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朝鲜半岛核危机到南中国海问题的种种迹象表明，亚洲的集体安全体系问题必须提高到亚洲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什么要讨论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区域内现在还没有这样一个体系。缺少这样一个体系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经常导致这个区域的不安全的状态。在亚洲区域内，已经有各种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例如东盟（亚细安）成员国之间的安全对话、东盟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和东北亚三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安全对话。围绕着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也是一种准安全机制。当然，最主要的是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美韩安全同盟。
亚洲现存区域机制的特点
不过，所有这些次区域安全机制并不构成亚洲安全体系。相反，这些次区域机制往往在制造着不安全。概括地说，这些次区域机制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这些机制并不涵盖整个亚洲（甚至东亚），是很不全面的。亚洲还没有一个涵盖所有国家的安全机制，更不用说是体系了。很显然，在亚洲，任何一个不能把美国和中国包括在内的安全机制都不能算是安全体系。或者说，任何一个排除美国或者中国的安全体系，其最终的结果不会是安全，而是不安全。
第二，这些机制大多是消极反应性的，例如六方会谈，就是为了回应北朝鲜核危机而产生的，就是说它是对付“不安全”的产物。因为其原初动机的制约，这类机制很难在积极意义上获得区域安全。或者说，它是为了避免“不安全”状况，而不是为了安全。
第三，一些貌似涉及到安全的机制没有任何有效的约束力，对成员国的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例如，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宣言》。
第四，次区域安全机制具有针对性目标，就是说一个安全机制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这种自身的安全是意在通过遏制另一个特定国家的挑战而达成的。这尤其表现在美国所确立的诸多安全机制上，如美日安全同盟。它们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后，这些安全机制以制约中国为目标而得到强化。很显然，这类机制所导致的是更多的不安全，而非安全。
缺少机制使得“安全困境”恶化
亚洲的这种局面已经恶化了国际关系文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全困境”，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自私安全行为，导致了另一个国家的更大的不安全。具体地说，这个安全困境表现在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可相对区分开来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中美两国关系，即两国之间存在着的安全利益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小国和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关系。面对中美两大国，不管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如何，小国存有深度的不安全感。本栏聚焦于中美关系和亚洲安全困境问题。第二层面的问题另文讨论。
任何两个大国的关系本来就不好处理，但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不好相处。很简单，一个是崛起中的大国，而另一个是明显相对衰落中的大国。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外界所说的中国开始崛起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除了中国自己之外，几乎所有国家都认为，对亚洲安全的最大的威胁来自中国。这是西方所有国际关系教科书上的观点，也是人们坚信不疑的观点。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必然对其现在所处的国际地位不满，必然挑战现存秩序，挑战现存霸权，从而会最终导致不安全、冲突乃至战争。
但是经验告诉人们，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亚洲区域安全的主要挑战不仅可能来自于崛起中的大国，即中国，而且更能来自于一个衰落中的大国，即美国。
过去3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表明，较之衰落中的大国，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比较有信心，更能够理性从而和平地解决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的国际行为体现出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一，中国是一个文明类型的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使得中国的主要决策者具备了其他大国很少有的大历史观，他们往往能够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长远的问题。理性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很重要。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和美国人的理性概念很不相同，前者的理性往往和大历史观联系在一起，而后者的理性更表现为如何把眼前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这种理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中国对处理国际问题，甚至和自己有关的国际问题，往往比较慢，显得不慌不忙。尽管西方称之为 “拖延战略”，但实际上是中国想在这个过程中，边做边想，找到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中国把很多问题看成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相信只要这个过程在继续，总能找到问题的解决方式。这有些类似于中医所说的道理。因此，中国所使用的方式往往比较温和。与之相比较，美国更能够追求眼前利益。美国的国际行为往往表现为西医的“外科手术”方式，追求的是效率和效用。
又如，中国并没有刻意要和美国争做大国。尽管中国也有少数一些人抱有争霸的心理，但作为国家，中国整体上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告诉人们，如果中国要成为大国，那只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而非人为的努力。中国的古典《易经》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事情是不变的；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恒定的事物；只有“变”的道理本身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正如一个大国的衰落不可避免一样，一个大国的崛起也是不可阻挡的。人为的因素可以发生作用，但极其有限。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势”，即客观规律。在和美国的关系中，中国避免了苏联的选择。苏联选择了和美国争霸，而中国则不仅选择了不和美国争霸，而且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接轨。这个选择当然是中国决策者所作的，而之所以能够作此选择是背后的中国文化因素。
中国文化决定其外交行为
第二，中国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大都是反应性的。中国缺乏主动的外交战略，整个外交系统都在反应性地运作，每天对国际事务作出“救火”式的反应。这种方式遭致了很多批评，认为有损于中国的崛起，和在世界事务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种反应性外交可能是个客观的存在。当然，反应性并不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这些年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实际能力的增加。无论在国际组织、区域多边组织还是双边关系上，很难低估中国所发生的作用。
外交的“反应性”也体现在中国的国防安全观上。中国强调国防的防御性，而非进攻性。中国只有当了解到其他国家会以何种方式、使用何种武器来威胁自己的时候，才会去发展某种武器，制定某种军事战略。中国很少有主动的，类似于美国的“先发制人”的战略。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很难有这些方面的创新。因此，在没有明显的外在的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一般都是以自己的步伐、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国防现代化。这和苏联不同，也和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所有这些国家，当时都出现了“争霸”的国家意志和国家计划。
第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异常的消化问题的能力。这么多年，尽管中国国内问题很多，危机不断，但都能加以一一克服。如果不牵涉到任何制度，大国对问题的消化能力本来就比小国要强得多。加上制度因素，中国消化问题的能力远比其它国家强。在一些方面，甚至较美国强。不用说国内各种问题（例如社会抗议、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在国际事务上也是这样。在克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方面，中国显现出了强大的国家能力。
美国信心不足反应过度
如果说中国因为其不可被阻止的崛起而自信，那么美国则是因为其不可阻止的衰落而显得信心不足。和中国相比较，美国很多方面在朝着和中国相反的方向在发展。
第一，较之中国，美国的国际关系缺少大历史观。美国比较侧重于眼前利益，而较少顾及到长远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的特点更强化了这一点。美国是多党政治，而政党又是各种利益的聚合。美国的决策过程也是利益分配过程，包括外交政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美国追求的是短期利益，美国总能把其“国家利益”最大化。每时每刻把眼前利益最大化就构成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这一点也是中国很多学者批评中国的地方，认为中国缺失“国家利益”观念。
第二，较之中国，美国外交呈现主动性，尤其是针对中国。美国现在是唯一的一个霸权。要维持霸权，美国恐惧于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防止中国的挑战似乎已经成为美国的头等要务，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尽管中国的外交都带有回应性，但中国做什么都很容易被美国解读成是对美国的挑战。美国因此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其主动性来应付中国的崛起。当然，美国简单的地缘政治也促成美国可以这样做。中国地缘政治很复杂，被周边数十个国家所包围。但处于北美，美国只有两个周边国家，并且这两个国家是高度依附于美国的。美国的这种天然安全环境，使得其可以有充分的自由把其战略重点放在北美以外的国际空间，尤其是亚洲。
第三，尽管美国有这么好的安全环境，但是美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很简单，这些年来的经验表明，美国的衰落势头似乎很难遏制。美国1890年代就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只有到了一战期间美国才开始卷入世界事务，逐渐成为世界大国。美国成为世界大国几乎没有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作为世界体系领袖的欧洲遇到了很多麻烦，欧洲有求于美国，主动邀请美国成为世界领袖。二战结束后成为世界大国，但只是领导半个地球，即西方世界。冷战结束，美国的霸权到达了顶峰。但也就是这个时候，美国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一霸独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这也适用于国际政治。美国霸权开始犯连续的错误。美国犯错误是大国的本质所决定的，并非是任何一个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美国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决定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无论从国内发展还是外交事务，美国已经遇到极大的麻烦。在国际事务方面，无论是军事行动，还是推行民主，都遇到了挫折。在国内，持续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及其政府无能应付这些危机，严重打击着美国的信心。同样重要的是，美国的政治问题，两党政治很难产生一个有效的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只能看着危机产生负面的影响而无能为力。
尽管美国还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但信心不如从前。在没有充分信心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所使用的大都是一些“消极”的做法，即处处把中国看成是其对手甚至是敌人，也处处防备中国。这尤其表现在安全方面。美国的做法有几种。一是强化传统的联盟，例如美日、美韩的关系。美国不仅没有根据新形势来调整始于冷战的同盟政策，反而寻找各种新因素来强化这个同盟。美日、美韩的同盟近年来因为北朝鲜问题而得到强化，并且有向美、日、韩同盟一体化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近年来，因为南中国海问题，美国也在加强所谓的“亚洲小北约”的建设，强化美、日、澳等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在针对中国这方面，美国可以说一直在寻找一切尽可能的方法，包括和印度的关系，和中国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尽管在一些时候，美国的做法可能表现为一厢情愿。
但很显然，美国的这些“消极”的做法，不是在增加亚洲的安全感，而是使得亚洲越来越不安全。很简单，美国的做法促使中国异常的警惕，不得不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的反应。而中国的反应又促使着美国行动的升级。这会是一个没完没了的过程，也就是典型的安全困境。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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