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稳妥还是激进
当前，对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达成了较为普遍的共识，但是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尚存较大争议。有人主张积极稳妥，有人要求激进改革;有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也有人主张可模仿美欧之路。温家宝总理今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需要坚持走自己的路，积极稳妥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过去二三十年中，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大致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古巴采用的“保守改革模式”，即政治体制完全不动，只对经济体制进行有限的改革;第二种是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即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都进行激烈的变革;第三种是“稳健改革模式”，即中国模式，其特点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相对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和民生改善铺平道路。这三种模式中，中国模式无疑是最成功的。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经济飞速发展，社会充满活力，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空前的提高。
稳健的改革模式最适合中国
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路颇有共通之处。但是不得不承认，古巴给人的印象是失望的。
人们往往把古巴的问题归结为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时，他们认为，造成古巴现今的状况，人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古巴在80年代初曾尝试开放农民自由市场、物价改革、工资改革和外贸改革，但由于很快出现了投机倒把、贫富不均等问题，古巴政府从1986年到1989年进行了“纠偏运动”，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励，反对权力下放，使得经济又回到了原来的以计划经济为主。
回想起来，如果中国当初没有走出计划经济的老路，没有大刀阔斧地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只对旧的体制修修补补的话，中国恐怕也很难告别古巴今天这种短缺经济的状况。但古巴并不全是问题，经济尽管如此困难，但还是实现了全民医疗低保。比较起来，我想中国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大增，财税收入大涨，我们在社保方面一定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在这个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过大总会导致革命，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后的建设则是艰巨的、复杂的、耗费时日的。古巴人民在发展的道路上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成功道路。
前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一时间还引来我们国内很多人的羡慕和赞扬。戈尔巴乔夫是以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民主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加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18倍于1979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也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多年的奋斗，经济规模增长了18倍，4亿多人脱贫，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大大减少了。
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是真正地赶上来了。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绝大多数的国人也都为此成果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
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中国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阻碍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政治改革要走自己的路
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中国自己历史传统的一种独特延续，这种延续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西方主流经济和政治学者从来没有想到中国走自己的路会如此之成功，也没有想到他们自己主导的发展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会如此之不成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对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经济改革成功有三条根本的经验，第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第二是循序渐进、不断试验、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地推动体制转型;第三是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也就是说，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以自己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绝不盲从。这种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进道路。
在西方历史上，与这种渐进改革思路比较接近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变革思路。从国际经验来看，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比理想主义的道路代价要小。英国是经验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法国则是理想主义政治变革的典型。
从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来看，前30年的经历更像法国，后30年的经历更像英国，而后30年的情况总体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实惠，中国的崛起已不可阻挡。对于中国今后的政治改革来说，经验主义的渐进道路应好于理想主义的激进道路。
但是我们不少国人也有类似法国人这种政治浪漫主义情节和激进主义的传统，总希望通过激进的政治变革来解决中国存在的所有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其实，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进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虑每一项改革政策的代价。稳妥地推动政治改革，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成果，这才是中国前进的最佳之路。
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民主形式的创新，从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参与感和认同感。内容和形式相比，内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视。我们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鉴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传统资源中进行提炼和创新，也可以土洋结合，创造出新的形式，从而使我们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规范、更有活力、更为丰富多彩。我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政治改革的重点就是从重视“内容”走向“内容与形式”并重，从强调“结果”走向“结果与程序”并重。
当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们借鉴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内容。比方说三权分立的学说强调了对权力的制约，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实际来借鉴权力制约这个思想，但没有必要学习美国三权势均力敌的政治构架。我们在保持行政主导的同时，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我们可以按照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政治改革，在相当时间内最需要的不是“路线图”，恐怕也拿不出“路线图”，拿出来也是一个“花架子”，但像经济改革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个“指南针”，需要知道一个总体方向。经济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导向的改革，是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结合，是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总体方向应该是实现励精图治的良政，确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协商机制，最终落实到人民的“优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某种更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线图”，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应运而生，就像通过16年的改革和开放，我们终于形成了内容丰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没有摸着石头过河的16年实践，是提不出这样的理论的。
我们是一个大国，在中国实践成功的东西，就是真理，西方现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对，但只要中国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终事实证明我们的选择和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就只能来理解你，诠释你，并最终不得不接受你。中国模式最终一定会影响世界政治的游戏规则，丰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这样一路走来，并最终成为强势模式的。
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如果我们继续推动符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掘出来，那才是更加巍巍壮观的事业。我们应该自信地、从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视一下西方，看看他们制度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哪里，再对照一下中国，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从而搞清楚，对于西方的东西，哪些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哪些应该反诘和扬弃，最终都是为了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政治发展道路，一条能使中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乐的康庄大道。
(作者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