The End of Silver Lining: A Chinese View of USJapan Alliance,”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1(Winter 2005～2006), pp.119～130.【注尾】美国方面认为中国加速构建次地区的安全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明显具有制衡美国军事影响力的意图。【注释】Bates Gill, Matthew Oresman, “ Chinas New Journey To The West: Chinas Emergence in Central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A Report of the CSIS Freeman Chair in China Studies, August 2003; Raza Naqvi, “Shanghai Bloc Expands Reach,”The Washington Times, August 20, 2005; Fred Weir, “Russia, China looking to form ‘NATO of the East’?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Oct. 26, 2005.【注尾】中美之间应当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多边对话和协作机制，以地区内的共同安全关切（如能源合作）为突破，探索培育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推动地区大国间的合作与协调。
总之，中美之间新一轮的利益互动仍在形成过程中，两国在一系列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同时存在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的态势。两国在核心利益上存在着一定范围的长远的矛盾，甚至孕育冲突，但在现实的利益驱动和交往互动过程中并不必然表现为不可避免的对撞。【注释】杨洁勉：《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徐敦信主编：《新世纪初世界大势纵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259页。【注尾】在地区和国际安全、政治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和构建上，中美两国的互动日趋紧密和复杂，既有安全理念和政策手段的差异性，也具有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稳定和发展繁荣的共同战略目标，矛盾摩擦与协调合作的“双重性”特征非常明显。
三、机制化管理模式的深化
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发展是中美关系健康稳定的重要保障。机制化程度包含几个方面的指标，一是双方处理核心、重大以及各种具体功能性问题的协商合作机制的丰富程度；二是这类机制在处理双方矛盾分歧中的效能和效率；三是为了减少和避免具体领域的纠纷扩散、干扰两国关系的总体发展，两国政府，特别是两国领导层领导和总揽双边关系机制建设的能力和投入。因此双边关系中的这种“机制化”程度越高，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也相对越高。【注释】David M. Lampton, Same Bed, Different Dreams: 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358.【注尾】双边关系的机制化包括双边互动管理机制（包括危机管理机制），以及两国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
自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美之间已经搭建起层次丰富、跨越各种领域的磋商和合作机制，构成了管理和推动双边关系机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总体上，中美两国交流的领域和范畴正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扩展。从机制发挥的功能来看，既包括两国关系中日常的交流、对话、合作，也包括在双边关系发生紧急事态甚至危机情况下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机制。
在日常的互动交往过程中，两国在涉及经济贸易、反恐、执法、不扩散问题、人权、军事、能源等许多领域，或通过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合作、协商处理矛盾分歧，或建立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或在对方首都设立相应的办公机构来沟通信息，增进相互理解。尽管不同的对话磋商制度所发挥的功效不尽相同，有些机制更为成熟（如经济贸易领域），有些尚处于起步阶段（反恐和能源），加上两国对如何发挥这些磋商对话机制的判断和预期、互动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对这些磋商机制的评估也相差甚远（如美方对军事交流机制的批评），有的甚至出现反复（如人权领域）。但总体上，这些定期的磋商对话机制在双方沟通信息、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防止局部的功能性问题破坏整个双边关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日益成为两国处理双边重大的功能性领域的主要平台。
中美两国领导人和负责外交事务的主管官员之间日益频繁密切的沟通、对话成为两国近年来管理双边关系，维护两国关系结构稳定的重要渠道。自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里两国关系重新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国首脑的互访以及在各种多边场合的会晤趋于频繁和机制化。【注释】仅2005年中美首脑就在各种多边和双边场合进行了5次会晤。【注尾】中美首脑热线也于1998年4月正式开通，使得两国领导人、主管外交的官员能够保持密切沟通，及时处理双边和其他国际重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两国领导利用热线的频度大幅度上升，利用效率迅速提高，通话准备时间也从过去一至两天，缩短到目前的几个小时，说明两国政府在保持高层沟通的机制化程度上有了长足进步。【注释】James Kelly, “US East Asia Policy,” PacNet 9, March 7, 2005.【注尾】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晤、沟通的机制化不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而且也说明中美关系的总体运筹得到了两国最高层的直接领导和控制，中美关系被定位在两国各自总体外交的框架下，有助于减少局部问题对双边关系全局的干扰。
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另外一个重要标志和举措是在原有各种功能性问题磋商合作机制和首脑会晤的基础上，创立了两国高层之间定期的“战略对话”机制。【注释】战略对话每年举行两次，首届中美战略对话于2005年8月1日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次对话于2005年12月7~8日在华盛顿召开，http://www.fmprc.gov.cn/chn/wjb/zygy/t225479.htm。【注尾】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美关系的双边内容日趋丰富，多边成分日益增多的客观要求。“战略对话”机制的创立也体现了中美为稳定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拓展双边关系发展空间的政策需要。战略对话机制还标志着中美关系机制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机制性的高层战略性对话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趋势。各主要大国为发展和协调大国关系和相互政策，纷纷搭建战略对话平台。如今的高级别战略对话事实上已开始超越了传统的“军事同盟对话”的范畴。中美之间开启高级别的战略对话，围绕“崛起大国和现存唯一超级大国如何和平共处”这一中心话题，就双方核心利益和现实关切，展开增信释疑、求同化异的新型战略对话，是双边关系机制化的一个重要提升和补充。
中美关系中的危机管理是双边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不断面临各种危机的考验。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的危机呈现爆发频率高、领域广、“美攻中守”等基本特点，【注释】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23～33页；邱美荣：《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第2页。【注尾】中美之间的危机管理类型既包括相互之间发生的危机管理，即“双边危机管理”，也包括其他国际危机的管理，即“多边危机管理”。尽管还存在相当大的不对称，双方已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相应的决策体制、程序和行为规范。【注释】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3页。【注尾】
危机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不但有助于解决中美之间的一时的突出问题，而且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机制将发挥管理相关问题的长效功能。例如中美首脑热线，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的设立，都为日后预防和管理类似的问题提供了机制。其次，它有助于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在具体问题上的意图和核心国家利益，使中美在重大问题上推行谨慎的外交政策，减少因误判而导致矛盾升级成新的危机。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危机生成后对各自利益的冲击和危害都很大。因此，危机往往又反过来成为增进中美彼此认识对方的重要机会，推动双方确立更加理性和务实的政策。第三，由于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制度建设相对落后，通过处理双边和多边危机，中国能及时吸取国际危机管理的经验教训，建立并完善符合时代要求和国际规范的危机预防和管理机制，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第四，随着双方关系中应对“多边危机”的互动的增加，中美协作共同应对管理“多边危机”将成为推动中美关系的增长点。【注释】邱美荣：《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3期，第6页。【注尾】
中美两国在拓展双边互动管理机制的过程中仍将面临不确定性和许多困难。首先，双方固有的战略疑虑仍然时时干扰两国正常的交流和对话。例如中美军事交流无论在实质内容和机制构建上仍相对滞后，其背后有双方体制和观念方面的复杂原因，但实质上还是两国战略互信不足的表现。军事交流机制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增加了双方的战略疑虑和整体关系的不稳定。【注释】Kurt Campbell and Richard Weitz: “The Limits of USChina Military Cooperation: Lessons from 1995～1999,”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9, No.1(Winter 2005～2006), pp.169～186.【注尾】战略互信的缺失也是中美之间许多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使双方对危机的处理复杂化。【注释】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第43页。【注尾】其次，两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双方正常沟通的影响日益明显。例如，中国政府机构精简与对美工作日益增加的繁重任务之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美国发生关系的领域部门增多与协调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同样，美国处理中美关系时也面临着功能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机构之间如何协调政策的矛盾。冷战以后，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时经常出现负责功能性问题的部门意见强于负责地区性问题的机构的情况，增加了美国政府整合对华政策的难度。第三，中美两国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一方面，在如何正确解读对方的行为和信号方面，双方仍然存在重大的认识差异，容易成为未来危机处理中的冲突点。【注释】同上，第45～46页。【注尾】另一方面，两国共同处理危机过程中的运行程序和规则仍有待完善。中国在规范处理危机问题的法律法规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应对处置社会安全问题的立法考虑上也比较滞后。
中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机制中的交往互动是后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重要发展。美国把敦促、鼓励甚至通过施压使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视为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把中国这类新崛起国家纳入全球多边机制，使其对现有体系的规则承担义务，有助于进一步“塑造”中国的对外行为，从而扩大按现有主导规则行事的国家数量，保持体系的稳定。这是“接触”政策的追求目标，而且已经成为美国冷战后历届政府的共识。【注释】Robert B. 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 Johnston and Ross (ed.), En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209～211.【注尾】从中国方面看，以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加入现有的国际制度，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是有助于刺激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加速经济制度的转型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减少中国发展的成本；从政治安全意义上看，主要是增加中国外交渠道，扩大中国的影响，塑造“和平和负责任大国形象”，减少外部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压力。对中美而言，多边场合还担当着为中美两国关系在困难或危机等情形下提供“搭台交流”，遏止双边关系进一步倒退的重要功能。
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各种国际制度，中美两国对于在全球和地区的多边制度、拓展合作的领域、管理两国关系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和纠纷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两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机制等多层面的互动交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政治机制中，两国在国际武力使用、人权干预、环境保护、军控等领域中的分歧继续存在，在如何强化联合国机制的改革重点上有所差别，两国在围绕联合国改革方向上的斗争和摩擦将是长久的。【注释】对美国而言，改革联合国的目的有三个，一是确保美国在联合国各项事务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二是进一步利用联合国作为帮助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三是抵制所有违背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改革方案。参见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事务的执行助理国务卿Philo L.Dibble 2005年6月22日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上的证词，http://www.sate.gov/p/io/rls/rm.中国方面则将联合国视为最重要的多边主义舞台，是维护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多极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主要国际机制，是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和平与稳定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的制度性保障之一，见《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gjs/gjzzyhy/1115/t205944.htm.【注尾】与此同时，中美在坚持联合国改革的全方位和多领域、突出发展的首要性、建立和平建设委员会、反对“四国”（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增常方案、强化联合国项目管理、增加秘书处工作效率和责任制等问题上有类似或相通的原则和主张。中美两国已经在抵消“四国”方案对2005年联合国改革进程的干扰方面进行了切实有效的合作。今后，两国在增进联合国机构效率、推动“和平建设委员会”对国际维和的领导、增加联合国对全球发展进程的主导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政策协调与合作空间。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美两国在以世贸为代表的国际贸易制度中的交往互动，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美国把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敦促甚至迫使中国履约，并通过世贸裁决机制和自己的国内法律，应对中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另一方面，双方在推动世贸多哈回合谈判，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寻找共同利益的自觉性都在增加。
美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主要推动者，虽然也面临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但一直把在多边机制中推进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中国作为新近的WTO成员，也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受益者。中国希望在积极参与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更好地反映自身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需求，努力改良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性不合理规定。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尽管两国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在发展中国家自然人流动的开放，以及农产品贸易等问题上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分歧和认识差异，但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是希望不断加强与改善多边贸易体制，并为推动多哈贸易谈判取得进展而积极努力，为今后具体的谈判模式奠定基础。【注释】见《与新华社记者谈话要点》，http://wto.mofcom.gov.cn/aarticle/about/greeting/200404/20040400213.【注尾】 2005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上所取得的成果，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推进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上的努力。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的加强，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的扩大，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影响国际贸易条件和金融秩序的一个日益受人关注的问题。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日益意识到加强同中国在金融问题上的交流的重要性，定期邀请中国参与西方7国行长和财长会议，不但有助于双方协调政策，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稳步发展。
目前，中美两国正探讨和摸索中国在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能源制度中扮演更积极角色的问题，虽然两国对各自责、权、利的认识尚有分歧，但维护国际金融和能源体系的健康稳定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两国在地区安全机制中的对话协调正在展开（如六方会谈、东盟地区论坛）。尽管双方对于未来地区安全制度的模式存在明显差距，但积极探索建立地区安全制度以维护地区稳定，和平解决热点问题是两国共识。中美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日益频繁密切的互动反映了中美关系机制化的客观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