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大数据”开始强势进入传媒业界、学界视野。不少传媒人怕“大数据”，因其互联网基因，亦因其涉及文科生不擅长的“计算”；大势所趋，又不敢不研究“大数据”。2013年10月中旬，由中国青年报社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深度报道研讨会”，主题定为“大数据时代的深度报道”。与会嘉宾以平实的语言、可学可用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助于从业者平视“大数据”，更新职业技能。
李米勒： 不要恐惧，数据挖掘并不那么难
首先，数据挖掘的宗旨是以数据的形式呈现信息。重要的是，要让读者明白数据背后蕴含的意义。如果记者给读者呈现的数据非常复杂，令人费解，那么这样的工作毫无意义。
其次，绝大部分记者的数据挖掘都是基于已经公开的数据。比如，通过上市公司财报或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数据挖掘。
再次，数据客观存在，只是需要发掘。三年前，泰格•伍兹在电视直播上公开了他有婚外情的情况，并致歉，整个过程大概有四五分钟，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件。佐证其轰动程度的是我同事做的数据挖掘案例：在泰格•伍兹电视直播的前一分钟，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量达到了当日最低点，而直播之后交易量升至最高点。也就是说，这则新闻对受众的吸引力大到了连纽交所的交易员都放下了手头工作。作为一名富有创意的记者，数据挖掘可以让我们通过更有意思的方式来向读者展示同样的新闻。
祝华新： 微博时代的媒体：“黄金小拇指”
近年来政务微博和体制内媒体的法人微博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就网上的民间舆论而言，民众和政府在新闻舆论场的存在中，新闻媒体，特别是媒体的法人微博，将发挥举足轻重的第三方作用，类似于股东会里的“黄金小拇指”股东，虽然只占5%的股份，却拥有否决权。
与政务微博相比，新闻媒体与媒体微博具有更强的议程设置能力，能够制造流行，影响舆论走向。媒体微博的公信力恐怕还在网络“意见领袖”之上。媒体人经常抱怨缺少足够的“第四种权力”的话语权，但我们是否能够审慎地用好这份“话语权”呢？媒体话语权要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公平博弈，增强社会黏合度，而不是加剧政治分歧、进一步撕裂社会。
我们既希望政府公权克服对民意的漠视，同时，媒体也要力戒“道德洁癖”和“智商优越感”，少一点站在道德高地的自以为是，多一点对公众特别是草根民众的深切体谅。在互联网信息真伪难辨、网民情绪经常剑走偏锋的情况下，新闻媒体不能成为网络帖文的印刷版。要对网络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情绪扶正抑偏。
陈昌凤： 美国大报的数据新闻案例解析
《华盛顿邮报》曾做过专题策划“消失的面孔”，专门报道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期间的阵亡者。首页是阵亡者的肖像，而每张照片点击后，都可以链接到相关的介绍、故事、深度报道。这是《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题，做成了一个App。
《芝加哥论坛报》则整合了芝加哥的犯罪记录。输入所在的社区或街道，受众就可以了解到那里的安全情况、犯罪情况，最近一周的、最近一年的、甚至更久以前的信息都可获取。无论是超过300美元的偷窃，还是重大犯罪，这里都有记录，区别仅在于后者会配发故事。这其实已经不仅是新闻报道，而是成为公共服务了。
还有一个关于数据可视化的问题。《华盛顿邮报》曾经做过一张令人吃惊的世界地图：全球的无神论者生活在哪里。其实只是记者从相关研究者手中获取了一些数据，然后记者创造性地以地图的形式展现了这则新闻。
近来，这些全媒体或者多种媒体融合的方式在国内也已经有所尝试，例如新华社近期操作的“地球绿飘带”活动，效果绝对超过了任何一种单一的媒体，超链接、推进、拉出，四维空间，立体呈现，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特质，报纸是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沈阳： 大数据时代的搜索与聚合
大数据体现的人在各种媒体空间中产生的数据。深度报道是构建出一个媒体中的情境场景的一个人。
要报道一个人，记者可以在谷歌趋势中搜索其全球关注度，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中分析。深度报道中还可以利用大量的人物关系进行分析。要分析夏俊峰，在搜索引擎中基于已有的大数据再进行人工筛选。比如说夏俊峰事件中有他儿子的画。
要把深度报道聚合，有几个角度的数据要打通。我们有全网的数据、微博的数据、微信的数据、QQ空间、人人网的数据。今年很多新闻当事人都在微博里，包括新浪和腾讯微博，需要把人和文本打通。原来记者95%的工作都是在跟人打交道。随着数据新闻技术的成熟，可能30%的工作量会移到和人、文本数据打通中。比如，在几年前抢盐风潮中，3月14日，搜索“买碘片”返回条数为2058条。3月15日，搜索“买不到碘片”返回条数是前一天的8倍。3月16日，大家开始表达“碘片买不到”，改为搜索“买碘盐”。当记者在做一个报道诉求的时候，还是要一点一点改变社会。
总结起来，大数据时代，报道生产流程需要深度整合。而大数据时代会对深度报道带来三个要求：精准、精确、精巧。对于记者来讲，既要有理科的思维，同时又要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张志安： 大数据对报道的意义是有局限的
10月1日天安门升旗仪式结束后，11万人留下5吨垃圾。香港《文汇报》以此做了报道《爱国从不扔垃圾开始》。报道采访了环卫工人和环卫部门，得到了这些数据，也做出了自己的角度。
但这个新闻发表之后马上有人发了一条消息，讲“11万人5吨垃圾背后的故事”。一是天安门广场为了安全不设垃圾筒。二是很多人前一天晚上11点就来熬夜排队了。三是指出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搞狂欢的时候会产生20吨垃圾，在纽约或者伦敦的狂欢节也会产生垃圾。也就是指责记者没有做数据对比，简单把垃圾问题归结为公民素质是不合理的。
10月2日，《新闻晨报》又提供了一个数字，说10月1日这一天的垃圾与十年前对比有所减少，所以说国人素质进步了。
我把这些文章放到我的客座总编微信群里讨论，有一个总编说，那天下雨了，垃圾会增重，所以5吨垃圾可能实际只有3吨。后来马上有人说了，11万人5吨垃圾，重要的不是垃圾总量，而是应该比较人均垃圾，这才更有意义。
在日常报道中，其实记者经常涉及数据。但问题是如果记者不掌握一些必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那么对统计的理解就非常单一。深度报道记者都知道，讲出事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帮助受众理解事实。在广场扔垃圾，到底是结构决定行动者，还是行动者影响结构。所有的深度报道也都包含这个问题。大部分常态情况下，是社会结构决定你的行动。但是在特殊情境下，恰恰是你的一个反常行为改变了结构。
最后说一点，很多人一听到大数据就容易神化这个概念，觉得大数据时代一切都改变了。其实大数据对深度报道有意义，但这个意义是有局限的。
陈芳： 在不断变化的中国，新闻人应坚守什么
当代中国大家最关注的莫过于一个“变”字。中国的变化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世所罕见。在这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新闻人应该坚守什么？
新华社“新华视点”栏目诞生于2000年4月，至今已推出6000多条深度报道。现已开设的子栏目包括“新华视点观点面对面”“新华视点交锋”等。同时，从纯文字向多媒体拓展，黑龙江卫视落地了“新华视点”的电视品牌。
“新华视点”主要聚焦三点：中央工作的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实际工作的难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延伸为五个提高：第一，深度调查提高竞争力。第二，舆论监督提高影响力。第三，热点引导提高公信力。第四，通过权威解读提高引导力。第五，展示人文关怀提高报道的感染力。时代在变，新闻也在变。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在新闻面前记者无权回避，在真相面前人民有权知道。透明度决定着公信力，传播力决定着影响力，话语权决定着主动权。
罗昌平： 微博时代对深度报道的影响
微博时代，碎片化阅读的特点对深度报道产生了多方面影响。第一，记者的分裂感。我非常明显地感觉到，最近几年记者越来越难做深度报道。从捕捉到有价值的网络信息到派人操作，有时需要两个月，有时需要十天、一周左右。往往还要有好几个记者配合、合作。可是等我们操作出来以后，这件事已经冷却了。第二，报道的同质化。有时，关于一个主题的报道很难有不同角度。虽然在微博里可以呈现各个层面的声音，在报道上却难有高质量的突破。第三，公众的浅阅读。大家更愿意看140字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他不愿意再看一万字的长文章。所以，《财经》杂志现在顺应形势。只有特别重大的题材才会花大篇幅去做。
现在记者的报道就像被置于四面都有观众的舞台上，被全方位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只要有漏洞就一定会被观众发现。在此背景下，我提出了法经新闻学的概念。留意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不难发现实际上很少再有一个人获得某一项大奖，很可能是跨部门、跨学科的两个人一起获得的。网络时代，打造全能记者是不现实的，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通力合作。我提出的法经新闻学跨好几个学科，最核心的是经济学和法学。中国现在的企业数据管理已经非常先进了，跟很多外企是一致的，所以可加大基于公开数据的深度分析报道。今年，《财经》杂志增加了法经刊。由于赶上了纸媒整体下滑的轨道，成本急剧上升。我们采取重头报道自采，其他稿件约请专业人士撰稿。
王星： 几招实用的搜索小窍门
巧用信息公开条例。在美国大使馆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受到网民关注的时候，《南方都市报》向全国31个省市区的环保厅同时递交了PM2.5数据信息公开的申请。历时一个月，最后收到10个省市区的回复，最终做出了一组探讨性稿件。后来，我发现信息公开条例对于很多地方政府而言是压力。有时记者援引条例去采访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得到回复的速度比联系其宣传部门还快。
巧设搜索关键词。《南方都市报》深度部2006年创刊“网眼”板块，我是第一任编辑，做网络方面的探索比较早，有些经验可分享。
操作轰动一时的昆明因上马化工厂而实名制销售口罩的新闻时，我负责提供后方支持。怎样从网上找到有用的线索？在中石化项目宣布上马之后，和媒体报道昆明实名制销售口罩之前，这个时间段里有没有人探讨过口罩？如果有，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记者需要的信息。
我搜索到了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信息：“今天上午工作人员到店通知：购买口罩需要实名制”。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线索，但是记者据此采访相关部门的话他们不承认，记者也无法拿到他们的文件。其实接下来可以这样设定搜索关键词：口罩 实名制site：.gov.cn，立刻就在昆明工商红盾信息网上发现了一条消息：“迎南博、保稳定，呈贡工商在行动”，在这里口罩销售实名制被当作工作经验进行交流。
顺着这条线索，记者可以进一步浏览当地各个工商局的网站，会发现更多相关线索。记者浏览信息时会发现很多网页提及“迎南博”。那么可以再用“迎南博”作关键词搜索。这样线索越来越多，而且都是非常权威的，无法被颠覆的线索。
北京市南三环某地曾发生过一位名叫袁利亚的年轻女子坠楼事件，这事很快发酵成热点新闻。想做深度报道，首选当然是一线采访。但在后方可以做什么？搜索“袁利亚”，铺天盖地的是有关她在京温大厦自杀的同质化新闻。但是搜索“袁利亚 —自杀 —京温”，就可以屏蔽掉“自杀”和“京温”两个关键词，于是顺利找到她的腾讯微博。如果你是第一个找到她腾讯微博的记者，或许你就能成就一条独家。
张寒： 网络时代，深度报道的轻逸与沉重
在我看来深度报道是传统媒体最具专业水准的报道形式，在网络时代，它既要维持之前的沉着与厚重，也要有网络时代的轻逸。
首先，重大突发，解放单兵。在重大突发中，记者到现场往往会因为信息缺失在几个现场间疲于奔命。我们现在的解决方案是后方依靠网络和电话采访找到关键点，记者单兵突进。操作2013年上半年的厦门纵火案报道时，前方记者赶到时已是中午。我们安排他直接去找纵火者陈水总，在几小时之内操作出了一篇不错的人物报道。后方则统筹了占据近两个版的《47人的生命终点站》，通过三个记者对目击者的采访完成对爆炸现场的还原；另一篇《厦门BRT公交车安全五问》也是后方记者通过电话连线完成的。
其次，垄断式追踪。持续不断的追踪成为网络时代的致命武器。在我们看来连续性的追踪也会不断深入。
再次，网络时代如何守住独家。微博进入公众场，独家越来越难，正因为难得，所以更加珍贵。《新京报》王林报道是我操作的。我去王林家的那一周，每天思考的就是怎么既要把稿子的基础打牢，又要守住独家。我每天早上起床最恐惧的事情就是上网搜索看有没有人发稿。不过，我发现守住独家后就非常容易了，后面的料可以慢慢放出来。而且，报道反响很大，我基本上每天都会从呼叫中心接到电话说有人爆王林的料，料的来源也非常清晰，操作起来很常规，效果也很好。
最后，轻盈的趣味。网络时代，有趣显得无比重要。意义当然重要，但有时候有读者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他觉得已经足够了。他只是需要这一点。这也是深度报道在未来需要探索的。此外，形式的趣味性《新京报》也在探索。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数字化的表达。当文字的表达很难往前进一步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图表的力量。
现在，有的记者专门承担不停息的追踪职能。我们希望网络时代有记者有更多时间可以追踪报道。网路时代同样应相信缓慢的力量。
作者：陈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