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货币战争》现象的持续关注，我越来越觉得当初将该书和《君主论》做类比是很恰当的，但这不是说后者将一定能达到前者高度。两者的相似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作者的意图都是为当局决策者提供建议，二是两者都触及当时社会深层的道德价值观念。
一、都是为最高决策者进言
或许罗斯柴尔德家族并不象《货币战争》中所讲述的那样是当今世界的真正首富，或许黄金本位的货币体制真的再无翻身机会，或许美联储私人股东红利远远小于总利润，但这并不影响该书对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是受少数寡头操控的整体判断。世界金融秩序是一个“公共产品”，被少数人操纵也就意味着被人为制造了利润巨大的“寻租”空间，进而形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事实。反过来说，正是世界金融秩序中所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激励了有实力的金融寡头去拼全力影响世界金融规则按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改变。也就是说，世界金融秩序的演进绝非是一个风平浪静、自由竞争、民主决策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货币战争”的过程，每一次世界金融规则的制定和修改都是一场充满周密谋划和残酷角逐的战役。
目前大力倡导金融开放的中国显然对这样的货币战争认识不足，《货币战争》的意图很明显，就是给中国最高决策者进言，如何参战才能使中国不被潜在的金融敌人所算计，而在以后的世界金融秩序中处于有利地位。
《君主论》给高层进言的意图比《货币战争》更为明显：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当时是写给意大利佛罗伦萨成邦国王一个人看的，教他如何挣脱当时宗教道德的约束，如何“使坏”、“耍阴谋”以保住统治。
二、《君主论》打破西方中世纪基督教伦理
一般认为是“文艺复兴”使西方世界从“黑暗”的中世纪拖出，进而进入“光明”的现代社会，原因在于“文艺复兴”打破了基督教道德伦理对西方社会的“禁锢”。之所以叫“文艺复兴”，是因为这一思想运动是从文艺创作领域开始的，倡导在在文艺创作上，打破正统宗教经院哲学式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而向反应真实世俗生活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回归。但这场在文艺领域里的废教运动最终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最重要的就是政治、社会交往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文艺复兴”才拥有打破中世纪，开创现代社会的巨大能量，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而从学术著作上说，政治、社会交往的废教行动正是自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始，也正因为如此，《君主论》被现代人奉为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之作，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正如上文所言，马基雅维里写《君主论》的原本意图是给意大利佛罗伦萨成邦国王提供如何巩固统治的私人建议。作为曾经的朝廷高官，这时他已经遭到主子的遗弃，他希望通过这些建议，再次引起国王的注意并获得重用，很有点象中国先秦时的韩非。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写这本书绝非是想开创资本主义政治学，也绝非想做资本主义政治学的奠基人。实际上，也象《韩非子》一样，即便是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君主论》也是非常之“阴暗”、“阴险”。马基雅维里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君王须兼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在西方，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也已经演化成一个成语：马基雅维里主义，至今都含贬义。就这样如此阴暗的一本书怎么会是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奠基呢？这也许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原因在于，出乎马基雅维里意料的是，此书在其死后五年即1532年公开出版了，这本仅仅写给佛罗伦萨国王一个人的书被传播开来了，尤其在政治家之间。马基雅维里没有教会佛罗伦萨国王“不讲道德”、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是他却教会了整个欧洲。结果就是，在政治和社会交往领域，传统的宗教道德伦理被砸个粉碎。在《君主论》的教导下，当所有的人都抛却传统道德，而变得“阴暗”、“阴险”了，欧洲也就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死去几百年的马基雅维里也就“极不情愿地”被架上了资产阶级政治学奠基人的宝座。这也算是有心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吧。
三、《货币战争》触动中国“主流”所信奉的“主流”西方经济伦理
如果说《君主论》打破了欧洲的基督教伦理，那么《货币战争》即便不将打破，至少也已经触及了目前中国主流所信奉的“主流”西方经济伦理。更有意思的是，西方目前的这个经济伦理正是《君主论》打破了欧洲的宗教伦理之后所建立的。也可以说，这个经济伦理是对中世纪宗教伦理的替代。所以，首先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现代西方经济伦理的建立过程。
《君主论》强调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实际上承认和唤醒了一直被宗教道德所压抑的“个人欲望”，也就是承认个人是有私欲的，并且人活一世就是努力奋斗去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正是现代经济学基石性假设“经济人”的最初原型。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为私利而不讲道德、厚颜无耻，那么整个社会将是一片争夺，一片混乱和阴暗。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君主论》之后，西方思想者开始社会秩序、道德伦理的重建征程。
该征程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1651年发表的《利维坦》。与马基雅维里的间接不同，霍布斯明确承认人是有私欲的，而且为满足私欲人都有“保持自己的自由，但是又欲得到支配旁人的权力”的天然之倾向。那么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是，在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然状态下”，将发生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结果整个社会将“险恶、残酷而短促”。要规避这一切，就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利维坦作喻）来对每个人的权力进行约束。霍布斯清楚地看到人是有私欲的，但是他又认为如果纵容这个私欲将使整个社会陷入灾难，所以要严加限制。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强大的王权的结果是统治者对普通百姓的奴役，霍布斯的后半部分主张在当时自然引起激烈的反对。但这并不等于说“利维坦”思想一无是处，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提出在人人都追求私利的情况下，整个社会何以保持“和谐”这一伟大命题。而且当时的反对在现在来看也不一定正确。
该征程第二个里程碑是荷兰医生曼德维尔于1714年发表的《蜜蜂的寓言》。和霍布斯恰恰相反，曼德维尔在书中明确指出，个人追求私利的行为非但不会对整个社会有害，而且有益。实际上该书的副标题就是——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原因在于，个人满足个人私欲行为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从而使每个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譬如只有大家的消费欲望很强、非常奢侈，才能充分调动每一个人加入到消费品生产这个大链条中去，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收入都将得到提升。而如果大家都以节俭为美，克制消费欲望，结果将是相反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象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极力限制私欲，而是鼓励之。
该征程的第三个里程碑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发表的《国富论》。在曼德维尔理论的基础上，这本书系统地回答了霍布斯所答错的问题，即在人人都追求私利的情况下，如何使整个社会和谐有序。答案就是什么也不做：自由放任。让这些自利的人尽情地去追求财富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吧，不用担心混乱，因为价格这个看不见的手会把一切安排地井然有序。而且，整个社会的财富也会出现增长，原因正如《蜜蜂的寓言》的所讲，个人私利可以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政府也绝不应该干预个人自由的经济活动，它应该越小越好，小到是一个“守夜人”，这和霍布斯的“利维坦”截然相反。至此，现代西方经济伦理已经完全建立了，并成为现代西方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基础。改革开放后，这套西方经济伦理逐渐为中国所接纳，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信奉。
拿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眼中的社会图景和亚当.斯密的相对比，可以清晰地发现，前者阴暗、残酷，而后者则是繁荣、有序；前者悲观，而后者乐观；前者纷争，而后者和平。如果动态地看，实际上这是一个由“黑”到“白”的过程，亚当 .斯密将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眼中的“黑色”东西给洗掉了。固然，一个经济繁荣、和谐有序的景象是符合每一个人的愿望，而阴险残酷为每一个人所厌恶。但问题是，马基雅维里所描述的人类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霍布斯所描述的人类“欲得到支配旁人的权力”的行为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真的消失了吗？为因《国富论》的出版而消失吗？欧洲人的道德水平，欧洲人的人性在这个期间真的获得质的提高？答案是否定的。堑?/span> .斯密所建立的以维护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西方经济伦理与其说是一种“科学理论”，更不如说是一个“美丽愿望”。它因符合人们的普遍愿望而被传颂，但它却无力消除了人性的阴暗、残酷、纷争的一面，而只是掩盖了。而西方社会的运行骨架却恰恰更是为这些“阴暗、残酷、纷争的一面”所支撑。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是“丑陋”的躯体，亚当.斯密是华丽的衣服。西方社会的运行表面看起来是亚当.斯密式的，而实际上却更是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式的。《国富论》发表已经两个半世纪了，无论在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实现了吗？又有几个企业家和国家在实际操作中真正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实际上，自由贸易从来都是被用作打击对手、保护自身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这很象以前的中国。尽管儒家思想被表面上崇拜了2000年，但中国实际上却又是“百代皆行秦政治”，“外儒内法”。在口头表达上，遵循的却是孔子的“仁、义、礼”；而在实际操作上，遵循的是韩非的“权、术、势”。而亚当.斯密很象中国的孔子，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式则很象中国的韩非。现代西方社会则是“外亚当.斯密，内马基雅维里”：在口头表述中“自由、和平、公平”；而在实际操作上则“操纵、争夺、歧视”。
目前信奉西方经济伦理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显然只见亚当.斯密，不见马基雅维里、霍布斯。而《货币战争》则是将西方社会马基雅维里的、真实的一面揭露出来。这是该书得以激起很多人心灵震撼的深层根源，也是遭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激烈反对的深层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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