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当踏破双芒屐，却向昆仑望故乡。
---【近代】王国维
五十一
其实种族问题，在世界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敏感问题。最近在美国的南部各州，就发生了中学里非洲裔学生和拉丁裔学生的大规模打斗事件。这两个种族的冲突，主要原因是两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亚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资和非专业的职位上竞争，而这种工作反而机会少导致竞争激烈。再加上作为少数族裔的拉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数族裔优先计划，在本来黑人垄断的福利大饼中，虎口夺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忧虑。
另外一个种族冲突就是发生在黑人社区，曾经有犹太人去开商店，赚了黑人的钱后，就到富人区买房买地，完全对发展黑人社区没有贡献。而当犹太人撤出后，韩国移民又故计重施，从而引发了在洛杉矶的黑人针对韩国人的冲突事件。
其实中国的各种族间要和谐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区的云南，广西和贵州等地，很少听到这类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肃发生的藏回之间的不合，也不是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身出现，在于中国开放改革后，从严格限制的计划经济转为自由发挥的市场经济，对藏族这个传统从事农牧业，社会讲求等级次序的民族，会产生某种失落感。而对遗传基因里充满了商业细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简直就是如鱼得水。所以很快就会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现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业活动像犹太人和韩国人那样，走进了藏区，就使这种情绪上冲突逐渐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处理不好，就会有知识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过对藏民中知识文化水平低的农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编造的谣言，然后就会爆发大规模的冲突事件。
解决这个问题在于中国政府必须明白，靠市场经济的力量和自由竞争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所有的56个民族。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缺乏足够的训练和教育，在职业竞争市场上本来就没有一个公平的起点，而且很多少数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说定时的工作时间，按照工作成绩而定的奖金制度，从事服务业工作，顾客至上的商业道德等等，都不太习惯。比如说藏族通常是单纯和友善，但当一个顾客要求这样那样时，有的藏民就觉得自尊受到了影响。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国东部理所当然的企业制度，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似乎在把“落后”的藏族逼进现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们可以反感西方人那种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权，自由和民主来教训我们的时候，对他们竖中指，我们就应该将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角度上，认真的听取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合作解决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可不可以在藏区新开设的服务业，不是采取汉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独资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为这些多民族企业提供贷款上的优惠，并以雇佣当地藏民为主。如果当地缺乏足够的合适人选，就应该成立有针对性的职业训练计划，为藏民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就业计划，使他们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益处，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较接近，就不会有在经济地位相对降低的感觉。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业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本来，马来西亚的华裔，人数虽少，但却掌握了马来西亚大部分的经济命脉，和马来族裔的关系一向紧张，通常在社会不安定时，成为马来裔贫苦的平民暴乱的主要攻击对象。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实行了华裔向马来裔让利的计划，即将华裔企业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股份出来，分给马来裔人。当初，华裔对这个政策很反感，认为自己辛勤工作，却不得不免费去养一些好吃懒做的马来裔。但是后来，他们很快发现能够拿到那些让利的马来人，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是马来裔社区里宗教和民意的领袖人物。这些人在清真寺里的几句话，或者在当地报纸上的几行字，就可以引发马来平民的大规模骚动。而当这些人成了华裔商业的生意伙伴后，不光是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动骚乱，而且还经常出来平息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开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齐心合力，进而推动了整个社区的发展。
对走进藏区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汉族，应该明白如果他们能在自己赚钱的同时，也让当地的藏族分利，其实对生意的长期发展更有利。而享受这些分利，和参与合作的藏族，必须是支持国家政策，拥护民族团结并在社区的民众中有影响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当然要享受经济发展的好处，而鼓吹分裂，民族冲突和扰乱社会次序的人士，就必须在各方面受到打击，这个政策决不能因为国外一些敌对势力的大声喧哗而有所改变。这也是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软，对西方国家的杂音太过关注，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国内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解决不好青海和甘肃的藏回冲突，其后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独势力可以将藏族经济生活提高慢于回族的情况，归罪于中国政府，并攻击中国当前的民族自治制度，认为如果藏人真正当家做主，比如说独立的话，就会真正的保护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动民众情绪时，往往用不可调和的宗教情结来代替容易妥协的具体的经济诉求，使情况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区普遍流行的，其实是某些宗教人士编造的谣言，指回族在餐馆的面条汤里面，放进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骨灰，这样喝了汤的藏族就会很容易被从佛教皈依成伊斯兰教。其实局外人听起来，认为很荒唐，但是对青海和甘肃的藏族，曾有过当年军阀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变信仰的历史，又有当年伊斯兰势力在印度和中亚横扫佛教势力的痛苦记忆。这样就把回藏之间的问题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问题，而不是经济的政策这些容易解决的问题。
随着中东在油价高涨而造成钱包鼓胀，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对中国的投资会越来越多。而与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缘上都有紧密联系的回族，靠娴熟的阿拉伯语，将会成为他们的经济伙伴和雇员。当年被解放军打败的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并最后入籍，而老死在客乡（当然也可以说宗教上真正的家乡）。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独势力背后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冲突升级，他们的阿拉伯人里的支持者就会相应号召针对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场圣战。而藏族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毁巴米扬大佛的行为，又是非常气愤，看到美军打击塔利班感到很过瘾。这些问题落到了国际颠覆专家的手里，又是一个火烧连环船，搞乱中国的一个契机。
五十三
西藏和其他藏区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人口增长带来的。在过去的农奴制下，大部分的藏民必须承担领主和高级僧侣的奢侈生活，导致自身的消费物资非常缺乏，再加上工作条件恶劣，医疗卫生落后，导致藏族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高，藏族平均寿命大约35岁。而在共产党执政后，在国内的领主被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许多僧侣还了俗，达赖喇嘛和他的一批领主和活佛们，逃到了印度，吃上了美国政府的供养，都使藏族农牧民的经济负担大幅度减少。加上中国政府在公众卫生上的努力，而藏族又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结果是导致了藏族人口增长了180%，从1950年代初的200余万人增长到今天的550万人，其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2岁。可别小看这个72岁，因为世界最富裕和发达的美国人均寿命也是72岁。
但是，人口的增长同时也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脆弱的天然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以青海为例，本来藏族牧民依赖天然的草场，可以靠自己放养的牛羊群，而有很好的生活。但随着人口的增加，放牧的人增多，草场在过度的放牧中开始沙化，这就要求限制牧民的放牧活动，必须把多余的人口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对牧民的职业训练和心理辅导尤其重要。把他们从传统的生活中转型，对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使其中的一些人出现像美国的黑人社区和印第安人社区的状况，使很多人即使住在政府提供的免费房屋内，但由于工作和前途没有着落，就会成为不满的根源。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藏族人口平均年龄很低，大约在20岁（维吾尔族也是这个情况）。通常这种年龄结构的社会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动乱。中国平均年龄20岁时，大约在70年代，我们大致都知道那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即使在文革结束后，也存在着大规模的年轻人打群架的社会现象。而美国平均年龄20岁时，正是风起云涌的1960年代，以反越战，吸毒和嬉皮文化为特征的年轻人向整个美国次序掀起了挑战。如何将年轻人的骚动情绪通过一些正当的渠道，如流行文化中的反叛行为，或者投身于体育运动中等等，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如果中国政府不对这些问题有防范的做法，这两个因素就会很容易被海外藏独势力利用，来配合由部分格鲁教派寺庙的喇嘛的分裂主义行为。如果看一下历次西藏和藏区的骚乱，主要的闹事者都是以黄教格鲁派尤其是拉萨三大寺庙里的部分喇嘛为主。而班禅喇嘛治下的后藏地区，则不会参与这些分裂活动。藏传佛教的其他教派，如噶举派，宁玛派和萨迦派比较关注于自身的宗教实践，对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持支持态度，也不关心世俗政治的权利分配。
中国政府在处理这些闹事的寺庙时，由于过分在意西方国家的舆论和西方政府的态度，在政策上过于软弱。主要表现在没有杜绝达赖喇嘛的海外宗教势力，通过派出人员的方式，来控制这些寺庙。另外就是通过来自其他藏区的喇嘛学徒到这些大寺庙学习的机会，向其他藏区的寺庙渗透，这也是为什么在其他藏区的寺庙里有配合拉萨的响应活动。
五十四
其实这是藏族社区在历史上很传统的方法，通过宗教上的师徒传承关系而达到政治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控制如果过于放松，等于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允许了一个地下的影子政府，而这个政府就通过美国控制的藏独势力，闻鸡起舞，通过散布精心编制的谣言，来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冲击当地的社会次序。
中国政府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即认为西方的舆论和公众之所以轻信达赖藏独势力的谎言，是因为他们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情况并不理解，如果中国政府耐心的想他们介绍事实，他们就会用比较客观的态度来看待西藏问题。
而残酷的现实是，现在的海外藏独运动反而是完全由西方政府在背后运作，而作为海外藏独的精神领袖的达赖喇嘛反而只是一个傀儡，并无对这些势力控制的真正能力。在美国的藏独操作是由两个组织进行的，一个是国际支持西藏独立组织，得到美国民主党的左派势力如国会议长佩洛西等人的支持，而加入了很多好莱坞的过气明星来增加声势。另一个就是自由亚洲电台（具体又其藏语和汉语部门）。这个电台号称民间组织，但其实是由美国共和党内的右派控制。这次其本上所有西方其他媒体关于西藏的报道，都是通过这个电台提供的假消息。
这两个组织的资金来源都是美国国会下的民主基金会，而具体操作都是由中情局的退休专家发挥余热。笔者的分析是，之所以在3月14号发动动乱，主要原因是利用这一事件影响台湾的大选。即使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美国在今后的操作中肯定会加大砝码，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最终达到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比如苏丹，伊朗等能源地，向美国输送利益。
现在海外的藏独势力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一个是达赖喇嘛和他的家族。虽然达赖喇嘛在中情局的宣传攻势中，成功的建立了以达赖喇嘛灿烂的带点童真的幼稚笑容为形象的西方商业品牌，以他带口音的英文，高深而朴素的佛学哲理，把傻乎乎的西方普通人忽悠的死去活来，他的家族还是要考虑他圆寂后的敛财方式。如果能够通过和中国政府成功的谈判，而使达赖喇嘛可以重建其在中国的尊贵地位，他的家族不光可以继续享受达赖喇嘛在海外的巨大商业利益，还可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经济事务中占最大的股份，直到下一个达赖喇嘛家族的产生。当然在下一个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的选择权上，还是会有一场争夺和政经利益重新洗牌。所以可以说，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海外藏独势力中最想和中国政府谈判和达成妥协的。
第二个势力是以西藏的流亡政府主席桑东活佛领导的老一辈流亡藏人。这些人完全靠打达赖喇嘛的旗帜生活，当然其中的一些活佛也通过自己在西方国家发展自己的势力，以保证有一日三餐。这个势力主要参与了当年中情局支持的武装暴动和之后的游击骚扰，因此对最后被美国抛弃有惨痛教训，在配合美国的行动时，比较注意是不是只是被人当枪使。第三个势力即是年轻一辈在海外出生的藏人，以西藏青年大会和自由西藏学生协会为代表。这些年轻人其本上是在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和欧洲各国长大，完全受西方的势力操纵，而为西方国家的利益服务。现在海外藏独势力的内部斗争中，主要是以这个势力攻击桑东政府贪污腐化，而想抢权，使他们在配合西方政府时，更方便行事。
五十五
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必须有一个现实的看法，就是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绝不会善罢甘休，而中国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争斗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中国在考虑其政策时，就不能投鼠忌器，必须在需要对分裂势力残酷打击的时候，不能顾及美国的舆论，而捆绑住自己的手脚。而更重要的是，当美国通过总统和国会议员接见达赖喇嘛的行为（包括西方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被藏独各派势力夸张化，向其国内有联系的分裂势力转递错误信息。而这些分裂势力错误的认为西方政府会真正的支持他们的分裂和暴力活动，就会铤而走险，向中国政府叫板。如果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由于对西方的顾及，而不能强势打击这些势力，就会印证了这些势力对局势的错误估计。其实西方政府支持藏独势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对西方国家让利来作为西藏问题的交换砝码，他们很清楚藏独势力并不能真正动摇中国的根本，因此在操作藏独的力度方面需要有很好的拿捏。
最近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媒体在藏独势力的支持上有所收敛，一方面和中国政府采取了妥协的姿态，与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重开谈判，给了西方一个台阶下有关。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间的反西方情绪由于西方媒体和政客的操作动作过大，而强烈反弹，使西方意识到他们可能在将来不得不面对一个对西方充满敌意的强大的中国，而胆颤心惊。由于美国军事强权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局都不够理想，美国和西方经济影响力的衰退，西方希望能通过对中国施压的方式，依靠中国的实力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为他们的利益而出力。这就是所谓“负责任的共同利益者”的真正含义。
在全球层面上，西方当然会拿出他们自己的萝卜和大棒政策。大棒政策就是支持台湾和大陆的继续对抗，将是干扰目前的“九二共识”的模糊主权争论，创造双赢局面的两岸良性互动，争取以清晰的“一中各表”而制造显性的两国论；然后支持和整合疆独分裂势力，干扰中国的中亚和中东能源供应线；最后就是争取进一步的掌控西藏局势，在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事端。
美国对西藏的操作，就是争取能够在拉萨建立领事馆，直接与西藏内部的各派势力进行接触。现在美国的西藏情报来源和搅局操作，还是主要以依赖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作为中间媒介，这样就会出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海外各派藏独势力会有意的错误传递美国的意图，误导内部的势力而谋求自己的利益，这样会造成美国的政策失误，使局面失控，而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整体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外藏独各派势力，为达到自身的目的，会误导美国政府，而令他们的决策行动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脱节。只有美国政府能够直接和中国内部的各派藏人中的势力接触，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时，才可以通过对不同派别的支持力度进行调控，来控制任何行动的规模。正如美国在台湾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不同派别中进行操作，以到达任何行为可以让美国利益最优化。
五十六
中国政府应该明白地传达两个信息。一个是任何西藏内部反中国政府的力量都是西方和海外藏独势力的炮灰。即使中国政府在任何国际事务上向西方妥协，或者在任何条件上向海外藏独势力妥协，这些内部的反政府势力都不会得到任何好处。中国需要学习美国的做法，比如说美国在阿富汗只要怀疑有一个人是塔利班分子，就会扔炸弹去炸全村人，而根本蔑视国际舆论的说三道四。中国在处理西藏和藏区的骚动时，如果其诉求是和自身权益相关的，可以和政府讨论。但是，如果其诉求是配合海外势力的行动，就应该严厉打击，连带其支持网络一锅端。对参与闹事的寺庙，要关闭其寺庙，使其经济收入直接受损，并要削减其喇嘛人数，禁止海外返回的喇嘛和其他藏区的喇嘛在寺庙里进修，切断其组织系统。
另外就是在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应当利用尼泊尔的政局变化，加大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并督促尼泊尔新政府把其境内的藏独势力赶出该国。虽然西方操作西藏问题的意图中不乏挑起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只要不会导致大的危机，小的和局部的冲突其实对中国并非无利。中国可以做的是，给印度施压而导致印度将藏青会组织赶出其境内。而施压的方式，包括不承认印度对锡金的吞并，在中国允许非政府组织支持锡金和阿沙姆邦的独立运动。
在应对美国和西方在西藏的操作问题上，要充分总结民间这次在抵制法国家乐福和去法国旅游的成功经验，允许一些专门的以抵制西方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存在。一旦美国和欧洲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有动作，这些组织立即就可以起来造势，造成一种中国民间的强大的反西方声势，对这些国家的政客进行阻吓。
西方在和中国的游戏中，基本上是以两手来对付中国政府。一个是其政府的官方与中国推行友好政策以确立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一个是政府的官员，国会议员，社会名流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与中国为敌，包括打击中国的海外利益，和支持中国内部的暴力行动。比如说美国政府包括布什在内的高官和国会中佩洛西等领导人物，都公开支持海外的藏独和疆独暴力组织。在欧洲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藏独和疆独组织活动。中国也应该向这些老师学习，在中国可以成立支持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反西方为主的组织，为世界上的这些反西方组织提供财政和训练支持。
在将来中国将越来越难以用置身事外的方法处理国际事务，希望自己能够安静的发展自己的经济，而不被西方骚扰，是行不通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平静地看着中国这个非我族类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强国，而不试图在路上挖陷阱和拍砖头。当然西方明知光靠捣乱的方法，其风险性也很大，就会不断的祭出胡萝卜来，忽悠爱面子的中国政府和人民。
中国政府和人民已经因为太爱面子，在奥运会上已经被西方砸了一板凳。不过是一个商业运作的体育活动，被挂上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次复兴的大面子。一个奥林匹克山上取来的火种（其实从我们家后院取得的火种没什么区别）被冠以圣火的地位，搞得全球的反华势力都倾巢出动，要来砸场子。而其还有很多反华势力要冲进北京，借着你主人要搞一个历史上最大最棒的盛会，来搞你一个乌烟瘴气。
五十七
好在中国人民和政府已经有所醒觉，习近平最近关于对奥运会要有平常心的表示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而且在为了应付海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对奥运会的保安措施，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对旅游业的打击，使这次奥运会的经济效益大大降低。
在应付西方反华组织希望在北京奥运会上的搅局行为，中国的民众可能会有比较好的应对方式。西方在自己的媒体上对本国人民有关中国的洗脑上可以用四句打油诗来概括。那就是“中国人民很善良，中国政府很流氓，西方政府要体谅，西方人民要逞强。”所有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抹黑，都是以中国政府为对象，而来北京捣乱的西方政治流氓，拿着西方政府工资的记者无国界之流的职业运动混混，在中国捣乱时，如果中国政府出面处理，就会造成西方媒体的大肆攻击。所以居然会让一些流氓在中国的长城上打出西藏独立的大旗。
而中国的应对方式，就应该让西方人明白，不是只有西方人有耍流氓的权利。中国人民虽然善良和好客，但是13亿人民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缺乏会有几个流氓混混。所以当这些西方来的流氓在北京搞事，就不能排除北京的流氓因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出来对这帮白种流氓一阵暴打。在中国的警察赶到现场前，这些暴民又会作鸟雀散。中国政府会依法将这些触犯了中国法律的外国人拘留，而且会坚决反对民众用暴力手段来应对这些违法活动。但是很遗憾，希望这些外国人好自为之，不要在中国胡作非为。不要以为这帮混蛋是亡命之徒，有种的话，叫他们去纽约街头打出支持本拉登的标语出来，看他们可不可以活着走出来。
举一个美国的例子。在奥运火炬来到美国旧金山之前，曾有几个隶属于自由西藏学生组织的职业混混，违法当地的法律，阻碍交通，爬山金门大桥的吊索上，挂标语。而大桥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把这些标语取下来。事后，旧金山法院对这个犯法行为进行宣判，判罚这些混混必须在社区组织做义务工作，而荒唐的是，他们需要做义工的社区组织，就是他们自己的自由西藏学生组织。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法律至上的具体运作方法。
而担任旧金山警察保安活动总顾问的戴利警长，对记者谈到了他本身的亲身经历。戴利曾是美国特种部队军官，退役后曾出任过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保镖，后来出任旧金山一个分局的主任。在一次藏独分子在中国领事馆前进行的未经批准的非法静坐抗议活动中，戴利带领他的下属，去规劝抗议者结束非法活动。结果在他试图劝说一个喇嘛时，对方突然从袖口中掏出一个木棍，冲着他的头上就是一棍子打下来。经验丰富的戴利吃了个大亏，因为他以为西藏喇嘛都是热爱和平善良人士。让他更恼火的是，把这个打警察的凶僧逮捕后，因为美国上层人士的干扰，检察官拒绝起诉，使喇嘛最后无罪释放。戴利对旧金山警察的建议是，必须把藏独的喇嘛当作恐怖分子一样对待，严加防范，如果不然吃了亏都有苦说不出。
中国在对待这些政治流氓的时候，也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须改变过于顾及西方的舆论，而不能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情况出现。
五十八
中国需要提防的是西方拿出最大的一颗大萝卜，来满足中国人的虚荣心，就是以允许中国加入西方八大工业国这个大亨俱乐部，用西方既定的规则，令中国为西方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当前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大幅减弱，需要中国的帮忙才可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维持其利益。如果中国人满足于这种虚妄的做了世界大国的美梦，就会傻乎乎的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成为西方国家的帮凶。
中国在世界事务上的政策，还是要用明初的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为基石。首先要增加国防力量，建立一支中洋海军（相对于中国目前的近海海军和美国的远洋海军），能够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和中国这条从沿海到中东和北非的海上新丝绸之路，必须能够防止当代的匈奴来扰乱这条生命线。中国军队除了在潜艇和护卫舰上要加速国产为主的发展，还要充分运用友好国家的支持，通过贸易上的互利共同体，把北非和中东的国家利益同中国利益绑在一起。
广积粮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个当然就是发展经济，这恰恰是中国人做得最好的一点。另一个就是要进行长远的战略物资储备，比如在东南亚和非洲发展以中国市场为主的粮食基地，补偿中国因为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耕地损失。在原材料上，中国应该大量动用手上过多的美元储备，在中亚，东南亚，南亚和北非购买矿业资源，在美元进一步大跌前，抢占全球的资源。在石油资源上，中国应吸取美国的教训，建立一个以替代能源为主的经济，而在目前，就应该充分利用产油国家，如伊朗，苏丹，委内瑞拉等和西方的争执，在油价上取得优惠，支持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
而当前高居不下的油价，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造成极大的打击。中国必须让反美的产油国知道，如果中国得不到大幅削价的石油供应，而导致经济衰退的话，中国就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保护，而使他们成为西方强权下一个军事干涉的目标。楚人无罪，怀璧其罪，这个道理估计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听得懂。如果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他们大可以增加对中国需求的石油输出，但就继续减少对西方为主的国际市场的供应，让西方那些投机基金，在把美国股市和房市炒死了之后，在石油期货市场上，把油价炒过150美元一桶，令按照国际油价定价的西方消费者为此买单。
而且中国在产油国家，比如说非洲的贸易，是用中国的基建工程换取当地的能源。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易货贸易。随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建筑成本也相应提高，应该可以保证中国经济不受打击。在国内政策上，不应该实行政府补贴的低油价政策，而是应该放开以消费者为主的汽油价格，但在生产和基本民生方面，例如农业，能源，公共交通和运输等等，根据重要性采取不同的退款政策。在能源效率方面，则必须通过严格的管制，使汽车等商品的能效达到高水平。
五十九
缓称王是中国人最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并不是要做到邓小平所说的决不出头，而是中国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穷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十年，二十年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系，人民生活到达小康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要拒绝参加西方八国组织，应该出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在与非盟，东盟，拉盟和阿拉伯联盟之间，促进南南合作。又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南北合作和对话中，就全球贸易，环保，能源合作，温室效应上寻求合作。
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殖民的大国，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安理会中唯一和真正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在联合国改革方面，中国应对增加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即是西方阵营，又是美国政治傀儡的国家持保留态度和有条件的观望，但就更应该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支持阿拉伯联盟，非州联盟和拉美联盟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职位，让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苏丹，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国，都可以在安理会轮流坐庄，使联合国可以做到真正多元化。
所以说中国在于欧洲联盟的关系必须重新审视。在前几年因为美国新保守派一意孤行，而法国在希拉克，德国在施密特的领导下，强调中国和欧洲的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多极社会，防止美国独大，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当美国势力衰退，和中国势力兴起，德国的梅克尔和法国的萨科齐不光是向美国靠拢，开始向中国叫板，而且还在世界事务中，担当马前卒的角色。相比较于新保守派出局的美国政府，反而梅克尔和萨科齐这对黑风双煞，有比布什更布什的架势。
中国政府当前对欧洲的这一政策改变的回应是失误的。最主要就是仍然想以过去的分而攻之，各个击破的策略来达到目的。中国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国和欧洲不是中国现在那些所谓的国际问题专家宣称的没有厉害冲突，所以可以做天然的盟友。
中国和欧洲，以致美国的冲突在于对当前经过西方世界数百年的杀戮和掠夺所建立的国际次序。在这个现存的国际次序中，只占世界大约四分之一的西方世界，要消费占世界四分之三的资源。现在你中国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要想过小康社会，在2020年到达大约是人均收入4千到5千美金，只是相当于西方的三分一而已，就必须加入现在的世界资源大饼分配，简直就是从西方人宽裕的饭碗里虎口夺粮。只要看一下欧洲对中国在非洲投资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奥秘。
除非是中国人可以发明一种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即依赖于可再生的能源，和新型的建筑材料，而不是在石油，天然气，各种金属矿石上和西方极度浪费的消费文化展开残酷竞争，中国人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成为真正的盟友。而中国和欧洲之前的伙伴关系，也由于美国调整政策，不再口出狂言，大谈新欧洲的好处和狂贬旧欧洲的没落，不再忙于把法国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而失去其重要性。再加上美国允许法国等欧洲国家参与伊拉克石油分赃，和法国在阿联酋开设海军基地，都会使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发生微妙的变化。
六十
而欧洲就会在应对中国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对策上，采取车轮大战的方法。去年就是由德国领军对付中国，梅克尔带头接见达赖喇嘛，开启今年的拉萨暴乱。中国的没有脑袋的专家们，就放出德国的影响力在欧洲不如英法的谬论，开始在经济上教训德国，却大块馅饼扔给来访的萨科齐和布朗。结果是喂饱了的白眼狼回去后，就由萨科齐唱德国去年的高音部，和布朗唱中音部，而梅克尔唱低音部，由萨科齐高调见达赖喇嘛，布朗低调见达赖喇嘛，和梅克尔找个借口避开锋芒。
中国人的愚蠢反应就是宣称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恢复正常，而法国的行为不用过分考虑，“因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不如德国”，开始准备对德国扔馅饼。当然现在因为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拿到的超巨型大饼可以吃上好几年，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世界上展开打击中国的行动，估计明年就该又英国扮演领军角色，等中国这两年喂饱了德国之后，才会轮到德国出马。
中国人实在该变得聪明一些。既然欧洲在世界事务上，重新成为美国的马仔，那么中国就应该只把他们当作美国的马仔。在国际事务上，就不需要在欧洲的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只要和他们的老大打交道，谈妥个协定，又他们自己老大回家自己传达会议精神就行了。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小老弟朝鲜学习。朝鲜人对日本的喋喋不休声称，你日本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州而已，根本不需要来参加谈判。我和美国谈什么，由你的老爸给你打声招呼就行了。
在如何应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也有不同的分歧。共和党的傻冒总统候选人麦凯因宣称要把俄罗斯从西方八国俱乐部踢出局，永远不让中国加入，但就要吸取印度入会。这位老朽不知道，如果中国不卖你八国俱乐部的账，自己开一家新夜总会，你那个俱乐部就会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一样，门可罗雀。而最近美国一些学界人士的新提议，则值得中国学界人士的附和。即建立以美国和中国为主的G2俱乐部，将中美之间定期进行的战略经济对话提升到一个对国际政治各方面起举足轻重的主要政策出产地。美国的想法是由美国和中国共同管理世界经济和安全事务。
中国应该支持美国的这一想法，做为一个代表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大国，中国应该提出增加地区性国家组织在地区性事务的主导作用，和中美两个大国可以其的协调和辅助作用。比如说中东的伊朗问题，应该主要由欧佩克和阿拉伯联盟的框架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而美国和中国都不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再如非洲的津巴布韦的政治危机，中国要坚决反对西方主导的制裁和甚至军事干预的政策，而应该依靠非洲联盟对这一本地事务的处理意见，来决定中国的政策导向。
总之，中国在世界事务上，应该逐渐排斥欧盟对非欧洲以外的事务的发言权，不需要尊重这帮黑社会的小喽罗，自以为可以得到黑社会大佬的待遇。他们既然只不过是美国全球事务的一个马前卒，那么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只需要同美国去寻求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