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横空出世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共产党名义与世界公开对话的权威平台：几十个来自不同制度、不同文明国家的政党、政治人物、学者、企业界，密集地进行一场多元、激烈的头脑风暴。对话会一方面体现了中共的自信、开放，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三人行必有我师”传统的延续。它的目的当然是既要向世界说明、分享自己的治理方式和经验，通俗的讲就是讲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同时也倾听来自庐山之外的声音。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也前所未有地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
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对中国的评论两极
我连续三届恭逢大会，不仅对中国自身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更重要的是对中国与之对话的世界有了更好的了解。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只是没想到这种分裂还体现在对中国的理解上。
本来，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对事实的了解不会有偏差和遗漏。那么对一个充分了解的客观事实应该各方会有共识。中国近四十年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奇迹，制度的有效性、合理性毋庸置疑。而且由于人口规模高达十三亿，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人类的普世特性，堪称对全人类的巨大贡献。这在西方模式面临困境的时刻，尤为珍贵。
然而现实却是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代表对中国成就和中国模式赞不绝口，但来自西方的学者和政要客气的讲是多有保留，事实求是的讲则是不愿意承认和接受，更别说公开的赞扬与肯定。
我在和各方三年的交流中，也算是悟出个中原由。广大的亚非拉国家一是没有白人优越感，它本身就不认为中国的成功是对他们的挑战和威胁，相反给了他们信心和新的选择。二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早就拥有西方的制度模式，但就是无法实现西方的物质文明。甚至很多国家在西方模式下连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社会主义秩序都无法维持，而且社会贪污腐败严重。但中国却依靠自己的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反腐败上也是雷厉风行，立竿见影。三是西方国家长期自我感觉良好，对发展中国家盛气凌人，指手划脚，不但既不公正也不平等，而且一旦失控他们往往一走了之。不仅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如此。远的不说，近的如利比亚。反观中国，从不对这些国家的内政说三道四，总是最高效地、无条件地提供他们最急需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中国不以施惠者自居，而是平等交往。特别是邀请他们参加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既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也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所以就不难理解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何以赞不绝口，褒奖有加。不论什么时候和这些国家的代表交流，他们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太伟大了，成就太耀眼了，中国道路太成功了。而且对它的未来也同样充满信心。
但是对于领先和统治了世界几个世纪的西方来说，看到中国的成功，它们的心情极为复杂，尤其是它们又处于五百年来少有的低谷之时。
中国的成功很自然的从政治层面挑战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性，经济层面则打破了西方对资本、工业技术和制造、原材料定价权的垄断——这才是西方真正统治世界杯的三根支柱而不是什么包装起来的普世价值。所以出于自己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也不愿意承认中国模式的成功。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实地参观领略中国的发展成果时，他们的表情也很惊叹，基本上是羡慕嫉妒恨于一体。但当你问他们这种成就能否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可行性，他们却往往会这样回答：不好说，还有污染。可是如果这也是标准的话，那么西方也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它们工业化过程的污染程度远甚于中国：那时人的环保意识、环保经验比现在可差的太远了。
其他很典型的回答还包括这还需要时间来检验，现在还说不上。还有的说除非你达到了美国的水平，有全球霸权，否则就不算成功。如果按这个标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美国算是成功的，日本、欧洲、亚洲四小龙都不能算成功。
当然更多的说法是中国模式没有可持续性，目前的成功只是暂时的。这里面最典型的是2016年抛出中国崩溃论的沈大伟。2015年对话会上，我和沈大伟一组讨论。当时他提出中国面临的十个危机。我听了很诧异，一是这些问题都是老生常谈。二是问题产生的根源也解释的不对。比如他认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无法和美国相比，原因是缺乏言论自由。可是全球各国的创新能力都弱于美国——美国有特殊性，移民国家、全球吸引人才、经济规模巨大、文化上也鼓励冒险。如果这也是标准的话，欧洲、日本都要被列入面临危机的经济体，也都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
当时由于时间有限，我仅当场反驳了他这一个观点：中国创新能力不如美国有文化的因素，比如儒家文化不鼓励冒险，也有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原因。但中国市场巨大，竞争激烈，这是有利于创新的一面（注：中国论文全球被引用率已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英国）。这和言论自由毫无关系。
沈大伟等的逻辑是把所有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都政治化，都导向中国今天切实可行的制度上来。这明显违背学术伦理的逻辑背后就是西方面对中国崛起造成的利益损害，是利益决定了学术。
2015年中共与世界对话会的主题是反腐败。当时中国的反腐败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社会风气、官场习气也为之大变。相反中国周边模仿西方模式的国家如印度、印尼、俄罗斯、菲律宾、乌克兰等远比中国腐败的国家（据德国透明国际历年腐败排名），在反腐败上无所作为，只有中国自己在全力的反腐败。当时与会代表也难得的走进中纪委，亲眼观察网络举报体系的巨大威力和实效，最后还得以与主导反腐败行动的最高领导人王歧山长时间座谈。可是在最后闭幕式上，来自西方的代表在总结发言时仍然说只有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才能遏制腐败，完全无视中国方式的有效性、反腐巨大成就以及与其他采用了西方模式国家的鲜明对比。
西方的软实力并没有那么强
在与各方的交流中，我还发现西方的软实力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强。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我曾向一位来自非洲的女性代表分享了我的一个制度对比的观点：西方是定期的换人换党，中国是定期的换人但不换党，中东伊斯兰国家既不换人也不换党。结果西方是经济危机，中东国家是革命和动荡，只有中国一枝独秀，稳定发展。原因是一个制度要想良好运作需要稳定性和灵活性，西方有灵活性，但没有稳定性，中东国家有稳定性但没有灵活性，只有中国把两者有效的结合起来。
我随后洗耳恭听她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高见。不料她的回答大出我的意外：你说西方有灵活性，不对。你看奥巴马上任以来八年改变了美国什么?他只能在一些很小的、琐碎的事情上做些改变，但美国的根本问题却无能为力。照她的意思，美国虽然定期的换人换党，代价不小，但却仍然是既无稳定性也无灵活性。对西方制度的如此不认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当然在认同西方上，有两个国家是例外。一是韩国，一是印度。我曾和来自韩国的学者交流过多次，算是了解了个中缘由。一是韩国已经相当程度的西方化，完全被洗脑。二是韩国民主化后借力于中国的崛起、两岸关系的起伏（韩国在许多经济领域得以取代台湾）、美国的扶持（比如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力的援助）以及自己的努力，还是延续了威权时代创造的经济发展势头。这和许多国家民主化后不进反退不同。三是韩国是个小国，面对中国有着与史俱来的恐惧感，再加上中国是朝鲜的盟友，韩国自然从内心中不乐见中国的发展。所以即使当这位学者面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不由自主喊出“伟大的中国”，但当你立即问是否可以以此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对方却罔顾左右，不肯承认。
比较令人好笑的是印度。印度独立六十多年来，整体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而且还有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出生而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种姓制度、男女严重不平等、文盲率高达30%以上（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2.87亿，占全球的37%）、它的贫困人口超过非洲的总和，虽然有全球最大的耕地面积，却无法养活本国人口，儿童营养不良的人口超过四千万，全球第一。但就是这样的国家，面对与会代表对西方的批评，却依然站出来为自己的制度模式辩护。
印度的原因多少有些和韩国类似。中国是它的主要超越目标，而它在这场竞争中，自认为主要拿的出手的优势就是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如果这一点也被否定了，那么印度自己就完全没有任何信心了。所以它自然要竭力为之辩护。不过，如此罔顾事实，是不是有掩耳盗铃之效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衰落中的西方似乎丧失了承受批评的雅量和自信。2014年对话会上，一位法国代表就因为某位中国代表发言中指出了法国的问题而做出相当情绪性的反应。
虽然从利益的角度许多国家并无法客观认识中国道路，但这仍然不减对话会的意义。不同的声音本就是一种常态，也可以让我们一直保持清醒。他们不认同，说明中国模式还需要更大的成就来验证，这既是国家和人民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模式全面立足世界的需要，更是一种鞭策。而且这种对话会也能达到知已知彼的功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这个正与之对话的世界。在了解的基础上我们更有了自信。正如本次大会的东道主、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回答提问时做了这样一个非常自信地总结：全球看起来，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办法更好。激起全场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