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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也在变化。思想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变化，另一方面，变化了的思想，又会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旦人们接受了新的思想，就会影响到个人行为，无论是把思想作为目标来追求，还是作为行为方式来跟随。在这个意义上说，通过观察近年来亚洲的思潮变化，人们可以预知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新动向。

近年来，亚洲地区出现的最重要的思潮变化，概括地说，表现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宗教思潮极端化和对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反思。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进化思潮。这里其实包括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政治化的过程，而第二个过程则是激进化的过程。就政治化来说，尽管很多问题实质反映的是宗教、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例如收入分配差异、社会分化、经济发展困境、就业不足、环境恶化等，但很多人希望通过政治化的途径来解决。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社会的压力一般上都是导向政府的。

再者，一旦政治化，则往往导致激进化。泰国、柬埔寨、缅甸、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连出现的政治激进化问题，都有此类情况。但实际上，这类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通过激进政治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幻想。例如，在全球化时代，问题的实质更多的是资本而非政府。经济发展需要资本，而资本需要好的生存环境。如果一个社会单纯强调分配，资本就很容易跑掉；但如果只强调资本的利益，百姓就会很不满意，政府因此必须在“亲商”和“亲民”之间达成平衡。很可惜的是，本区域所有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无一不是针对政府的，希望通过政治的民主化来实现社会所希望的公正和正义。但针对政府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在弱化政府。一旦政府被弱化，就越没有能力来达到资本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更为严重的是，本区域的政治激进化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也很不一样。近年来，西方国家尤其是西欧，也出现了政治激进化运动，有些运动甚至也很暴力，但是大多社会运动的表现是有限度、有妥协的。而亚洲没有妥协传统，社会运动一般都坚持不懈，会持续很长时间。泰国很典型。并且，一旦发生社会运动，法治就失去了踪影，因为社会运动往往以道德自居，任意破坏法律。一些地方以民主名义推展政治激进化，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亚洲，社会运动非要自己赢了才算数，才算民主。把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最近香港的占中运动作一个对比，就会很清楚。政府和社会运动之间的这种恶性互动，最终导致政治的不进步，甚至倒退。例如，泰国的政治民主运动最后以军人政变收场；走了一个轮回，毫无进步。今天香港的情况也是这样。

其次是宗教激进化思潮的继续崛起。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新疆，都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宗教思想激进化。今天，宗教思想的激进化已经变成非常具挑战性的全球问题。在中东，激进宗教思潮已导致无穷的政治冲突。失败国家的形成或者政府越来越没有治理能力，为极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没有人会相信中东的情况会很快好转。随着中东宗教激进思潮的崛起，这种局势有可能延伸到本区域，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国家和地区。较之于其他地区，本区域的宗教本来具有温和性质，但因为各种内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社交媒体、社会分化和收入差异巨大，很多年来宗教呈现出激进化的倾向。内部因素和外部影响的结合，有可能使得激进宗教运动变得难以控制。

其三是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传播和对这一思潮的反思。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日本过去被认为是亚洲模式的领导者，“四小龙”随后。1980年代之后，日本按西方经济模式来改革，但很不成功。今天，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安倍经济学也已快走到尽头了。其他一些经济体，如香港和台湾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导致和恶化了“马太效应”，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各个经济体的政府就面临无穷的压力。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流动，但政府不可流动，社会运动的压力自然指向政府，而非资本。

幸运的是，亚洲很多经济体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例如，中国在追求了数十年的GDP主义之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GDP的增长对经济和社会都很重要，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实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平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曾经是最公平的经济体，政府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其推动经济的能力，也来自于其实现基本社会公平的能力。现在，这些经济体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巨大，社会分化严重。如果这些经济体不能改变这个情况，其统治合法性必然会受到挑战。

当然，贫富悬殊并非仅仅是亚洲现象，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目前的贫富悬殊问题是由资本启动的，始于上世纪80年代由资本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资本创造了巨大财富，但财富主要流向把握资本的少数人，大多数人没有从财富的创造中获益，有些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牺牲品。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所论证的，在全球化进程中劳动者只得到小头，资本得到大头，劳动者所得与资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大趋势。

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没有任何有效的机制来阻止这种趋势的继续；并且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政治的激进化运动。正如前面所说的，这些社会运动主要是反政府，而不是资本。其结果是，政府越弱，资本的权力就越大。资本、政府、社会三个权力之间需要达到均衡。但如何达到均衡呢？皮凯蒂认为，全世界政府要联合起来。不过，如同马克思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样，这个方法看似过于简单和理想化。尽管经济全球化了，但这个世界仍然处于主权国家的时代。如果人们不想放弃主权国家，每个国家都必须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公平的问题；否则，各种激进化不可避免，社会变得更难以治理。

经济治理制度的反思，也已成为西方和本区域的一大思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西方出现了对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对经济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较多，人们试图找到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经济思想层面，人们提出很多有效的建议，主要是要提升政府在全球化时代管制经济活动，尤其是金融资本活动的能力。西方现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产生一个有效的强政府，来把这些思想转化成政策和制度实践。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众民主往往产生不了有效的政府。西方因此也开始从经济的反思，转向对政治的反思。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著述中。福山过去一直认为，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会取代和终结所有其他的“专制”政体，成为统治世界的唯一政体。不过，近年来福山深入反思西方民主，分析西方民主为什么会导向无效政府。当然，这种反思是一个大趋势，并不仅仅表现在福山的著述中。西方世界反思本身民主的文献在迅速增加。实际上，把世界分成“民主”和“专制”本来就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任何社会如果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必须具备基本的政治秩序，而这样一个秩序并非实现了西方式的民主就能保证的。在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西方式民主很难提供一种稳定的政治秩序，来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营。不过，尽管亚洲一些民主政治已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上说亚洲的民主化仍然方兴未艾。在对亚洲应当实行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缺少理论上的思考和实践上的探索的情况下，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会继续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付出很高的代价。

当然，亚洲也有成功的非西方发展经验。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新兴国家，应该怎样得到发展和治理呢？福山强调的是三个要素，即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责任制度。福山的观点现已在亚洲流传开来。然而，福山所强调的仍然是西方的经验。从理论上看，这些要素并没有错，具有普世性；但如果要这些要素发挥实际的作用，就必须照顾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本身的文化条件。例如，在讲政治责任制度时，西方民主国家强调的往往是政治人物对其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是选民选举出来的，选票就是他们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但亚洲一些国家，包括一党独大的新加坡和一党领导的中国，政治责任更多的是政府对民众的自上而下的责任。从经验上看，即使在西方，基于选票之上的合法性也已经远远不够。一旦经济形势转坏，政治人物很难作为。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和治理道路。

实践上，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亚洲已经有很多的失败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识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国家，更有可能取得继续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近年来新加坡也面临和其他经济体类似的挑战，但新加坡选择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断寻找平衡资本和社会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的政联企业和政府投资企业，在保障基本社会公正和公平方面，扮演了有效的作用。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的混合型企业制度。尽管经历了大规模的市场化和民营化，中国仍然保留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一环。西方国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国有企业，在调节经济过程中，只有金融、财政两个杠杆，不足以平衡市场的负面冲击。中国和新加坡除了金融、财政杠杆之外，还有国企更为强有力的经济杠杆。现在越来越多人看到西方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随着社会的改变不断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潜在的优势。不过，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经济制度，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空间。在目前的情况下，其社会功能没有很好发挥出来。

亚洲社会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亚洲国家和地区过去成功的经验，就是通过借鉴西方的经验来塑造自己的模式。今天，如果要继续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继续学习西方的基础上，继续放弃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寻求自己的发展模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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