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历2008年是毛泽东逝世32周年，也是邓小平执政改革开放的30周年。
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
自从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国家领导人执政以来，邓小平通过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盘否定和对“毛泽东执行的大跃进政策造成三千万人死亡”的荒谬的“逻辑思维”的默认让毛泽东光辉的形象在人民心中留下了阴影，邓小平实施的以私制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已经把毛泽东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共同创造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有经济体制完全抛弃。
三十二年对有限的生命来说是漫长的，三十二年对以时间和空间为统称的宇宙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
毛泽东和毛泽东所开创的人民时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而去整整三十二个年头了，可是在民间对毛泽东思想地研究和讨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是什么力量让“毛泽东”这个伟大的名字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是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天下为公，是人民对正义和良知的呐喊与呼唤。
一.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在他有生之年为如何发展社会经济，如何自主创新、如何提高经济技术含量，如何让新中国走向繁重富强所操费的心思是有目共睹的（毛泽东对如何发展社会经济的思解散见《毛泽东文集》）。
假如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苏联不撤回经济技术援助，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经济就势必会呈现出另一番欣欣向荣的景象。
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被苏联老大哥逼迫出来的，被苏联老大哥同时逼迫出来的有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是毛泽东时代国有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和毛泽东时代国有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
正是有了毛泽东时代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中国在世界地位的不断提升做基础和保障才成就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顺利执行。
我们不可否认邓小平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思解和所实施的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对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再继承。但我们同样不能无视邓小平用放纵个人私欲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路线的严重偏离，不能否认邓小平在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放弃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建设所造就的社会反人伦的混沌情态的后果的严重性，不能否认邓小平所造就起的私有经济体制的零散性、对外来经济技术的依赖性、私有经济技术含量的低下性质、私有经济的泡沫性质和私有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不能无视邓小平一手造就的私有经济体制的不可操纵性对环境造成的严重污染和对矿产资源开发的严重失衡，不能无视社会道德法制建设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可替代性。
腐（指腐败的制度、腐朽的思想）可败国，听之任之、国将不国。
二.关于毛泽东的整体思想
毛泽东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缔造者、建设者，是带领全国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领袖标榜，毛泽东思想是伟大的智慧借助于广博的历史知识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可持续性和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导意义不容置疑。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的历史贡献可简要概括如下：一是把蒋介石老先生赶到了台湾，成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避免了新中国象南北朝鲜那样的两党对峙和民族分裂。二是建立起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让受几千年封建传统奴役思想统治的广大劳动人民的身心暂时得以解放，打破了封建统治者“贫富自有天定”的愚民统治，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的时代文明，开创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的发动从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手中的权利和权威的威慑力，避免了毛泽东逝世后他们之间的相互纷争，为新中国的稳定向前扫除了人为障碍——此举堪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相媲美。
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目标是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为公。毛泽东思想把加强国防建设、防止外来侵略，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前提；毛泽东思想把唤醒民众、解放人民的思想，让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途径；毛泽东思想把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体系，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通过思想改造逐步消灭阶级思维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手段；毛泽东思想中通过过渡政策实施社会经济体制由私有向国有的转轨（比如毛泽东时代对土地政策实施的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土地和毛泽东时代对民族资产阶级实施的资金收买政策）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策略。毛泽东思想中的军事战略思想，经济发展思想，政府执政理念，对外交往策略，社会法制道德建设思维，民族整体观念思维都是围绕如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相生物。毛泽东思想的具体针对性和整体策略性是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杰出思想纲领。
三.关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分支，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在于消除了社会稳定隐患，唤醒了民众，压制了专权主义、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抬头。
文革是针对专权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一场政治思想斗争。
我们不能否认文革有被少数人利用的嫌疑（比如文革中的武斗事件），不能否认文革的发动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学习成材的机会，也不能否认因为部分人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理解偏差给少数无辜者带来了空前的人生劫难。
但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文革的发动与否关系到新中国的存亡——假如文革中没有那些小插曲（或者说是闹剧）又怎么能发动起群众？文革的发动又怎么能取得成功？
我们不可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开国元勋们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所做的历史贡献是特别巨大的。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如果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中华民族就不可能尽早从外国列强对中国侵略和压迫的屈辱岁月解脱出来，没有开国元勋们的群策群力、浴血奋战中国人民就不可能从旧社会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
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虽然心性各异，但他们都堪称是英雄中的英雄、强人中的强人，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值得后来人用最高的礼仪去崇敬和跪拜。
但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元勋们又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军功和荣誉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因了他们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
从人本思维上思解：开国元勋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以赫赫战功自居，开国元勋们服从于毛泽东的统一领导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思想和战略的信服，但假如没有了毛泽东的统一领导，他们谁又会尿谁？他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去做毛泽东的接班人，假如毛泽东去世后他们都还活着，假如他们因言语不和或坚持不同闹起纷争，又有谁能劝解得了？又有谁能想象得出他们振臂一呼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又有谁敢断言他们不会把新中国闹个四分五裂？
毛泽东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不得不发起那场针对专权者的文革斗争——从毛泽东暮年时的自我总结中把把蒋介 石老 先生赶到了台湾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中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端倪。
说文革中的乱只是一个表象是因为文革发动：1、没有破坏社会生产。2、没有引起社会地动荡。3、没有牵涉到国防和部队建设4、没有外国列强的趁虚而入——这又何乱之有？
发动文革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唤醒了民众，解放了人民的思想，压制了专权思维和修正主义的进一步抬头，把政府的权利运行置于了人民的监督之下。
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让人民真正认识到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执政者的执政权利和执政地位都是人民赋予的，他们执政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荣誉和利益（用体力或脑力劳动换取相应的社会报酬）也是人民对他们工作成绩地认可。他们没有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
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解放思想、唤醒民众、压制专权思维”同“消除社会稳定隐患”之间无所谓派生和主流——这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要和前提条件。把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消除社会隐患”放到第一位也是从毛泽东的大局思想认识出发，是对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为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同步思解。
人的生命是人本欲望和人的思想理念相对升华的矛盾统一体（思想理念的升华得自于人的生命个体对人为自然的认识和再认识这个过程），人本欲望和人的思想理念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在。人本欲望和人的思想理念之间虽然只有一步之差，但对于大多数生命来说要想从无意识的人本欲望向有意识思想理念进行转化却是千难万难。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已经实现了从无意识的人本欲望向有意识的思想理念地转化。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始终坚持的是为了最终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始终坚持的是“一切为了人民，为了人民一切”，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已经升华到了屏弃小我的高度。
说文革的发动是毛泽东被迫不得已而为之是因为毛泽东同时代的开国元勋们虽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也能有统一的思想认识，但开国元勋们不可能都同毛泽东的执政理念和大局意识占位到同一高度，不可能为了顾全大局而完全放弃自我信念和自我坚持。
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同宋初的“杯酒释兵权”的比言也仅指两者发生的社会效力同等相仿。毛泽东执政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政治，毛泽东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完善已经放弃了小我思维，而 历史封建 君王的思维意识却仅仅停留在维护自身利益和统治阶级连带利益之上，所以毛泽东思想同 古代 君王的狭义思维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而言。
毛泽东暮年时曾经自我总结说：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产物，文革时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文革不能也没有必要再在新中国重新上演，虽然假如要对当今的诸如贪污受贿等一系列腐败案件进行依法惩治的话所造成的“血雨腥风”决不会在文革之下，但一切政策的执行都应该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毛泽东时代针对当时的社会人为实施的一系列过渡政策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四.关于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毛泽东时代面临的是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百业待兴，是蒋介 石老 先生把大量财富掠夺到台湾，是苏联技术援助的全部撤回和催逼还债，是外国列强对新中国的虎视眈眈和经济技术封锁。在国内外环境的双重制约下、在毛泽东时代又何谈改革开放？
假如毛泽东老人家的生命能延续到现在，谁敢断言他老人家驾驭下的社会（国有）经济不比现在？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无官不贪，决不会有当今社会的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决不会有当今社会黑恶势力的极端抬头和娼妓、情妇“制度”的“合法化”，也决不会有社会普遍存在的官商勾结和靠钻“社会主义”空子暴富起来的资本拥有者所成就起来的无税不偷（“偷”指偷税漏税）的破烂格局。
五.关于大跃进与三年自然灾害。
近来网上谣传着的“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荒谬的“逻辑推断”文章让人看了愤慨。
我们不否认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确实因饥荒造成了部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我们抛来毛泽东执行大跃进政策的初衷不论：假如作为凡人的毛泽东在没有预见到三年自然灾害的前提下通过大跃进让饱受磨难的广大劳动人民能吃饱一些、吃好一些也算得上“浪费”的话我们不妨使用“浪费”这个字眼。谁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们不妨思索推算一下大跃进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少粮食被“浪费”进了人民的肚子里？这些“浪费”掉的粮食加起来能够让当时的中国人在正常情况下共同消费几天？当受饥的人民吃完这些被“浪费”掉的粮食后能不能躲过三年饥荒造成的生命劫难？假如那些反毛者对“大跃进政策造成大量人口死亡”的荒谬“论断”是为了叫高解恨，那为什么不把五年、十年、或者一百年的人口死亡系数都推给大跃进？为什么不把大跃进造成的人口死亡数字说成是一亿、十亿、或者一百亿呢？
从《毛泽东的女儿们》的文章记录了可以看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人民忍受饥饿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以下是《毛泽东的女儿们》的文章摘录：毛泽东对子女教育很严，不许他们搞特殊。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每周末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从不乘小卧车，在刚上学的一段日子里，不少同学甚至不知道她是中国的第一号“公主”。三年困难时期，李讷在学校报口粮，她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只报了17斤。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粮食不够吃，毛泽东也不让她从家里带东西到学校。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吃的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人的生命力是极顽强的，在自然灾难来临时，在饥饿的胁迫下只要能下咽的东西（比如树皮、树叶）人们都可以用来“充饥”，所以自然灾害要想随意剥夺人鲜活的生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是人口死亡率的增高，而是人口出生率的普遍降低——用一句不太恭敬的说就是大饥荒时人们紧顾着挨饿了，哪还有“闲心思”去生孩子？
据笔者听闻：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最严重时期（1960年）人口的出生简直是罕闻（用“万分之一”解释比较恰当）。
幸好1960出生的年长者都还健在，如果有疑问只要到户政部门统计查询一下1960年的人口出生概率并与往年人口出生比率做一下比较就会对此一目了然了，“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三千万人口死亡”的谎言也就会被轻易揭穿。
六.关于毛泽东的知人善任
说起毛泽东的知人善任我们首先必须认可毛泽东的深谙历史和对历史知识的活学活用——据（《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既然毛泽东能够深谙历史，所以他应该能够深刻理解新中国的解放是因了开国元勋们统帅解放军群策群力、浴血奋战的结果（不是一人之力所能成就的），他应该明晰新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也必须由全国人民去共同创造，他也应该清晰要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要用好人、用对人。
我们不可否认邓是一个大将之才，但他不是帅才（他武不比林彪、彭德怀，理财不比陈云）。邓有一定的经济思维头脑（这也是毛泽东所看重的）但邓同时又存在小我思维意识（从他的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始终记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对他的人身“陷害”），从邓执政后“只要毛泽东坚持的他都要反对”这一点也预言了毛泽东的“邓不可用”。邓思维的片面性决定了毛对邓存在的反复心理——这或许也是邓在毛执政期间能够“二起三落”的内因所在罢。
七.关于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
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的道德和法制建设是有目共睹的，这主要表现在：在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根本就不存在损公肥私之说，当时的民间不能说是路不拾遗，但绝对是夜不闭户。当然毛泽东执政的人民时代也有违反道德法制的人为事件发生，但毛泽东时代个别发生的违反道德和法制的人为事件一旦暴露就会遭到社会的唾弃，就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就会得到应有的社会谴责和法律制裁。
八.关于毛泽东执政的具体性、有针对性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毛泽东思想的可适用性在于毛泽东时代政策执行的具体性、有针对性和以社会稳定为前提。
毛泽东时代对于一些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政策的执行大多都是根据时势的发展需要，采取逐步过渡的政策。比如毛泽东时代对社会私有经济向公有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对土地政策实行的是先减租减息、再没收地主的土地（并对地主富农的思想进行改造），对民族资产阶级执行的资本收买政策，还比如毛泽东时代对西藏的农奴制改革的政策执行也是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的。
九.关于对毛泽东思想地学习和再继承
虽然我们认可毛泽东思想的适用性和无可挑剔性，但时代不同了，面对当今的社会和人为，我们没有必要去重复毛泽东时代。但我们有必要去学习和借鉴毛泽东时代的思想真理，有必要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战略和指导理念。为重塑社会主义和谐之路找到真理和依据。
时代在发展、人民在进步，不同的社会形态需要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去治理。假如毛泽东的生命能够延续到现在，面对当今的社会人为，他老人家也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前提下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去出台一系列过渡政策去实现社会经济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以便为尽早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好铺垫。
当前我们急迫要做的是：通过重新定位毛泽东去还原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本来面目，客观地去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深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思想中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和指导理念，唤醒民众、把政府的权利运行尽快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尽快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法制体系，尽快恢复国有经济体制、提高工业经济技术含量，逐步消除社会分配不公现象，要采取收买、兼并、宏观调控等一系列政策手段通过过渡去逐步实现社会经济体制由私有向国有的转化，要尽快处理和解决诸如贪污腐败等一系列关系到民心向背的社会焦点矛盾问题。
路在脚下。我们坚信作为新一届集体智慧结晶的党中央有能力、也有魄力在发展完善社会经济的同时妥善处理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为社会主义这条大路越走越宽扫除思想人为障碍。
后记：
环境造就人为。我写这些不是指望那些享有充裕的物质生活条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阶层连带利益为人生目的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去从中觉悟些什么、认可些什么。
我的这些认识和观点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私有资本拥有者和所谓的精英们来说只是对牛弹琴，我对他们也不抱有什么期望。
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为了收拢民心、树碑立说，有时也会对劳苦大众发发慈悲、施施善政，但这些都要建立在他们的权欲、金钱、地位和个人利益不被侵犯的前提之下。
假如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执政者和资本拥有者在人民利益和自身利益中做出选择、他们唯一的共性是放弃人民的利益。
我写出这些观点和认识只是想让那些良知者、追求真理者和青年学生能从中有所启发，能在追寻社会主义真理的过程中少走些弯路。
毛泽东思想是前无来者，但毛泽东思想会后继有人，因为我们有伟人的思想为我们作指引和铺垫，因为我们有巨人的肩膀可攀！
祖国是炎黄儿孙永远的根。期待圣人再现，祈祷中华永兴。
文章修订时间： 2008年 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