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涛
《中国世纪》二十五万字，共计二十四篇，通读完可能得花费一段时间。同时前面发第一章《大国作为》的时候，有的篇章发得不全、不完整，而且当时找到我博客的网友不多，无形中可能错过很多精彩篇章。尤其考虑到前半段具有大量理论创新的内容，对当前中国认识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应对复杂的国际冲突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有必要通过一篇导读来指导大家阅读，或是补充遗漏的精彩篇章。
在中国世纪的第一部分，作者最大的创新就是将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诡谲多变的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的研究中去。一般人们都认为社会学理论指导的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但恰恰忽视的是，社会学理论也可以指导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的分析。当前西方已经兴起这样的流派，比如美国的政治学家亚历山大•温特就著有《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开始系统性地将社会学理论引入到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和解释中，这在国际政治研究学界都是比较新的手段，而在我国则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我们迫切需要跟上这样新兴的国际趋势。
正是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之上，作者在《大国作为》中综合了布热津斯基、亨廷顿、温特、梅耶、米尔斯•海默、摩根索、华尔兹、基辛格、卢曼等众多政治学大家和社会学大家的观点，这样的结合是最新的前沿探索，也是全新的研究手段，在分析了国际政治之后作者将社会学的观点导引到军事战略的设计之中。在西方军事的研究中，军事社会学是重要的一环，而我国的军事研究很少做到军事和社会科学的结合，考虑到未来三十年中国国家利益的进一步全球化，中国亟需建立配合中国国家利益全球化的“全球化军事理论”，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军事界和社会科学界的紧密配合。很可惜，当前中国国内的讨论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层面，军事的探讨还是更多地停留在谈兵或是军事技术的理论方面，军事与社会哲学层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还很少有人去做，这反映在我国就是军事社会学理论的贫乏。
综合了文明冲突理论、进攻型现实主义理论、新制度主义理论、文化理念理论和功能分化的理论作者自己创建了一套国际关系的“分层功能分化”理论，这是作者自己建立的解释模型，如果其价值本真正被认识到，将会对我国未来稳定性的长远国际战略的设计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层功能分化理论”将国际关系分为不同的功能圈和功能系统，例如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经济圈），世界法律（国际法），世界货币系统（币缘圈），世界文化（文化圈），世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圈），世界媒体（媒体圈），世界能源（能源圈）等，同时提出了作者构建的“五个世界”的理论视角。根据这样的观点，凡是融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的国家不再存在总体性的合作关系或是总体性的冲突关系，由于各种冲突力量被分散到各个分化的功能系统中去，而且各国利益紧密结合，因此过去“一战”和“二战”那样的全面冲突和全面战争的关系将不会出现在二十一世纪，相反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将是复杂的竞争——竞合——合和——冲突的关系，而且随着功能系统的不同任何一组国际关系都会产生复杂的不同的网状关系。
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能仅仅用单一国家内部的“功能分化”来分析，因为单一的国家中，功能系统界限还是比较明晰的，而在国际关系中，功能系统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存在着某些系统居于高端的情况，更存在着某个系统穿透、渗透、侵入另外系统的现象，使得其他系统被“次级化”和“殖民化”，成为谋取某些高端系统利益的工具。所有笔者称国际社会的关系为“分层功能分化”，例如意识形态圈就是一个“次级化的伪系统”，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达到战略上压制对手的目的，但是最终服务于美国经济系统和货币银行系统控制世界的根本利益，文化圈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次级系统”，强势国家运用其来战术打击对手，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经济和银行货币系统的利益。例如美国号召建立意识形态圈来包围中国，或是西方某些学者挑起文明冲突论，最终还是要运用这些“次级系统”来树立敌人的形象，凝聚西方社会内部的团结，达到在其他核心系统如经济系统和银行货币系统隐性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由此作者提出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善于谋“势”的国家，美国撬动世界的阿基米德支点就是，能够调动不同的功能圈来达到为美国地缘经济和币缘经济服务的最高国家战略目的。 如果细致读完《大国作为》，就可以理论运用到实践，来深刻分析今天的丰田危机（美日冲突），希腊危机（美欧冲突）和中美关系系列碰撞（中美危机）了，并可以超越一般情绪性的观点作出更深刻的分析和深刻的战略应对方式。而《大国作为》中关于软实力的分析也远远超过了《崛起策》和《头等强国》的描述层面，而是进入更深刻地社会哲学分析层面，作者进一步还运用功能分化理论分析了西方社会中媒体系统究竟是不是一个功能分化的系统，而且第一次提出了系统性地发出“中国之声”的战略建议，只要读者详细阅读了，就会发现，这在过去的文章中是没有的。
《中国世纪》里“中国模式”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与挑战就是能否实现各种理论的对接和衔接，如果“系统理论”、“功能分化”和“后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等不能和中国当前的主流观点和主流理论进行对接，那么我们无论分析得如何深刻，也许就永远局限于民间的自说自话，可能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进步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事实上在写《崛起策II》的时候作者就想到，如果仅仅谈一种新理论，但是无法转化成为中国主流语言和理论能够接受的范式的话，那么我们谈的理论是不会被社会主流接受的，将沦为空谈。而这正是《中国世纪》里“中国模式”中所力求突破的。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中国模式》具有一些对未来中国社会政治演进非常重要的理论发现和理论衔接了：
一是实现了“系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对接，论证了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功能分化的观点。事实上能够探索出这样的结果，笔者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以前谈“功能分化”，总是回避讨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毕竟功能分化产生于西方的理论环境中，维系着为资本主义合法化的功能，因此我们讨论“功能分化”时虽然分析的抽象层面远超过崛起策I，但是我们基本还停留在学习西方和仰望西方的阶段，一切以西方为参照来改造中国的弊端。但是《中国世纪》则完全不同了，我们结合了不同思想家和社会学家的各种流派，开始独立进行分析。
尤其是拜金融危机之赐，让我们能够更加理性地分析两种不同模式的运作，一个以前在我脑海中曾经闪现过、但是现在开始明确的观点就是，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实现更高阶段的功能分化，而尤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和促进功能分化的充要条件。我们这样的讨论，在西方世界、在学术界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二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绿色生态发展模式和中华文明的对接。理论的对接展示了中国模式的确具有深邃的改造世界和提升人类文明的潜质和潜力。
三是开始探索并寻找中国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合法化基础。任何一个社会政治模式。任何一种政体都必须建立自己关于合法化的论述，并赢得人民对该政体合法化的信仰。合法化信仰缺失的地方，往往社会统治结构是脆弱的。我国过去采取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论述模式，改革开放后采取的是政绩合法化或是GDP合法化的论述模式。从经济总量的发展来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从人民的情绪来看，似乎不满的情绪日益增强。
这其间除了中国体制的不健全，社会弊病丛生以外，重要的问题在于：人是物质的人，同样也是精神的人，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的进步。中国发展的模式既需要工具理性的合法性证明（GDP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也同时需要价值理性的合法性证明（我们的制度是合理的，社会契约是合理的）。通过从文化、中共历史传统和社会经济的角度笔者开始提出中国社会的社会契约问题，这在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还是很少见的。
四是通过翻阅《共产党宣言》和马恩德文原著发现了社会主义的新解，也就是不再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狭义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而是从“社会化”和“社会公益”以及“全社会参与”的角度来解释社会主义，这样就更加深刻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股份制改革的“合和性”。如果这样的观点能够得到确立，那么我们的社会的争论和疑惑将得到极大地减缓。中国的左派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每一步改革都攻击为“资本主义复辟”，这造成了社会上极大的思想困惑和社会离心力，同时在网上和社会上掀起无尽的争论。而且现在左派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主流要么忽视这样的“民间左派”呼啸而来的声音，另外一方面却提不出比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几次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就是幸福”等比较简单的观点，但是被左派的经院马列主义理论一驳，就哑口无声。
笔者在这里紧紧联结着“社会主义”一词中“社会”的概念进行的探讨，应该说在本质论的层面而且不回避关键点而真正解释了社会主义。相信关于“社会化”、“全社会参与”和“社会多元逻辑律”的观点是真正掌握了社会主义本质，切中了要害，同时能够真正以理服人。这样将有助于社会上的左中右激烈角逐得到消解，社会不同派别可以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真正实现思想领域里的“和谐发展与和谐讨论”。
《中国世纪》中的“中国模式”展现的重要任务是，为三十年经济奇迹的中国和未来到2049年的中国提供一个理论和精神层面的合法化论述，而且要在理性上和科学分析上证明我们的制度是合理的。过去我们学习政治课本感到枯燥，过去我们学习马原觉得口不对心，觉得课堂上学的总是和社会现实相反和相扭曲，怎么与现实“扭”着就怎么说。从长远来看，这对中国民众健康的民族精神气质之构建是非常不利的。人们要么莫谈国事，要么口不对心，要么说“挂羊头卖狗肉”，要么犬儒主义，总之无法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产生真正的认同和信任。
而真正脱离了照本宣科，根据各种前沿理论的对接和结合，并独立思考出来：中国现在真正是社会主义，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将真正促进社会的功能分化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平权社会的到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必将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这不仅完成了一种自我说服的过程，而且必将对国民的精神理念和对我们制度的认同感产生深刻的难以估量的影响。注意，这里的成果都是依靠独立探索出来的，依靠教条主义，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研究成果。
当然在自己科学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以后，就能真正谈得上中国模式在世界的扩散和世界意义了。谈论中国模式，并不是回避中国的问题，只是讨论问题的角度不同，因此自然侧重点不同。《中国世纪》在于科学理论总结中国的模式意义，而《大国新政》就要回答我们该如何除旧布新，切中时弊，并革除体制的弊端与黑暗面，来真正实现中国世纪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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