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施碧霞
闲暇时间比较喜欢读书。然而没有固定的方向，杂七杂八随兴所至。最近读了几本，相互印证，似有所得。
《沧浪之水》讲述的是主人公池大为从考上大学到参加工作最后当上厅长的故事。池大为的父亲是新中国早期的大学生，在县城医院当医生。文革期间因为耿直而获罪，被下放到农村。池大为跟着父亲在乡间行医。他父亲在他考上大学那年去世，留给池大为一本《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这本书中的人物，是他父亲理想中的参照系。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池大为的处世准则。带着“那些不言而喻的由父亲贯注到自己血液中的东西”，他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省卫生厅工作。
刚分配到卫生厅办公室，他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一次厅长派他到农村去调查血吸虫病的发病率，并下达了一个指标，要把发病率降到3.5%。同去的同事对厅长的意图领会的很好，专门挑选山区钉螺少的乡镇抽查，而他却认为只有靠近湖区钉螺多的乡镇才有代表性。争执的结果，虽然他不再坚持，却终究给领导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他自己还为没有坚持正义而懊恼不已。厅里又多买了几部小车，司机给他算了因这几部小车而增加的费用帐，他为此耿耿于怀。厅长平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让别人提意见，天不会塌下来。厅里其他人都知道这只是场面话，池大为却宁愿信其为真。于是在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他对厅里买的几部小车，提出了自己的的批评意见。这一次完全的开罪了厅长，被发配到了中医协会一个闲散而无可事事的岗位上。
池大为面临着痛苦的选择。他不是不清楚在现实中应该媚上欺下四处钻营，他也相信自己能够比任何人都做得更好；而且承认现实并按照现实的游戏规则去做，就意味着权和利。然而自己的良知，以“天下家国”为己任的抱负，以及知识分子的清高都阻止他屈服于现实。他就是在这种痛苦的“生存还是毁灭”的斗争中，渡过了五年。
促使池大为转变的，是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事故。他儿子被开水烫伤了，医院要收2000元的押金才准入院。为此他差点要给医生下跪了，而医院根本不理睬。问他认识卫生厅里的谁，不得以他报了一个以前和他在同一办公室而他最看不惯的人的名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他不屑一顾的小科长，居然解决了他的难题。池大为终于明白，自己所谓的尊严在别人眼里什么都不是。别人看重的只是权和钱，有了权钱才能被承认，才有尊严。终于，他开始了放下“道统”而选择“势统”。
转变后，虽然还不时受到良心的拷问，然而一步步的成功压倒了一切。仅用了十年时间，池大为就当上了厅长。新官伊始，他认为自己和别的官不同，还有点良知，决定在厅里开展实质性的民主监督。然而一开始他的下属中就没有人相信能真正实行得了，他们比他更有经验更了解现实，知道这只不过是新官上任后搞的新花样。到民主监督真正实行的时候，大多数下属都反对他，因为民主监督损害了所有官僚的利益。而且他也感到如果真正实行起来，自己也将受挚，于是只好不了了之。厅里建了一栋新房，按传统的打分规则，池大为排在第一。他自以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那样一切好处独占，重新制定了打分规则，自己排在第五名。然而实际的结果，他老婆仍然挑到了想要的那套房子。原来，排在他之前的四位在挑房子前全部到过他家里，咨询他老婆的意见看哪套房子好。
池大为终于理解了他的前任。坐上了这个位置，就意味着要抹杀自己的个性，按照位置所要求的来思考来行动，位置决定了思想。至此，池大为彻底放弃了和现实规则做斗争的努力，他烧掉了父亲留给他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开始了彻底的与世俗合流。
池大为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代表了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读书时所受的教育是圣贤之道，知识分子（士）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抛去个人私利。然而工作后所面对的是全然不同的情况。如何从书生气转向世俗，是每个读书人必须面对的。这其中，有些人转变得十分顺利，仿佛天生就是为世俗而准备的，有些人则没有那么幸运，需要面对的甚至是灵魂的煎熬和拷问。这种转型，也应该是中国特有的吧。把这个过程拿来分析分析，还是很有意思的。
要分析、理解这种转型，需要从中国的历史源头说起。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以其独特的大历史观，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和以往不同的历史视野。他在《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一系列的作品里，分析了中国以道德为先、注重形式甚于实质的成因。
在孔夫子无比赞赏和怀念的周朝，周公分封天下，创造性的设立了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将全国封地分为九个方格，“天下九鼎”，以国都西安为中心，所有诸侯国分坐在九个方格内。受当时交通、通讯、管理水平等技术条件的制约，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都没法落实，实际上不可能在地图上画出这样的方格。这种设计以及由此导出的种种施政措施，例如“井田制度”，虽然理论上看起来至善至美，合乎自然法则，实则不可能做到。做不到之处，上下级都明白，往往找个合情合理的说法来通融，于是皆大欢喜，终归于不了了之，也没有谁会傻到真的来追究。时间长了，当初由于技术条件不具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日后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的一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家受官僚主义的影响，经常重视形式，超过实质，可算其来有自了。”
中国处在东亚大陆，是大陆农耕型的国家。文明发源于黄土高原，出于和黄河洪水做斗争、流通米谷以共渡灾荒、以及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的需要，中国过早的在秦、汉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然而技术上的条件又不足以支持“数目字上的管理”，于是为了国家的稳定和便于统治，不是极力去扶植先进、发达的工商业的发展，而是继续提倡“间架性”结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周礼》为政治蓝本，以道德伦理作为标准，打掉高出来的谷穗，迁就落后的农业，以保持各地的平衡，维护形式上的整体完美性。
形式的完美在于其合乎自然法则。儒家讲究天人合一，天道在于自然，人道便是道德了。由此，道德便被放到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国文化中评价一个人，首先的判定标准就是这个人的人品道德怎么样，其次才是个人能力等其他因素。和外国的历史书以事件为基础来写不同，中国史书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世家、本纪、传等都是围绕历史人物来写。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有血有肉的。为人物写传，难免就有对其人的评价，道德在这里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标准，“文以载道”。班固更是将道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来臧否历史人物。《汉书》中的〈古今人表〉把1931位古人分为上上至下下共三等九则。仅凭古书上的一句一段的叙述就能够将这么多人的品格区分开来，真是不可思议。然而后辈学人并不去追究其之笼统之武断，反倒引之为至理，可见“注重形式甚于实质”在国人心目中扎根之深。合乎圣人之道的，便近乎完人；离经叛道的，则一无是处。举个例子，我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就是卖国贼，对洋人奴颜媚骨卑躬屈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然而我最近在一本外国人写的回忆录里，却对李鸿章推崇、尊重备至，认为他是一个极其高明、老道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应该说，在以道德为唯一评判标准的社会，为了达到标准，必是人人都朝标准努力，其结果也必是人人为善了。而实际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明代的海瑞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刚正不阿，但作为一个在儒家思想熏陶成长下的干部，其身上体现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始终重视道德伦理对法律的指导作用。他认为，人的日常行为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判。只有少数案件需待斟酌，而这斟酌的标准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明显就是忽视事实，以道德伦理来解释和执行法律，来维护形式上的完美。然而就是这样的清官，儒家精神的典范，终其一生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所采取的措施，往往走向其设想目标的反面，不但为百姓带来的好处不多，反倒在官场成为众矢之的。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形式游离于现实之外，其流弊也深。
可见，历史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以及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台面下的规则。它不同于宣扬道德伦理至上的那一套。道德伦理只是台面上形式的一套，而且只能存在于台面。个人私利终究要满足，形式和现实终究会发生冲突。真正决定中国命运的是台面下的规则。《沧浪之水》主人公池大为毕业后所面对的现实，就是在和他所受教育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规则支配下的现实。
吴思将这套台面下规则叫潜规则，以区别道德伦理的正式规则。他在《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里给我们条分缕析了官场上的这种潜规则。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叫做“淘汰清官”的潜规则。据作者说，“淘汰清官”只是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还有许多小一号的潜规则的支撑。
小潜规则之一“新官堕落定律”定义的是新上任的官僚如何堕落的过程。中国古代由于实行科举制度，除了皇上世袭外，其他有实权的官位都不是世袭。官僚大体是读书人出身，算是知识分子吧。他们读了十几年圣贤书，信奉正式规则的指导，满脑袋都是理论上的人际关系，如忠君爱民、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往往想有一番作为，书生气十足，教条主义倾向严重，未必明白建立在利害算计之上的真实的人际关系。然而实际上开展工作时，如果要坚持原则，往往不但不能报效朝廷，自身也难保。轻则丢官爵，弄不好还会丢性命。而如果处处通融，则往往能左右逢源。这种关系，圣贤们不愿意讲，然而上任后，自然有胥吏和衙役以及现实教训会告诉他们。倔强的，需要碰几次壁，而机灵的往往一点就透。
在吴思的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是“晏氏转型”这一小规则。它讲述了春秋时晏子转变行政规则的故事。晏子起初被齐景公派到一个地方去当领导，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三年之后回京述职，给齐景公批评了一通。晏子请求再给三年时间。这三年里，晏子来了个完全的转向，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结果却得到了齐景公的表扬。
这是一个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合乎仁义道德的正式规则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里有两个利益对立的群体，一个是老百姓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人数众多，但却除了造反的权利外什么也没有；另一个是官僚集团，他们是政府的代理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消息渠道，这些信息决定着官僚体制下任何人的命运。
晏子本来想做个好官，作为老百姓利益的代言人，处处为百姓着想。然而这样做必然要触及到官僚集团的利益，于是乎传到齐景公耳朵里的都是晏子的坏话。在齐景公的压力下，晏子不得以改变了施政规则，马上就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官僚集团得到了好处，齐景公听到的尽是对晏子有利的好话，于是晏子自然就成了好干部了，晏氏转型顺利完成。
从制度经济学可知，在正式规则中受益、而在潜规则中受损的老百姓属于弱势群体，影响力有限，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他们的受损也不能使晏子丢官。而且他们人数众多，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头上，份额都很少，他们犯不着为了这一点点利益得失去冒险得罪官府，因为得罪官府所招致的成本损失，对每个百姓来说都是足够大的。于是老百姓只好忍着。官僚作为一个强势利益集团则不然，他们人数相对较少，这种利益得失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都足够大，足以激发他们高昂的热情，竭力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两个群体的热情和影响力差距这么大，反复博弈的结果，晏子们何去何从已经是命中注定了，池大为又怎么能例外？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士）背后的潜规则，它不是由圣贤书得来，而是由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由人的趋利避害的本能而得来；它不是台面上的正式规则，然而却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规则。
这里我还要多说几句。我认为，中国历史实际上正是由这些潜规则引导着循环往复。每个朝代开国之初，往往要吸取上代的教训，效法《周礼》，提倡仁人之治，教导官员要天下为公、刚直不阿、爱民如子，宣扬道德伦理至上，抹杀个人私利。然而正式的道德规则往往经不起实践的考验，潜规则大行其道。“新官堕落”、“晏氏转型”，清官被淘汰，吏治一步一步不可逆转的走向腐化。等到老百姓受的压迫越来越大，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不反抗是等死，反抗还有可能成功，从而一步登天。于是就反，于是又建立新的朝代。历史就在这样的轮回中从秦朝走到清朝。
以我一愚之见，要走出这种循环，必须要打破这种间架性的道德至上、看重形式甚于实质的传统，将合理的潜规则正式化，不合理的坚决摒弃，从管理手段、技术条件入手，在整个国家实现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上的管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是希望前进的步伐不要放的太慢。
参考资料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 1997年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 1997年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陈清书斋网络版）
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店 2001年
阎真：《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
王登峰：《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