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机揭示了信用经济的发展规律：信用社会化与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矛盾贯穿于信用经济社会全过程，由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必然选择。已经被历史证明失败的西方信用评级体系模式对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和安全威胁的必然性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不仅关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具有世界意义。由信用评级体系导致美国国家金融体系几乎崩溃的教训，使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一个超级经济体选择什么样的信用评级体系模式，才能避免金融灾难重演。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紧迫性，如何构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战略抉择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决策者面前。
一、金融危机凸显信用评级的战略地位
全球金融危机对拥有百年发展史的信用评级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信用评级关系国家金融与战略安全
金融的本质就是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即信用关系。美国是一个信用高度社会化的国家，纵横交错的债权债务关系构成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信用关系基础上进行的。高度发达的信用交易还使美国成为世界信用关系的中枢。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各类金融资产总规模已达61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资产的26.6%，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41.8%;外国债权人在美国的总资产达20.4万亿美元;金融交易总额约为52.4万亿美元，占全球金融交易量的41.5%;金融交易的品种达1200种以上，人类巨大的财富资金通过信用交易方式集中于美国，使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信用帝国。如此庞大的信用资产交易完全依赖信用评级提供的风险信息进行市场定价，如没有信用评级提供的债务人信用风险信息，现代金融体系将不复存在。信用社会化过程中的人类经济活动赋予了评级这种独有的地位，信用评级与金融体系的相互依存关系使评级具有对金融的强大影响力。
信用评级对国家金融与战略安全的巨大影响力完全被金融危机所证实。美国评级机构掩盖次级贷款偿还风险的错误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内几乎全面颠覆国家信用体系，国家信用体系的破坏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基础，金融体系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持功能被严重削弱，实体产业因此遭受重创;骤增的国家债务把美国推向资不抵债，近乎破产的境地;国民经济陷入长期衰退期;美国的国家战略也不得不因危机进行重大调整，金融危机导致了不利于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信用评级之所以能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是因为信用的高度社会化使信用关系成为社会成员之间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和人类现代信用社会的经济基础，债务人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是这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建立在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人类经济活动高度依赖评级机构对债务风险判断的信息，没有对债务人风险评判的评级信息，一切以信用为条件的经济交易将无法进行，信用评级实际上成为信用经济条件下的无形之手和国家安全的战略制高点。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
(二)信用评级关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
2008年底，全球未清偿政府、公司、金融债券余额约83.5万亿美元，跨境借贷总额约1.5万亿美元，外汇日均交易量超过3万亿美元，国际主要证券交易市场股票交易金额约80.4万亿美元，全部依赖信用评级信息进行交易定价。全球股票、期货、黄金、金融衍生品等市场交易均受评级信息影响。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把全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信用评级连接在一起，信用评级与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关系也完全被金融危机所证实。
发端于美国的评级错误通过信用链条的传导迅速超越国界波及全球，使整个人类社会蒙受损失，危及人类社会安全发展。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灾难显示：金融危机波及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重创全球信用体系;导致很多国家金融机构和生产企业破产;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国民财富迅速蒸发;全球经济大衰退引发的失业潮降低了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的生活水平;许多国家为挽救危机不得不增加政府债务，加剧了债务国的违约风险，并因此积聚爆发下一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能量。金融危机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威胁并没有因危机的消退而消失。
信用评级对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非传统威胁日益增加，信用危机在短时间内就能横扫世界，摧毁人类的物质财富，导致全球经济大衰退，其对人类社会安全的威胁远胜于一场带有硝烟的战争。二是信用社会化推动了信用关系的国际化发展，信用关系超越国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信用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矛盾和规律在世界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仍然是国际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评级及其信息在全球范围的广泛应用是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的最主要途径，信用评级揭示风险和市场定价功能在全球化信用交易中得到更充分的肯定和依赖。信用风险在全球的传导增加了国际信用体系的脆弱性，信用评级错误必然影响人类社会正常的经济活动，破坏全球信用体系，继而引发世界性危机，威胁人类社会安全发展。这是金融危机带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
(三)信用评级关系国际信用资源分配与世界经济均衡发展
信用的社会化发展使信用与资本的关系日益紧密，信用日益呈现为资本的一般形态，且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信用资本化是信用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由债权人与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以债务偿还为先决条件，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决定着它对社会信用资源占有的多寡，因此，对债务主体偿还能力的评级就成为债权人判断借贷风险的重要依据。事实上，信用评级决定着社会信用资源的分配。2008年世界外债总量约为61.1万亿美元，AA级以上29个国家的外债总量55.8万亿美元，占有国际信用资源的91.3%，它们全部为发达国家，其中，19个是全球最大债务国，10个是全球最大净债务国。发展中国家普遍因信用级别不高，占有的国际信用资源仅为7.6%。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持续高额负债主要用于刺激经济发展、弥补政府赤字、支付社会保险、平衡贸易逆差、支撑国防开支，与这些国家占有巨额信用资源形成反差的是，发达国家2009年对世界经济衰退的贡献率约是112.7%，国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难以靠价值创造维持国家收支平衡，有的甚至资不抵债，陷入国家破产境地。究其根源，是赋予了这类缺乏实际偿债能力的国家以最高信用级别，掩盖了偿债风险，使它们以超过自身的实际偿还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这种信用能力与信用资源占有的不平衡，不仅使发达国家的繁荣建立在巨大的债务风险之上，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失败
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失败。为什么发源于美国具有百年历史的信用评级会成为国家信用体系的掘墓人?为什么信用评级会使国家陷入重重危机?
迄今为止，人们对引发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的原因更多地关注于美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体制、机制等相关因素，甚至怪罪于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泛滥和评级机构与投资银行的利益勾结，然而还没有找到引发危机的真正原因。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是高度社会化的信用关系与落后的信用评级体系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信用评级体系不适应信用社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美国信用评级创立于1909年，以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第一批“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为标志，开始形成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美国政府把信用评级机构归于新闻媒体类，允许其自行发布评级信息，投资人可选择使用;鼓励评级机构进行充分竞争;政府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也很宽松。长时期以来，美国评级模式被视为权威、公正的象征和学习、推广的典范，金融危机后，我们有理由对美国评级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使其经验教训成为人类避免再遭危机之害的宝贵财富。
(一)美国评级体制没有体现信用经济的本质要求
信用社会化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评级体系做保障，评级是一个履行国家对社会信用实施管理职能的特殊行业，评级机构的首要职责是社会公共责任;评级标准应能真正反映信用风险运行的内在联系，从技术层面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因为评级机构的履责行为直接关系国家信用体系安全，所以政府必须对其实施强有力的监管。然而，美国评级体系并没有在以上三个方面形成制度保障，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
美国把评级机构作为一般市场主体定位并进行管理，由机构在自身与公众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选择。市场竞争法则使评级机构首先要保证自己能生存下去，由评级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最终导致的是信用级别和价格竞争。作为国家评级体系主体的评级机构的公共责任缺乏体制保障，是美国评级模式最大的缺陷。同样由于体制原因，使评级机构从根本上失去了推动评级标准和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失去了为市场提供正确评级信息的能力。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认为充分市场竞争可以起到机构自律和自我完善的作用，因此在长达百年的评级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有效的评级监管体系，只是在金融危机后才开始反思监管问题。
(二)美国评级机制最终使评级机构背叛了公众利益
把一般市场原则引入信用评级行业必然刺激评级机构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保住自己的市场份额，甚至把信用级别作为竞争的手段。信用级别买卖使不同机构的评级结果趋同化，评级信息不是在揭示信用风险，而成为掩盖客户真实风险的合法方式。评级收费模式则把评级机构与受评对象结成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利益攸关使评级机构不惜出卖道德，淡化风险揭示，甚至被受评对象操控，最终使评级的天平倾向利益方，公众利益成为评级机构竞争的最大牺牲品。
(三)美国评级监管是导致国家评级体系失败的根源
美国政府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准入并没有与监管同步，2006年9月29日美国总统签署《2006年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之前，国家没有任何相关的评级监管法律。该法案旨在通过提高评级质量，强化评级责任，提高评级透明度，促进评级行业竞争，对准入、评级和管理程序做了明确规定。评级机构所承担的公共责任第一次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法案鼓励评级行业竞争，从国家法律上给予评级机构一般市场主体定位，又为信用评级偏离公众利益埋下祸根。这部法律更为强调的是，政府对评级业务程序性的管理，但面对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驱动下的信用级别交易，政府监管显得苍白无力。实际上，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政府对评级没有履行监管职责，主要表现为：监管长期缺位，对评级机构没有实质性管理;监管理念未体现信用评级行业的本质要求;对评级机构的错误定位;监管重点不突出;监管方式不科学;特别是把评级竞争法律化，从国家制度上激化了评级竞争。在竞争压力下，世界上最强大的评级寡头最终越过道德底线，背叛了国家利益。
(四)后危机时代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展望
金融危机使美国政府开始重视评级行业，试图通过完善法规进一步规范评级流程、收费、信息披露和鼓励竞争解决评级不公正及利益冲突，但没有触动评级体制、机制及收费模式等根本性问题。这反映了他们对评级引发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在现代信用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信用评级发展规律还没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与把握，对国家信用评级体系模式也没有科学合理的改革思路。这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要评级体制和机制鼓励竞争，收费模式得不到彻底改变，级别和价格竞争以及公众与评级机构自身利益的冲突就将继续下去，因评级不能充分揭示风险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风险就会依然存在。
在美国，不进行一场信用评级体系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应信用经济发展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信用信息不对称矛盾就难以有效解决。显然，社会的主流意识与改革评级体系的客观要求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积极吸收他人对信用评级发展规律的研究成果;二是通过危机方式唤醒人们的觉悟。这场信用评级技术革命还需要漫长的等待，人类还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三、国际信用评级体系的重大缺陷
我们在这里研究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是因为在信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与国际信用体系的紧密关系决定了两者评级体系联系的必然性。同时，现存国际评级体系是美国评级模式的延伸，对人类社会的影响重大且深远。历经无数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验证，暴露出现存国际评级模式的重大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代表国家或利益集团的评级机构不能履行国际公共职责
参与国际信用交易的主体分属不同国家，其风险程度存在差异，而市场价格的形成需要用同一标准衡量不同主权性质的信用产品价值，独立于交易双方的第三方信用评级信息是实现国家间信用产品价值比较的唯一选择。这就要求评级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客观评价各国交易主体的信用风险，国际评级机构的超主权性质是由具有主权性质的跨国金融交易主体和国际交易价格形成的非主权性所决定的。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由美国评级机构主导，体现其立场的评级标准表现出它们所关注的是本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其评级结果完全有利于这些国家。它们长期给予世界最大债务经济体和净债务国最高信用级别，掩盖其真实偿债风险，维护了自身利益：1、凭借高信用等级超过自身偿债能力占有国际信用资源。2009年多数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超过本国当年GDP的100%，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300%，占有了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资源;2、利用高信用等级为西方发达债务经济体进行利益输送。根据十年期国债利差和2009年第三季度发达国家的外债总额匡算，因AAA信用级别，其借贷成本相对于BBB信用级别每年节约大概2.5万亿美元，十年总共节约25万亿美元，而这正是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融资收益;3、高信用等级掩盖了最大债务国通过货币贬值输出债务的行为。现存国际评级体系鲜明的国家性使其丧失了公正性。
(二)用一国的评级标准不能科学衡量各国信用风险
每个国家债务主体信用风险形成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必须用体现信用风险要素内在联系的评级标准才能准确衡量不同国家债务主体的风险，把风险的特殊性转化为可进行价值比较的同一标准信息，体现国际信用交易的公平性。由信用风险特殊性与信用交易价值一致性所决定，跨国信用交易必须采用非主权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国际评级标准，才能保证评级信息的科学与公正，实现等价交换。国家信用是国际信用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利益和国际信用关系的影响最为深刻和全面。然而，美国评级机构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完全从其国家利益出发，用其价值观代替风险形成客观性，向世界提供了失真的评级信息。它们国家评级标准的核心内容有五个方面：1、按西方民主政治理念进行国家政治排序;2、按人均GDP进行国家经济实力排序;3、用金融和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作为国家经济结构和经济前景的主要判断标准;4、中央银行独立性和国际货币发行权是获得高信用等级的必备条件;5、忽视国家财政收入作为偿债来源的根本地位，把举债能力作为衡量国家债务偿还能力的判断标准。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用一国评级标准判断各国信用风险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
(三)用一国的监管制度无法约束主权国家机构的国际评级行为
长期以来，国际评级机构所有的国际评级行为没有接受任何国际监管，形成国际评级监管真空的主要原因是：1、承担国际评级信息供应商的机构是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主体，还没有任何有关国际评级监管的法规适用于管理这类机构的国际评级业务，同时，其它国家的法律也管不了另一个国家的评级主体;2、评级机构可以对国际任何主体进行评价并发表自己的看法，而评级资讯传播不受国界和时空的限制;3、现有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评级信息已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必要条件，无论其信息可靠性如何，还没有一种新兴力量能够取代，即使能够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监督管理，也难以让它退出市场。国际评级活动是一个关系人类社会安全发展的根本问题，国际社会无任何授权和监管，任由一国评级机构通过主导评级话语权控制全球经济安全，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信用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国际信用评级的特殊性使国家监管无法代替国际监管，跨境评级信息传播与国家监管有限性的矛盾，以及国际评级机构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都决定了必须建立超主权的国际监管体系才能约束国际评级机构的行为，起到纠偏作用，保证其正确的运作方向。国际社会对一个影响自身利益的主权评级机构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的历史必须得到改变。
(四)美国评级机构在国际市场的角逐使其背离了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美国评级垄断资本运用其以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核心的评级标准服务于国家全球战略的同时，三家评级机构为瓜分全球评级市场展开全面竞争。评级竞争所导致的信用级别趋同化、风险揭示弱化规律在国际评级中越来越突出，三家机构在国家主权评级中的级别一致性十分明显，在1997-2002年的十七个国家主权评级失败案例中，穆迪和标普共同失败的就有十四次。评级寡头的国际评级竞争是为了垄断资本的利益最大化，评级竞争规律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结果会按照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国际社会将成为国际评级竞争机制的利益输送者。现存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实际上是由最大债务国主导世界评级话语权，有利于发达债务国占有国际信用资源和债权国利益的工具。
(五)现存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展望
金融危机是对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最权威的检验，可是人类社会并没有从危机中得出改变现存国际评级体系的正确认识，仅在加强监管层面达成了共识，而这种共识还难以付诸行动。尽管评级错误使整个人类社会蒙受了空前的损失，但是这个代价并没有成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的动力，由美国评级机构控制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局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信用全球化发展需要公正、科学的国际评级体系解决信用风险信息不对称的信用经济发展规律没有改变，唯有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才能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共识会日益增强。由民族评级机构掌控本国评级话语权将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并作为国际评级体系的组成部分发挥重要作用。新兴国际评级力量将跻身国际评级市场，成为推动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
中国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构建新型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理论在全球的有效传播，将逐渐改变国际社会对评级的理解而形成主流意识。中国的评级机构将创新国际评级标准，以客观、公正的形象参与国际评级事务，用实际行动推动建立国际评级新秩序。
四、后危机时代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出了问题，美国的评级模式难以从体制机制上保证评级信息的可靠性。金融危机后，信用评级模式决定的国际评级格局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评级体系的核心作用是，由谁及采用什么举措保证依据科学标准提供正确评级信息，引导资本流向，实现经济持续均衡发展。金融危机宣告了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其市场信任度正在衰退;一些国家正在推动民族机构创新评级模式，主导本国评级话语权;还没有新兴评级力量替代美国机构的主导地位，美国控制国际评级体系的格局和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的评级格局会从两个方面影响中国。
(一)为中国信用评级体系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
金融危机向人类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信用经济社会化发展需要能承担起人类社会安全责任的信用评级体系。由于认识的历史局限，人类对制造了金融灾难的现存评级体系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后危机时代，对选择什么样的评级体系模式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路，但一场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思潮和实践正在许多饱受危机之害的国家兴起和推进。在被列入世界超级经济体的同时，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信用社会化最快的国家，总结金融危机经验教训，构建适合国情的信用评级体系，是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主动顺应规律，加快建设国家评级体系，参与国际评级规则制定，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现实思考和战略抉择。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
为中国在信用评级体系方面的思想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西方评级思想和理念一直被奉若神明，经过危机的洗礼，长期主导人们思维方式且被证明错误的评级价值观已为历史摒弃，信用经济社会发展呼唤新的评级思想理论创新。信用评级思想理论的重大意义在于，揭示信用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确定信用评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方位，唤起人们的信用意识，凝聚起信用评级体系的革新力量。中国应当抓住这一关系人类社会发展最前沿的信用思想理论变革机遇，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攻关，探索信用社会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把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先进信用思想理论研究成果贡献给全人类，充分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胸怀。
(本文是关建中4月在博鰲亚洲论坛年会上的演讲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