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诗词存世并非汗牛充栋，不过寥寥数十首、薄薄一册，不消一个时辰便可通览一过。然而，却可以从中窥探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毛泽东。其诗言志，未有雕琢隐藏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了解毛泽东的一把难得的钥匙。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从现存的毛泽东诗词来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早年及中年时期；晚年时期。
早年及中年时期，毛泽东的诗词大多抒发激情，色彩和层次都很丰富，不仅有很多绮思丽句，其诗词意境也多具象。这些特点与早年及中年毛泽东的地位有关。到了晚年，毛泽东大权在握，雄视天下，身居亿万人之上，“四个伟大”加身，其诗词大多以咏志言志为主，哲理、典故在诗词中多有运用，意境大都抽象。
早年间有一些儿女情长的佳作，如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词云：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再如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词云：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翻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样的儿女情长，在毛泽东晚年的诗词中已难得一见。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与毛泽东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咏志和言情之间的差别。毛泽东曾经这样表露自己对诗词的兴趣，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但是，其诗词中豪放者居多，而婉约者极少，及至晚年，则婉约几乎不见，更多的是豪放。像上述那两首赠予妻子杨开慧的词，少年时的儿女情长、愁思怨曲表露无遗，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而到了晚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光环已经将毛泽东神化，只剩下“不须放屁”这样的豪放、粗鄙之语。当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声音字正腔圆地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传进亿万中国人的耳朵时，这种“试看天地翻覆”的词句也让人们感到，这只能出自傲视一切的毛泽东之手。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其诗词都是气有余而韵不足，晚年尤甚。气韵兼备者，莫过于他的两首“沁园春”：早年的《长沙》（1925）和中年的《雪》（1936）。
长沙词云：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雪词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者少年意气，挥洒自如，气韵皆备；而后者虽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王者之气显露无遗，已现欺韵之势。这样的情况，年愈长，则愈甚，大多数的晚年作品已经纯以气胜，艺术价值大大减低。
言志言事，以诗写史
纵览毛泽东的诗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可以通过这些诗词把毛泽东的一生串连起来，仅凭这些诗词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的大致轮廓。
毛泽东主张“诗言志”，这与中国传统诗学的主张相吻合。用诗词的形式言志记事，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他在1965年致陈毅的信中所说：“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捭阖。而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词中都能找到记录。从1927年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到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从1927年的《西江月·井冈山》到1966年的《七律·有所思》，通读这些诗词，一部中共革命历史赫然在目，它们不仅记录了毛泽东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中共走过的那些艰难曲折的道路。其记录的脉络完整而清晰，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哪位诗人词人能够如此完整地记录一个大的时代。
在言志记事的视野上，毛泽东的诗词大多采宏观角度，而绝少微观，没有明显的聚焦点，宛若摄影中的广角镜头；绝大多数的诗词，其视野都是远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1927）、“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1935）等句都是这种视野的反映。而这种视野恰恰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所特有的，所谓“小小寰球”，世界尽在其眼底。
在视角上，毛泽东诗词多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或鸟瞰，“背负青天朝下看”（《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是其习惯视角，这与毛泽东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内在气质相吻合。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句话，在他的诗词中也有体现，这就是间或出现的视角的转变，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清平乐·六盘山》1935）”式的由仰视转平视，或“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1962）”式的由仰视而转俯视。但在总体上看，毛泽东诗词还是以俯视的视角为主，这也与其“领袖”、“导师”的人君地位极其吻合。
在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群众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国共内战时期的“人民战争论”，到中共建政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这一手段的极致，便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则说人民群众是毛泽东赖以依靠的力量，但是，人民群众兴风作浪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恰恰是这位不怕死几百万人以实现个人理想的“人民领袖”，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他巩固地位、夺取政权、清除异己的工具。诗言志，诗如其人，毛泽东诗词所采的视野和视角正是以人民为工具、以人民为群氓的一种佐证。
不拘一格，挥洒自如
1959年，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这样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965年，陈毅请求毛泽东帮助改诗，毛在复信中说：“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因律诗要讲究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上述所言非虚。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泽东更多的是一个词人而非诗人。有论者云：长短句是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的标志。此言甚是。
毛泽东是一个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因为其大，故其诗词的立意多在放而不在收。早年诗词尚有约束，尚未达到从心所欲的地步，这一时期长短句多而律诗少，盖因律诗之讲究平仄、对仗，远远不能满足他抒发胸怀、表达壮志的内心需求。毛的律诗，大多出自1950年代，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律诗要求之严格，这好符合他劲气内敛、韬光养晦的要求。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才是他真正期望达到的境界，于是，当他在政治上重新得势之后，长短句又开始增多，而早年的约束到了晚年已经荡然无存，诗词纯以气胜，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甚至连“不须放屁”这样的粗鄙之句都信手拈来，为其所用。此一境界，褒贬不一，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境界却令人难以望其项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