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平
-----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毛泽东主席逝世于30年前的9月9日，这一天就要到了。我们发出刚收到的三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对毛泽东这位领袖人物进行了分析和评论，有的是高度赞扬，有的是贬低咒骂，有的是客观分析，马建平和唐德刚先生的文章属于前两类，杨新英先生的文章属于后一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说到底，领袖人物是社会基础的代表，正是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基础，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领袖人物。领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利益的剧烈冲突，是来自于社会上一个群体的愿望。如果说毛泽东有什么过错，那也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过错。如果说毛泽东有什么功劳，那也是对一个社会群体的功劳。
褒也好，贬也好，真正需要研究和分析的是：为什么中国社会分裂成两个决然不能相容的群体----无产阶级和地主资产阶级？只要社会存在不平等，不均衡，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这个社会就要分裂，就要斗争。谁给这个社会制造两个相差悬殊的群体，谁就是在为这个国家制造不安稳的祸根。因此，均衡发展是制止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本，对于我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个能保障社会均衡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然而直到今天，我们国家的政治仍然是专政政治。政治家们和改革家们也没有完全明白这个道理，设计出的改革方案往往是一些走极端的一边倒的方案。这正是仍然孕育社会风险的原因。
因此，评价领袖人物，必须客观，必须有理解力。片面地用封建政治的那一套来评述当代的革命领袖是阴暗心理的表现，唐德刚教授的文章就属于这样的文章，而一味地理想主义和对领袖人物的歌功颂德，也抹杀了理想主义在改造现实过程中的残酷性和冲突性。
看了唐德刚教授文章，中国当代历史被描述成一片灰暗和悲惨，但事实是，中国的当代史对另外更多的人是一片光明，否则就不会出现马建平先生的文章。如果都以唐先生这种思维方式来认识问题和做人行事，今后的中国社会也不会变得多么光明，并且不知会变得何等狡诈和诡异。
相反，杨新英先生的文章写得比较客观，杨先生能在10年前就写出这篇文章来，实在是可敬可佩，他也算是读透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人。因此，我们的主张是：要中间派，要民主政治，不要极左派和极右派。极左和极右都是中国的祸害。今后的中国政治要坚决摈弃这两个极端，中国学者做学问也要避免走极端，写出一些误导社会的文章。]
毛泽东生前身后，曾得到无数的称号。生前他对于别人封给他的“四个伟大“之类不屑一顾，只对“导师”的称号勉强接受，原因是他曾经做过教师，他认为自己一直在做教师，自己做教师还是合格的。这当然属于伟大的谦虚。
毛泽东逝世后，当时的党中央称他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这显然是遵从了毛泽东个人的意见，故而不能算是对于毛泽东客观、全面的历史定位。
再后来的党中央作出历史结论，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虽然显得郑重了一些，但给人的感觉分量不够，无法全面概括毛泽东一生的众多建树。
评述毛泽东一生的光辉业绩，不是几个单词所能涵盖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至少有八个方面值得后人铭记不忘，更值得今人继承发扬，这就是说，毛泽东堪称“八大家”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实行家、军事家、战略家和改革家这是我们对于毛泽东的基本认识，虽然不能算是读懂，但至少表示了我们的理解。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中国早已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亲眼目睹旧中国深重灾难的毛泽东，从小就憎恨黑暗现实，从小就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毛泽东之对现实不满，不是出于自身的受压迫，而是出于一种历史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浸染于当时的进步思潮，更产生于他本人的高远志向。还在求学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同伴们，就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伟抱负。
偌大一个旧中国，风雨如晦，阴暗如磐，如何下手改造，曾使毛泽东等一班热血青年再三思索而不得其解。但他们没有等到有了答案以后才去行动，在毛泽东的带动下，他们向黑暗势力发起勇敢的挑战。这期间，毛泽东也曾受到改良主义的影响，试图以非暴力手段革新政治，并设想先从一省入手，逐渐向全国推行。为此，他积极参与和推动了“湖南自治”运动，但最终的结果是被军阀的武力击得粉碎。铁一般的现实使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腐朽透顶，他们决不肯接受任何改造，其代表人物各地军阀早已成为西方列强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不把整个反动统治彻底推翻，任何济世良方、救国奇术统统都是与事无补的。毛泽东的革命思想由此而萌发。
要革命就要有一支革命军，就要有从事革命的力量。毛泽东熟谙中国历史，深知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和结果；他也亲身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对于革命的过程和失败的原因也异常明了。中国农民那种过分注重既得利益的天性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那种天生的政治上的软骨症，决定了他们担负不起反帝反封建的大任。中国革命必须寻求新的道路和依靠新的力量。
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毛泽东深入接触了工人阶级，感到那是一支组织性和战斗性极强的队伍，对他们寄予了很大的革命希望。但那时，比较地能够对工人群众产生影响的是无政府主义，而这往往只会瓦解工人的斗志，将许多自发的斗争引向失败。毛泽东尽管意识到这种思想武器的自毁作用，但却拿不出更好的武器取代它。他只能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来帮助工人群众进行斗争，使他们尽量免于反动势力的迫害和取得一些斗争的成果。这就使他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对中国的工人阶级有了深刻的了解。
正当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如何实现而苦苦探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长期在毛泽东头脑中悬而未决的几个问题得到很好的答案：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必须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革命胜利后必须实行无产阶级的铁的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毛泽东认识到，要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必须首先用一种先进的思想武装工人阶级，这样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建立一个先进政党。
毛泽东之所以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毛泽东早已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准备，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更加坚定而成熟。从此，他更加明确自己的使命，奋身走向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功业，可以用四个方面来概括：一、开天辟地，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进而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二、翻天覆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三、战天斗地，带领中国人民向贫穷落后开战，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四、改天换地，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工业国，使中国雄立于世界东方。
每一项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每一项都是掀天揭地的大手笔。
中国革命之所以经由毛泽东的领导而取得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是由中国革命的客观因素和毛泽东本人的主观因素决定的，中国革命同时推翻三座大山的空前艰巨性决定了非革命圣手无法担当其领导责任，而毛泽东恰恰具备了这种特异的领导能力。毛泽东的与生俱来的革命家的素质，除了表现于他那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和他那特有的雄才大略外，还表现于他那彻底的革命精神，在这方面，他真正堪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
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首先表现于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魄，当革命遭遇失败或挫折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坚毅沉着，丝毫不为困难的环境所动摇。他对革命的前途始终充满了信心，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就要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并想尽一切办法将革命的火种传播开来。每当大军压境，强敌围困的危急形势下，毛泽东总是信心百倍地带领军民迎击敌人，并总能抓住战机将敌人击溃。“横扫千军如卷席”正是他那英雄气概的生动写照，“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就构成毛泽东重要的思想性格。
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还表现在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意志，他决不满足于一时的胜利，在胜利面前，他总是能够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革命的大目标，有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他深知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深知革命决不会毕全功于一役。每当中国革命取得局部性胜利后，他总是及时提出新的奋斗目标，带领革命人民永不停顿地向前跨越，“快马加鞭未下鞍”正是这种战斗风范的生动写照，“一息尚存就要战斗不止”就构成了毛泽东另一个重要的思想性格。
毛泽东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思想性格，就是他最敢于坚持真理，按他的说法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他总是比别人更早地也更准确地掌握客观真理，但他的正确意见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被别人理解和接受的，许多时候还要受到来自上面的排斥和压制。毛泽东出于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负责任，从来不会迫于压力而放弃原则，当他确信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他屈服的。为了真理，他不怕孤立，不怕丢官，不怕掉脑袋，“乱云飞渡仍从容”正是他真理勇气的生动写照。他一旦真理在手，就要把真理化为实际行动，将革命的车轮推向前进。
毛泽东确定的革命目标，是在推翻现存制度后，进而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两个“彻底决裂”，是在打碎一个旧世界后进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要求在取得全国政权后，革命的步伐不能停止。毛泽东的革命思想是一种彻底的革命思想，这种彻底性表现在旧的制度被推翻后，决不给旧制度的重新滋生留下任何土壤，决不让执政的共产党人重陷政权覆亡的周期律。他要求共产党人继续革命，在过好民主革命的关后继续过社会主义的关，在革完别人的命后继续革自己的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同时代的其他革命家态度更明确，行动更坚决。当然，他本人首先身体力行，首先兑现了两个决裂的庄严承诺。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家，而且是彻底的革命家，这是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最基本的切入点。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之一，与其他重要领袖不同的是，他不仅热情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如李大钊那样；也不仅勇敢地发动了革命运动，如陈独秀那样，而且在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通常的说法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完整，中间遗漏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需要一个过渡形式，需要首先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才能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毛泽东的重要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形成一套中国人能够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思想形态和语言方式，用以指导中国的革命，并且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向革命的，如前所述，他早就具有了革命的思想准备，毛泽东是在为中国革命找寻思想武器的途程中幸遇了马克思主义。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的传统优秀文化和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进步思潮，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毛泽东都一一作过潜心的研究，都从中挑拣出一些思想武器，运用于早期的斗争实践。但这些思想武器诚如毛泽东所说，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进攻面前，只能打上几个回合，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但毛泽东早期的思想积累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中国古代文化中素朴的唯物论和精湛的辩证法，已构成青年毛泽东基本的思想框架；中国历史上的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和历代农民大起义的反抗斗争，更为毛泽东提供了无穷的政治智慧。熟通中国历史文化的毛泽东，也熟知中国人普遍的思维方式和心理要求，加之他对中国现实的深刻体察与了解，这就使他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成功架起一座桥梁。
毛泽东一生读过的马列著作并不太多，特别是前半生戎马倥偬，能读到的中文译本少而又少，较之王明那些既懂外文又有专门攻读机会的人来说，的确显得有些贫乏，无怪乎被讥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学习马列主义方面，毛泽东与王明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他最善于把握其中的灵魂，他最看重的不是导师们对于具体问题的重要论述，而是他们蕴涵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毛泽东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解决最为紧迫的革命方略问题，一旦从中找到了思路，他的重要工作不再是熟读，而是运用这些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规律和社会现实，迅速制定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并将之应用于斗争实践。
正因为毛泽东把世界观和方法论视为马列主义最重要的灵魂，他在为中国革命确定指导思想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这方面的思想成果，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也就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集中代表他的世界观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同历史上其他一切进步力量的根本区别。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全部路线、方针、政策中，自始至终贯彻着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这一思想，他将此称之为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并将此作为对其成员党性原则的第一要求。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仅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奋斗，而且为人民群众现时现地的切身利益而工作。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共产党从不会将自身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更不会以人民的牺牲而换取政党的生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直至最宝贵的生命”，这就是共产党长期受到人民拥护的基本原因，也是共产党在艰危条件下不断获得力量的重要根源。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产生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真正创造者，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共产党人只是服务于这一事业的领航人。因此共产党必须时刻依靠人民群众，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必须注意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任何时候不能脱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二，集中代表他的方法论的，是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保障。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不是由于根本立场问题，只是由于思想方法问题，而导致革命遭遇重大挫折的情况所在多有，其基本原因，就是人们的思想超越了或落后于客观实际，只凭某种教条或某些经验办事，干了一些应该办而不去办、不该办而硬要办的蠢事。毛泽东所倡导的思想方法，要求人们在做事情、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摸清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从中找到最为恰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把理论和经验只是作为寻找解决方法的向导，并把一切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统统抛开。“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只有千百万革命人民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这是毛泽东一再倡导的思想方法。这样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把人们的思想从某些教条和框框中解放了出来，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中解救了出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产生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即客观世界是第一位的，人的思想是第二位的，人们的思想只有符合客观实际，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要想取得正确的认识，就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就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这是共产党人获得真知的根本保证。
为人民服务和事实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精髓，是贯穿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科学内核，更是毛泽东本人终生恪守的思想原则。毛泽东逝世后，有些人在清算他晚年的错误时，说是毛泽东本人后来违背了他自己的思想准则，这个说法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是不能成立的。毛泽东晚年由于身体的原因，的确不能象早年那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晚年由于掌握不到第一手资料，在某些问题上出现错误判断是很有可能的，但这决不等于毛泽东从主观上摒弃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晚年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述和决策是十分英明的，是意义深远并且为日后的事实所证明的，而且直到病重期间他还呼吁全党警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怎么会背弃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呢？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原则，毛泽东不仅没有背弃，不仅始终在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不倦地工作，而且他特别警惕有些执政的共产党人成为旧剥削阶级的代理人，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他特别憎恶那些只顾既得利益而忘记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担心这些人迟早会断送党的事业。毛泽东晚年同那些背离共产党人宗旨的思想行为展开无情的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继马克思、列宁之后的第三座思想高峰，还因为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三大领域方面的理论都有重要的发展和创新：
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上，物质可以无限划分；认识论上，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物质和精神的互动关系；方法论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有制；一定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如何进行工业化；经济生活中十大关系的处理。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此外，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还遇到许多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所未曾遇到或未曾深入探讨的问题，毛泽东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的实践中，结出了独具特色的理论成果，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思想宝库：如关于根据地建设的思想；关于游击战争的思想；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关于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思想；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等等。
毛泽东逝世后，有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此应当这样理解：与毛泽东同时代的革命家，在投身革命的实践中，许多都有重要的思想发现和理论建树，毛泽东在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及时地吸收了他们的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一棵大树，其他人起到枝叶的作用。毛泽东起到主干的作用。将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工作，是由毛泽东率先倡导和鼎力完成的，其创造性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而且，同时代的革命家，许多就是在毛泽东的培养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更多地是从毛泽东那里获取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提升了自己的斗争才干。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决不等于说是一群人思想的混合体，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这是我们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
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毛泽东深知他所领导的不仅是一场壮阔的武装斗争，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需要极大的革命动力，需要动员强大的社会力量投入革命。
毛泽东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十分清楚历史上农民起义真正取得最后成功的只有两次，一次是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次是元末农民大起义。两次农民起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有三个：要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参加；要有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要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有了三个基本条件，还要靠战略和策略上的正确。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于没有根据地，虽然推翻了明王朝，但无法巩固已取得的政权；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虽然三个条件都具备，但在战略和策略上发生错误，都导致了最后的失败。毛泽东也深入研究了列宁领导的苏俄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清楚地认识到其成功除了其他的条件外，最重要的是有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历次农民革命所不具备的。
由此，毛泽东认定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其动力必须来自党的领导、军队的战斗和人民的支持。但这三方面的力量都需要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而这种发展壮大又必须在一定的环境当中才能实现，这种环境就是革命的根据地。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是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毛泽东在根据地的建设中，就狠抓了三件事：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领导保证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的必要手段。毛泽东领导的土地革命，不单单是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得到翻身解放，同时注重执行正确的工商政策，实行合理的经济负担。在免除了封建地主的盘剥压迫后，根据地的各个阶层都程度不同的得到了利益，农民更是高兴得很，全力地支持红军以保卫胜利成果。红色根据地在四周敌人的包围中，不仅坚持下来而且不断扩大开来。
党的领导、军队的战斗、人民的支持是毛泽东在整个民主革命阶段全部工作的着力点。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将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归结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称之为“三大法宝”。此时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由工农大众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矛盾，转变为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人民这个概念，较之土地革命时期已有很大不同，除了工农大众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国民党中的抗战派。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方式，极大地团结了国内外一切爱国人士，极大地调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把蒋介石逼上了抗战道路，使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共产党由此掌握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为了顺应全国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愿望，也为了揭穿蒋介石转嫁破坏和平罪名于共产党的把戏，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毅然深入虎穴，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毛泽东的这一非凡举动，极大地感动了全国人民，使全国人民认识到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从此把和平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重庆谈判之后，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迅速形成。而后进行的解放战争，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在两个战场上进行的，一是在前线同敌人进行的军事斗争，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的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这种政治斗争的战果同样是辉煌的，它及时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本来面目，从政治上陷国民党于极端被动的地位，激发了国统区人民的反抗斗争，分化瓦解了敌人的阵营，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力量，造成了国民党迅速垮台的条件。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毛泽东对于中外历史上革命经验的成功应用和创造性发展，毛泽东依靠这三大法宝，为中国革命造成了伟大的动力，以此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成功。
在这一系列风云跌宕的斗争中，毛泽东杰出的政治家本色，在政局预见、政略谋划、政治动员、政坛捭阂、政令推行、政权建设等方面，得到淋漓尽致的充分展现：
政局预见方面，毛泽东一生对时局有过无数次精确的预见，特别是他对于中国抗战八年和反法西斯战争开辟第二战场的时空上的准确估测，展示了他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准确把握。
政略谋划方面，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几乎都在毛泽东的谋划之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革命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的谋划；他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民主革命胜利后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谋划，堪称世界革命史上的经典之作。
政治动员方面，在中国革命的任何阶段，毛泽东都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大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当前的实际斗争。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始终作为一面团结、进步、奋斗的旗帜，把全国人民团结凝聚在自己周围。
政坛捭阂方面，毛泽东特别讲究对敌斗争艺术，一次决不树敌过多，善于集中力量打击当前最重要的敌人。同时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坚持斗争时的“有理、有力、有节”。其斗争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政令推行方面，毛泽东具备高超的组织驾驭能力，他领导下的党、政权和军队，不管来自哪个山头，只要走到一起，都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不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执行。步调一致、令行禁止是共产党能够战胜一切敌手的一个极大的政治优势。
政权建设方面，毛泽东视政权和军队同样重要，他领导的革命力量每到一地，只要条件许可，就会不失时机地建立政权，为前方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毛泽东亲自领导了江西、陕北两大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又亲自部署了华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东北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这些根据地的政权，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以工农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政权内部则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的根据地已经具备了未来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型，并为即将到来的接管全国政权准备了大批干部。所以，国民党一倒台，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将民主政权铺向全国，并且铁一般地巩固下来。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得以更有效的发挥，其中之一是他继续运用统一战线的力量，凝聚全国人民投入政权巩固与和平建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依靠这一法宝，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顺利地由新民主主义迈向社会主义，未经社会动荡便在中国铲除了剥削制度。
在国际上，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同样搞得有声有色，中国不仅被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抬进了联合国”，而且迫使许多敌对国家纷纷伸过来橄榄枝。中美关系解冻后，从前的西方列强的元首们，争相飞来中国，以能够在书房中拜会这位世纪伟人为荣耀。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毛泽东时代真正作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他那卓越的政治智慧，也来自他那非凡的人格魅力。毛泽东人格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己严、待人宽。对己方面：思想上，他是彻底的布尔什维克，永远坚持自己的信仰，从不为环境所动摇；作风上，他是个天然无雕饰的人，一生光明正大，从不口是心非，更不搞阴谋诡计；生活上，他近似个苦行僧，自奉甚俭，对亲友约束甚严，从不搞丝毫的特殊化；工作上，他象一架永动机，几十年如一日宵衣旰食，忘我工作，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待人方面：他对同志，对战友，对下属，对一般工作人员，真正是心胸宽如海，允许别人犯错误，也允许别人改正错误。属于领导性的错误，他总是首先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只要能诚心改正，他也不咎既往，真正做到团结一致向前看。当然，他的待人宽决不是保持一团和气，而是经常以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武器，纠正错误的思想行为。他待人宽也决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对于那些违背原则而又不敷教育的人，他会进行严肃的党内斗争。
此外，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还来自他那渊博的学识，颖异的才思，恢弘的气度，幽默的话语，率真的性情，慈祥的面容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那超人的政治感召力。他象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和世界上一切受压迫者以及许许多多进步正直的人士吸引在自己周围，成为二十世纪中后期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道奇观。
毛泽东是伟大的理论家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成功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连串胜利的同时，也收获了一系列理论成果。
毛泽东的理论著作，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确定的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的具体体现，是他改造中国的社会理想和革命措施的具体体现，是他彻底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革命的、能动的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是他学习、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优秀历史文化的具体体现。
过去西方学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东方人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能力，毛泽东思想大厦的矗立，彻底击破了这种偏见。毛泽东并未刻意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的理论体系却因着革命的实际需要而形成了，而且是那样的系统和严谨。这是因为，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社会，是要动用所有的手段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其革命锋芒，势必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哲学、历史、文艺、教育等所有方面，举凡社会科学所涵盖的领域，都是毛泽东思想所要挺进的领域，而且凡是他的思想所到之处，必是他的笔锋所到之处。毛泽东的理论成果是他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晶。
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所有著述除了展现着他那高远的革命思想和丰沛的政治智慧之外，还处处展现着他那特有治学态度和理论风格，主要表现在：
一、通透的辩证色彩：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大师，他头脑中充满了辩证法。他总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一切世间事物，从不把任何事物看成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他为中国革命制定的所有政策和策略，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就是始终根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转变自己的斗争策略。他在文章中总是反复提醒人们，思想一定要跟上客观外界的发展，不要被某种僵固的教条或某些过时的经验捆住手脚。
在毛泽东看来，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多种可能性，朝一个方向发展到某种程度后，由于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可能转变方向朝相反方面发展。因此，他时常告诫人们，思想一定不要走极端，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特别是失败时要防止悲观情绪，胜利时要防止骄傲情绪，革命低潮时要防止取消主义，革命高潮时要防止盲动主义。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了解一个事物，就要确定它的基本性质和掌握它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从研究它的个性入手，找出它内部的特有矛盾和它同周围事物的特殊联系，这就需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毛泽东大力提倡调查研究，他的理论文章有许多就是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要求人们做事情、想问题一定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一切结论来自调查的结尾而不是它的开头，真正把情况摸准了，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防止由于主观主义而使革命遭受损失。
由于毛泽东具备高度的辨证思维能力，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情势，他的思路总是游刃有余，总是与客观实际相吻合，所以他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从未出现过重大闪失。
二、深厚的历史底蕴：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大师，他一生酷爱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长期的历史研究使他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就是注意把握规律性的东西。毛泽东往往通过对中国社会各方面运动规律的揭示，来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之他的许多重要思想和重大决策往往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和预见性。
毛泽东告诉人们，中国历史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性，中国革命归根结底是在中国地面上进行，它无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要带有历史的继承性。察今以探古，知古以鉴今，可以汲取古人的斗争智慧，可以避免重走历史的弯路。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的许多精当论断，都有着切实的历史依据，都能够准确地推测未来的变化从而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
毛泽东再三强调千万不要割断历史，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中国革命是为了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掀翻自己的祖宗。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对于其中带有科学性、民主性的精华部分，一定要很好地继承和汲取。同时要历史地看待一些重要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凡是做过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好事的，都要给予应有的历史地位。
由于深谙历史的规律性，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力量，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始终如一，这种理论风格正是毛泽东那种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的必然显现，也是他的思想理论具有巨大说服力量的重要原因。
三、鲜明的民族风格：毛泽东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熟知中国的国情和民情，熟知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也熟知中国人喜爱的语言方式。他的所有文章都是革命内容同民族化、大众化形式的巧妙组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且语言风趣，形式活泼。许多深奥的道理经他用大众化的语言加以解说，非常易于广大群众理解和接受。
毛泽东一生反对形式主义的八股文风，反对“言必称希腊”的崇洋习气，反对装腔作势吓唬老百姓的陈腐作风。他的文章中很少引经据典，对于马列主义语句也很少直接引用，偶一用之，必起画龙点睛作用。许多富有生命力的历史典故和民间谚语时常被他信手拈来，巧妙化用，赋予新意。他的文章情感充沛、文气凌厉，特别容易撼动人心，许多警句传诵不绝。
毛泽东把文章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中国革命、服务于中国大众的工具，写出的文章必须有人看，看得懂，喜欢看，才能发挥动员教育群众的作用。除了写文章外，他主张一切文化艺术作品，都要考虑服务对象，都要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都要形成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否则人民大众是不买帐的，也是不会有出息的。
毛泽东理论文章的语言形式和它的思想内容的天作之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插上了双翼。同时，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方面的最高成就，毛泽东的文章在中国开创了一代文风。
作为一位理论大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优秀传人，毛泽东本身又是一名学习高手，在学习方面，他同样表现出与众不同思路方法。由于中国革命是国际共运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必然要接受来自三个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列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毛泽东对于这一切，包括对于古今中外的一切思想成果和先进经验，始终坚持消化、实践、创新三大原则：
消化方面：毛泽东对于所学对象，从来都是根据斗争需要，汲取那些有指导意义的活的知识，并且都要经过大脑的重新加工，使之真正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从来不肯照搬照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也要来一番消化的功夫，也要来一番中国化的功夫，而从不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字不可更易的教条。这样，他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真正变成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而他自己才能在活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真正做到得心应手。
实践方面：对于一切间接知识，毛泽东从不轻信和盲从，都要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看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实际，由此决定自己的取舍。在对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态度上，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毛泽东十分尊敬他们，但从不机械执行他们对中国革命发出的指示，凡是脱离中国实际而容易造成革命损失的，不管是谁发来的指示，他一概不客气地加以回绝，当然凡属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他执行起来也是最坚决的。
创新方面：毛泽东对于前人的和外来的成功经验，从来都是认真借鉴但决不膜拜，他认为再好的经验也只能着重把握其原则精神，而在实际斗争中加以发挥创造，绝对不能生硬地去模仿别人。对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如此，他从十月革命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和建党方法，对此他也是根据中国的情况灵活掌握而决不机械套用，他特别反对不顾中国国情而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他坚持认为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毛泽东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他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也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
尽管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作出如此重大的理论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对自己的理论始终采取谨慎态度。在他生前，仅有四卷选集和几本小册子正式出版，仅占他上千万字文稿的极少一部分。选集收录的是建国以前的文章，六十年代初才陆续出齐。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成为铁定的历史之后，在党内外一再要求之下，他才同意推出他这个阶段的理论成果。而对于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场革命的最后成败尚难论定，他对自己的探索结果还无十分把握，他决不肯把未经历史检验的东西拿来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所以直至终年他没再出版新的选集。
毛泽东逝世后，有些人为了抹杀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功绩，长期掩盖他这方面的经验积累和理论创见，使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误以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搞得一无是处。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无法抹杀的：就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短短二十多年就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一个GDP只有比利时五分之一的落后国短短二十多年就变成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这一切不会是从天而降的。相信随着历史尘封的掸去，一个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殚精竭虑的毛泽东将会真实地再现于中国人民面前，他的经济论著将会同他的其他论著一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再添光辉。
毛泽东是伟大的实行家
作为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毛泽东深知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这样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必须以暴力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因此，实施革命的行动远比探索革命的理论更为艰难也更为重要。
毛泽东本身是一个善于行动的人，还在湖南长沙读书时，在同学中便以“实行家”而著称。他学生时代发动组织的一些实际斗争，不乏惊心动魄之举，常被师生们赞之为“一身是胆”。
毛泽东走向共产党的领导岗位的过程，就是在行动中树立领导权威的过程。尽管他那时在理论上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他那时的文章都有这样一个特点，纯理论性的东西比较少，大都既是全局工作的指导思想，又是具体斗争的行动方案。他总是在告诉人们应该干什么的同时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干，而且每一项重要行动的具体实施，都离不开他的亲自指导。毛泽东的这一特点其实是终其一生的，他的全部理论学说始终体现了思想路线和行动纲领的高度统一，毛泽东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就是行动的哲学。
但当时具体的革命行动，意味着革命力量要同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展开生死搏杀，行动过程中少有失策，就不仅打击不了敌人，反而会将革命力量断送掉。斗争的残酷性决定了行动的指导者必须在整个全局和每个细节上决策无误，这等于在惊涛骇浪之上检验领导人的驾控能力。毛泽东之前的几任领导人就是因为驾控无力而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他们自己也被革命的大浪卷淘而去。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造就了他经纶天下的好身手，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炼就了他那出神入化的斗争艺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几十年，是中国大地波澜壮阔的几十年，他精心设计和缜密指导的那些高潮迭起的实际运动，把旧中国几千年的的剥削制度彻底颠覆。
毛泽东高出其他领导人的地方，是他不仅敢于斗争而且特别善于斗争，是他不但能够发起运动而且能够夺取胜利。大致看来，毛泽东在指导革命的具体行动时，特别注重以下的技术处理：
1、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这是毛泽东对古人“知己知彼”、“谋定而后动”等用兵原则的巧妙化用。“准备”是在准确调查了解敌情我况的基础上，做好必要的物质准备和思想动员；“把握”并非确保万无一失，而是要在整体上对敌人保持必要的优势。战争的法则，是设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因此，战场上不能做张飞、李逵式的莽汉。要战就要力求全胜，决不做亏本生意，而且要尽力避免得失相当的消耗战。
2、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斗争的首要原则和技巧。不管在任何斗争形势下，都要设法去调动敌人，都要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他的老对手蒋介石一辈子都没有摆脱他的这个套路。而当形势对我方不利时，宁可退出战局而决不被敌人所左右。同时，要抓住有利时机使战局朝有利于我方的形势加快转化，一旦形势有利于我，就要捕捉战机消灭敌人。
3、集中力量打击首要目标：毛泽东历来主张，在强敌面前，一定不要四面出击，要集中兵力打击最主要的、对我危害最大最直接之敌人。对其他敌人则要分兵阻之，诱之，羁縻之，力争击溃其一部而瓦解其全局。即使我方力量居于优势的情况下，也要尽可能专攻关键之敌，而对次要之敌实施分割包围，最后迫使其放下武器。这样，既可减少我方人力物力之消耗，又可收取政治攻势之成效。
4、一旦行动就要义无返顾：命令一旦下达，行动就要坚决果敢，就要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惜一切代价来夺取胜利，必要时，甚至不惜孤注一掷。毛泽东领导下的军队就具备这种强悍的战斗作风，这种作风来自于这支军队为主义而打仗的政治觉悟，来自于广大指战员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样的觉悟和精神不是生来就有的，它是平时良好教育和严格训练的结果，是思想政治工作之花结出的丰硕之果
5、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毛泽东指挥战争的一大特色是最大限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他认为，战争只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手段，必须以形势需要为转移，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能打则打，不能打则不打，必要时实行大踏步地前进或大踏步地后退。机动灵活首先取决于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军队的指挥机制，共产党的军队不过分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和给一线指挥员以充分的机动权，从制度上为灵活战术提供了保障。同时，指挥员的应变能力也至关重要，需要他对情况的准确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无误，这需要长期战争实践的磨练。
6、具体任务一抓到底：胜利是要建立在一个个具体任务的落实上，具体任务全靠基层来落实，基层的具体工作往往是最有学问的。毛泽东历来重视基层工作，他要求落实任务决不能停留在一般性号召上，而必须一竿子插到底，要有布置、有检查、有指导、有示范，有验收、有总结。使每一次任务圆满完成的同时，为今后任务创造条件、提供经验。具体任务的落实要靠士兵，靠群众，而共产党成功经验的基本一条就是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就是注重发挥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力。
7、凡事留有回旋的余地：对敌斗争必须能进能退，有时还需要与敌周旋，因此革命力量在行动中必须保留一定的回旋余地。从全局角度看，根据地就是最好的回旋余地，具体到战争中，则要为自己争得机动的空间。回旋余地不仅单指空间方面，无论采取何种斗争形式，保证自己的伸缩自如都是至关紧要的。政治斗争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其中的“有节”就是留有余地。另外，作计划、订制度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弓不可一次拉满，力不可一次用尽，有弹性、有节奏的斗争，往往能产生更大的效应。
8、善于造势和借力：毛泽东特别善于利用外部同情力量造成有利于我方的舆论态势，为革命事业减少阻力，降低成本，这方面的最成功之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此后统一战线一直作为他手中的法宝，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赢得了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毛泽东特别善于借助有利的客观力量将革命的主观力量向前推进，他一生演绎了不少“借”的故事，如借王佐、袁文才之力而上井冈山；接张文天、王稼祥之助而召开遵义会议；借张学良、杨虎城之手而逼蒋抗日；借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援助而建立中国的工业体系；借尼克松、基辛格的来访而构筑起中、美、苏三国鼎立的世界政治格局，等等。每一次“借”的结果，都使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得到长足发展，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地位得到空前提升。
毛泽东的斗争手法和行动原则当然不是上述简单几条所能概括的，这里仅仅择其大要。而且这些原则方法也不单单适用于军事斗争，同样适用于政治斗争和其他斗争。可以说，在军事、政治两大舞台上，毛泽东把他的斗争艺术发挥到极致。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向注重实务，注重践行，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在这方面都有精彩的论述。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能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贯彻实施，更很少有人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毛泽东则不但成功地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而且成功地改造了整个社会，他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成功者。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刚健有为，墨家的刻苦力行，法家的号令严明，道家的灵活变通，兵家的攻略进取，纵横家的纵横捭阂等具有经世价值的思想文化得以集中体现，他又称得上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集大成者。
一个政治家要想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仅靠几篇文章或几句口号是不行的，必须真正拿出自己的施政纲领，拿出可供推行的行动方案。同时，必须具备推行政纲的强力手段和统领全局的驾驭能力，而且，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必须敢于搏击风云，必要时甚至敢于孤注一掷。历史上的商鞅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他虽然惨遭身家破灭，但他加速了秦国的历史变革，推动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宋代王安石咏道：“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毛泽东逝世后，许多人对他强力推行自己政治主张的做法进行指摘，认为他太专断，不民主，这样的指摘，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曾经都是认同的。但三十年后，当我们回看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们的执政实践时，才发现事情并非这么简单。这中间，除去有的人根本不具备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被动的与世沉浮之外，有的领导人，主张虽然不错，但没有魄力贯彻到底，最后只能落实一半而丢掉另一半，丢掉的一半恰恰是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东西；有的领导人，正确的主张没敢坚持到底，当一种潮流袭来时只好被迫转向，结果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还有的领导人，提出了很好的主张，但形不成具体的施政纲领，更找不到贯彻下去的必要路径，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不已。相形之下，还是毛泽东的执政能力高人一筹。对此，我们只有叹息道：“今人未可非导师，导师能令政必行”
毛泽东开创的革命大业是要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们向前推进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
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军事斗争，是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以革命的暴力打碎反动统治特别是它那庞大的武力。由于中国人民不仅要推翻中国的反动势力，而且要打退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干涉，假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没有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一生从未进过军事院校，也从未接受过象样的军事训练，但他统领了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军队，经历了历史上为时最长的军事生涯，打败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事敌手，并且留下了最精彩、最丰富的军事著述。他的军事业绩称得上是旷古而绝今。这里不能排除他个人的天赋因素，不能否认他有超出常人的领悟能力，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来自于他刻苦的学习、勇敢的实践、倾心的探索和大胆的创新。是几十年的战争烈焰熔冶了他的军事指挥艺术，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磨洗出他的战争驾驭能力。
毛泽东的军事成就，除了得力于他能最大限度地吸取、运用古今中外优秀军事家的经验和智慧外，还得力于他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走出一条独特的战争之路，这就是人民战争之路。他的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建立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二、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是他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展现，是他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军队建设中的逻辑发展。他打破了一切剥削阶级军事家把士兵仅仅当作被动服从的作战工具的传统思想，而把士兵作为军队的主体，着力唤醒他们的阶级意识，将他们培养成为有着自己的主义和见解的思想者，成为为阶级的利益和自身的解放而战斗的自觉行动者。他的建军思想主要体现于如下方面：
1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军队本身就是武装起来的工农，其使命就是为工农劳苦大众打天下，也就是为自身的翻身解放而战斗。但人民军队不是为个人解决出路问题的，而是为整个被压迫阶级解决出路问题的。“人民翻身我翻身，人民解放我解放”，军队和老百姓密不可分，军队和人民是鱼和水的关系。来自于人民而又服务于人民，始终把阶级的、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的政治方向。
2 、坚持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中国革命的总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确定提出的，人民军队只是完成这一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始终服从于党的领导，才能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强化军队政治教育的同时，特别强化军队的组织建设，采取了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连以上设党代表，连以下建党小组等组织措施。使军队在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始终处于党的指引之下，有效地防止军队为野心家所把持而成为私人工具。
3 、坚持官兵一致的民主制度：人民军队物质待遇十分菲薄，从来不发军饷，开始时每天只有几分钱的伙食费，但始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原因之一是军官和士兵同甘共苦，一律平等。同时军队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制度，士兵有说话的自由，有向上级提意见的权力，有对于军事问题发表个人看法的机会，广大士兵真正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做人的尊严，与旧军队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军队，其参与者都是自愿而来，而且一经觉悟就特别能战斗。
4 、坚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人民军队白手起家，生活艰苦而又战斗频繁，但能保持乐观的情绪和旺盛的战斗力，就在于这支军队有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传统作风除了来自于政治引导，更来自共产党员和各级指挥员的率先垂范，是他们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模范行动影响带动了整个部队。这种传统和作风经由毛泽东倡导而又加以理论概括，形成一种特有的军队文化，成为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精神武装。
5 、坚持钢铁一般的组织纪律：军队要有战斗力，就必须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人民军队除了军事纪律外，还要有严格的群众纪律和俘虏政策。毛泽东从红军时代起，就为军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得以严格执行。人民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建立在广大指战员的党性原则和阶级觉悟基础之上的，它保证了人民军队在政治方向上的坚定不移，在执行任务中的勇往直前，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血肉相连而又牢不可破。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展现，也是他那高超的辨证思维在军事斗争中的精妙发挥。毛泽东运用对立统一法则指导战争，对战争的矛盾双方――敌我两个方面的运动规律进行了精辟的理论分析，规定了明确的指导原则，他把战争的目的简要地归结为两句话：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就是：对我方面，要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敌方面，则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主要是立足于敌强我弱的基本现实，同时着眼于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及双方力量的对比不断朝有利于我方转化而确定的。他将整个战争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
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强敌，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但保存力量决不是消极避战，而是实行积极防御，即通过打击敌人来保护自己。其主要任务一是建立根据地，发动组织群众；二是设法打乱敌人的部署，阻止或延缓敌人的进攻，为革命力量争得发展空间。这个阶段的斗争方式以游击战为主。战略相持阶段，主要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敌人停止进攻转向巩固地盘，我方则在斗争中迅速壮大，双方形成对峙状态。此时我方应主动出击，加强外线作战，将敌人引出据点而消灭之。并相机占领部分战略要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补给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斗争方式以运动战为主。
战略反攻阶段，是敌人已陷入困境，我方已变得强大，具备同敌人决战的条件和时机。此时我方应设法将敌人分割包围，并集中优势兵力，消灭其一部或几部主力。同时要强占战略要地，摧毁敌人的战略防线，最后达到分头收拾、各个歼灭之目的。斗争方式以运动战和攻坚战为主。
毛泽东的三个战略阶段的军事思想，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而尤其以在抗日战争中的发挥最为完美。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革命力量尚属幼小，加之两次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惨重损失，革命力量长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又为抗日战争所中断。而解放战争中，由于人民武装力量已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战争开始不久便迅速转为优势，整个战争基本上是以战略反攻为主调的。而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则又是一番情景，经过拉锯式的相持阶段，我军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刚要进入反攻阶段，战争却由于联合国军的主动言和而终止。倘若继续打下去，相信这场战争必定会以中朝军队的精彩反攻、朝鲜全境的统一解放而告结束。
除了战略思想外，毛泽东的战术思想也无比精湛，无论在哪个战略阶段，无论面对何种敌人，毛泽东特别强调如下的战术原则：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和敌人拼消耗，不做“叫花子和龙王爷赛宝”的蠢事；
2 、要设法调动敌人，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
3 、在局部战役中集中数倍于敌人的优势兵力一鼓歼灭之，变总体的弱势为局部的强势；
4 、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的，而不以击溃敌人为目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5 、不过分注重一城一地之得失，要敢于打破坛坛罐罐，把包袱甩给敌人； 6、不四面出击，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各个击破，重在打击最凶恶之敌；等等，等等。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之最大基点，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他的许多打法是一切反动军队无法学也学不会的。毛泽东经常把自己的斗争策略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但由于他们在老百姓面前是聋子、是瞎子，除去被动挨打外，根本得不到任何便宜。“将敌人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毛泽东在军事斗争中的最大的筹码。
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毛泽东军事思想中除了浓厚的人民色彩外，还有着浓厚的学习色彩和创新色彩，可以说，毛泽东领导的军队是学习型的军队，毛泽东倡导的打法是创新型的打法。
毛泽东在投入军事斗争之前，自己根本不会打仗，他和他领导的军队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军队的学习，注重军队军事、政治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他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毛泽东不仅培养了人民军队亘古未有的学习观念，也培养了他们亘古未有的学习方法，引导他们向前人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一切先进部队学习，也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在军队内部，则推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做法。在毛泽东的大力倡导和有效组织下，部队中养成浓厚的学习风气，无论战斗生活如何紧张，行军打仗的间隙照样学习；无论学习条件如何艰苦，树枝背包就是最好的教具。人民军队就是靠了这种学习精神，由一群种田人、挖煤汉组成的反抗者队伍，发展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毛泽东最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人民战争便是这方面的辉煌篇章。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各阶层的老百姓，为了捍卫生命家园，为了保卫劳动果实，以各种方式投入了对敌斗争。在军事组织方面，除了正规军和地方军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民兵组织，如游击队、武工队、自卫队、锄奸队、飞虎队、雁翎队等等，组织形式层出不穷；在战术打法方面，除了游击战和运动战外，还有老百姓发明的各种打法，如闪击战、破袭战、地道战、地雷战、蘑菇战、麻雀战等等，各路战法花样翻新；在游击战方面，又有山地游击、丛林游击、铁道游击、平原游击、水上游击等等，真是各地有各地的打法，各人有各人的打法。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在国家陆沉、民族危亡之际以人民战争的方式迸发出来，而毛泽东就是这一创造精神的开启者。毛泽东以其人民战争的军事思想，将战争这一带有神秘色彩的凶残怪物，变为人民大众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手段，使普通老百姓对战争不再怀有神秘感和恐惧感，而变得象犁地砍柴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掌握它、运用它。在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面前，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和反动势力就象闯入火海中的野牛，它们左撞右突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出路，最后只能是被烧为灰烬。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之日起，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出路的同时，就确定了未来的战略目标――武装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确定这一战略目标，是基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的正确认识。在此之前，毛泽东也同共产党早期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抱有期望，试图推动国民党一道进行国民革命。他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共产党人之一。但毛泽东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最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眼光分析看待国民党，认定它是一个以民族资本为主而又成分复杂的政治团体，是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集结起来的一个松散组织，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全靠孙中山的影响力来维系。中国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经济上脆弱，政治上软弱，形不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不具备英、法资产阶级那样的革命精神。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挺不直腰板，也割不断同封建势力之间的社会脐带，依靠他们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决无可能的，而且他们极有可能在高压之下投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的怀抱。毛泽东没有陶醉于第一次大革命表面的轰轰烈烈，他一直在思考革命的最终目标和依靠对象到底是什么，并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行径始终抱有高度的警惕，他是早期共产党人中最先关注武装问题和农民问题的领导人。当孙中山逝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刚一露出反共面孔时，他迅即给予有力的反击；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他极力主张武力讨伐；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后，他最早投身于武装斗争。他以超前的意识和行动，利用国共合作的时机积极从事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湖南农民运动的领导工作，为后来的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培养了一批基干力量。
正由于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清醒的认识，因而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已经表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西方列强决不允许中国自主发展资本主义，而只想让中国成为其廉价资源、廉价劳力的供应地和西方商品的倾销地，这在辛亥革命期间和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宁可支持卖国的北洋军阀而不支持志在发展民族资本的孙中山，便是最好的明证。中华民族要想不再任人宰割而走向复兴，必须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由中国人民自主建设自己的国家。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给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首先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状，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然后由共产党主导对于中国实行全面的社会改造，彻底废除一切剥削制度，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中华民族的这一发展前途，共产党必须首先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必须首先取得全国政权。
战略目标确定之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井冈山时代，毛泽东经营中国的大战略已经形成，就是利用帝国主义操纵新老军阀混战不已的间隙，在敌人统治薄弱的数省交界的山区地带，建立革命的根据地，实行红色割据。在根据地内，则开展土地革命，把农民武装起来，逐步向外扩张。待根据地连成一片，而敌人退缩到大城市后，再夺取城市，解放全国。简要说来，就是要走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毛泽东选择这样的革命道路，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的正确认识。中国革命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十分弱小而又比较分散，虽然他们具有顽强的革命精神，但缺乏有效的组织训练，形不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不能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受封建势力和外来资本的盘剥压迫最为深重，潜伏着极大的革命力量。中国历史上有着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风暴曾经摧毁一个又一个封建王朝。但中国农民虽然具有革命精神，却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关系，历史上那种自发的农民革命，只能导致统治者的改朝换代，而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不能从根本上完成民主革命。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完成，而共产党依靠的主要力量又只能是最广大的农民群众，因此，中国的民主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此外，由于中国的大小城市都被反动势力所盘踞，共产党只能在农村积蓄力量，只能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革命，把农民发动组织起来，最后依靠农民的武装力量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这是中国革命唯一可行的武装夺取政权之路。
战略目标和革命道路确定之后，要坚持正确的道路以实现伟大的目标，还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斗志。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是一个革命的大目标，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个大目标。尽管这一目标从确定到实现，历经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尽管这一目标提出后，客观形势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尽管国共合作破裂十年后，为了抗日的需要而又再度联手，但在毛泽东来说，推翻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统治，将政权夺回到人民手中的决心和意志从来没有动摇过。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毛泽东坚定的革命意志，，是基于对中国革命的主要敌手的深刻认识。，中国民主革命所面对的敌人，不单单是一个封建势力，而且还有站在它们背后的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是三个异常凶恶而又十分强大的敌人，是历史上从事革命的人民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而且这三大敌人的总代表蒋介石又是一个极端阴险凶残的反动分子，他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但他专门吸取反革命的经验，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派都更会压迫人民和剿杀革命。毛泽东对于这个死对头有着穿透骨髓的清醒认识，从不对他抱有丝毫的幻想，无论在他挥动屠刀的时候，还是在他捻动佛珠的时候；无论在他信誓旦旦的时候，还是在他反复无常的时候，都对他保持足够的警惕。因为毛泽东清楚：蒋介石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他是不会给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更不会允许推翻剥削制度的。共产党或是被他消灭掉，或是彻底消灭他，如同景阳岗上的武松和老虎，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更不存在什么“双赢”的结局。共产党同国民党几十年的反复斗争，就集中表现为毛泽东同蒋介石的反复较量，他们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光明，一个要把中国拉回黑暗。较量的结果是光明的力量战胜了黑暗势力，毛泽东终于最后击败了蒋介石。毛泽东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他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而蒋介石代表了历史的反动之外，还在于他的智谋才略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在于他有着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特有的革命斗志。蒋介石虽然也从中国历史上得到许多反革命的借鉴，但为阶级本质所决定，他决不可能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意志和精神。因此，毛泽东的成功和蒋介石的失败，就不仅包含了斗争的成果，而且包含了历史的必然。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的无比远大。他对于中国革命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内心是十分清晰和明确的，是真正的胸有成竹的。毛泽东的头脑中，绝对没有含混不清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在关乎中华民族命运前途的重大问题上尤其是如此。还在井冈山时代的毛泽东就认准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走向强大，而社会主义最鲜明的特点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毛泽东坚信社会主义的赤旗挥舞，定会唤起亿万工农，而将旧中国打个天翻地覆，这一战略目标终于在他的强力推动和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斗下实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目标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也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道路的无比正确。他的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是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唯一正确的选择。他的这一重大抉择，是以深入的社会考察和严格的科学论证为前提的，是以正确的思想路线为前导的。毛泽东从来不会在自己没有看清前景时就驱赶革命队伍匆忙上路，也不会盲人骑瞎马式的边走边摸索，因为那无异于以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为赌注，拿千百万战士的生命鲜血充当实验品，而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如此。中国革命经过血的教训，才选择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因此取得最后成功。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道路的正确与否也是决定一切的。
中国民主革命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还证实了毛泽东的战略决策的无比英明。中国革命的道路充满了艰难曲折，共产党人从拿起枪杆子到打下全中国，二十二年间一路枪林弹雨、千折百回。除了对敌斗争之外，还要排除内部的错误干扰。为了实现伟大的战略目标，毛泽东率领共产党人进行了顽强而又灵活的内外斗争。每到重大转折关头，他都能站在战略制高点上对今后的斗争作出正确的决策，使中国革命的巨轮距离夺取全国政权这个大目标更加切近。毛泽东一生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他从来没有被别人误导过，包括来自世界革命中心莫斯科的误导，都不能影响他的判断力，正是他的高瞻远瞩使中国革命免走许多弯路。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又雄辩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战略决策的正确与否同样是决定一切的。
毛泽东的战略家的使命并没有随着民主革命的成功而完结，他的革命目标不仅是要夺取政权，而且是要再造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只是实现了他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第一个战略目标，随之而来的，是他为中国革命确定的第二个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个战略目标的实现，确立了毛泽东战略家的历史地位，对此是无人敢于提出挑战的，就连那些被毛泽东打败的帝国主义者们也不得不承认，是毛泽东创造了中国历史。
而第二个战略目标在毛泽东手中没能最后达成，由于此间他过多地发动了一些旨在改造中国社会的政治运动和他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过欲速则不达的决策失误，所以在他身后，有关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的战略规划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问题，一直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
那些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人们，无法直接挑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而是将这一目标同毛泽东的事业割裂开来：第一不承认他搞得是社会主义，认为他追求的是一种乌托邦幻想；第二不承认他搞的是现代化，认为他热衷于自我封闭的小农经济；第三不承认他走的是强国之路，认为他把中国越折腾越穷。一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几乎成为对他的定语。
那些企图否定毛泽东的人们，利用毛泽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没能象“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那样作出明确的规划与设计，极力抹杀他在这方面的历史作用，把毛泽东描绘成在经济建设方面不讲规划，只知一味地冒进蛮干的狂热者。他们以一种别样的“设计”抵消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全部探索，其结果如何呢？第一，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由劳动者参与管理的国民经济体系被破坏了；第二，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以装备制造业和国防工业为前端的、以自主科研为依托的工业体系被动摇了；第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为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戴的、以中、美、苏三国鼎立为格局的大国地位被削弱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统统与中国渐行渐远了。
究竟谁是真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设计师？究竟谁是真正的站在世界前潮谋划中国未来的战略家？人民会有自己的判断，历史也将会作出定评。问题不在于谁能够取代毛泽东的战略家的历史地位，而在于谁能在毛泽东之后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作出更为正确的战略规划并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轨道，这对于历史和人民来说才是最为重要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改革家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开始实施全面改造中国的战略宏图，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挺进。当时摆在全国面前的战略任务有三个：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废除旧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三大任务之中，发展生产力是最基本、最长远的战略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在其他两大战略任务胜利完成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必须废除剥削压迫制度，建立起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才能得到扎实而又迅猛的发展。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没有一个合理的社会制度，快速发展生产力只能是一种美丽的幻想。
建国后的最初几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三大战略任务同时并举，并一一取得辉煌成就。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巩固住新生政权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在此之前，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已从根本上铲除了殖民经济和封建经济，民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此后的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以和平方式从事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新阶段。毛泽东开始了由革命家向改革家的角色转变。
改革和革命都是改造社会的重要手段，都需要经过艰难的斗争，不同之处是前者采用和平的手段而后者采用暴力的手段。毛泽东深知改造中国社会尤其是废除剥削制度的艰难复杂性，因而在他的后半生中，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对于旧制度的革除和对于新制度的创建上，他要用新的制度为新的生产力开辟道路。为此，他主导了无数次重大的社会改革，他主导的改革同他领导的革命一样，都充分展示出目标的明确性和行动的坚决性。
毛泽东主导的最重大的社会改革，当属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于农民和手工业者，是通过合作化的方式，引导他们由个体劳动者变为集体劳动者；对于民族工商业者，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等方式，引导他们由剥削者变为半剥削者或劳动者。最终目的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引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放弃旧的生产方式或剥削方式，走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康庄大道。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继夺取政权后的又一成功创举，特别是对于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和平方式废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既没有造成社会动荡，更没有出现暴力流血，这在世界革命史上都属罕见的。当然，对于这样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是绝对不可能没有异议的。在毛泽东生前，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走得太早太快的议论便不绝于耳，在实际过程当中，统得过死和管理不善的情况也确实存在。但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属于管理问题，应当通过加强农民的自主管理和民主管理加以解决。而把农民组织起来走集体化的道路，无论是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来说，还是从市场经济实力竞争的原则来说，都是绝对必要的，许多先进农村集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去世后，这一改革成果惨遭毁灭，除了少数坚持集体道路的村庄之外，中国广大农村重又恢复了小农个体经济，其最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了普遍严重的“三农”问题。而对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毛泽东生前，无人公开提出异议，新中国就以这次改造的成果和此前没收的官僚资本为家底，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林。这一改革成果在毛泽东身后也惨遭破坏，支撑中国经济大厦的国营企业被蚕食鲸吞殆尽，私营资本卷土重来，外国资本乘虚而入，中国由一个自成体系、自主发展的工业大国逐渐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打工国。而且严重的是，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当初共产党是非法剥夺民族资本的理论，照此下去，这样的“改革”不仅变成了“改向”，而且极有可能变成反攻倒算。
毛泽东不仅改革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改革了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方面最突出的成果是关于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毛泽东认为企业的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他认为生产关系中的“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要素的实质就是管理问题。在建国初期，一切向苏联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和“专家治厂”的体制被搬来中国。毛泽东很快觉察到这一体制的弊端。在他看来，工业企业之最大的生产力来自于具有主人翁精神的工人群众，一切科学技术最终是要经过一线工人之手变为产品，那种片面依靠厂长和专家而忽视工人作用的管理思想，实则仍把工人视为雇佣劳动者。这种思想指导下的企业管理，势必压制工人群众，势必背离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势必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大力依靠工人阶级办企业，大力提高工人群众在生产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力动员工人群众向科学技术文化进军。从五十年代初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到六十年代初的“鞍钢宪法”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无不是他大力推出的改革举措，无不极大地激发了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空前热情。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工人们关心企业、爱护企业、积极提供合理化建议蔚然成风；人人争做生产能手、个个争当技术标兵形成热潮。以“主人翁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全国一盘棋精神”为核心理念的社会主义企业文化和以“岗位练兵”、“群众性的革新发明”、“新老工人传帮带”、“兄弟单位比学赶帮超”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使中国企业的生产力和创造力登上快速奔跑的列车，为中国工业化的尽早实现造成了空前巨大的动力。那个时代，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时代，也是地方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降低到最低程度的时代。正是这样的企业管理体制，创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难以企及的劳动生产率，使新中国在不到三十年里，走完了西方国家二百多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
毛泽东特别注重清扫旧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防止这些东西对劳动群众产生毒害和影响。建国后，他花大力气改造社会风气，营造健康的社会环境。改造社会风气就是一种改革，是一种比废除剥削制度毫不轻松的重要改革。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第一个重大举措是扫娼戒赌禁毒，对于这些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泥浊水，采取了毫不容情的强制措施予以清除，而对于牵涉其中的落后群众，则采取思想教育的方式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这一重大举措由于得到果断、坚决、彻底的实施，那些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严重戕害国民身心的社会毒瘤很快在中国大陆扫地一空，直至毛泽东离世之前一直都是绝迹的。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第二个重大举措是大力提倡移风易俗，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包办买卖婚姻、男女不平等之类的陋习。如果说上一个举措是以行政命令为主要手段的话，这一举措则以思想教育为主要手段，因为这更多的涉及到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多的涉及到普通群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教育，那些为害中国人民已久的劣风败俗很快就被人民大众所抛弃。这除了教育引导的作用之外，更由于中国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深刻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共产党号召的事情是绝对为了他们着想的。共产党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的空前觉悟打破了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的愚弄灌输，新社会应有的新观念和新习俗在人民群众中开始蔚成。毛泽东改造社会风气的两大举措，从城市到乡村，给了旧社会的影响以彻底荡涤，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进步。特别是他对黄赌毒的严厉禁绝，表现了他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也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免受污染提供了切实的环境保障。
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和热情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解放前，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受教育只是少数有钱人的专利。解放后，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政府，以有限的教育资源大力开展全民性的扫盲、识字、学文化运动，解决了广大工农群众和管理干部文化普及与提高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也蓬勃兴起：各类普通、技工、专业中学遍布城乡；各种文、理、农、工、医科和师范、综合类大专院校门类齐全。到六十年代初，中国国民识字率达到 65% 以上，农村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5% 以上，大专院校在校人数超过建国前几十年毕业人数的总和。毛泽东在重视教育发展的同时，特别重视教育改革，围绕教改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在教育方向上，他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方针上，他提出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教育体制上，他主张学制要缩短，课程要精简，减少不必要的学科；在教学方法上，他主张改变以教师为主体的“填鸭式”教学法，而提倡以学生为主体的“自助式”的、生动活泼的的教学法。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反对片面追求升学率，反对把学生关在象牙塔里死读书，反对考试时对学生搞突然袭击，反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太重，反对满堂灌等等。他特别关注对于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防止他们在掌握了文化知识以后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工农。
在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蓬勃而又健康的发展：中小学生在校期间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均能得到很好的训练，毕业时都能抱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走向工农战线后都能很快成为劳动骨干；大中专毕业生的专业知识都很扎实，毕业时都能愉快地服从国家的分配，在工作岗位上一般都能独当一面，许多人很快成为工作专家。毛泽东时代的教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劳动后备军和能实干的科研后备军，这些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不仅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顶梁之柱，而且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是真正的义务教育，中小学收费极低，困难学生享受助学金，住校生免费提供住宿；大学生在校几乎是国家全包，毕业后按其专业分配工作，享有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那时虽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但供孩子念书决不成为普通家庭的沉重负担。毛泽东时代并无“再穷不能穷教育”之类的口号，但那个时代却真正把教育放在了社会发展的优先地位，真正站在现代化、世界和未来的高度上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长远的规划。
毛泽东十分重视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战争年代他就把文艺工作比做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并且对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正确的指导。建国后，他一方面提出“双百”方针，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一方面对文艺的改革问题极为关注。他认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社会主义时代，工农兵成为社会的主体，，文艺要表现他们的生活，而不能再被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太太老爷占据舞台；同时社会主义时代经济基础变了，文艺要为新的基础服务，要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而不能再去散发有闲阶级的闲情逸致。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汲取源泉，发掘题材，启动灵感，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如同娇艳的百花，盛开于全国城乡村镇，许多濒临断流的民间文艺被赋予新意，重又焕发出生命光彩。那个时代的文艺作品所抒发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给艰苦奋斗中的中国人民以昂扬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鼓舞；特别是革命歌曲、革命题材的电影和小说，象三枝穿心的神箭，受到青年一代的忘情喜爱，成为他们革命理想和奋斗精神的催化剂。
毛泽东时代的一场蔚为大观的群众性文艺普及运动，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一曲曲歌词雄健、旋律优美、洋溢着时代激情和民族风格的动人歌曲，畅响在厂矿、田野、军营、校园。无论在劳动工地，还是在集会场所，无论在奔忙途中，还是在休息空间，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亮起歌喉，用歌声表达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和追求，用歌声抒发劳动热情和奋斗精神。那些美妙的歌曲犹如精神食粮，帮助中国人民以饱满的斗志战胜一切灾害困难，取得国家建设的惊人成就。革命歌曲是毛泽东时代的骄人之笔，是继中国古代的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后的又一座艺术高峰。这座高峰隆起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而高耸于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数不尽、唱不竭的经典之作。这些红色经典决不会因着历史的烟尘而褪色，那个奋斗的年代只要值得人们永久的怀念，那些激越的歌曲就永远回响在人们的心头。
毛泽东在解放以后还有一项重大改革，是对医疗卫生制度的改革。旧中国万户萧疏，瘟疫横行，中国人普遍体质羸弱，被西方人讥为“东亚病夫”。毛泽东为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事业，下大决心兴医祛病。除了发起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和体育健身运动外，他对医院工作的宗旨作出明确规定：“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要求医院必须把治病救人作为天职，决不能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在毛泽东时代，病人无论是官是民、有钱没钱、城里人乡下人，在医院都能得到及时救治，都能得到最大的人文关怀。毛泽东针对医院大都集中在城市，而农村严重缺医少药的现状，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一个由县城中心医院、乡镇公社卫生院、农村卫生室组成的三级医疗卫生网初步形成。农村医疗条件的改善，不仅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群众的看病难的问题，而且根除了许多为患千百年的地方病，如克山病、大骨节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等，使农村人口的健康状况普遍提升。
毛泽东针对医疗方面“重治轻防”的传统积习，提出“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医疗方针，全国城乡都把预防疾病放在了第一位。由于防疫工作抓得及时彻底，不但大大降低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而且把许多恶性传染病如疟疾、白喉、肺结核、大脑炎等抑制和消除到最低点。毛泽东十分重视对中医药传统技术的继承和发展，提出“走中西医相结合的道路”的重要观点。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中医中药从科研院所到大专院校，从专门医院到专门科室，形成成龙配套的专门机构，珍贵的祖国医学遗产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发掘。提倡中医药的意义还在于，它是一种廉价的医疗技术，适合于我国的经济水准和大众的支付能力。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提倡的针灸治病，最能说明这一点，许多疾病靠针灸拔罐便可治愈，花钱很少甚至不用花钱。这种治病方法不仅深受我国人民的欢迎，而且在国外备受称颂，我国的援外医疗队就用这种办法，为无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解除了病痛。“一根银针传友谊”，形象地表明了中医技术在发展我国对外关系方面的突出贡献。那个时代国家尽管很困难，但却舍得投资进行科技攻关。以人工合成胰岛素为标志的生物医学方面的自主创新技术，许多都是那个时代的创举，而且都直接服务于人民的健康事业。毛泽东接手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寿命只有三十五岁，而在他撒手人寰的时候，人均寿命已近七十岁，仅此一点，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是毫不为过的。
毛泽东为改造中国而推行的重大改革还有许多许多，所有这些重大改革都是围绕一个目标，就是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是真正的为了老百姓利益的改革。为了这一神圣目标，毛泽东以极大的改革勇气，把一切不合理的旧秩序搅了个周天寒彻，并且最终搅出个玉宇澄清，用新秩序代替了旧秩序。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国历史上有过如此成功的改革家吗？没有，从来都没有的。因此说，中国要论改革家，毛泽东当数第一人。
然而，毛泽东的改革大业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的成功。以上的那些改革之举，在毛泽东看来都还不是最重要的。他追求的改革目标是不仅要造成新的社会秩序，而且要造就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的国民，不然的话，新秩序建立起来也很难巩固下去。改造人的思想较之改变社会秩序是困难百倍的事情，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完成的，毛泽东对此并非没有清醒的认识，但为了社会主义强国目标的早日实现，他不会把这一历史责任完全推给后人。他尽其所能发起一些思想教育运动，试图改变人们的旧观念，以适应社会主义的新秩序，而其中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执政的共产党人的思想教育与改造，是他认为特别严重而又必须抓好的三件大事。他试图通过走集体化的道路，引导农民脱离个体生产而走向集约化生产；改变分散状态而增强自主管理、民主管理的能力；克服小私有者意识而树立集体主义观念，使农村逐步奔向工业化和现代化。他试图通过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帮助知识分子克服经济上的依附性、政治上的动摇性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使他们最终同工农大众融为一体，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试图通过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参与监督管理，抑制某些执政的共产党人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先锋模范作用，免蹈因腐化而败亡的历史周期率。他的这些努力在他生前取得了重要成效，特别是他通过从严治党，严厉约束了共产党的干部队伍，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他领导下的政府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廉洁、最高效的政府。
但尽管这样，他的这些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的这些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是要以触动人们的既得利益和改变人们的思维惯性为前提的，它会遭遇人们的顽强抵抗，无论这种抵抗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是思想的还是行动的。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更多的考虑的是国家民族的千秋大计，而作为老百姓的芸芸众生更多的关心的是个人家庭的近期得失，有些人尽管身居高位，但他们的思想仍旧保留在老百姓的思想层面上。毛泽东以其个人的暮年壮志试图改变一个民族的千年积习，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在他去世以后，他多年的努力成果很容易就被人们丢弃了。
毛泽东最为倾注心血的的重要改革――改造人的思想虽然失败了，但留给后人的思索是无尽无休的，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所在？毛泽东为了冲击人们的那些不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的旧思想，不惜数次发动政治运动，以恶性刺激的办法促使人们早日醒悟，其目的决不是要同哪些人过不去。他领导中国人民历经几十年的生死搏斗打下了江山，中华民族为此付出了上千万优秀儿女牺牲的代价，这中间贡献最大的就是农民、共产党人、革命的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除增添了工人阶级这一力量外，毛泽东依靠的对象依然是以上三种力量。但他要求农民、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进入社会主义，必须向工人阶级那样放弃私有观念和既得利益，而不要拖着小私有者的尾巴成为社会进步的妨碍力量。他决不允许任何人阻碍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更不允许中国再返回到旧的社会秩序当中去。他既不允许工农大众重新沦落到社会底层，重新当牛做马为奴隶；也不允许当权的共产党人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到头来重又被人民革命所推翻。他希望全体社会成员都能用社会主义思想要求自己。共同维护好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这个制度发生嬗变和倒退。同时，他渴望加快进行国家建设，靠整个国家的富强使全体人民过上富裕生活，而不是靠自发的利益争夺使少数人专享富裕的机会。
毛泽东这些良好的愿望之所以未能被人们所充分理解，除了人们的思想为狭隘利益所局限看不到自己的根本利益之所在这样一个原因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而这两个原因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不无关系：一个是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了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还是一些远景式的东西，与眼前的实际生活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因为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可能使人们的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当时在宣传上却过多地偏重意识形态化，过多地把远景的东西说成是眼前的现实，并强求人们去承认它。这样就容易使人们把社会主义仅仅当成一种说教，而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真正去理解它，也就难以形成坚定的信念。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缺少维护新秩序的可操作的工具，主要是工农大众缺少必要的民主权利。当时的社会虽然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但却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人民无权选择本单位的领导人，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无法用民主权力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自己的命运要由执政党的政策来决定。这样一旦因为领导人的变更而出现政策上的变化，人民的基本权利也就无从保障。以上两点，尽管有着客观上的种种因素，但毛泽东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失误是无庸讳言的。
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对于社会主义作了新的阐释，更多地同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挂上钩，尽管这种阐释带有很大的功利性和片面性，但它更接近人民群众的认识水平和心理要求，因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许多福利性的改革举措因而得以顺利实施。如果说在改革初期，通过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以加强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拥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尚有一定的必要性，尚属对于毛泽东此前失误的一种必要弥补的话，那么，从改革一开始，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方面却没有向前迈出哪怕是一小步，许多方面甚至比毛泽东时代大踏步地后退了。毛泽东的失误是没有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程序化化和法制化，但他决不是不想给人民以权力，相反他是最敢于让人民群众掌握权力的领导人。但由于中国缺少民主传统，人民没有这方面的操作经验，如果贸然模仿西方的民主方式，弄不好会被异己力量所操纵而给整个社会带来混乱。因此需要设计一种符合中国特点的民主程序，以便于中国的人民大众直接掌握和应用。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比起那些一味崇信西方民主的领导人是高明的。但不幸的是毛泽东恰恰在民主程序的设计上发生了失误。毛泽东设计的“大民主”的操作方式，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民主方式，它不是在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发生之前或发生之际由人民将侵夺者的权力依法拿掉，而是等侵害事实发生之后再发动人民以造反的方式将其掀翻。这种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大民主，其实是最容易被异己力量所利用从而造成严重社会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其基本原因盖出于此。当然，文革的发生并非一日之寒，是当时的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而酿成的。文革之前，毛泽东大力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民主方式，这种方式虽然也带有非程序化、非法制化的弊端，但在监督、遏制干部队伍的不良行为方面却是行之有效的。假如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在“四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民主建设，变后发制人为先发制人，让人民群众真正能够对于本单位的领导人行使选举、监督、考核、弹劾、罢免等权力，真正将民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中国不但不会出现后来的大面积的干部腐败，而且有可能超越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走出一条更为真实、广泛、彻底的民主道路。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之后，随着“四大”的被取消，人民群众连仅有的一点直接监督、遏制当权者的权力也失去了，民主建设从此退出改革主导者们的视线之外，“谁有本事谁发家”的所谓机会平等代替了“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被剥夺后，不仅没有得到发家致富的平等机会，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夺。如今，当中国的工农大众由被边缘化进而跌落到社会底层时，当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造成的新三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时，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被少数人攫取后变为压迫劳动者的吮血资本时，当那些暴富阶层及其代言人不顾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极力要将这种畸形改革推行到底时，人民终于开始觉醒了，开始对于此类改革的正义性与合法性提出了质疑。人民的觉醒和对改革的反思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惊恐，一种“反思改革就是否定改革”的叫嚣声由此而泛起。这些人从经济改革中捞足好处后忽然又想起了政治改革，想起了被他们遗忘多年的民主建设，一句“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深化改革来解决”的滥调从他们嘴里又再次叫响。他们想要加快由他们主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加快由他们设计的民主建设，其实质就是加快实施西方国家的三权分治、多党制，让共产党早些退出政治舞台。
当前围绕改革引发的全民反思，答案其实是十分明确的：凡是以侵夺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所谓改革，都没有丝毫的进步性可言，都必须予以彻底纠正。当前的中国，要想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唯有继续推进毛泽东的改革思路，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尽早纳入程序化、法制化的轨道，依靠人民的力量遏制腐败的蔓延。不然的话，毛泽东所要极力避免的政权败亡的周期率是极有可能提前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