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哲人王阳明在其哲学思考和官僚工作经验中，悟出了“知行合一”的道理。“知行合一”是一个理想状态，在实际生活中，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任何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包括政府）和个人来说，要做到知行合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有很多事情，只有停留在“知”的层面，或许永远不会有“行”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行”，也就是“实践”，并没有能够提升到“知”的层面。“知行合一”既然是一个理想状态，就需要去追求。智库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间搭建一座双向桥梁，即一方面要追求如何把“知”转化成“行”，另一方面，要把“行”提升为“知”。
正因为是处于“知”与“行”之间，政策研究者就必须同时了解“知”和“行”，但和这两者本身又不完全一样。首先，政策研究者和“知”者不同。从事“知”的社会群体有很多，但最显著的就是哲学家。政策研究者和哲学家必须有足够的区别。哲学家可以探讨所有一切，无论是现实存在的还是虚空想象出来的。因此哲学家或者属于哲学思考的人，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性主义色彩。
在理想的世界里，有些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有些理想是受现实限制而现在不能得到实现，将来或许有可能实现，而有些理想则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实现的，就是人们所说的“乌托邦”。从现实来看，人类社会从开始到现在，所实现的理想并不多。人们头脑里面所产生的理想大多成为历史的记忆。
政策研究者必须懂得哲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如果不懂，那就很难分辨哪些理想是乌托邦，哪些是可以实现的，哪些是现在实现不了，将来可以实现的。马克思曾经说，哲学家有两项任务，一项是解释世界，另一项是改造世界。这是两项关系密切的工作。没有认识世界，就很难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认识世界。不过，哲学家的任务主要还是解释世界，改造世界的任务更多的是让政治家来做要好一些。当然，这并不排除哲学家转变成为政治家。马克思本人就参加了很多政治活动，成为了政治家。不管怎样，在哲学和政治之间还是有很大的距离，如果没有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鸿沟，那么政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历史上，很多具有哲学思维的人成为了政治家，掌握政治大权，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法国大革命是一个例子。当时的很多政治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们想把很多理想转变成为现实，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中国的毛泽东也是一个例子，用其无限制的权力来实现其一个又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如果这些理想事先经过“是否可以实现”的论证，情况可能就会很不相同。很显然，政策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品质，就是分辨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要沟通理念和实际世界，探索理念或者政策思想的实际可行性。如果说哲学家关注的是事物或者现象的理论逻辑，那么政策研究者关注的更多是实践逻辑。
政策研究者的独立性
其次，政策研究者也必须和政府官员有所区别。这里，政策研究者要寻找自身的定位。这个定位应当和官员的定位不同。政府官员的主要任务是决策和政策执行。这里，有几方面的工作，政策研究者可以做。
第一、政策研究者很难告诉政府官员做什么，不做什么，因为政策研究者很难获得实际政策世界非常复杂的信息，也很难真正把握政治世界的实际情况。政策研究者所可以做的，是告诉政府官员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做什么事情，在什么情况下不可能做什么；就是说，给出不同的政策途径选择，可以告诉政府做一个特定政策选择会导致的特定后果。现实地说，政策研究者很难保证决策者的理性，但是可以昭示给决策者通往理性决策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要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宏观环境之中。政府官员一般只注重微观，看不到一个政策的大局，或者说，他们会侧重政策的技术面。这就要求政策研究者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在比较宏观的内容中加以分析。宏观面的分析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和政策的执行。
第三、政策研究者必须超越具体的利益。政策制订者和执行者是具有利益的组织或者个人，无论是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受制于利益。政策研究者这里就具有优势，因为他们可以做到相对的利益独立，就是说独立于某一具体的利益，而把一个特定的政策放置于社会的整体利益之中。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总是强调智库独立的重要性。
第四、政策研究者还必须注意到一个特定政策的伦理和道德性。任何政策，不管其多么科学，都带有伦理和道德面。政策如果和利益相关，那么也不可逃避伦理和道德。就是说，政策很可能是对利益的重新分配，一些人可以获益，一些人可能受损。如果忽视政策的道德面，政策的执行就会造成其它方面包括社会政治面的问题。即使道德问题不可避免，但如果事先对此问题有足够的注意，那么至少可以管理和控制道德问题。
政策研究者=哲学家+政治家
这个角色并不好担当。政策科学仍然在发展之中，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很多政策分析者都是学院派人物，很多政策分析工具很难被政策制定者所使用。政府官员感觉到政策分析者的作品不好用，政策研究者感觉到被政府官员冷落。政策研究领域的一种常见情况就是，政策研究和政策实践毫无关系。这需要研究政策的人的思考，以便改进政策研究。
具体就一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来说，政策研究者至少必须做四方面的工作。
第一是理论指导。任何政策研究必须是理论指导的，但政策研究本身不是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会对理论感兴趣。但如果没有理论，政策研究很难有说服力。需要有理论，但又不是理论文章，这就要求研究者吃透理论，消化理论，把理论隐含在政策分析之中。
第二是必须具备国际视野。政策研究要具备国际视野，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人们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国与国之间的互相依赖和影响。一国内部的发展深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一国内部的发展也会产生外部的影响。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无论国内发生什么，都会产生巨大的外部影响。其次，借鉴外国经验。人们注意到，自近代以来，各国的制度越来越具有趋同倾向。各国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要符合本国的文化、经济、社会等等条件，同时也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各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一个学习型国家。这是中国成功的其中一个根源。政策实践是开放的，做政策研究更不能是闭门造车。
第三是国家实践和地方背景。无论是理论还是国际视野，政策研究最后要落实到每一个国家的具体环境。如果不能把政策落实到国家的具体实践和地方背景中，那么政策会缺乏可行性。政策的可行性来自对一个具体国家和地方的理解。
从“行”到“知”把握话语权
政策研究者也必须把“行”上升为“知”，即把一些政策实践提升为概念和理论。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从“行”到“知”，即把经验知识概念化和理论化，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研究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很多政策方面一直把握着话语权的根源。
中国的政策研究者这方面的意识还不强。传统上，过分强调“知”而轻视“行”，而“知”又不是从“行”而来，因此“知”的层面表现过分道德伦理化，大多是毫无实际意义的说教，对实际政策没有任何相关性。不能从“行”到“知”，一直是中国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的一大阻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上有很多好的政策实践，但没有被概念化和理论化。结果，中国的很多实践不被外界所理解，其实内部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家所做的大都是用外国，尤其是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评论中国实践。
把“行”上升为“知”非常重要。首先是话语权的问题，就是确立自己的政策价值评判体系，而不是总是借用人家的。借用人家不是不可，但事实是用人家的东西很难解释自己。其次，是深刻认识自己，从理论上认识自己。第三，这不仅仅是话语权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经验分享。不能上升到概念和理论，就很难解释自己，很难让人家来认识自己。第四，进入世界“政策市场”。如同其他很多事物，世界上也存在着一个“政策市场”，就是各国最优政策实践和政策思想的“交易”。而“知”就是这种“交易”的形式。中国改革开放有那么多的政策实践和思想，也不乏很成功的。但为什么在国际“政策市场”上没有中国产品？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把“行”（即政策实践）上升为“知”。
在当代中国，政府政策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同时社会对政策的参与要求也越来越大。随着信息流通的加速，各级政府再也不能像传统那样，凭借自己的主管意志来决策。这一方面表明，决策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的政策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中国的政策科学已经发展了很多年，但还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今年（2011年）3月“两会”的记者会上，当问到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执行问题，总理温家宝就是从“知”和“行”这个角度来回答的。现实的情况往往是“知易行难”。很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和政策研究投入不够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很多决策的失误不仅仅是决策者的责任，也是政策研究者的责任。政策研究如何追赶上时代的需要，这是中国的政策研究者所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
注：本文是根据郑永年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上（2011年6月26日）的一个发言稿修改而成，文章仅代表其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