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南巡后陷入经济狂热的同时，解体的苏联正在私有化的浪潮中沉沦。
这段时期中苏经济真正的分化了，如前所述，中国走向了官办经济，而俄罗走向了寡头经济。中苏都想改变过去计划经济过于僵化的缺点，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用现在的行话来讲，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改革大方向，在全球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中国采取的办法是在地方政府这一层次上引入市场竞争体系，让各级政府变成几十、几百，至多几千个“政府经济人”，而一般民众仍然是依附于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中，没有多少自主性可言。俄罗斯就非常彻底，把几乎所有国家财产用股份制“平均”分配给全体国民，让所有高中低层民众都成了按照自己的私利行事的“经济人”。按照传统的“经济人”理论，产权明晰了，各方都按理性在市场上行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企业效率低产品没人买，在竞争中失败，效率好的企业胜出，社会分工更加优化。有暴利又没啥难度的行业肯定一堆企业去做，就“边际效应递减”，暴利消失，价格不“扭曲”了，大众得到实惠。这么天长日久下来，社会生产就越来越合理，经济就会比原来到处是缺点的计划经济要好得多。
应该说这种理论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个理论对于比较稳定的市场局面确实是非常合适，中国已经有很多实际案例就是如此发生的，原来4000多的彩电，现在不到1000就买到了，上百家彩电厂了只剩了几个巨头。但是对处于剧烈转型中的不稳定社会经济体系，就会出现很多新情况，旧的“经济人”理论就不能乱用了。
俄罗斯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了可怕的“下降螺旋”，这是经济学家们没有预期到的。转型中肯定会出现一些坏事一些乱象，这是个人都能想到。但人们相信不用怕，坏事与乱象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大家都受过不错的教育，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了，应该有办法让情况越变越好的。可怕的是，恰恰是“经济人”的“理性”，害了俄罗斯。社会刚开始乱，那么为了避免大乱对自己造成损失，理性选择就是把自己的资产放到安全的地方去。这种行为，当然会使原来乱的地方更乱，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转移资产，这就是“下降螺旋”产生的根源。前苏联家大业大，四万家大国企还是很有实力的。普通人都拿到了大国企的产权，但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真去经营，理性的选择就是卖掉。不管怎幺卖，总之是手里拿了一堆卢布。下降螺旋中，卢布想保值是不可能的，理性选择是把卢布换成金银美元等较稳定的资产，这会促使更多人这样做，卢布币值的崩溃很快到来了。大部分人分到的股份就这样消失了。国家没钱了，就发债券弄到一些钱维持生计，但是资本外逃之下，这些债券当然也会迅速贬值，连国家信用也没有了。这个过程中，四万家大国企根本无路可逃，必然是处于私有化过程中不断被卖，在国际上竞争力不强无利可图的大多数国企就此消亡，资源与传媒等利益丰厚企业就落入脸厚心黑的寡头之手。这个过程一搞就是近十年，没有人救得了，象叶利钦这样的人根本就是窃国大盗，和寡头们就是一伙的，还怎幺救。就是想弄点办法，上亿“经济人”各有各的想法，也没法弄，最后就是黑社会接管。这是人类历史上群体“理性”导致的最大经济灾难，都不能称之为“市场失效”，而是天大的灾难。
中国与俄罗斯相比就要好非常多。中国的改革十分强调稳定，稍有风吹草动就很紧张地开大会小会想办法。这样一种倾向就容易实现稳定的环境，市场发挥好的作用的机会大得多。各级政府成了“经济人”互相竞争，但是通共也就数千县级政府，再地级省级这么往上层次管理，数量不多，就用过去的行政体制都可以管起来。有什幺不对劲的就用各种法子管这些地方政府，安个“宏观调控”的名，自己摸出一套管法，天底下独一无二的官办经济就是这么回事。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手法，让各级政府以政府为主体按市场需求干市场经济，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政府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秘密。世界各国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事，我说中国经济是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绝不是夸张。这也没法学，各国没有这样的管理体制，所以是独门绝技。现在一些文章总结中国经验，说要开放，要搞市场经济，要拉外资，要建基础设施，这都是表象，并非中国最本质的优势所在。发展中国家用“开放市场经济拉外资建础设施”的办法搞经济的多得是，但是没有中国的官办经济体制，发展就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那么朱镕基实质接管中国经济权力后的一系列操作，在这个大背景下，就很好理解了。地方政府拼命花地方银行的钱搞得过热过剩，老朱就此开始了官办经济转型调控之路。以后的改革都是这样的模式，经济有麻烦了（以后经验多了，觉得要有麻烦了就动手治），就用官办经济的体制去想办法应对，过程中就会出台一些改革措施，有效的就推广下去，有问题的就反思反思。这是一个问题推动型的改革过程，并非说是先有了一个理想运行模式，然后一步步照着那个模子改下去。中国政府对于最终改成什幺样子是糊里糊涂的，经常会有一些大讨论。但问题来了，谁想得出办法谁的办法好使就用谁的办法，这是最彻底的实践检验，是讨论不出来的。
老朱的软着陆，确实是相当了得，想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办法，还成功地推行下去了，所以不容易。针对地方上乱花银行的钱上项目的问题，朱镕基上来就把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行长李贵鲜撤职，自己出任此职，开始了银行体系的改革。地方银行原来与地方政府是一家的，现在把权力收归中央，地方政府就没那么容易从银行搞到钱了，这就断了过热的一大源头。各地政府没了银行也不是没法活了，后来发现手里的土地很值钱，比靠银行好多了，又是一通搞，但这是后话。不继续过热了，不会崩溃了，但过剩的危机还在。银行的坏账也并不就此减少，各地企业产品就算卖不出去也要维持生计，问题成堆。这些方面其实问题更大，更本质。这里我们要对市场经济里“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作一些讨论。
计划经济的麻烦在于“供给”，总觉得短缺，烦透了。但是需求就没有什幺问题，反正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生产出十亿个苹果一人发一个就是了，不管你要不要都这样（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也是以货币为交换工具的，不然成原始社会经济了）。生产厂家也不为卖产品烦，上头都有计划，卖不出去是上头计划的问题。市场经济正相反，“供给”的问题好解决，缺什幺东西肯定是有利可图的，就一堆人投入资源扑上去搞，一般不用政府管。麻烦在于“需求”，这个麻烦大了。生产厂家你得自己打开销路，要打广告，要和别人的产品竞争，要搞的事情多了。有的厂子靠山硬，当地政府强令都用它的产品，但这种好事不多，还得靠跑市场。一些号称“计划经济重灾区”的地区干这种事就不太行，因为过去计划经济传统太强，老想着政府照顾不想跑市场，所以经济就差。这是对生产厂家而言，对整个国家麻烦可能更大。这过剩就是硬硬的过剩，你一个厂子如果市场干得好还能解决问题，但整个国家来看过剩了再怎幺互相竞争怎幺搞都没有出路的，就是硬硬的过剩。按照一些人的想象，过剩了就“按人发钱”，穷人还那么多，只要发足够的钱，需求自然出来了，怎幺会过剩？这不是不可以，但这就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又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了。这方面有一些硬的限制，连电都没有，发电视机只能白占地方。就算真的发钱把过剩问题解决了，各厂子长出一口气，下回又给你整出一堆伪劣产品让你解决销路，这就是资源配置失效，还怎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经济学家研究的就是这个，但没有奇谋秘计，就得老老实实搞建设跑市场。
一个长期有效的法子是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基础设施，有效需求就可以真实地增长，你就是用计划经济的法子销售都可以解决部分过剩问题，不然全瞎。这是基础设施最本质的意义，所以也是国家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象印度再怎幺胡吹，它的基础设施就那样，需求能多到什幺程度去？每个有工作的人都在家里弄个管家仆人什幺的，就这样把第三产业弄到GDP的70％去，算是有中国经济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上肯定要差很多，因为真实的需求有上限。这也不是说在几个地区弄些好基础设施，外资就高兴地来投资了，就解决大问题了。那也就是有限几个地区消费需求能上去，全国大部分地区不行，整个国家也就不行，好多发展中国家都是这样。中国政府干这个还是有一套的，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近十年是历史上提高最快的时期。连农村都有极大发展，三年的农村道路投资就相当于过去50多年。所以经济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不仅是因为搞生产需要基础设施，需求也需要基础设施。
搞基础设施建设是好法子，但真要见效，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综合配套规划着来搞，所以不好搞，只能算是长期方针。你眼下就是过剩了，产品卖不出去厂子就要垮掉，怎幺办？对中国来说，还有一条不错的出路就是出口。你有现成的供给，或者有供给的产能，国内需求不足，那么国外需求能够补上来，也还是不错的，可以实现良性经济循环，厂子还就越搞越大了。
吴敬琏这个老头为什幺江湖地位这个高？他没有什幺英文杂志的高级文章，这方面照丁学良的说法不值一提，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中国政府里绝对是个顶级幕僚，丁学良八辈子也赶不上。吴敬连厉害的地方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南巡后中国的过剩危机，建议老朱提早进行出口布局，用国外需求解决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相当有水平，因为中国过去都是短缺经济，没有过剩这回事，他能想到提前去对付过剩，很不容易。这不是说有出口导向政策就成了，得拿出实质的办法。
老朱搞的是人民币贬值、出口退税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狠着。国际上正如我们在SWOT分析里说的在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本来与中国是关系不大的。如果中国自己封闭发展，或者自己弄得效率低下没有竞争力，中国现在占着的产业现在就是到别的国家去了，全球经济照样分工布局。重新回头看中国90年代初期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意识这一点，但确实做了大量顺应这个潮流的大动作，捞到了不少利益，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国际上其实那时也不知中国在搞什幺，只知道中国南巡了，过热了，就等着中国啥时崩溃了。结果老朱把人民币连着贬到了8.7兑一美元。后来还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出口厂商竞争力更强。那时候东南亚各国搞出口火得很，国内也大盖高楼，不少人发了，显得比中国阔多了。还真就没人注意到中国的大动作。可能因为当时中国处境真的很不好，国际上一片唱衰之声，从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崩溃的远多于经济角度的冷血分析。中国人自己也不知怎幺回事，不少人觉得人民币靠不住了，上黑市10比1换美元都干。全球真是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的进出口居然会十年翻了五倍（1995年2800亿美元到2005年的14000亿），从90年代早期的十四位一下干到了全球第三位的出口大国。
中国增长的还不光是加工贸易，而且一般贸易也同样增长，两者长期各占50％。这加工贸易就是受攻击比较多的、担高科技虚名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组装业务，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出些农民工拧螺丝挣个块把钱工资，跨国公司运进部件来组装一下打个Made in China不少就当高科技产品出口到世界去了。这种加工贸易除了把进出口数字弄得虚高以外，对中国经济的实质帮助就是那块把钱的民工工资，对国内产业链的影响不多。税收什幺的洋人做做账把利润留外国了你也收不到多少钱。一些中外人士就指着这个说中国的增长是虚假的，都是外国工厂炒起来的。但中国还有另外50％的一般贸易进出口。这一般贸易就不是加工贸易能比的了，主要生产环节在中国，各环节能够创造很多需求，产业链长得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很大。按照某种量化的估算，1995年一元加工贸易出口对应GDP增加值只有0.22元，而一般贸易一元出口对应的是0.89元（这种量化估算的具体数值往往含义十分复杂，前提很多，不能随便乱用，但数据所支持的结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对数据不熟的人特别容易误解或者弄错的地方）。
主要靠这两招，一个抓银行，一个抓出口，朱镕基把中国经济的大局稳住了，顺利实现了“软着陆”。但市场经济最本质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到义要如何运营，这才是最关键的东西，这方面还有很多超级难题在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