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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泛东亚整合中的角色

2008-11-03 19:58 战略·谋略 ⁄ 共 264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薛力

薛力(北京)

推进区域整合的前提条件是: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区域内不会爆发全面战争,合作互利是区域内成员的共同追求,因而对合作持一种善意的、利在长久的观点。

东亚整合的主要障碍,通常提到的有:地域广阔、地理不相连、文化多元、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区域内部联系不够紧密、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力量、政体不一、外来力量阻碍等,个人认为,还要加上重要的一条:民族主义的影响。东亚国家较迟进入民族国家体系,大部分处于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欧美不同,民族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还属于被鼓励的因素。

因此,如何走出以民族主义刺激民族主义的循环是泛东亚区域整合的重要一环。

复杂的地区环境提示,每一个东亚国家与地区都有必要不断反思自己在亚洲整合中的地位与作用,区域内大国更是如此。东盟(亚细安)目前坐在东亚区域整合的驾驶席上,但从长远来看,将变成:在某些方面依然坐在驾驶席上,作为一个整体则处于副驾驶的位置。

中国现在的基本情况是:对内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自我身份的再定位还没有完成。因此,无论世界大国还是周边国家,都对中国抱有顾虑。在一定时期内这属于正常现象,但不宜让它长久持续下去。

“薄来厚往”仍有重大价值

那么,在泛东亚区域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呢?“仁厚兄长”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主要原因如下。前三点侧重论述中国为什么是区域的“兄长”,后四点着重论述中国为什么必须是“仁厚”的。

一、历史与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道阴阳,而儒教的“五常”(仁义礼智信)、道教的“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以及阴阳家的“天人感应、阴阳互补”等核心价值观并没过时。“三纲”、“朝贡体系”只是这些核心思想在一定时代的发挥与部分应用,随着时代更替这些应用已不合时宜。朝贡体系已是明日黄花,这毫无疑义,但中国传统文化在东亚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是别的文化难以替代的。

在新的时代,儒道阴阳的价值观将表现为新的应用形式,基于“和而不同”价值观的和谐世界主张就是其一。关键在于中国应当进一步形成一套自己信仰并躬行、又能被周边国家认可的信仰体系、国家制度与政策主张。“以礼服人”、“怀柔远人”、“讲信修睦”、“薄来厚往”等在处理对外关系尤其是与邻国的关系上,仍具有重大价值,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显然是一个有能力、有度量、不自私、乐于助人的仁厚兄长。

二、在泛东亚整合中,中国不想当兄长都不行,地理位置、领土面积、人口数量等为中国在亚洲的兄长地位提供了某些客观条件。中国如虚弱小弟的时代,谈不上亚洲的整合;中国不参与的东亚整合也是无力的整合;只有当中国强大并且引领周边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区域国家集团后,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成为世界上的关键一极。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视野,但确实部分反映了国际政治现实。

三、稳定的政治环境、快速增长的经济为中国充当区域整合的兄长提供了政治经济基础。国家没有适当的经济实力,就像人没有吃饱饭,头昏眼花是没法做事的,更别提帮助别人。2007年中国的GDP已经名列世界第二,2008年人均GDP很可能达到3000美元。而且,根据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可能还会持续20年左右。这就使得中国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成为亚洲的兄长。大概没多少人否认中国在经济与市场方面的优势,但在政治观念、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仁厚要把问题看成“我们的”

四、中国与日本总体上都属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大国”。在东亚,日本处在从“经济大国政治弱国”向“政治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则处于从“政治大国经济弱国”向“政治经济大国”转变的过程中。两强并立在历史上是首次,这也决定了两国难以独占领导地位。

众所周知,泛东亚整合进程进展不够快,与中日不能通力合作有重大关系,只有中日携手合作,泛东亚区域整合才能有效实现。职是之故,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批评日本的不足与狭隘,另一方面,更要以博大的心胸包容日本的缺点,给予日本“区域整合共同领导者”的地位,尽量克服现实主义的“零和游戏”观,以长远的眼光、必要的妥协来实现中日合作的深化。

东海问题是个试金石,2008年6月双方就此达成的原则共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应该继续努力使之成为亚洲版的“煤钢联营”。领土与领海争端其实是利益之争,如果对潜在利益的分享达成共识,领土与领海的争端也就因为不具有实质意义而弱化了。在这里,仁厚就意味着:把难以处理的“我的”与“你的”问题,转化为“我们的”这个比较好处理的问题;在一些有利于区域合作的问题上(如亚洲外汇储备基金下一步的扩大)上,减少“拖到以后再做对我比较有利”的成分。

五、对于与东盟国家的关系,中国更应该体现仁厚兄长的风范,展示自己的诚意、倡导与建立区域合作的规范。尤其要从长计议,不宜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也不宜奉行“对等收益”原则,只要有利于对方的稳定与发展,暂时吃亏的事情也应该做。亚洲金融危机时维持人民币不贬值、实行“早期收获”方案等就是很好的例子,但还缺乏系统性。中国在与比自己弱小的邻国的交往时,如何让对方“信而不惧”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薄来厚往”的传统具有特殊的价值。对大国来说,这也是一种普遍义务。

自我定位并被周边国家认可

六、亚洲整合必须从相对较小的区域开始,“10+3”成员国先行整合是个可行的选项,但应该尽早扩展到蒙古、朝鲜、台湾、东帝汶、香港、澳门等国家与地区。处理与这些国家与地区的关系时,对于不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同样应该采取一种仁者风范,消除其戒心与畏惧感,以足够的诚心与让步来获得它们的信任与支持,让他们在泛东亚整合中获得一席之地,发挥其积极性。

在区域整合中,能否实行“普惠制原则”,事关整合的成效,也考验大国的制度建设能力与道德感召力。

七、对于区域外的国家尤其是大国,中国应该是能为区域内国家争取利益的兄长,这常常是区域领导者的责任。但同时,中国也应该展示出自己的仁者风度,用道德、智识、理性等来化解矛盾,并让对方信服。这是世界大国的基本功之一。美国的许多外交政策是错误的,但许多小国舍近求远谋求美国的友谊与保护则显示美国形象中具有可信赖的一面。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优点,现在应该予以恢复。

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在快速融入世界,但同时,中国的自我身份构建又没有完成。身处亚洲的中国如何在本地区准确自我定位并被周边国家认可,是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而“仁厚兄长”或许是个可行的选项。

作者任职于中国社科院

现为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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