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两份报告非常耐人寻味。一份是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的报告。研究者发现中产阶级的规模已经达到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这个数字和很多国外研究机构的发现差不多。尽管也有人不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达到了这个规模，即所谓的“被中产”。但即使是这个规模，中产阶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因为这个数字所反映的只是城市人口，不包括广大的农村。如果加上农村人口，中产的规模小得可怜。
另一份报告是有关去年中国暴力犯罪的，说去年打破了2000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平稳状态，暴力犯罪出现大幅度的增长。暴力犯罪表现为很多形式，但其中大部分都是经济因素有关。报告认为经济环境变差不仅导致了犯罪案例的增多，而且使得犯罪分子的性情更为暴力。这份报告直接指向中国社会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开始担心中国社会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
相关联的不稳定因素
在很大程度上，中产阶级规模增长缓慢、暴力犯罪的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任何社会（包括西方民主社会）都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如暴力犯罪和社会抗议，但为什么人们对中国社会失去稳定的担心远远甚于其他社会呢？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在社会控制方面的决心、手段和能力要比其它国家高得多。但人们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说到底，中国的社会稳定缺失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因素，那就是中产阶级的规模太小。在任何政治体制，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缺了这个因素，无论其它因素多么健全，社会的稳定就没有保障。或者说，如果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即使其他因素比较微弱，一个社会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不稳定状态。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增长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但这些并不表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财富过于集中，掌握在很小一部分人手中，中产细小，而人口的大多数都处于中下层。很多人仍然处于贫穷人口的边缘。所以有人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实际上更类似于“地雷型”。这是个最不稳定的结构，最容易爆发多数人对少数人或者穷人对富人的社会运动甚至革命。这种情况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以往的发展模式过度强调了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
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从比较的角度更可以看到这一点。人们可以从社会结构转型的角度来透视近（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和所有传统社会不同，近（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结构特征就是橄榄型社会。这个社会结构是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这个转型和中产阶级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因素促成，一是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二是社会主义。简单地说，资本主义造就了中产阶级，而社会主义保护了这个阶级。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追求发展和财富最有效的机制。在西方，表现为自下而上的工业化直接导致了中产阶级的形成。很多历史学家包括摩尔（Barrington Moore, Jr.）在他们的著述中说明了这样一个逻辑：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中产阶级；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这是对西方发展经验的描述。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为社会带来大量的财富，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但是，资本主义不能为中产阶级提供任何保护。很简单，诚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把所有社会关系货币化，包括中产阶级。如何保护社会？保护社会是社会主义在欧洲起源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社会保障、医疗制度、教育、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手段，中产阶级就不可能生存下来。当然，如果没有中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治理就没有稳定的基础。在西方，尽管政治上实行多党制，但就政策来说，则是“一党”的。任何政党，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如果不能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都难以执政。西方各国政党政府轮换频繁，但政策表现出惊人的连续性。同时政府的更换也没有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这背后都有中产阶级的功劳。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一直被视为属于东亚模式。但在保护社会方面，中国似乎离东亚模式很远。以比较成功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为例，和西方比较，这些社会都属于后发展经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比西方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而和中产阶级的关系方面，东亚社会的政府也和西方的不同。政府不仅要创造一个中产阶级，而且也必须对这个中产阶级提供有效保护。在亚洲社会，政府都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非常注意社会群体的收入公平，在欧美国家发生过的巨大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在亚洲发生。
与此相应，在欧洲发生的大规模的劳工运动在亚洲社会也没有发生。这些都和政府的作用有关。在西方，中产阶级比较独立于政府，但在亚洲社会，中产阶级对政府的依赖性就很强。在很大程度上说，欧洲的社会主义是通过工人阶级运动自下而上地“逼”出来的，工人阶级通过“选票”或者“街头运动”等机制把自己的利益表达于政治过程之中，从而促成了原始资本主义向福利资本主义的转型。当然，也正是社会主义的产生才保护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但在亚洲，政府一方面大力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又自觉地引入社会主义机制来保护自己培养起来的中产阶级。如果说在欧洲，社会政策是自下而上社会运动的产物，那么在亚洲，社会政策是政府自觉的产物。这就避免了类似欧洲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很多亚洲社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花了上百年的时间才走完的道路，这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分不开。
当代中国忽视对社会的保护
从西方和亚洲社会的发展经验来反观中国，很容易看出中国现存发展模式的弊端。一句话，过分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了对社会的保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这不可避免，因为计划经济之下的贫穷社会主义既不可持续，也不符合人性。正是引入了市场机制，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问题在于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就是人们所说的GDP主义。GDP主义已经导致了致命性的结果。第一是GDP主义进入很多社会领域，错误地把社会政策领域“经济政策化”。这个错误显然表现在教育和住房政策上。
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为了保GDP的增长，教育被当作经济政策来使用，很快就造成了教育的产业化和扩招。在任何社会，教育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量投入的社会领域，但在中国则成为一个暴利领域。无论政府还是商业界，都把教育看成是谋取财富的领域。中国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无疑和教育政策的“经济化”有关。对社会结构来说，则是人们所说的“孩奴”的开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有关方面又把应当属于社会政策的房地产视为是保GDP的政策举措，结果就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第二，GDP主义盛行，社会政策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劳动保护、教育公平、农民工权利等等方面。很难说，有关方面没有努力去促成社会政策的形成，但在GDP主义指导下，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没有社会政策，已经形成的中产阶级就没有保护机制，而更多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更难上升变成中产。换句话说，GDP主义是以破坏社会来保障经济增长的。
一些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处于中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从经济发展速度来看，或许这样。但实际的情况则不然。相反，中产阶级的生存空间正在受到各个方面的挤压，更谈不上快速发展了。在“孩奴”和“房奴”遍地的情况下，中产阶级何以能够生存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国有企业的大幅度扩张也是中产阶级发展的阻碍，因为国企更多的是进行财富转移而非财富创造。）
这样就给中国社会造就了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第一，以GDP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破坏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基础，而中产阶级的缺失转而又变成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瓶颈。消费社会和中产阶级几乎是同一件事情。没有中产阶级，哪来消费社会？没有消费社会，哪来可持续经济增长？第二，社会基础不稳定，中产阶级的缺失意味着收入差异和贫富分化。这就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仇恨，穷人对富人的互相仇恨。在缺少基本社会正义的情况下，暴力行为也很容易发生。第三，执政的社会基础变得狭窄。中产阶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缺失中产阶级意味着缺失执政基础。
中国社会的命运维系在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很显然，中国政策的最高议程应当是确立社会政策，创造和保护中产阶级。无论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是社会稳定，或者执政党的长期执政，都取决于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壮大。
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