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在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政策总是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摇摆。如果把调结构放在前面，就要容许比较低的增长和增长波动，痛下决心调整结构。但在决策者那里，稳增长和调结构都很重要。尽管从理论上说，两者并不矛盾，但在实践层面，两者往往出现问题。结果，一些时候或者一些领域，政府出台各种政策来刺激增长；但在另一些时候，政府又倾向于出台结构调整的政策，两类政策经常出现矛盾。

到今天，人们对“供给侧改革”的概念基本上有了共识，那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结构的调整。但是，这个共识似乎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前段时间，有权威人士强调中国经济的“L”型增长。但是，这个底部有多低呢？底部是否能够稳定？如果底部一直往下掉，并且不能稳定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就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了。各方重新讨论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就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反应。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做了指导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纲领。三中全会的宗旨，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起更好的作用。在具体政策决定和实施过程中，有没有偏离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方向？ “供给侧改革”界定了五项主要内容，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实践层面，这些改革内容有没有实施下去呢？

这五项内容，基本上可以合并成两大项。其中“去产能”和“去库存”在本质上说是同一件事情，而“去杠杆、去成本、补短板”从本质上说也是同一件事情，即都是要进行体制改革。

一些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所出现的弊端显而易见。就前两项来说，实际政策有两方面，第一是要关掉一些企业，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来关闭产能过剩企业。第二是寻找产能输出的办法，主要表现为“一带一路”。前者是减少供给，后者是寻找新的需求。这两项很正确，但问题在于“城镇化”的概念怎么就消失了呢？城镇化是“去产能”的最有效方式。今天很多领域的产能，是过去大规模城镇化的产物。十八大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一直强调把城镇化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支点的。为什么现在就不再强调能够去掉大量产能的城镇化了呢？

问题在于城镇化的方式没有转型。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乐意盖大楼、造鬼城，但对其他方面的城镇化要不缺失知识，要不缺失动力。尽管一直在强调新型城镇化，但不知道什么叫新型。实际上，从一些城镇化非常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看，这并不难，就是要把城镇化置于经济从数量经济到质量经济的转型过程之中。

无论是质量经济还是新型城镇化，都需要新的基础设施。中国大都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是低质量的。例如很多城市一下大雨就成灾，因此需要大修（地下）水道。大部分城市没有完整的停车设施，整个城市变成停车场，因此，每一个街区、每一个小区都可以造停车场。中国也需要发展医疗养老产业，随着老龄化，需要建设更多的老人院。中国也需要体育设施。生育政策的变化也会提高对幼儿园的需求。这些例子说明城市化和城市建设都需要用大量的钢筋水泥，能够去掉大量的产能，并且也是城市升级所必需的。为什么不去做？“一带一路”不是去产能的唯一途径。内部消化产能实际上要比外部（“一带一路”）要容易安全得多。因为外部消化涉及国际政治，很多因素根本不在中国的掌控之下。中国仍然存在着消化产能的空间，问题是没有人去做。如果这些事情做起来，就会形成新一波的内部投资潮，既保证经济增长，又提升经济和城市的质量。

农村也有巨量的发展和投资空间。第一代农民工差不多已经过去，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开始成长。如果土地产权制度不变，中国很难消化农民工。这不仅因为城市本身的困难，也有来自二代农民工的抵制，因为他们不想放弃农民户口。他们大多出身、生长在城市，习惯于城市生活，要他们回头去过他们父母辈曾经过的农村生活已经不可能。但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实在太差，没有公共的卫生、取暖、供水、垃圾处理等设施。因此，农民自己来做，一家一户的卫生设施、取暖、供水等等，导致了农村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这需要政府来协调。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消耗产能，但这方面各级政府也没有什么作为。

应当进行的城镇化停顿下来了，但不应当发生的房地产泡沫又急冒上来。近来，地王频频现身。这实际上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举措差不多，因为政府还是把大量的货币供应，通过银行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炒地皮。明明房地产已经过剩了，国企仍然去炒地皮。这不仅恶化了这个行业，增加泡沫风险，更是恶化了实体企业运作环境，大大提高了实体企业的成本。很多企业，尤其是民企被纷纷挤出大城市，因为成本过高。

这里有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应当平衡地共同使用，不存在哪一种更有效的问题。搞新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钱，财政（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有困难，但为什么不把货币供应导向新型城镇化建设呢？如果把国企炒地皮的钱用来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或者新型农村建设，情况就会大不同。

供给侧改革的第二大方面即体制改革也有两个具体的方面，一方面是去制度成本（杠杆），另一方面是提供新的制度供给（补短板）。但这两方面的实际作为都出现很大的问题。就去制度成本来说，行政审批权算是重要一项。但权力不仅没有下放，反而搞得更加复杂了，因为各级官僚机构变相地增加制度成本。今天大多数企业家感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如果考虑到官僚机构不作为的因素，制度成本更高，因为企业批件放在政府官员那里，没有人没有处理。

更为糟糕的就是制度供给过度甚至是错误的制度供给。这尤其表现在金融方面，中国的金融经济已经完全演变成金融投机性操作。中国一方面已经成为外国资本的受害者，但现在自己的金融操作也开始加害自己的企业。在很多领域，中国的一些龙头企业已经无声无息地被外国资本收购。各种收购更像“买断”，因为被收购之后不仅没有发展，而是出局了。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到西方的收购有多么困难。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会受到西方政治的阻挠。中国政府在外国企业收购中国企业方面，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不用说是经济利益问题了，很多方面连国家安全观念都没有。

自我加害方面又怎样呢？今天层出不穷的金融公司在大量地收购着优质民营企业。金融企业本来是要促进实体企业的，但结果刚好相反。大量的资本从实体企业流向金融企业。这本身就制约了实体企业的发展，金融企业反过来收购民营企业更是毫无理性。国企应当帮助民营企业的发展，而不是摧毁民营企业。

互联网金融创新更是在漂亮的话语下隐藏着无穷的危机。早期出现的温州融资方式（例如吴英方式）都比现在P2P方式要有效，因为温州方式在熟人社会进行，互相有信任，但类似P2P的方式促成的欺骗方式可以行天下，没有人可以监管得了。金融和互联网领域这几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投机和欺骗气氛无疑已经弥漫整个国家，以至于人们开始把经济称为投机经济。

国有企业领域的制度供给更成问题。国有企业很重要，理论上把国有企业做强做大并没有错，但不能把国有企业过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例如整个东北已经饱受国有企业过多之害，没有民营企业的空间，国有和民营两者发展不平衡，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今天很多地方国企亏本，政府要用财政或者其他方式支撑其活着。地方政府扶持国企，无非是因为地方国企听话，对官员及其家庭（而不是对社会）有利可图。很多地方国企实际上是可以民营化的，因为民营企业也是政府的税基，政府可以从税收制度等入手来管理民营企业。现在地方政府只是简单地把鸡蛋放到自己的篮子里，而不管自己的篮子能否孵化出小鸡来。

国有资本现在在公共私营合作制的幌子下，大举侵入民营企业领域，但国有企业只会炒作房地产、金融。民营企业空间不仅没有增加，而且大减。这也就是这些年民营企业纷纷出走的大背景。如果继续下去，必演变成上世纪50年代那样的“公私合营”。今天名义上是市场经济，钱说了算，但国有金融企业的钱来自国家，有坚强的后盾，没有任何民营企业能够和国企竞争。

同样糟糕的事情发生在知识层面，中国的经济学和经济讨论已经误入歧途。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是最不抽象的领域，因为经济学关切的所有事物，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但现在的中国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经济玄学了，专于照搬照抄概念和理论。受这些概念和理论影响的经济政策，很难具有操作性，实际经济主体（地方政府、企业等）面对一大堆这样的政策无所适从。如此下去，中国可以逃避中等收入陷阱吗？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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