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比较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发展经验，更能显示出毛泽东和当代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关联。

资本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如何得到发展呢？这里主要指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和西方的很不一样。在西方式资本主义到来之前，这些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市场和资本运作。不过，这些市场大都是自发形成的地方性市场，规模很小。在西方资本主义到来之前，这些国家大都是传统的农业经济，经济水平往往只是生存经济。西方式的内生资本主义，在非西方世界并不多见。

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资本的扩张等大都是受外力影响，主要是西方的影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都在近代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殖民地为这些国家带来近代形式的经济活动，为这些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马克思对殖民者的这一作用是肯定的，认为如果没有殖民者，这些社会的经济一直会停滞不前，处于传统的阶段。

但很多因素表明，通过殖民地形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都是有限的，因为殖民者对发展被殖民的社会的经济并不感兴趣，殖民者主要是为了其国内产品开拓新的市场，同时为国内生产提供所需要的原材料。这也表明，通过殖民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国内市场往往是畸形的，即集中在殖民者所需要的领域。就国际市场来说，殖民者打破了这些国家原来的封闭局面，把它们的国内市场和殖民者的市场连接起来，造就了它们的国际市场。

但同时这种国际市场也是畸形的，因为它往往形成“依附型”的发展模式，即发展中国家高度依赖殖民者的市场。尽管后来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依附型经济模式被保留下来。在殖民地模式之后也出现过“占领模式”，例如美国对菲律宾和日本的占领。但占领模式的目的主要是政治考量，而非经济考量。

外力促成的外生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畸形，而且还低度。政治上的变化更为糟糕。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还没有得到足够发展的时候，就受西方宗主国的影响而引入了民主政治。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的产生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就是由殖民地强加的，在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保留下来。印度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种就是在反殖民地统治结束之后，由本地政治精英建立的。这些本地政治精英大都受西方宗主国的教育，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把西方的成功和西方所实行的民主制度联系起来。

民主政治的确立，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其一，民主表示一个国家内部多元政治力量的共存，主要体现为多党制度。多党制度意味着政治制度的相对开放性，使得这些国家始终和西方保持关联，没有被孤立起来。这种关联性也说明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很容易受西方经济变化的影响。其二，民主的引入使得这些国家很难确立有效的国家权力，通过政治权力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西方在很长历史时间里，实行的是精英政治，即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资本）的联盟，这个联盟有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因为过早引入民主，发展中国家很难像西方国家早期那样，通过国家政权和资本结合，来进行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资本主义因此经常面临强大的阻力，包括各种传统政治力量和他们所进行的传统生产方式。

在殖民者把资本和民主引入发展中国家的时候，也把西方式社会组织引入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大部分还没有受到近代资本主义的洗礼，即仍然停留在传统状态。但在一些现代受西方影响的部分，开始发展出了西方式的社会力量。

无论是传统社会力量还是西方式社会力量，一旦和民主结合，就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影响。民主意味着选票很重要，政治人物要掌握权力必须得到足够的选票，因此政治人物不能一味地站在资本的立场，和资本结盟来推进经济发展。相反，民主必须保护社会力量。从这个角度来看，民主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民主有效限制了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结合，为社会提供保护。在这些国家，法律并不像欧洲早期那样倾向于资本，而是倾向于保护社会。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受社会力量的制约，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得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往往只局限于有限的几个领域，大量的经济空间仍然由传统生产方式和传统社会所占据。印度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现代资本主义在印度所占据的空间仍然有限，更多的还是传统经济形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主义，面临着至少三种力量的阻力，即宗教、传统地方共同体和现代市民社会。

   在发展中国家，除了上述殖民地留下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还有两种模式比较典型，那就是东亚模式和共产主义模式。东亚模式有其特殊性，是资本主义很成功的模式。这里主要指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这些经济体的内部市场和国际市场都发展得很好，意味着资本有充分的空间来运作，促进经济的发展。日本是亚洲第一个现代化国家，也是最早引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

明治维新的本质和欧洲建立统一国家的本质是一样的，即消除和消灭各种地方政治共同体和社会力量，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不过，日本后来也想学习西方，企图通过殖民地的方式来开拓海外市场，即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结果导致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二战之后，日本的国际市场又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因为美国占领日本，又处于美苏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了和苏联进行地缘政治竞争，慷慨地为日本开放市场。日本几乎没有化多大的努力，就进入了西方所确立的市场。

东亚“四小龙”的市场和资本发展，也和日本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首先是殖民地因素。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两个地方和殖民者的关联一直就有，从来就没有被孤立过。再者，这两个城市本身很小，国内市场不大，其发展主要依靠国际市场。和日本一样，“四小龙”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冷战期间的地缘政治分不开。在冷战期间，“四小龙”都属于西方阵营，这使得这些经济体很容易成为西方市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国际市场，“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便会是不可能的。

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日本和“四小龙”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从而有能力建设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制度。香港是殖民地，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本地居民从来就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港英当局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力。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政治体制，在民主化之前一直都是高度集权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一百多年的经济历程，同政治集权制度的确立有很大关联。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发展经验，人们称之为“东亚模式”。东亚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或者说“先生产、再分配、后政治权利”，也就是说，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然后再进行政治开放。

“先生产”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确立了非常“亲商”的经济政策，和早期西方一样，结合了政治和资本的力量来大力发展经济。“再分配”就是说，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主动进行社会建设，提供社会服务，保护社会。这方面，东亚社会远比欧洲做得好。欧洲只有在社会主义运动兴起，威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才被动地去做社会政策。

东亚社会显得非常主动，政府积极进行社会建设，因此避免了类似欧洲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短短的三十来年，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也创造了社会奇迹，培养出庞大的中产阶级来。这使得民主政治有了比较坚实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权威主义时期所创造的财富和建立的政治体制，东亚比较和平的民主进程是很难想象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东亚社会的民主和资本没有矛盾。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大众民主和资本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显然。民主意味着地方利益，资本则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全球化使得资本和民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当然，这是一个全球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东亚。

民主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也表明，东亚经济体内部，即资本和社会力量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首先表现在传统领域，主要是农业领域。在日本，农民的利益一直受到执政党的有效保护，免于西方资本的进入和过度冲击。政治人物需要农民的选票，而农民需要政府来保护其经济利益，这种政治人物和农民之间的联盟，到今天仍然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除了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体，韩国和台湾的农业情况也差不多如此。政府和资本要开放农业市场，必然会遇到强大的社会阻力。其次，也表现在资本和现代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如同西方社会一样，现代社会力量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主要包括产业工人、中产阶级、学生、非政府组织等等。这些社会力量在平衡资本力量方面，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东亚一些地方的政治激进化，就表现为现代社会力量对资本的抵制，这些社会运动的主题往往是反资本主义的。

在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加以简单讨论的就是“断裂模式”，即共产主义模式，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共产主义期间，这些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可言。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开始转型到市场经济模式。照理说，共产主义统治之下，这些国家消灭了所有传统力量，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阻力。同时，共产主义解体也表明这些国家不再和西方对抗，并且西方也接纳了它们。因此，从理论上说，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那里的发展，应当不成为问题。但现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除了少数几个本来就属于西方文化，并且和西方关联紧密的社会，很多后共产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并不如人们所预期的。

在这些社会，国家的经济往往演变成为寡头经济，寡头分割和控制了整个国民经济。寡头经济很难导向统一的国内市场，国内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也是畸形的。在国际市场方面，一些国家出现了可以称之为“类殖民地经济”的状况，即西方资本控制了国民经济。尽管中国和这些国家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情况有很多类似之处，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远较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顺利，更具有动力。这里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后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不仅不能把原来共产主义政权所创造的条件，转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优势，反而使得这些条件衰退成为劣势。中国的一党执政的政治制度，则避免了这种局面。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更多精彩，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