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
“国家战略能力”是政府基于特定物质基础之上的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资本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我们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
新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推进这种经济运行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往往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因而显得无比的脆弱。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却无法创造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无限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浅显道理，现在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
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叫喊。苏联倒下时，就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忽悠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19世纪末中国大清解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又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国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
人们提出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人们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所以说，要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
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中国大清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大宋之于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
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即使在解体的前夕，苏联军事上却仍可与美国叫板。但结果是苏联已成往事，而美国仍在横行。
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正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
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大转弯，摇身一变却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挨了打。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
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弱的关键不仅是硬件的比较，更是软件的比较。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固化的软件技术而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国家战略能力。历史上凡是被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整垮。这时他们才不管你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
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武器的批判”，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批判的武器”，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
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构成的呢？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
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敏锐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
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和升华了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领袖及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是由于他拥有一批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
反观中国清王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大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大清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50、60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国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国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京，俄国便迅速复兴。现在美国自从小布什政府逆向淘汰了鲍威尔等战略家时起，它就开始面临其难以避免的衰局。还是毛泽东同志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从而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下落。
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中崇拜东条英机等战犯，而坚持参拜战犯的右翼力量在日本内阁中增长；这既表明了日本战略管理的能力严重下降，同时也表明东亚和平将面临严重危机。日本人不明白，对日本发展而言，东条英机是最大的罪人，这个人不懂得战略艺术的本质在于节制。无限制的目标和无限制的国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来所有的“成果”给毁坏了。日本人崇拜他，说明日本人的短见和没有战略意识。与此同期的美国目前已失去了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能力。小布什政府是由一批见红布就冲的政治人物组成，有战无略，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这表明美国的战略管理出现了问题。小布什第二任内阁逆向淘汰鲍威尔等战略家，说明美国战略思维的严重退化；而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热闹得犹如中国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文化衰落。
小布什政府对于老英国几百年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老布什熟悉。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那时候的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及其同僚就是这样一批爱放空炮的人。有人说他是新现实主义者，其实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尼克松是现实主义者，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部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小布什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日本又是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
天道无情，人世沧桑。进入21世纪并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担当传承世界文明责任并必将再次恢复其世界影响力的国家。因此，批判性地总结近现代大国博弈及其世界治理的经验，学习世界地缘政治理论，从全球视野理解和拓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并由此形成能够体现中国国家利益的关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对未来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且必需的思想预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