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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不同的观点，人们如何回应？可以从杨绛先生和吴建民先生过世，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反应，来讨论这个问题（这里不讨论官方的反应）。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几乎会写几个字的人都能表达自己的看法。可以假设大多数人都不认识这两位先生，只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新闻媒体报道等“认识”他们。甚至很多人连他们的作品都没有看过，而跟随别人作评论。从民意的角度，这个群体也很重要，但从知识的角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如果意识到大多作比较严肃的评论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中看出社会的整体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重要的政治人物，如秦始皇帝、朱元璋、毛泽东和邓小平等等。当然，政治人物和杨、吴两位先生不同，前者是决策者，可以影响千千万万人的生活甚至生命，因此人们对他们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更情绪化，无论是反对还是支持。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反应也可以延伸到学术界称之为“社会事物”的东西，例如社团、企业、政党、宗教等等。社会事物本身并不产生观点，但因为它们原先是观点的产物，因此人们对社会事物的反应，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知识水平和对知识的态度。

杨、吴两位都是社会名人，去世之后，有积极评价的，也有负面批评的；有歌颂的，也有诅咒的。不管怎样的评价，大都可以置于两个非理性的极端。大多数人只是想表达情绪，都会尽力罗列各种证据来支持其情绪。“情绪性反应”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对他人、不同的观点、社会事物的主要特征。

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为什么产生不了有效的知识；为什么知识进步很慢，甚至没有进步。知识（这里不涉及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知识，例如宗教）是因为观察社会而产生，因为批评而进步、增加和发展。中西方对人和事物有不同态度和反应。法国从拿破仑时代始就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从高中开始进行“三段论”教育方式，学生不能对人和社会事物只表达接受还是反对，更不是歌颂或者诅咒，而是要提出正题和反题，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新论题。这个传统在古希腊就有了，到今天仍然是西方（至少是学术界）对人和事物反应的最起码的态度和方法。

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理性思维传统。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各派都是理性的，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和基于这些现象之上的概念和理论来生产知识，并和其他学派交流和争论。汉代的《盐铁论》还能看出法家和儒家之间的理性论辩。但是之后理性论说越来越衰微，情绪论说越来越张扬，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字不能表述理性思维，而是表达情绪的最有效言语。（这种现象有人关注过，但没有人深入研究。）近代以来，情绪论说从“五四运动”开始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顶峰，堕落到互相怒骂、人身攻击、戴帽子、比谁的声音大甚至暴力。今天因为社交媒体使用等因素，似乎又一个高峰到来了。

情绪不可避免，但没有理性的运用，情绪转化不了知识。数千年了，对人和事物的看法仍然停留在情绪，没有知识的增加和进步，更没有新知识的产生。至少对那些想追求知识的人们来说，这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以当代政治经济学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为例，他通过观察社会现象（大多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发明了很多思想性概念，例如“退出、发声和忠诚”“激情和利益”“不均衡发展”等等，对当代社会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试以他在1991年的《反动修辞学：悖谬、无效、有害论》（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Perversity, Futility, Jeopardy）所概念化的“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为例，来讨论西方学者如何面对不同观点去生产和增加知识。

根据他的观察，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不仅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进行着竞争和斗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也一样。近代以来世界发生大变革，不断出现很多社会事物，例如民主政治和社会福利，和从前的社会事物大不相同，甚至是前所未有。在知识和理论领域，面对巨大变革的理念，如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公民理念、普遍公民权运动所揭示的民主化和社会福利理念，不同的社会群体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他关切的是保守主义者用什么方法来为其“反动思想”辩护。

在赫希曼那里，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反动派”或者“反动思想”都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客观中性的概念，就如物理学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两种力量一样。“Reaction”实际上是“反应”的意思。中文普遍翻译成“反动”也恰如其分，因为人们总是把反对自己意见的人称为“反动派”。“反动派”在中国是一个极其政治化的词汇，无法用来理解赫希曼。强调这一点对知识生产非常重要。对社会科学来说，知识的生产首先不是道德问题。一旦具有了道德的预设，就会对知识生产构成制约。德国社会学者韦伯说社会科学家观察社会现象，必须尽最大的努力保持“价值中立”。不过，在知识产生之后，知识对社会发生影响，那时再给知识“道德判断”，那是另外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很重要，因为知识需要承担社会责任。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历史上这些反进步的“反动思想”所攻击的目标，虽然有些是针对民主政治，有些是针对社会福利，但就思维结构来说，它们都包含着共同三种论证结构，即“悖谬论”“无效论”和“有害论”。“悖谬论”的逻辑是：由于世界的复杂或者人类知识的局限性（即知识的边界），改革只会带来和目标完全相反的恶果。“无效论”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自有其逻辑，人类的改革措施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有害论”的逻辑是：改革虽然可能是好的，可是会摧毁其它更重要的价值。

赫希曼以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批判为例做说明。“悖谬论”认为，社会福利只会带来更多的穷人和更大的贫困；“无效论”认为，社会福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因为贫困是人类社会必有的现象，无法以人为的努力消除；“有害论”则认为，社会福利摧毁了其它更重要的价值，如个人自由。同样，“反动思想”对民主政治的攻击也包含着类似的三种观点。赫希曼发现，尽管“反动论述”都同时包含这些共同主题，但是针对不同的进步运动，在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主题受到特别的关注。例如针对法国大革命，“反动运动”的主题主要是“悖谬论”，即认为，推翻帝制的大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平等和自由，而是更残酷的政治压迫。针对普及公民权的运动，“反动论”者最常用的论点是“有害论”和“无效论”，前者论证大众民主和自由的不相容性，后者相信人类政治生活的本质是少数精英统治，民主化并不能改变这个现象。针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悖谬论”重新获得重视，即认为，为了消除贫穷，我们创造了更多的贫穷；政府的救济措施取代了传统家庭制度，导致对政府的更大依赖。

赫希曼在书中并非只讨论“反动”论述的基本思维结构，也讨论了进步思潮的类似错误。例如，当“反动派”的“有害论”认为，人类的某些价值是不相容时，进步派则认为，所有好的价值都能相辅相成，所有的理念都可以成功地实现；当“反动派”的“无效论”认为，人不能改革社会运作和历史进程，进步派则倾向于认为，历史毫无疑问是站在他们那一边，他们掌握了历史的潮流和社会进步的方向。

作者不是在形而上学层面来讨论问题，而是考察进步和反动双方如何发展他们各自的论题（知识体系或思想）。作者所做的不是价值和道德评判，而是在形而下层面所做的经验分析。西方自近代到现在为止，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基本并没摆脱这些思路。

在赫希曼的分析中（或者西方学者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自由派），尽管他们所发展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也具有深厚的价值观，但双方都是从经验证据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自文艺复兴后，在社会科学领域，越来越少人会诉诸于宗教、道德或者其他形而上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社会科学理论就是经验理论。即使是规范性理论，如果没有经验证据支撑，就没有合法性和说服力。理论和思想的经验性至为关键。经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是各派建构理论和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各派能够取得基本共识的前提。这些基本事实使得各派理论和思想不会走得太远，从而实现讨论和争论过程中的理性对话；并且理论和思想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促成理论和思想的进步与和现实的继续相关性。

反观中国，遇到“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情况，中国学者会像赫西曼所讨论的那样，去做严谨的逻辑思维吗？大多反应都会落入本文开头所讨论的情况。人们对不同意见和观点的情绪反应，很能解释中国的知识体系的缺失的状况。如何克服情绪思维而确立理性思维呢？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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