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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正再次上演着激烈而持续的左、右派之争。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党争”是中国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产物，无论人们喜欢与否，不可避免。左、右派各执其词，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希望、也相信中国可以用他们所提倡的意识形态或者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从历史经验和中国的现实问题来看，左、右派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如果被放置于中国的社会实践，都会是以悲剧而告终。从总体上看，在左、右两边，官方至少是官方媒体是倾向于左的一边。不过，执政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左、右派最终都不是共产党所需要的利益，极左和极右最终都会断送中国共产党。这里先来讨论左派思想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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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左派更能迷惑人们。

    首先，自清末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各种革命和战争状态，而革命和战争自然需要左派思想。尽管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发动的改革开放开始把中国从革命引向建设的道路，但长期革命和战争年代的左派思想已经深入人们的意识，演变成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

    其次，尽管执政党早些年已经提出要从革命党转型成为执政党，但这个过程到今天还没有完成。如果转型完成，那么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执政党就不能是少数几个阶级的代表，而是极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代表。因为这个转型还没有完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浓厚的阶级色彩。因此，在行为层面，人们仍然抱有“宁左勿右”的意识。再者，在很多社会，尤其是高度分化的社会，左派思想较之其他思想更受社会成员尤其是底层社会成员的欢迎，因为左派往往以社会公平正义来规定自身。今日中国社会高度分化，左派思想很流行，这并不难理解。左派所强调的社会公平正义，符合当代中国社会的需要。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历届领导层对左派所能产生的政治影响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尽管左、右派对中国社会都会有负面影响，但左派更甚。这一点，邓小平本人曾经多次强调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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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社会，左派都是革命的主力，革命的成功需要左派。在中国也一样，没有左派力量，很难有新国家政权的建立。但也和其他很多社会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左派转型的问题。在确立政权之后，共产党成为了唯一的执政党。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理应淡化其阶级性，而强调其在调和各阶级利益冲突过程中的作用。建国之后，毛泽东并没有开始这样一种转型；相反，为了在短时期之内建成一个强国，执政党继续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消灭了市场，通过政治动员来推进经济发展。在早期，这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大实验也带来了一些成就，但中国社会也为此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尤其是生命的代价。在革命过程中，共产党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但一旦成为执政党，其目标不应当是使无产阶级永久化；相反，其目标应当是“消灭”无产阶级，就是说，要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把无产阶级转型成为有产阶级。毛泽东时代的左派社会实践的结果就是贫穷社会主义。

    经过三十年的实践，人们终于认识到，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相反，社会主义是要追求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党开始转型，从以往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正式开始了向执政党的转型。邓小平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概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建设一个橄榄形社会结构，或者中产阶层庞大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当时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策略在早期非常有效，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中国贫穷局面。没有这个策略，中国很难成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在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之后，没有走向共同富裕的局面；相反，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缺乏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种局面下，可以理解左派重新崛起的原因。但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左派能够如其倡导者所说会导向一个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中国要回到一个左派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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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人们可以区分两种权威主义。一种是左派权威主义，以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中国为代表，也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communist authoritarianism）。另一种是东亚儒家权威主义（Confucian authoritarianism）。左派权威主义强调的往往是政治，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来维持执政党的合法性。与之不同，儒家权威主义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逐步的政治开放。尽管这两种权威主义都呈现出高度集权的体制，但两者的前途大相径庭。苏联和东欧的左派权威主义已经彻底解体。尽管那里仍然有左派，但已经没有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影响力。儒家权威主义则通过运用国家政权和市场的力量，在很短时间里，创造经济和社会奇迹，一些已经民主化，而另一些社会的民主化也在加快。

    为什么中国没有步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道路？一句话，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实际上已经很快逃离了苏联东欧的左派权威主义道路，而逐渐走上了儒家权威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先经济发展，再社会改革，后政治开放的道路。目前的中国在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一半。但随着左派势力的崛起，中国再次面临一个关键的选择，那就是要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还是回到左派权威主义？

    江泽民和朱镕基时代，执政党的重点是在发展经济。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执政党修改了宪法，给不同产权制度（包括私有产权）予合法性，进而制定了《物权法》，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同时，中国共产党做了一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就是容许企业家包括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参与政权。这使得中共和世界上所有共产党区别开来，是一个创举。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所有共产党都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这个创举更是中国共产党逃离了苏联东欧共产党厄运而仍然继续执政的一个关键因素。这里面隐含着执政党的真正转型。很简单，在革命时期，共产党必须依靠一些特殊社会力量，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应当尽可能地扩大其社会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如果不能代表最广泛社会阶层的利益，其执政基础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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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胡锦涛和温家宝时代，执政党已经开始直面如何让社会的大多数获益于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随着“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概念的提出，社会改革被提高到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当时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新潮”。公平地说，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十年，政府在社会改革的各个方面努力不少，能够做的也做了，问题在于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各级政府官员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主义难以纠正过来，各方面的改革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社会问题日益增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左、右派思潮崛起，并开始影响政权。种种因素包括宪政之争、法治恶化、国有企业大扩张、国际环境恶化等等正在恶化着中国的整体改革环境，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很多民营企业恐惧于左派力量的崛起会导致杀富济贫的革命，选择出走。重庆前些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给很多民营企业家一种直接的恐惧感。当然，这种恐惧感不仅存在于民营企业，甚至也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国的很多企业，其中也不乏国有企业，在国内赚钱，但在海外存钱。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或者想把总部设在中国之外的城市。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房地产在很多年里是中国的暴富产业，但很多中国房地产公司在国内的负债率非常之高，它们把赚来的钱存到国外，在国内的运作则依靠银行的借贷。这主要是出于它们的不安全感，一旦出事，就准备放弃中国。又如，很多资本都是中国资本，但要到海外转一圈，换一个身份，又回到中国。这不仅仅是因为考虑到税收上的优惠政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保护。企业有一个海外身份还比较好保护，如果是本国企业，一旦被官员看上，就会有不断的麻烦出现，甚至破产。把安全感寄于国外，不仅仅是企业界，而且也是政府官员。现在，“一家两国”的官员不少，自己在国内，把小孩老婆放在国外。一旦出事，这些官员也可以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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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中国的高知识群体也在出走。为了吸引人才，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诸多人才计划。最显著的就是近年来的“千人计划”。同时为了保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国家也出台了“万人计划”。但应当看到，这些涉及到庞大资金的人才项目并没有达到它们应当有的结果。相反，中国的高端知识人才还继续停留在海外，或者继续往海外流动。

    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后已经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也出现了一个谁都想回避的非常畸形的社会结构，少数富人掌握了过多的财富，中产阶级过小，社会的大多数仍然处于贫困线周边。这和早些时候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国家在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社会奇迹，即造就了具有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的社会结构。

    笔者曾经多次论述，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和人才流失之后，这个国家还能留下什么？在任何社会，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社会，财富和人才是所有社会最需要的，最容易流动的。没有任何政策可以阻止财富和人才的流动。但任何社会，有两样东西不能流动，并且没有社会会欢迎这两样东西，那就是权力和贫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了财富和人才，而只有权力和贫穷，那么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呢？人们可以从今天的朝鲜看到一些这种社会的影子。

    中国要留住人才和财富，就要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那就是要搞符合中国现实的宪政和法治。同时，也要把大多数仍然是处于“无产阶级”状态下的社会群体转型成为中产阶层，就是需要继续的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东亚儒家权威主义社会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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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派向往社会公平正义，这谁都不会否认，但左派所想用的那些方法则只会走向反面，前苏联、东欧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都是这方面的例子。难道中国要重新走一次？很多人现在探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是如何解体的，但人们更应当问，如果这些政权不解体，你愿意到那样的社会生活吗？如前面所讨论的，中国自邓小平开始已经逃避了左派权威主义陷阱，而走上了可以导向经济社会发达、政治开放的儒家权威主义道路。今天，左派回潮，否定宪政，恶化法治环境，倾心于社会运动，这些只能导致社会的大倒退。中国并没有很多的选择，只有艰难地从已经选择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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