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僵化的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就是“穷政府”。论起成就来自然是有得可说的，基本的工业体系有了，两弹一星有了，人口增长寿命大幅提高。但这些成就是与解放前极差的状况“纵比”，如果与周边地区进行同时期的“横比”，就会比较为难，一般就只能与坏典型印度对比。印度恰好也是是吃了僵化的亏，政府什幺都管制，搞得经济没有活力。中国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农轻重工”比例极不合理，“重的过重”，意思是说重工业比例太高，忽视了其它产业。这不是说“重工业优先”错了，而是比例极不合理，全社会运行效率不高，对重工业本身的发展也不利。在计划经济的范畴里，“农轻重工”的比例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你就是想要重工业发展最好，也不是说把资源都投到重工业算最优。怎幺平衡协调发展相当值得研究，到底什幺是理想的比例很难论定，但过去的比例极不合理是可以断定的。一方面本身的计划安排有问题，例如本可以少量安排一些轻工业出口，弄来外汇进口重工业需要的技朮与设备，但可惜的是把机会让给别人了。这方面有很多重大计划失误。内部僵化管得太死了，农民自发搞点小生产，也不许，政治化到了极端的程度。又经常有政治运动冲击，就算计划得好也会出大乱子，何况计划本身就有缺陷，连“边施工边设计”这种极其危险的计划都有。还有出于政治与军事原因的“三线建设”，一些院校被迫千里搬迁，都是比较折腾的事，虽然并非全无意义，但大大拖慢经济发展是不可避免的。
陈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党内是最深刻的，也就是说，中国从前不是干计划经济的问题，而是计划经济本身都干得太僵化太乱了，就连支持计划经济的人都对以前的错误非常痛心。所以，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内部无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不支持从前的经济政策，只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一定的。
政府对于“穷”有切肤之痛。你光印度式地吹说有潜力，工农业产品多少多少是没有用的，政府自己知道自己有多少钱能用。有些大摊子的包袱不仅收不上钱还要不断往里填钱，多半是维持性的财政，能拿得出手的资产不多。四下一望，到处都要花钱。基础设施，自己整了三十年好象也弄了不少东西，铁路公路都修了不少，城市地区伴着工厂也修了些火柴盒式的灰黑房子。但到周边地区或者美欧一参观，人家都变成那样了，只有震惊，知道自己搞慢了要急起直追，要花多少钱都不敢想。人民生活，很多地区连温饱都没有达到，讨饭的不少（小时我见过在家门口要饭的农民，是真的只要一碗饭，不是现在这样要钱），和人家根本不能比。各种项目，多得很，钱窟窿一样的国防项目有很多。自己的工厂一百人才顶人家一个，到处都急需引进设备提高效率。知青回城光为了住就建了不少违章房，给他们安排工作得烦死。还好大学生就一小摄，不然不知道怎幺养。这时中国的局面，政府自己总结说是“全面落后”。
这些问题是实实在在的，你不能光让大家安心等国家建设四个现代化，到时就能解决了，得拿出实实在在的办法。但好在中国政府还能使出不少管用的办法，并非象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往地下一躺就指望联合国救济了。以前虽然干得很乱，但毕竟是在干事，也并非完全白干，如果找到正确的做事方法加上中国人民又勤劳肯干，还是有出路的。中国政府就这点一直不错，不管穷成什幺样犯过什幺错有什幺天大的困难甚至天下大乱了，都是一副不服不忿的样子盯着前头没有失去信心。老子现在是穷是落后了是犯过大错，我政府工作报告历史决议文都认了，可我再努力搞就不信赶不上你，从政府到人民都是大国思维。几千年混下来的文明大国，执政党曾经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传奇般地夺取政权，底蕴还是有的。明明政府一堆烦心事焦头烂额，开起大会来却斗志昂扬，总书记带头高呼口号，土是土了点，气势还在。很多国家这一点上就不行，从人民到政府都失去信心了，“民主”了，想找是谁犯的错都没有正主。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行，光辉革命历程是吹的，或是硬被拉去搞社会主义的，明明比中国条件还好，却一副丧气样，靠闭关锁国混或者被和平演变干掉。“河殇”这类低水平的东西之所以一会儿就不行了，不合时宜的失败主义论调是原因之一。现在流行的“崩溃论”其实也是这样，大势上看不清楚，看到一些困难就糊涂了，就失去信心到理想主义里面混去了，其结局可想而知。
这就是老毛说的“气可鼓不可泄”，道理是好的。但还得结合“实事求是”，有错就得认，得去改，穷就老实承认，不然成可笑的自吹了。心里有底气，手头上不停找办法，总会发达的，做人与建设国家都是如此。从这个道理上来看，日本韩国虽然偏执，但其发达是合乎逻辑的。台湾以前还有股气，反攻大陆虽然不实际但不可笑。现在台湾已经不行了，整天就是伏低做小，弄一些上不得台盘的小动作，空喊民主，实际上气已经泄掉了，沉沦只是时间问题，并非哪个政党的问题。
邓小平对这些大局问题相当清楚，所以并没有搞“全面反思”“全盘西化”这些投降主义的东西，也不闭关锁关，而是坚定地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这个穷人，由穷到富，不过是二十来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