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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毛泽东面临三个重要课题：一是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二是党的前途命运问题，三是毛泽东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具体来说，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实际上就是国家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以及谋划今后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党的前途命运问题，实际上就是党能否与国民党合作取得抗战胜利以及谋划今后取得国家政权的问题。毛泽东个人的前途命运问题，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能否在党内取得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完全胜利，进而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及其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三个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但不论是国家问题还是党的问题，关键在于毛泽东，在于他能否在思想上的取得胜利和在实践上的获得成功。
一、摆平党国内外事，关键在于打好日本牌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打得不可开交，特别是由于我党领袖集团犯了“左”倾主义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撤出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经历了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所剩不多的红军队伍进驻陕北，保留了难得的革命火种。不甘失利的国民党军队准备组织更大规模和更猛烈的包围和清剿，大兵压境，犹如乌云密布，即将掀起一场狂风暴雨，决意要浇灭这最后的革命火种。正当我党“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突然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的天空上挑起了日本的“太阳”旗，“多阴转晴”，顿时“柳暗花明又一村”，即将被浇灭的火种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和希望。正如美国传记作家R·特里尔说的那样，“日本无意之中帮助了中国共产党。”他甚至非常明确地断定，“二十年代，没有斯大林的帮助，毛也一样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不会在1949年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可见，意外获得的这张日本牌，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多么及时，也多么重要。获得这张牌，只是解了燃眉之急，而要真正化险为夷，为长远计，还须打好这张牌，这是关键所在，因为打好日本这张牌有“一石多鸟”之功效。当时毛泽东正面临党国内外的忧患和困境，如党内有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势力的竞争，党外国内有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影响下的各民主党派敌视和疑虑，国外还有苏联斯大林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另外还有英、美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及其他国际友好组织和友好人士的观望。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初，由于王明尚在国外，党内“左”倾势力尚且收敛，也能够遏制，而左右摇摆不定的各民主党派构不成对我党的主要威胁，国外力量的重心也不在我党，所以我党打好日本牌的第一且关键的目标就是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选择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作为第一且关键的目标，是因为国民党是当时国内唯一的执政党，且拥有强大的军队，而蒋介石又是党国的领袖和国家军队的统帅。这样一种状况和优势，足以影响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力量，而且对于党内也有一定促化作用。当然这不一定是唯一的因素，但对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打日本牌是唯一有决定性影响的指挥棒。
    在确定打日本牌的方针和锁定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作为目标以后，关键是如何能够吸引目标，逼其就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党相继制定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等带有明显转变的开明灵活政策，对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发起了抗日政策的“攻势”，并率先在国民党军队驻西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所部打开了“缺口”，受我党抗日政策感召的张、杨二部发动了旨在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事情由此发生转机，蒋介石被迫同意停止剿共、合作抗日。正所谓“一通百通”，接着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力量的问题迎刃而解，就连由于王明回国后掀起的党内风波也得以平息。正是靠着打好日本牌，毛泽东大获全胜，摆平了党国内外事。
二、打好日本牌，关键在于抗日政策和战略
    打日本牌，有“一石多鸟”之功效。这毕竟是个很好的设想，问题的关键在如何把设想变成现实，即如何把日本牌打好。而打好日本牌的关键在于制定什么样的抗日政策和战略，以及如何实施这种政策和战略。制定政策和战略不仅要看对手，而且要看自己，甚至还要看盟友。只有做到了既能发展自己，又能联络盟友，还能有效打击对手，这才算是个好政策，也是我党急需的政策。毛泽东综观党国内外，集全党智慧提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政策既是贯彻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又借这一国际指示的力量协调全党的言行，还能参加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以及赢得国际上的盟国和友好力量的支援，集中全力打击日本，真可谓是“一策尽顺百人心”。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经公布，便赢得了党国内外的一致欢迎，问题的难点在于如何促成国共合作。好在这一政策的公布，创造了有利于我党的舆论环境，在抗日政策的感召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双重作用下，“形式上统一、实际上分离”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必然要发生新的分化组合，“西安事变”正是这种作用的必然结果。蒋介石被逼作出了让步，毛泽东和我党也相应作了妥协，暂时挂起了阶级斗争，没收地主的土地也告一段落，共产党的名字也降了一格，红军加以改编，西北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也改称“边区政府”，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管辖”。经历了一退一让，国共合作最终促成，以此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得以实现。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毛泽东考虑的一个重点，他还在考虑另一个重点，即对日作战的战略。毛泽东在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及世界战场等因素，得出了“持久战”的战争总趋势的科学论断，增强了人们抗战的决心和信心。而作战部署上，蒋介石选择了正面战场，而毛泽东选择了协助作战和敌后抗战。无疑，蒋介石领导的军队损耗要大，胜利的把握要小；而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损耗要小，胜利的把握要大。也正是蒋介石在抗战之初的不抵抗政策，“开门放狼”，加上后来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使得日军长驱直入，大半国土沦丧，而蒋介石也不得不迁都重庆。但这又“成全”了毛泽东，为毛泽东之后酝酿的“全民打狼”，即“置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海洋之中”的战略构想作了必要的前期准备。在毛泽东看来，日军在相对狭小且集中的区域，凭借其指挥能力、作战经验、武器装备和充足给养等有利因素，我国军队打败日军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如果把日军有限的部队，即使它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放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甚至不需要那么大，哪怕一半的国土上，分散开来，再用数以亿计的中国民众和数量可观的我国军队，加上地形和民心等优势，在一定的时间内，打败日军是完全有可能的。更何况中国有这个能力，消耗掉不可一世的日军。这也正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或许有人质疑，其实后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怀疑，这不是把亿万民众往火坑里推吗？而实际上，日本当局包括日军的主要作战目标是中国军队，而即使日军大量残害中国民众，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却能更加激励或者逼迫中国民众的觉悟和反抗斗志，这是比我们对民众进行教育和鼓动还要奏效的结果。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党相应制定了领导和组织广大人民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很好地保护了自己，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正是由于我党实施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战争思想，全民皆兵，使得日军在我国领土上，四面楚歌，背负受敌，并在苏美盟军的帮助下，合力夹击，才使得日军落荒而逃，大败而归。
三、与抗日同步，内部整风外部宣传两手抓
    打好日本牌，实施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关键在党。党是毛泽东进行这一切的根本前提和有效载体。毛泽东是通过党，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与党国内外一切力量进行合作与斗争的。所以，毛泽东考虑党国内外的一切事情都是建立他对党的建设和改革这一现实基础之上的。毛泽东要想很好地打好日本牌，处理好党国内外的事务，首先必须把党打造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他还把这一任务豪迈地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其中，思想建设是前提，即通过思想教育、思想解放达到思想统一；政治建设是核心，即确立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建设是关键，即建立团结统一、凝聚实干、有战斗力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特别是建设好一个成熟的、稳定的、有远见的中央领导集体；作风建设是切入点和根本体现，即通过加强和改进党风，促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而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即作风建设的成效也正是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深入人心、取得实效的根本体现。
    为此，毛泽东着手做了两件事情，即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对外加强宣传工作的力度。先来看整风运动。整风实际上就是整党，是在党内进行一次对错误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较为彻底的清算，解决长征以来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算作“亡羊补牢”之举。毛泽东率先发起了理论上的“攻势”，相继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个报告，重点反对和清算王明、张国焘等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而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同时，作为与整风相联系、相配合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思想改造。为此，毛泽东前后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三篇光辉著作，以此来教育全体党员干部要树立敬业为民的道德情操和锲而不舍的意志品质。由于理论学习深入、思想发动充分、教育方法得当，全党首先在思想上达到高度统一，作风上有了根本改观。紧接着，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又着手对中央领导集体作了适当调整，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王明、博古、张国焘、张闻天、王稼详等人作了适当的工作安排，并重用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并与他们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成为其中的核心，毛泽东思想也顺理成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由此毛泽东取得了党内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完全胜利。另外，毛泽东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提出了革命化、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方针以及革命文艺队伍建设的思路，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创作，产生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且进步的文艺作品，对党的中心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来看对外宣传工作。由于我党的抗日主张，也由于延安的声誉，更是由于坐镇延安、主张抗日的毛泽东，才引来了大量的外国记者。毛泽东很好地把握了这一难得的机遇，借助这些外国记者，扩大宣传我党的形象，同时也宣传了毛泽东本人。这些外国记者包括英国人冈瑟·斯坦因、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尼姆·韦尔斯、阿格尼丝·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与毛泽东交往甚密，毛泽东对他们也能敞开心扉，大谈党的历史和他个人的传奇经历。正是通过他们的宣传报道，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才为世人所了解。特别是埃德加·斯诺的作品《西行漫记》（又译《红星照耀中国》），更是让毛泽东声名远扬，大大提高了毛泽东的知名度。外国记者作品的对外宣传，以及延安整风，首先在党内掀起了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被公开称为“天才”、“救星”，而R·特里尔干脆认为毛泽东是“圣人”，“毛的身上开始显露出一种主宰的风骨。”至于其中的原因，我认为R·特里尔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毛的形象的树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战争带来的结果。”“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立的时候，提高毛的形象有着特殊的意义。共产党也需要为全中国提供一名可以与蒋介石匹敌的人物。”引述这些不为别的，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我们对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现象，需要作历史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四、为长远计，争取主动、运筹帷幄夺政权
    虽然抗日是当时的主题，但毛泽东考虑的更为长远，他在谋划抗日以后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必须在抗日中“未雨绸缪”，并最终在抗日结束后“浮出水面”。问题的焦点还是国共两党、蒋介石与毛泽东。毛泽东在自己的棋盘上布置了四种格局，准备了两套方案。四种格局是，一要做好争取工作，二要做好试验工作，三要做好谋划、宣传及以后的参与工作，四要做好与国民党最后摊牌决战的准备工作。其中前三种格局最终为第四种格局准备和服务。两套方案是，一套方案是把国共合作局面维持下去，并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参加国民党政府，通过各党派政治协商，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旧格局，共产党有机会通过民主竞选上台执政，但这种可能性非常渺茫，根源于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决不会允许这样做。所以，这套方案仅是参考，更大意义上是作为争取其他力量反蒋的一面旗帜。关键是第二套方案，国共合作抗日一旦功成，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必然要与共产党翻脸，滕出手来对付共产党。这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经验教训的启示。而且在国共合作抗日过程中，国民党军队掀起几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皖南事变，更加坚定了毛泽东的判断。所以，共产党必须早做准备，积蓄力量，以备不时之需，以应突然之变。这套方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在抗战胜利之日、国民党破坏和平之时，共产党公开与之竞争，并最终通过武力夺取政权。
    所谓争取工作，无非是与国民党争取民心，争取各民主党派以及国际友好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对此，毛泽东既放长线，一贯地主张积极地抗日；又抓机遇，特别是利用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大做政治文章，争取主动，争取道义上的支持，使蒋介石“丢脸”，陷于被动。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还利用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红色特区”，吸引国内外爱国抗日人士纷至沓来，既做积极的争取工作，又不失时机地做宣传鼓动工作，由此赢得多数理解和支持。对于涌向延安的人们，毛泽东还“导演”了一出边区政府机构改革的政治好戏，既让来访者见识共产党人的决心和能力，也让参与者明白今后他们应该怎样执掌国家政权。这不妨说是为今后共产党执政所作的“试验”。这次“试验”工作的重点是著名的“三三制”，即共产党人、非党左派和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实行民主管理政府，让人民当家做主。也正如R·特里尔所言，“延安精神的秘密就是参与。”这也是毛泽东与抗战胜利前夜来访的黄炎培等人对话的主题与答案。黄炎培请教毛泽东，希望中共能够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而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可见，毛泽东对于今后的执政方略早已心中有数。
    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早就着手研究和制定以后的建立新中国和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略。毛泽东做了缜密的理论思考，先后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篇光辉文献，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政治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政权组织。同时，毛泽东的眼光也更加开阔，他自觉地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并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R·特里尔说的那样，“他（指毛泽东）开始像一位世界政治家那样讲话。在延安，毛第一次把世界事务作为他日程表中的一部分。他需要这样做，把中国人民的战争描绘成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对他的事业有利。”“一句话，毛赋予他的统一战线思想意识世界性的意义。”也正是这样，毛泽东非常富有远见地考虑到战后的世界格局，所以在不久的将来，即抗战刚胜利不久，他便向国民党极力争取赴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名额，指派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而董必武到美国后，向华侨、新闻界、友好人士和部分上层官员大力介绍解放区的情况，扩大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联合国成立大会召开时，董必武又用毛笔苍劲地在旧金山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是我党在没有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写下的浓重的一笔，也是我党朝前谋划以自己名义独立自主参与国际事务的有益探索。
    最后，毛泽东还必须做好与国民党进行最后较量的各项准备工作。毛泽东按照自己确立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和人民战争的战略，在抗战中，不断消耗和打击敌人，发展和壮大自己。到抗战胜利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抗日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民军队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而我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国外友好力量的联系广泛、关系密切，我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和比重大大增强，而且事态还在朝着有利于我党、不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至此毛泽东终于拥有了与蒋介石匹敌和可以较量的实力和民心资本。以后的事情就是，蒋介石上演了一出蹩脚的滑稽戏，结果更是“众叛亲离”，经过三年内战落败，被迫退守台湾。而毛泽东，打好了日本牌，争得了民心，赶走了侵略者，挫败了竞争者，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
    2、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张希贤等编著：《毛泽东在延安》，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单位：中共张家口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