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苏当年关系恶化直至分裂的重要原因，科学地总结了四十年来中苏关系结盟--恶化--正常化的经验教训，对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发展中俄面向廿一世纪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颇有教益
中俄建交五十周年对中俄两国人民都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在五十年中，中苏关系历史占了四十年。中苏关系这四十年，经历了结盟、关系恶化和最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阶段，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无论对于今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发展当前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着重论述以下四个问题。
一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同苏联结盟，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线一边。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中苏结盟前十年，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相互支援和合作。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大型工业项目，帮助我们建设起一个工业基础。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仅得到了苏联的援助。中国也从各方面大力支持了苏联。在此期间，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的友谊得到了很大发展。为什么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并最后走向分裂呢?
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也时有表现。例如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期间，在一些协定谈判中，关于中长铁路，苏方坚持中苏双方轮流任铁路局长，不同意我方提出的由中方任铁路局长的建议；苏方提出，苏联专家在中国犯错误由苏方审理和处理；在苏方要求下，兴办起几个以苏联为主的中苏合营企业；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中国东北、新疆地区和在这些地区居留；等等。这些都是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表现。赫鲁晓夫上台后，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第一，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来函要求在中国海岸共同建设长波电台，由于苏方坚持苏方出资一定要占多数，坚持不同意电台主权归中国，结果没有达成协议。赫鲁晓夫极为不满，后来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各国共产党会议上，竟然指责中国共产党说：连一个电台都达不成协议，还算是共产党啊!在他心目中，只要是共产党，就应该牺牲民族国家利益，服从于苏联需要。第二，1958年7月，在我方提出希望在原子潜艇建设方面取得苏方援助之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受苏共中央委托，向毛主席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同舰队。说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发挥舰队的作用，而中国的海岸线长，条件很好。毛主席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提出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中国。赫鲁晓夫于7月底来华，同毛主席会谈，当面否认，说从来没有过共同舰队想法的影子，只是共同研究舰队发展方向问题。这是尤金传达错了，造成了误会。后来毛主席在同外宾谈话中，不止一次提到，同苏联闹翻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三，在对美国的政策上，也是只考虑苏联一方的利益，而置中国利益于不顾。例如，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归来途经中国，举行中苏会谈时，要求中国党在台湾问题上，同苏联制定共同路线对台湾不使用武力，为我拒绝。第四，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各党会议上，中苏发生争论，苏联不仅在会上组织围攻，而且在会后从中国撤退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设备，对中国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迫使中国听从其指挥。第五，1963年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告党员公开信，全面对我攻击，而且同美、英签订部分核禁试条约，妄图伙同美国垄断核武器，束缚中国手脚。第六，1964年2月，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反华报告，说要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随后赫鲁晓夫根本不同中国党商量，宣布召开由26国党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筹备所谓国际会议，实际上作为对中国党采取集体措施的组织手段。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来了，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时期定下来的召开起草委员会的主张，而且终于在1965年单方面地召开只有十九个党参加的会议，从而使中苏两党关系完全破裂。第七，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大国主义的突出表现，是苏联依仗其强大军事力量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当时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拥有的导弹数占苏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构成了对中国的严重军事威胁。
以上七点不过是苏联领导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在中苏关系上推行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荦荦大端。由此可见，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1][1]
自然，说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的那一套，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一点责任，也正如邓小平同志说过的：“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 [2][2]因此，总结中苏两党关系由恶化到终于破裂的历史教训，就要根除在国与国之间、党与党之间交往中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根除以我为主、发号施令的那一套。党与党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即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来建立和发展这种新型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关系。这些可以说是中国同苏联在长期结盟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如何处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争论问题
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中苏之间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现在回过头来看，在中苏争论中，我方轻易地把两党分歧和争论提高到意识形态原则高度，是不适当的。中苏两国、两党由于处境不同，在内外政策上出现一些分歧是正常的，是不足为奇的。当时出现的许多分歧，如果全面考虑当时的历史条件，考虑几十年来的实践，实际上很难说是意识形态的原则分歧。为了团结反帝，完全可以用同公开论战不同的方式，即通过相互协商来处理。国内政策，中苏各有国情，外人不宜干预；而对外政策上有分歧，则完全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当时由于美国是中苏的共同敌人，这样做，也是可能的。但是，当时由于对出现的分歧缺乏实事求是的研究，一下子就把中苏两党分歧提高到意识形态的原则高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分歧的高度，这样就难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分歧了。
60年代初，我党首先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对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到1959年访美途经中国进行中苏两党会谈的论点，以及回国后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报告中有关争取和平、避免战争、主张和平过渡等论点，开始在内部进行批判。当然赫鲁晓夫的某些论点有缺点，有片面性，但把这些论点都上升到“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的高度，就过分了。根据这种判断，我们率先发动了意识形态原则争论，四月借纪念列宁诞辰之机，发表批判修正主义的三篇文章，靶子是南斯拉夫，实际指向苏共；甚至在国际群众团体，如六月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理事会上，也大批修正主义。后来在发表公开批判修正主义的八篇文章时，不顾苏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继续坚持公开论战。实际上我们当时对苏联的修正主义后来又称之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以及战后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新变化，并没有深入研究，很多问题是若明若暗，只停留在对马列主义理论概念原则的理解上。在这种情况下，抓住苏联领导人在某些国际问题和国际共运问题上判断的片面性缺点，把这些同马列主义著作中的词句相对照，无限上纲，称之为现代修正主义；后来又把对方要求停止论战看成是“示弱”、“求饶”，甚至在同苏联领导人对话中提出，要停止公开论战，苏共就得放弃其“20大”、 "22大”的路线，显然这种要求是过高了。之所以这样，就因当时误以为苏联内部反修正主义斗争正表面化，赫鲁晓夫的地位已朝不保夕。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主观臆断，把苏联内部传来的苏联有人同情中国党主张的信息当成是普遍现象，因而力主论战到底，一定要见个胜负。这就成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斗争，成为树立一个、打倒一个的斗争，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对立面。但是，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因此，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
历史已表明，这种意识形态原则的尖锐争论，或者说“大论战”，其后果对中苏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在我国是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对苏联说来，争论的后果是推动了思想理论和政治、经济体制的日趋僵化，什么改革也难以进行，而这又成为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论战实际上成为推动苏联最后发生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三在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战后时期，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逐步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邓小平论及中苏争论时，曾提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同志这里讲的所谓“空话”，就是双方都讲马列词句，却没有结合战后时期一个新时代已逐渐出现这个变化了的实际。
苏联领导人，如赫鲁晓夫，他一方面带有很大片面性地批判斯大林，另一方面，却又因袭继承了斯大林模式的许多教条主义的东西。他对内不顾苏联经济还相对落后的实际，继续搞超越历史阶段的共产主义建设，幻想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上，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对外不顾战后世界的新变化，继续坚持战前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大搞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竞赛，力图赶上并超过最大的资本主义对手，以图借此推进所谓的世界革命。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则继续推行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因此，赫鲁晓夫内外政策的出发点，仍然是“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观点，尽管他们在同中国党争论中攻击中国党是“教条主义”，似乎是他们考虑到“世界新变化”了，但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新变化”不过是对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过分夸张，再加上一点对资本主义最大国家美国领导人的某些幻想，并不是真正对战后世界新变化有了什么认真深入的研究。因此，赫鲁晓夫虽有右的东西，但称之为“修正主义”并不合适。因为，从根本上说，赫鲁晓夫的主要表现，并非是右的，更多显示出来的倒是“左”的教条主义。
从中国党的方面看，在争论中也说了不少“空话”，即只大讲马列主义词句，而没有能结合苏联的实际和战后世界变化了的实际。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正在复辟资本主义，并不符合苏联当时的实际；同苏联争论中的有些问题，如战后的时代问题，我们仍然称之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定义，已不能反映战后时代的新变化。不过，苏联方面虽然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大争特争，但在苏共“22大”党纲中所列时代定义的观点，实际上又是与中国党的论点基本相同的。因此，中苏两党的争论，除去中国反对苏联有大国主义、反对“老子党”的争论有实质意义外，其他许多争论，常常只是“左”与“更左”之争。例如，苏联批评中国“大跃进”口号是“左”，但苏联自己“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也是“左”的，只不过中国经济条件更落后，显得更“左”而已。因而这种争论只能成为“空话”。中苏两家在这点上是共同的，即拘守过时的教条主义观点，没有深入研究战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因此，尽管在宣传中双方都可大讲自己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上却只是教条主义的“空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评语是确切而深刻的。邓小平同志正是总结了中苏争论讲“空话”的历史教训，深刻分析了战后历史条件的新变化，才得以打破教条主义，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在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创造了光辉的范例。
四彻底破除斯大林遗留下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问题
所谓斯大林时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是从共产国际时期延续下来的。在共产国际存在时，由共产国际来指挥所属的各国党，实际上也就是由苏共来指挥各国党。共产国际解散后，仍然维持着这个传统，各国党把苏共视为“中心”，视为“领导党”。斯大林之后，这种不言自明的责任，就由苏共通过召开各国党的国际会议来实现。这种模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一定要有一个头，有一个中心，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力量来指挥，通过某种形式来规定各国党的共同任务。而苏共以外的各国党，则要自觉服从这个需要，听从指挥，这叫做“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现在回顾战后几十年来的实践，可以说，正是这种共产主义运动模式，注定要引起分裂。因为这种模式，是把它的活动建立在一个强大的大国党指挥其他一些较小、较弱的当政或未当政党的无条件服从之上；而在战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任务多种多样，各国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独立自主意识也大为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过去那种硬性统一、行政命令的运动模式，就不能不引起党与党之间的分歧、摩擦，以至最后破裂。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直到最后完全破裂，就是一个突出例证。
总结过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绝不能凭借大国大党地位，称王称霸，对别国搞什么意识形态争论，去干涉别国内政。80年代末，苏联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之际，由于我们有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作法，处理好了中苏关系，以后又比较顺利地过渡到中俄关系，没有发生什么大的波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遵循了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指示。邓小平同志当时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3][3]邓小平同志又指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4][4]这些指示，不仅是我们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在苏联解体后顺利过渡到中俄两国建立关系和发展关系的思想和政策的指针，而且更有意义的，是指出了破除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模式的根本方向。这里最重要的有三点：一是决不当头。实际上也就是决不搞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不称霸，不以某种意识形态正统自居，去发起争论，去批评别的国家，发号施令。同时，也不接受别的国家的请求去当头。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而且这是根本国策。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的国际共运模式。二是别的国家不管发生什么变化，都是这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不应该从旁边去议论，去说三道四，更不应该去搞意识形态争论。这就根除了用传统共运模式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三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只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各方面的关系，这也是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原则。
正是凭借这个“根本国策”，我们不仅处理好了苏联发生变化之际的中苏关系，也使中苏关系顺利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在几年之内，使中俄关系得以迅速发展，直到今天，建立起中俄两大国之间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也是在当前形势下，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一个重要的实际的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