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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朋友，希望俺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发表一些见解。主要是想探讨一下，中国现在是否有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如果有的话，政治改革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什么。当然，最后就是政治改革要采取的是什么路径。

之一

（2010-09-26 09:08）

首先要对政治改革有一个定义。如果你看一下中国政府的举动，可以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的两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没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进行”。然后看一下民间的改革意见，在比较左的朋友那里，可以看到乌有等地方的想法，在比较右的朋友那里，也可以看到南方等系列的思路。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上，当然可以看到中偏右的深圳模式，也可以看到中偏左的重庆模式。然后在海外，也可以看到对国内发展完全不同意见的异议人士的思路。这说明了什么？其实就是一种民族共识，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应该改一改了。

不过在谈这个问题之前，俺先说明一下，就是俺对所有的主义和名词概念，不是太感兴趣。

因为俺们这些平头百姓，目不识丁，被你一大堆名词绕来绕去，就绕进死胡同去了，最后就糊里糊涂地拥护你的主张了，然后就忘记了自己是打酱油一族，稀里糊涂就成了你大人的炮灰了。

所以在谈政治改革的时候，俺们黎民百姓可以做到的就是两句：

一句是俺们民族最有脑的人才之一，孔夫子他老人家的话，听其言，观其行。不受忽悠。

一句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话，不看广告，只看疗效。在疗效（以及其副作用）没有通过临床试验证明之前，俺们坚持只打酱油。

这个就是俺既支持重庆模式，也支持深圳模式。因为俺们要看临床试验。而且现在是互联网流行起来了，各种交通工具也发达了。因此想要忽悠屁民，难度也高些了。

对左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后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前三十年，肯定是有一定的难度。为啥？因为俺们这些人，都是经过那个年代的，知道以前的日子是啥样子。

对坐在位子上吃香喝辣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美化一下后三十年，难度也是不小。为啥？因为春江水的温度如何，人家生活在里面的鸭子自然知道。现在社会中出现的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诸如此类，生活在底层的人民自然知道，也是没办法美化的。

对右手边的朋友来说，你想全盘否定前三十年，然后大力丑化后三十年，最后把西方国家，比如说美国的生活，大力吹捧，那在10年前还是行得通的，或者是现在忽悠一下学校里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也还可以混一下。但是现在这个忽悠能力估计是大幅度降低，因为人家有不少人，像俺这样，在西方国家生活那么多年，西方社会的好处和坏处都比较清楚。你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乌托邦描述，尤其是在现在西方走入深刻制度危机的时候，这种理想大泡沫是非爆不可的。

因为一句话，俺们要只看疗效，不看广告。

如果抛弃从左到右的各个派别的各类理论提法，俺们可以简单地将把政治体制理解为一个分赃制度。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大分赃制度。在这个分赃制度里面，就是全球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把自己的筷子和叉子都插到这个全球大饼里面，把自己有能力扒拉出来的份额给抢回去。这个全球大饼里面，因为历史原因，是欧美西方国家占了大头的。而这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所谓发展，也是在于抢这块大饼的能力越来越强，抢到的比重也是越来越大。然后在你从全球大饼拿回来的份额中，如何在自己的各个集团和阶层中分配，就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问题。

如果搞清楚这个关系的话，首先不要被人忽悠的，就是你改变了内部分赃制度，就会增加你外部分赃的能力。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全球分赃制度是否合理，是在全球政治经济改革的议题上解决的。这些议题，就是G20和一系列联合国会议。比如说要不要制裁哪个国家啊，国际贸易协定啊，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啊，哥本哈根能源会议啊，诸如此类。

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本来就在全球分赃系统里面是吃了亏的。因此这样的后起国家要想分到自己该得到那一份，要么就是要修改现存分赃协议，这个是短期的。要么就是修改分赃协议的决策过程，这个是长期的。比如说，在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会里面增加中国的权重，要求美国放弃否决权等等，就是更改分赃决策过程。

因此中国自己内部的各派人士，在讨论如何改变内部的分赃体系的争论中，必须明白，无论如何不能损害你在国际上的分赃地位，也不能因为内部争吵而导致你的争赃能力的削弱。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住的，不然受影响的是大家。这个例子，就是什么“二十一条”之类的卖国协议，就是内部分赃之争，靠出卖整体利益，减弱自己的国际分赃份额，来满足内部自己小集团的利益。

当然在一个国家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挟洋人而自重，就是拉着强大国家支持的大旗，来谋取内部斗争的强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的世界超强美国，当年在势力弱小的时候，内部派别有亲英派和亲法派之争。今天的日本在寻找最为有利的国家地位的时候，内部势力有亲华派和亲美派之争。而中国在1949年之前，主要竞争力量也是有亲美派和亲苏派之争（当然抗战胜利之前，还有亲日派）。

不过今天的中国，已经挤上了世界数强的地位，其国家力量已经难以被外国势力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内部的任何派别，希望依靠外部势力而自重，显然不是一条可选择的出路。因为你任何的不同的政治主张，还是要向广大的屁民们去诉求，你一旦走了外部势力这条路，就把你的民众基础给毁坏了。

在这个政治改革道路辩论中的海外异议力量，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异议朋友们提出来的主张，后面如果靠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质问：俺们屁民怎么知道你的东东是对大家好？俺们怕的是，你这个东东一搞，其实是帮助美国削弱俺们中国在国际分赃体系中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不是这样，干嘛老美要支持你？人家是活雷锋啊？

因此在政治改革中的第一条原则，就是要内斗，不要拉着外人一起斗。

之二

（2010-09-27 02:15）

对俺提出的要内斗，不要拉着外人一起斗的原则，有两个不同意见。

第一个，就是俺说了要看疗效，不看广告，那么是不是如果俺们海外异议人士提出的主张，也是对大伙儿有好处的。那么只要这个效果有效，为啥你要看是不是美国人在后面支持？说起来，这种提法似乎很有道理。可是问题是，你这个主张要想实行，必须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民意认可。就是说，你要有足够的社会各行各业的精英和足够的广大的屁民，接受你的说法，才有可能实现。可是在各种争论中，你背后的底子被人家一曝光，然后再把你和藏独、疆独和台独的头人们一起把酒言欢的照片一公布，或者把你和这些头人们的案底交易登出来，那你还如何赢得你想得到的支持？当然你也可以说，或许中国的情况恶化到了一个地步，老百姓已经不在于你后面的推手，到了任何人都好于在位子上的人的绝望状态。

要是真的到了这个地步，那就不是靠说理可以解决争端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可不可装备N个美械师的程度了。而且就算是有了美械师，你也不一定打得过泥腿子，历史上已经有过先例。或者靠你的王师直接送你进北京。可是这个王师到现在，还只愿意在黄海以外巡弋呢。

说来说去，在中国要在政治上有发言之地，还是要靠普通人民的支持。有了人民的支持，你还在乎是不是有洋人在后面帮手？

第二个，倒是有一定道理。就是俺如果不找洋人出头，就被你给打压下去了。这个倒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以前中国的外交韬光养晦战略，搞得一帮子在位子上的人，对友邦惊诧特别敏感。所以一旦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大声鼓噪，马上就对人家采取保护措施。又派保镖保护人家的安全，又要找一个清净的地方，给人家在里面修身养性。而人家如果一下子，得到洋大人的严重关切，马上又要人家出去放风，到西方极乐世界吃香的喝辣的，继续忽悠去了。这种做法，当然事实上鼓励你的内部不同势力，要跑到外面去找组织和找领导。而这种做法，自然就会被人骂为内残外忍，而有悖于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那么俺建议的做法，就是正好掉180度。那就是对内要宽容，对外要强硬。内部的不同意见者，要让人家说话。对人家说话要有宽容，不要动不动就把人家特殊待遇了。而对外国的干预，要强硬，不能老让人家一搭上洋鬼子，马上就区别对待。

这里就牵扯到了俺说的，政治改革的第二个原则：那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如果你抛弃各种左的和右的政治偏见，那么无论是在那个政治光谱的人士，都是这个民族的财产。如何把这些财产好好的运用，而不是让人家互相消耗，其实对增强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全球讨价能力，是大大有益处的。因此国家内部的各派势力争执，要做到的就是文斗，而非武斗。

最不好的例子，当然就是内战。比如说美国的内战，和中国当年的国共战争。这样的经历，都是对自己整体利益的打击。然后比这个好一点的，就是那种动不动就把你肉体给和谐了的方法。这个在1960年代也出现过。有贵为国家主席的人物，因为政治上的争执，就被人肉体和谐，这种方法也是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损害。现在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已经不再出现，当是中国人的幸事。

当然现在需要的是更进一步的社会宽容，不要因为人家有什么主张，就给请到笼子里面去休息。那怕主张得再耸人听闻、惊天动地，你还是应该有一套成文的规则去应对。最后的一步，就应该让人尽情的说话了。不要动不动，就出现一个敏感词，把人家的话给消除了。而在这一点上，则同时必须加强法制上的建设，比如说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发布虚假事实等等，都可以靠官司去解决，那么就可以做到大家可以很自由的发言，但同时要对发出的言论，负应该承担的责任。

这样的政治环境才利于规则的建立，就是把各种政治势力的争论，定义为人民内部的不同矛盾，然后掌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原则。要让斗争的主要武器是吐沫和口水，要让斗争的主要战场在互联网、电视和报刊上，甚至在法庭上。但就不要让这个战场在街头运动上，在发动暴乱和镇压暴乱上，最后就是在军事战场上。

如果中国未来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真的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大幸。

在压制其他人说话方面，俺是有过亲身的体验。想当年中国在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作为推动改革的改革派人士们，曾经经历了打破被保守派人士全盘控制舆论媒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改革派的声音终于可以发布出来的。可是当改革派控制了舆论主动之后，马上就开始打压保守派的发言空间，搞得人家保守派最后没有地方可以说话了。这个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好方向。

如何建立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如何让中国任何一方的人士，都有自己的发言空间，是中国未来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大国的必要条件。

当然如何建设负责任的舆论组织，就是这些舆论的目的，只是在如何实现好的政策这个操作层面的争论，而不是暗藏祸心，以推翻整个政治社会制度为人家的主要诉求，是一个舆论自由的一体两面的另一面。你要有自由，但你也要有社会责任，是一个宽松舆论环境的基本特点。

总之，右和左，是互相矛盾和互相兼容的一体两面。没有右的力量的制约，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极左路线。没有左的力量的制约，这个国家和民族，就可能走极右的路线。这两种情况都对国家不利，对国家的权力精英不利，更对广大屁民不利。神仙打架，百姓遭殃，对小民们来说，最好这个国家走的是中庸之道。

因此俺们采取的态度，就是支持弱势。如果右派被打压得厉害了，俺们酱油派们一定要支持右派。反之，如果左派被打压得厉害了，俺们酱油派一定要支持左派。

俺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个动态的平衡。

之三

（2010-10-01 05:27）

有读者把俺主张的对外强硬，对内宽容，用内圆外方一词来形容，是非常准确的。内圆，就要求要对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采取容忍之心。如果不是要分裂国家，把某个某个地区分裂出去，或者是要搞暴力革命，推翻国家主体政权，或者是搞恐怖活动，在街上对不同族裔的群众杀人放火，诸如此类的敌我矛盾，其他的都应该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去解决。外方，只不过是内园的延伸。如果没有内园的基础，自然就没有外方的结果。因此人家敌对势力要破坏的，是你的内园。而你自己应对无方，不能把这些挑战，好好的在内部的协商框架下解决，反而采取过激的手段去处理这些不同意见，就难免会陷入内部的混乱。这样的结果，就会导致你在国际事务上的软弱。因为被人家捏住了软肋。

那么要把内斗的程序搞好，大家要文斗，不要武斗，就必须明确，你斗争的目的，是在饭桌子上面，就那个菜应该这么瓜分为主要目的。如果你的斗争目的，是把大桌子，给割一块下来，自己然后搬到另一个角落里面过日子，或者你的斗争目的，只是想把大桌子给掀了，然后自己重新安装一个桌子，那么这个饭局，就没有办法和平的进行下去了。有人说，等民主了，俺就杀了你的全家。这种态度，肯定就不会达到文斗的结果，肯定就会走上武斗。

靠掀翻桌子解决问题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因为这个世界上，一百年搞建设，时间都不够。要是搞破坏，那么一个星期，就绰绰有余了。

这里就牵涉到俺说的，政治改革的第三条原则：要反对政策，但不要反对体制。

为啥说不要反对体制？因为所谓体制，就是你这个社会现存的一个生存状态。你反体制，把这个基础一抽掉，你的社会就无立身之地了。

在中国历史上，这个体制曾经是礼乐制度，后来是私有土地制度，那么现在是什么体制？这个体制，基本上就是一个土地公共或者集体所有，国家经济以国有为主，私有为辅的一个混合结构。这个结构，向左边偏一点，俺们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右边偏一点，那么叫做国有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其实目的就是既想得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又想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当然操作不好的话，可能会得到社会主义的坏处，又得到资本主义的坏处。不过那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具体执行的政策和执行人问题，这些就是应该在政治改革的框架下进行。

其实虽然你名字可以叫得好听，回头看一下中国的历史，真正的变化，在于帝制的取消。

在1911年辛亥革命取消帝制之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像很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一个暴君怎样怎样管理国家，等等。其实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早期的周朝，大概前几个世纪，是封建诸侯制度，从秦汉开始就是中央郡县制度。自从秦朝确立了郡县制度之后，几千年来，作为国家最高权力象征的皇帝，大部分时间是虚君制，就是皇帝基本上是一个摆设，而由专业的文官系统掌管政治权力。当然少部分时间是实君制，就是当皇帝处于要么强势地位，要么和官僚体系力量均衡。通常这些都发生在旧王朝覆灭，新王朝产生的时候。如果好好看一下的话，作为实君制度，只有秦始皇、汉武帝、明大祖算是对官僚系统有强势地位。能和官僚们势力平衡的，也有汉高祖、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明成祖、清康熙和乾隆等等。

那么看一下今天的英国和日本的制度，其实都是从当年的实君制度，走到虚君制度而已。主要的变化，还是在于由贵族控制的官僚系统，转变为由贵族控制的政党政治。其实看一下日本、英国等等，大部分的政治领导人物，还是来源于当年的贵族传承。其他的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殖民地国家，美国是一个例外，彻底割裂了与英国的君主传承。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就仍然敬奉英国女王为虚君。

中国在取消君主制度之后，走的政党道路是两党制，就是一个以城市资本家和农村地主这些有钱阶层作为代表的国民党，和一个以城市工人和平民和农村农民作为代表的共产党。当年没有办法做到文斗，就以代表穷人的共产党武斗胜利，消灭了富裕阶层，建立了一个阶级差别不大的均贫社会。这个社会的主要阶级构成，是工人和农民。当然还有就是来源于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干部，就是以前的文官系统，和军人。当时表现的社会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别上。其实就是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和传统小农经济的区别。而由于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在资源配置、政策倾斜上，都是以城市为主。这就出现了虽然政治权利在名义上的平等，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农民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城市居民。一直到非常后期出现的，农民在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的变化，才开始真正改变这个状况。

而在政治权力集中上面，中国算是继承了古代中国，行政主导的传统。在立法和执法上面，仍然是行政部门为主导，和英国、德国等采取内阁制度的国家相似，都是在这两个权力上集中。而在司法上面，有一定的分离，这个算是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权力，采取司法完全独立，有所不同。

那么中国在1979年之后，开始从大家齐步共同富裕的路子，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改变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一个发展阶段之中，必然出现了一定的社会分化。就是说一定数量的富裕阶层出现了，而这些新势力的出现，自然就导致了对其阶层的政治要求。本来代表着农民和工人利益的执政党共产党，就要面临着这个新兴起的阶层—就是说资产党和地产党的挑战。这种调整的结果，就是资本家入党。在三个代表路线确立之后，执政党就从以前单一的工人农民党，扩大到了全民党，包容了新的资本家阶层。

其实这个变化，和中国以前传统的涵盖全民的儒生阶层没有什么区别。在以前只有工农阶层的时候，只有镰刀和锤子，是全民党。那么今天多了支票簿和楼房，也是全民党。

未来的中国政治走向，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农民这个生产模式身份将消失，从而变成和城市居民身份等同，利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农场主和农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别，将从职业为代表的称号，转换为以财富为代表的有产、中产和无产的阶层区别。

因此任何以这些不同阶层为代表的利益斗争，都属于内斗。

之四

（2010-10-03 07:03）

看了大家的一些评论，这里就大致补充一下。

关于虚君制，马上就有人和今天的中国政府联系起来，讨论胡主席是不是虚君。这是不正确的类别，俺不是说过，辛亥革命后帝制不是取消了吗？现在俺们的中央政府，不是君主制，而是文官制度，是人民的政府。因此以前用来制衡文官体制的帝王，就是俺们今天的人民。所以共产党要代表广大的人民，才具有执政的合法性，如果你只代表人民里面的一部分，尤其是一小部分，还是特别有钱的一小部分，那么你这个屁股就坐不长了。

还有人问，现在大家都一股脑把清朝末年的乱象算到了慈禧太后的头上，问难道慈禧太后不是很实成吗？看一看历史就知道答案。当你作为国家的元首，和外国军队开战的时候，你的大部分东南地区，要和这些你开战的敌人，搞和平协议的东南自保，你觉得老太婆的权力是实，还是虚？

又有人说，只有独立的司法体制，才可以保证司法不能被用作政争的工具。提这种观点的人，俺希望你好好研究美国高等法院前不久，刚刚通过美国企业可以在投钱选举之中，不受任何束缚，可以扔多少钱就扔多少钱。然后在看一看现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资金流向，再等到11月份选举之后，可以讨论一下，是否独立的司法是不是会被用于政治斗争工具。远的就看一下，前总统克林顿裤子拉链的问题，是不是司法工具用来搞政治斗争。当然俺不是否定司法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好处，只不过一句话，不要太天真，以为生活在火星上面呢。

在体制和政策的争论上，有位读者说了一个非常好的比喻。体制就是你的桌子。政策就是桌上的盘子。盘子里面的菜，就是大家要瓜分的利益。如果你争吵盘子里面的菜，应该如何扒拉，那就是文斗。如果你手持锤子，不是打方方的船儿，而是打人家圆圆的碗儿，把人家饭碗给打烂了，这个就是武斗了。如果你索性要把桌子给掀了，那就是要推翻制度了。挨打是应份的事，如果你够狠，去找个井冈山上山，俺们大家也佩服你。但是你想翻人家桌子，又对人家送给你的笼子不服气，又没本事搞个瓦岗寨，那只好投奔王师了。

当共产党扩大其代表性，包容了新诞生的资产和地产集团之后，其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向这些势力倾斜的。这个时候，出现的选择就是在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你要继续在贫富分化上走下去，还是要走邓小平提倡的共同富裕道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代表资产和地产的党内势力，必然要提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在搞它一百年。要求共同富裕的代表改革中得利较小，处于经济贫穷地位的党内势力，自然要提议改弦易辙，将社会分赃体系向穷人倾斜来减少贫富差距。这种要求就是共产党必须保持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拥有财产的党，而不是只为资产和地产势力服务的资产党和地产党。

基本上共产党里面的三大势力，可以叫做资产派、中产派和无产派，而最理想的目标，就是中产派做大，资产派和无产派变小。最危险的目标，就是无产派变大，中产派变小。无论如何资产派的人口比例肯定不会大，但是要是资产派的资产比例过大，导致政治影响力过大，也会变成很大的社会乱局。

而现在的局面，恐怕就是高企的房价，导致地产派势力太大，从而阻止了无产派向中产派的过度。所以搞不定房价，中国的问题就会比较大。搞定了粮价，只是稳住了无产派的底盘，短期内让人家安安定定。但是房价不解决，无产向中产过度的道路被堵死，就是在慢慢往革命的道路前进。

这个共识，应该是全体人民都要明了的事实。覆巢之下，没有完卵。真搞到那么一天，你地产派总不能背着北京的摩天大楼，横渡太平洋，投奔彼岸吧。

除了这个主要的三产区分，其他的如地域和行业的细分集团，自然也是博弈的主要力量。

中国以前的重南方，轻北方，重沿海，轻内地的政策，已经在大力转变。随着环渤海的经济兴起，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分庭抗礼，以地域经济发展不同，和地域富裕程度不同，而导致政治势力分化的危险大幅度减低。而以重庆、武汉领军的中部崛起，以新疆和关中为代表的西部开发，是为了解决由东西部的地域发展不同带来的政治分化。

于是可以回顾俺在《花开花落》中提到了三个分化问题：沿海和内地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不平衡，汉族地区和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些都处于缩小之中，因此将来中国的内部利益博弈，应该主要集中在三产区别和行业利益问题。

之所以俺提出不反体制，只反政策，换一句说法，在中国历史上叫做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因为这个体制总体上来还是处于运作。就像一辆汽车一样，你还可以象往常那样开车，但是听到里面有叽叽喳喳的声音了，那就是应该拿去维修，换个零件，加点润滑油什么的，不是马上开到废弃场，就给一下压扁了了事。因为在可以运行的体制之下的社会，俺们成为治世，或者称为升平世。至于乌托邦里面的太平世，俺们可以意淫的幻想一下，在口水世界里面喷雾一轮，都不是问题。至于要推翻体制，让大家回答衰乱世，对不起，你自己有本事，自己在家里玩吧。

看一下美国的例子，就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经验。虽然当年美国的宪法是写得冠冕堂皇，说是人人平等，但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面，美国还是一个奴隶社会。即使在今天，在城市一级的美国，女性还是没有能获得平等地位，相比于在中国的城市女性（当然边远农村另当别论），地位更要不平等。有一个粗率的估计，美国的城市女性大概是男性地位的65%左右（主要是从同工同酬为依据），而中国的城市女性是90%左右。如果你考虑到一个国家的宪法里面写的东西，并不是代表你政治实践的现实，而是代表你的政治理想，那么就容易明白了。

因此你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要推翻这个现存宪法，拿出自己的一套私货出来。而是应该通过社会各阶层在辩论中，在法律体系框架下，对里面的东西，进行修改和重新栓释，在大局已定的前提下，做细节改革和优化。这才是真正的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而希望大刀阔斧，来一个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最后的结果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

想起了俺前一阵的一句诗，百年治乱枉投鞭，指的就是这种状态。

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就是法国，动不动就说推翻旧次序，来一个新宪法。然后法国人的总结，就是“多变即无变”。Plus ça change, plus c'est la même chose.

之五

（2010-10-05 15:08）

有读者问，如何解决执政党不去代表广大人民的问题。说实在的，俺不担忧这个问题。因为任何执政党，如果不去代表广大人民，自然就会有其他势力去代表广大人民。如果这个局面出现，就是你执政党要是从共产党变成了资产党和地产党，那么你还是早点收拾细软，准备走路吧。

不过现在看来，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就是以农村为主的大量农民，在这30年来，是受益的。只要看一下中国政府每年的第一号文件，基本上都是和农村问题相关的。而且随着各种利农政策的不断出现，可是说对农民的政策会越来越好。然后看一下人数虽然不是那么大，但是在社会影响力上面，具有很大动量的各界精英人士，从企业、到文化、到体育、到思想，各行各业，这些精英的小日子都过得比较红火。

这种做法，被海外的异议人士批评为收买各路精英，叫做花钱买政策。就是用给予好的待遇，让各路精英都变成了制度的利益共享者，从而达到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目的。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就为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的基础，使得中国的大饼越做越大。于是海外人士，就骂这些各路知识精英，见利忘义。

可是反过头来想一下，政府对知识精英不得不做出的让步，正是因为官员们明白了，如果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国不要说没有发展，大家没有继续富裕，官员们现有的利益，也许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为了自己的未来，迫使了官员们向各路知识精英让利。这种做法使得了社会上因为发展而得利的阶层扩大，其实是很合乎俺提倡的博弈原则的。这种行为让俺想起了当年李世民看到各地的知识分子鱼贯而入，进京参加科举的热闹场面，而欢欣鼓舞的情景。

道理很简单，你如果不能把社会上的势力容纳到你的体制之内，人家最后就一定会走到体制之外，来冲击你这个体制。因为别看知识分子们貌似弱不禁风，知识界的力量也是无比强大的。20年前人家显示了一下肌肉，也让政府鸡飞狗跳，进退失据。

依次类推，这几年在利益倾斜下比较吃亏的族群，比如说农民工等等，也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上，知道要显一显自己的肌肉了。所以俺们才看到此起彼伏的罢工运动。而这些可能造成社会稳定隐忧，就会迫使执政党采取主动，赶紧出台关于工人集体谈判薪酬的法规，让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下的利益博弈，可以走上一条理性、和平和遵循法律，最后令到工人、资方和政府三赢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一个社会肯定会离不开左中右，而社会的绝大部分，就是大部分打酱油的屁民，其实都是坐在中间的。但是这些中间势力，在西方叫做沉默的大多数，往往又是被嗓门比较大、意识形态鲜明的两个极端势力拖着走。于是这些糊里糊涂的中间派，就被人忽悠到了一个极端，然后实在受不了，大家就重新向中间回归，然后又因为拨乱反正，又被忽悠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了。这样一个进程，就不断反复，然后到了一天就折腾不下去了，变成的计算机，就要档机，重新启动了。

那么这种左右的运作，是如何进行的呢？最近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似乎完全没有关联的事情。

在美国的中学里，风情初起，豆蔻花开的少女们经常在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每一个少女，要在中学的男同学里面，选择三个人。一个是你最烦的，想杀掉了事。这个男孩子老让你下不了台，在哪里一出现，就让你反胃。一个是你最爱的，想和他那个一下。但是虽然这个男孩子让你心仪，却不是太让人放心那种，是没法托付终身的。一个是你也不是那么爱，但是非常有责任感，会对你很负责，是可以嫁给他过日子那种。

后来俺想了一下，这个似乎就是俺们大家对这个社会所拥有的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你的力量，是属于可以体现你的实力和爱好的选择。第二种就是理想，是你可以幻想，但是知道不是那么现实的。第三种，就是责任，是属于你选择了可以心里比较安稳的。

而在俺们的政治光谱中，其实不是两股力量的搏杀，好像大家看到的那样，左右互搏，毫不留情。在俺们的政治光谱中，其实是三股力量。在中间的那股，代表着大家比较习惯和信任的状态。如果从心里来讲，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但是确实是最安稳的选择。而且因为中间这股力量，是骑在墙上的骑墙派，是可以两边摇摆，有时中偏左，有时中偏右，就会让整个社会的走向，有时偏左，有时偏右。

如果看一下美国的政治历史，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变化。在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其实就是三股力量。一个是民主党的克林顿代表的中偏左的势力，一个是共和党的老布什代表的中偏右势力。然后就是佩罗代表的右边势力。但是你看美国的整个大势的话，就是在小罗斯福时代的向左走，到了里根时代的向右走，然后在老布什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中途站。是继续沿着里根的改革开放大路走下去，还是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气，向左边摇摆回来一些，来巩固向右走已经取得的成果？这个时候向右走到动量还是比较大，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向左边看代表的是一种向往，在中间代表一种安全的责任，向极其右边，就变成了一种烦人，可以被人砍杀的力量。所以克林顿上台了，佩罗给砍掉了。等到克林顿的中间偏左政策解决了出现的问题，美国的大车轮又往右边走了。这个时候，出现的就是中左的戈尔，中右的小布什，加上极其左边的拉达。这次就是中右的小布什上了台，极左的拉达被砍了。然后再走八年的右边，就把美国走入了另一个困境。

那么看一下中国的政治演变历史，大概就知道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形，这之后会出现什么走向。

之六

（2010-10-10 04:03）

看中国的政治演变历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中国在同时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在国内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恢复的工作。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纲领》上的。如何好好研究这一段时间的政治经济遗产，俺曾经试图写了一个《也论毛泽东时代经济》的未完成系列，尝试了解那一段时间的一些特色。可惜的是，限于材料的不完整，还有就是某些历史史实的敏感性，这个系列暂时没有完成。

记得甘阳兄有个著名的提法，就是运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论，将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传统，成为儒统（孔统），然后把1949年到1978年称为毛统，当然那之后的就称为邓统，然后希望俺们可以通三统。其实俺认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间，中国政治经济的模式，已经有所谓三统的雏形在那里。

就是说孔统遇到的挑战，在1911年已经算是坍塌了。这之后出现的联省自治，或者说独立运动，然后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现的地方势力自治，全国各地的军阀割据，都是冲着中国的郡县制这个基础去的。当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华联邦共和国，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关系，基本上要彻底摧毁这个孔统的基础。

在这里还是要把儒家传统稍微区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战国的儒家，和汉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区别的。在早期的儒家传统，面临的是独立的各个小邦国的国内治理问题，和各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处理问题。虽然当时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对周礼的推崇，但是现实操作的恢复天下次序的方法论，是没有实现的可能的。最终实现天下一体，是提出新方法论（就是郡县制的实践）的法家学派。在汉朝的时候，董仲舒对儒家的整合，算是将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阴阳家为一体，而奠定了儒家一统的局面。这个时候，体制上的争论，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争论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体的实践上如何运用的策论。

所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没有实际上达到恢复中国郡县制，这个完成是在共产党手里实现的。

当时的思想和实践，其实就是在孔统坍塌之后，如何引进西方思想和实践，引进多少，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是西方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还是彻底抛弃中国传统，等等。

在这个中西之争的磨合状态中，是不能用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个政治分野来划分的。比如说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三个旗手，一个是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个是胡适，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大人物。一个是鲁迅，算是独立的知识分子。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中间，有的是欧美、日本、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因此所谓西洋、东洋和北洋的区分也不小。当然最后的主流，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视中国实践的派别。

看1949年的制度，可以大致认为，算是维持了中国传统郡县制，又进行了西方式的现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国政府，行政改革比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后，则是在农村进行了现代制度改革。这两个改革，都是中国历史上开创性的。但是考虑到中国当时主要是农业经济国家，虽然城市的嗓门比较大，造成的影响比较明显，可是农村进行的改革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是比较长远和深刻。看一下中国的郡县制，和欧洲的各小国林立，和苏联的共和国联邦制，和美国的各州联邦制，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县制，实行联邦制，这个可是一个自从秦汉以后的大变局。可以说分裂中国，这个算是一个基础。

那么在1949年之后，出现的另一个争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其实把这个名词和概念去掉，就是俺们祖宗在汉朝时候，开盐铁会议，讨论的国进还是民进的问题。当时的贤良和文学，当然支持的是豪民权势，就是今天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当时的大夫，支持的是国进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时发生的争论，出现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中间，有一条修正的中间道路，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叫做市场社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当时的名声有点差。就像是汉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给拖下水了。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被蒋家王朝的官僚资本主义给拖下水了。国家资本主义，其实说的是国家作为一个主体，对资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和掌握，使得资本的运用，可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利。

比如说任何国家都有某种垄断性的企业存在，比如说中国的国有银行，如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等，比如说美国的私有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这些国有银行里面的股权，比如说中国财政部有30%的股权，是国家所有。你可以把这些垄断收益，用于国家财政支出，也可以拿来搞全民福利。而私有资本主义的这些钱，就是装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里去了。

但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主体，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么这部分的好处，就不是用于国家的分配，而是变成了官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那么就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了。

所以俺们后来的名称，就选用了市场社会主义，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国家的公器被私用，而产生了腐败和自私的官僚，那么这个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就变质，而成了市场官僚主义了。这个是路线之争，说到底还是俺说的分配之争（有读者对分赃有过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来主导，还是要有国家来主导。

由豪民来主导，结果就是东汉末年，财阀兴起，国家衰弱，土地兼并，流民大增，黄巾四起。对老百姓非福，对豪民也未尝是好事。由国家来主导，就要考虑如何监督官僚的行为，而保证国家主导的分配，能够造福于穷民，而不是只是造福官僚。

之七

（2010-10-11 09:55）

而这才是中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关键所在，就是如何让官僚系统产生活力，加强内部竞争机制。要求政府政务更加公开，并阶段性的采取公开质询和问责制度。如果无能和无德的官员，就可以采取任期中途罢免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慢慢开始，先从厅局级开始，然后在部分地区和中央政府部门，实行省部级官员的竞争上位机制，最终一直到总理级和政治局常委级，都实现这种机制。

伴随着政府政务公开的同时，当然就是官员财产的公开申报制度。在官员的报酬上，不妨给人家一个比较舒适的基本工资，然后根据绩效，干得好的，给一笔大奖励，或者中央政府颁奖，发一块“人民公仆”的匾额，或者当地百姓送一块签名奖状，就是万民伞那样的。

总之要在经济上和社会名望上，鼓励管理有成绩的官员。当然就必须对无能和贪腐的官员，进行相反方向的操作。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方法是空谈，但是大家要明白，这几十年见到钱，就恨不得把老娘也给卖了的社会逐利心态，毕竟是历史发展时期的短暂时代。正如当年的美国经历过大亨时代，人人为钱而出卖灵魂，后来也进入进步时代，而导致关心他人、关心社会的道德回潮。

因此俺有理由相信，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精英人士，不是几十年穷疯了，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或者就像今天的新一代农民工，不是为了一份工资，就愿意忍耐做奴工，而是对人生有更高的追求，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开始走出疯狂状态，有更高的人生追求，这样的结果将来肯定会出现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的路线斗争，是被界定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敌我矛盾。而不是内部左右势力要求平衡，达到内部调节的动态修正，是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就是斗争剧烈，导致的后果，是失去平衡，从而引发了趋于极端的局面。

因此中国政治历史发展，从1955年到1978年，其实是从中左向极左发展的历史。

中国有句古话，不审时度势，宽严皆误。所以俺对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和看法，没有绝对的判断。其实双方的理论，都有道理，都有误区，都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不审时度势，你用任何一种理论，都会出现问题。

所以虽然说俺自己目前的观点，是处于中偏左的位置，但是俺还是避免让别人把这里变成一面左的旗帜，而对右派们进行口诛笔伐。

一句话，今天的中国需要向左转，但很可能意味着20-30年后，又得想右转。

中国政治在前30年中的一个拐点，是庐山会议。

其实就是左的路线，在大跃进之后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大家一致同意，要回到中线上来。

本来一个国家跑得太左，自然是因为中间力量也跑了那个方向。因此不论是右派和是中间偏左派，要批斗的对象是极左派。可是庐山会议中跳出来的一派，是右派中的翻台派，就要把中间左派全部给掀了。结果就变成了会议的目的，是要反左，结果就开成了反右的结果。于是俺们继续向左走，出现了文革。

第二个拐点是1976-1978年。大伙儿在文革下面已经有左倾疲劳感了，结果有极左派要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大家已经革不动命了，你老哥还要继续。于是代表极左路线的麻将帮，被中左的华派和中右的邓派给联手和谐了。整个社会开始向中右转变。这个中右的方向走了大概10来年，马上就看到极右派的势力发难了。而这次针对的对象，是他们认为还不够右的中右力量。和庐山会议的情景一样，本来当时中国的任务是刚刚走上中右道路，还要把主要的精力拿来防止左倾回潮，结果因为极右派要翻桌子，结果就变成了反右成为选择了。

从这里看得出来，你整个庞大的国家，就像一只军队。里面有跑得快的，有跑得慢的。你要是想让一个国家向某一个方向跑，你那个方向跑得最快的人，必须在跑得最慢的人后面跑，才可以赶着大家一起走。这个就要求你激进派必须跑得慢一点。不然的话，你一加速，就把人家跑得慢的拉下好几圈了。整个系统就会处于崩溃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大伙儿的选择，就是你要接受整个系统崩溃，还是要大伙儿一致，把极端派给砍了。结果1989年那次的极右派盲动，就和1976年那次极左派盲动一样，就被顾全大局的中间派们给和谐掉了。

当然这之后中国向左回摆了一下之后，在1992年邓老爷子南巡之后，又回到右边的路上。但是这个右边的路走到了1995年的大幅度国企私有化改革之后，最后以三个代表达到顶峰之后，右边道路的优点明显，但是缺陷也出现。这个之后，要求向左边摆动，而回到中间，甚至中间偏左的状态。这个就是科学发展观出台的背景。

那么中国在下一步该往何处走？俺个人的建议，应该向左走，主要着重点，是在继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框架下，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这个着力点要解决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尤其是工资收入表现出来的国民收入分配，必须向中下层民众倾斜。

这个包括劳动者工资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比例要向劳动者方向倾斜，也包括不断调整最低工资制度，还包括运用国有企业的国家股份分红，向低收入家庭实行各种住房等等补贴。

那么中国会不会向左走，或者出现大家希望向左走，但结果却出现向右走？就好象庐山会议之后的不合理的结局？关键之处，在于极左派和极右派在这个路线之争中，采取对现有体制的态度。也就是说，那个派别要翻台子，那么那个派别就会先被和谐。

如果右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右派赶到中左派的阵营里面去。如果左派要对现有体制开战，要把目前的政府推翻，那么就会把政府里面的中左派赶到中右派的阵营里面去。

那么俺们就看一下右派和左派在政改上面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之八

（2010-10-19 05:14:29）

首先要说的是，中国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是右派占主流地位的局面。因此大部分的情况下，右派，尤其是右派的舆论，是占据了舆论的主导地位，而且操纵着话语权。而左派，基本上就是处于反应状态，人家右派一说啥，左派立即就条件反射，大声鼓噪。

有位朋友把这种现象，比喻成交响乐的主部和副部。你听到主部的主旋律在那里悠悠扬扬，然后就听到背景后面的副部主题，在远远的遥相呼应。但是人家右派的理论武器库比较充裕，虽然在俺看来，很多武器都是银洋蜡枪头，而且现在大家已经看到这些武器，连人家武器的主人家，现在都有些不好意思拿出手。可是对国内不太了解海外情况的大众来讲，如果销售的技巧比较好，忽悠能力比较强大的话，被这些右派的半通不通的理论，搞得糊里糊涂，不是没有可能的。但并不是说左派和右派没有共同关怀的主题，其实中国现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官权所受的制约太小，导致了对民权的侵犯程度过大。

这里要说的是，中国近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史上的一大奇迹。至少俺们可以说是空前，是不是绝后，当然难说，但是机率也是大。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奇迹之中，超过6亿的中华儿女脱离了贫困生活，步入或者准备步入中产阶级。当然这个奇迹，是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各种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结合，其最大的因素，一个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勤劳和努力，另一个不可否认的，就是中国历届政府上上下下管理颇为得当。

当然不能否认，在以政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中间，成绩是巨大的，但是其中的问题，也是不少。大家一致认为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府的权力是否受到一定的约束，从而避免政府官员过于腐败，导致对民权的过度侵犯。这种过度侵犯，表现在屁民的角度来讲，最主要的领域，就是在大规模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了圈地而出现的强拆和强迁行为。这些行为，大部分是地方政府官员，或者是由政府官员支持的地产开发商，有时候是动用政府警力，有时候是用黑社会力量，非法地用暴力对付不满意拆迁补偿条款的人们。

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一般民众关注的问题。而对改革得益的大部分有钱人关注的问题，则是如何保证他们的财富，不受到政府官员的惦记。尤其是改革中，从黑色、灰色、半黑半灰领域发了财的富翁们，这个是他们关注的主要课题。如果你看了中国首富因为违反而判刑，在美国引发的网友热议，就可以看出些端倪。因为对美国的网友来说，有钱人坐牢，本来就是非常稀罕的事情，而且还是首富这样的大人物，大概早就买通了各级政府官员和法官。而且人家大佬们要干啥违法的事，活动几个国会议员，专门通过量身定做的法律就行了，还用得做违法？

所以说对政府的官权的限制，估计是左右派的共识。大家虽然关注的焦点不同，但不排除可以在这个共同的话题上，对政府一起发难。而且如果你看一下中国的舆论，就是说主要由右派们控制的媒体，反而发现人家对左派才比较上心的问题，比如说屁民被官权侵犯，还是非常上劲的。

所以看一下右派的屁股，人家要求的政治改革方向，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对以前那种利益倾向偏袒于资本家的“旧道路”，是一定要继续把改革进行到底的。他们会避而不谈贫富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而是要求资本和地产阶层获取更大的政治权力。要求法律至上，希望靠法律权威来代替政府权威，从而保护自己不受到政府过大的权力的威胁。在政治体制上，自然这些人肯定会接受并崇尚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为在政府和资本的平衡上，是资本控制政府，而不是中国那样，官权大于资产权。

但是要承认，在这种主张下，既然起主要目的是控制政府权力对民权的侵犯，那么豪民和屁民，还是一样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但是这些人，大概是比较反感，政府法律在经济生活中，对屁民的权利保护。

于是你听到的第一个神奇词汇，自然是“法律至上”。而第二个神奇词汇，就是“市场至上”。其实真正意思就是，法律至上，要约束政府官权，对俺们豪民民权的侵犯（顺便也施舍一点给你屁民们）。你政府和俺们有不同想法，那你派政府律师出来，俺们也派个大律师出去，看谁干得过谁。民主选票制度下，选举虽然是靠选票，但是选票靠的是广告和舆论影响，而广告和舆论，靠的是大把金钱。而在金钱控制选举结果的情况下，这种政府和富豪有不同想法的局面，出现的可能性其实不大。因为你政府官员，也就是干几届而已，你干完了你那一届，不是还是需要俺们给你安排一个总裁位置？而屁民可以被法律保护，不受政府侵犯，那就要看你找到的那个律师如何了。

那么在豪民和屁民的关系上，如果屁民的权利受到侵犯，那叫做市场原则。那是要彻底反对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其实豪民们是不完全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看哪一种干预。比如说经济危机来了，地产豪民们是会积极要求政府出台各种援助和支持的政策，来保证房地产价格可以提高。但是当房地产价格增长太快，人家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因为市场才是上帝，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合理的。

因此豪门们要的是政府漠视劳工权益、漠视环境污染、压低电力能源交通价格、给自己的行业财政补贴，诸如此类的政府干预。但是要反对最低工资制、工人集体薪酬谈判制度、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等方面的政府干预。

所以说右派的改革方案，主要是这三条主线：

一个是尽可能地约束政府对豪民的控制。这条主线是法律至上游戏。

另一个是尽可能地加大自己对政府的控制。这条主线是所谓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游戏。

最后一个是尽可能地加大自己对屁民的控制。这条主线就是所谓的进一步深化对市场改革，国有资产和农村土地的彻底私有化，建立政府和法律，不要干预神圣的资本主义的为所欲为。

之九

（2010-10-24 17:04:39）

所以看一下右派们的政改纲领，你会看到的东东，大概不会超过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俺的民权（豪民的民权，吃剩下的，也有些屁民的民权）是不能被政府侵犯的。

第二个就是要分权。因为你中国政府的行政权力太大，因此要分掉你。最好就是美国那样的三权分立，你罗斯福要提高工人工资，俺们国会保证你没法通过这条法律。你总统要搞行政命令来推行，俺们最高法院宣布你违反宪法。今天也是一样，美国最高法院最近的两个判例，一个就是给予财团在选举中无限撒钱的权力，一个是增加起诉违法的资本家的难度。当然不光是要把政府的行政权力给压缩，还要把中央政府的权力压缩，完全实现地方自治。这个地方自治，还不是人家1911年之后，中国分裂和军阀割据的那种联省自治，而且还是要推倒人民共和国，而建立联邦共和国。

大家知道何为“邦”？《说文解字》说，邦，国也。邦在英文里面，对应词是“state， nation， country”。汉朝时候，避讳汉高祖刘邦的名字，邦就用国代替。所以说，为了限制中央政府的权力，右派们的政治主张，是要中国回到春秋战国的政治体系设计。要把中国的各个省变成一个个国家，然后在这个国家之间，设立一个国家联盟，就是苏联那种东东。当然名义上，是说这样是为了能够想一个办法，可以让台湾回到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听起来好像是为了统一祖国，就要搞出一个实际上不统一的祖国，来削足适履，满足一个名义上统一祖国的目的。而在这种借口之下，则可以趁机把实行了60多年，虽然有不少缺陷需要优化，但是总体上来讲符合中国历史和现实，仍然行之有效的地区民族自治制度给予推翻，企图把中国从清朝一代开始，奠定了边境地区，再造一个借口给葬送掉。

也许右派中的不少人，比如说俺熟悉的一些人，是真心实意地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较佳的选择方案。但是俺不客气地评价一句，这种方案，倒是有机会为恐惧中国崛起的势力，操作7块论而提供上下其手的机会。当然俺们这个民族，自从经历了400年的内部殖民化之后，在一个伟大的女性的主导下，重新达致了文化上的融合。这之后的分裂没有超过50年，又会在希望统一国家的强力集团的主导之下，重新回归统一。俺也很有信心，如果中国未来的领导人物，一不小心昏了头，因为不懂自己的文化传承，又不懂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教训，万一搞出个联邦和邦联之类的东东，最后导致枝强干弱，出现类似于格鲁吉亚那种“保护X语，抵制国语”的分裂活动，那么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具有民族责任，背负历史重任的有识之士，毅然出头，重整河山。

不是危言耸听，中国八十年代的边疆政策，就是走了这样一条轻率和任性的路子。所以你看俺在《花开花落》中提出的治国方针，走的是加强中央政府权威，疏通中央政府和基层群众的隔阂，禁止中南海变成深宫禁苑，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明人间疾苦。在加强中央和普通人民群众的联系，让政务对民众公开，让民意得到更好的贯彻，让政府回归为人民服务这个高尚的施政原则（不管现在能做多少，旗帜不可以倒，必须一步一步实现），让人民对政府的监督更加有效。而同时，减少中间政府层次，收回部分地方政府权力，让更多的地方政府权力回归民间，将各地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具体的方法，就是采取西汉主父偃的推恩策，逐渐弱化省级政府层级，改变这个元朝才出现，某种程度回归战国诸侯国形态的组织结构。这个步骤，实现的方法，一个就是省管县，解除地级和市级对县的层级的约束。另一个就是强市出省，比如重庆这样的路子。如果重庆的实验可以成功，在解决城乡一体化，扶贫均富，均衡发展上面有所作为的话，这种强市弱省的做法，就可以大规模的实行，从而为中国内部体制和市场的进一步优化，建立在高速铁路和互联网这个新的技术基础的扁平化社会管理模式，为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从主导型到服务型的转变，提供一条现实可以实现的道路。

如果把俺的削强藩，均贫富，严吏治的路子，和右派们的三权分立，弱化中央，地方自治，联邦和邦联，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土地私有制等等，好好比较一下，大概可以看出来根本的不同。

这里俺还想花笔墨谈一谈右派关于法律至上的主张。确实中国在依法治国上面，还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在提倡法律应有的地位之时候，要切记不可走上法律至上的极端。俺看法律至上，主要的问题在于因为对法律程序的繁琐化、细节化和专业条文化，真正的法律精神倒是被忽视了。在西方法律至上，与道德背道而驰的局面下，简单地关注法律程序的公正，而忽略法律结果的公正，其实已经大大损害了法律的正义性。而且把法律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本来只是工具性的一个功能，无端地上升到如何如何天赋神授的高位，把通过一种游戏博弈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夸张成为捍卫什么什么神圣原则，那就是真正的欺世盗名了。

记得美国法律界一个流行于法官和律师中间的笑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这样一种境界：

When facts are on your side， you pound the facts.

当事实在你一边的时候，你就捶打这些事实 。

When facts are not on your side, you pound the laws.

当事实不在你一边的时候，你就捶打法律。

When both facts and laws are not on your side, you pound the table.

当事实和法律都不在你一边的时候，你就捶打桌子。

在这样一种事实上的法律态度之下，真正的法律精神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法律不再成为一种维系社会关系，强制维护社会次序，贯彻公平原则的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工具。法律已经变成蔑视社会正义，只是在游戏规则允许或者可以偷鸡的前提下，如何为个人获取最大的利益占有，或者最大的权益保护。至于法律结果是否公平，和对人类社会有所促进，那就是天知道了。

这里俺不由想起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争论。

之十

（2010-10-28 07:50:45）

记得西汉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刘奭被立为太子。他对老爸汉宣帝刘询建议，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立即脸色大变，训斥儿子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儒生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这里牵涉到的是中国政治制度从古至今的一大争论，就是在俺们社会行为协调上面，是应该着重于利用道德教化，来改变人心，从而维护社会公义的王道，还是要着重于法律体系的客观性，来约束人的行为，从而建立社会运行的次序的霸道？礼记言，至道以王，义道以霸，其实说明了王道和霸道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任何简单地强调道德在社会制度中的德政，或者简单地强调法律在社会行为中的律政，都走上了偏颇之路。

在西汉的时候，被汉宣帝批评的儒生们，算是食古不化，不具备经世致用的能力，不明白时宜，就是实际情况，而喜欢于厚古薄今，在概念和主义里面打圈圈。那时候的儒生们，主要是反对西汉由汉武帝和汉宣帝实行的王霸道并行，但偏于霸道的政策，硬生生把汉文帝和汉景帝比较倾向于黄老之治的无为政策，吹捧成儒家正宗的王道，又把武帝和宣帝实行的儒中带法的有为政策，歪曲成霸道。而由于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受到这些儒生们的洗脑，才会受到老爸的一顿训斥。而汉宣帝也叹息道，这个太子，将来会搞乱国家。结果就是从汉元帝手里，单纯地以德治国，土地兼并恶化，地方割据做大，中央权威丧失，最后出现西汉衰落。

今天可以看到，俺们也有不少不明时宜，好是古非今的人士，要么怀念文革时代的美好生活，要么吹捧所谓蒋家王朝并不存在的黄金十年。当然更多了一派崇洋媚外，对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一知半解，一窍不通，拿着中国西周时代的封建制度，就是说在秦朝统一中国，实行了郡县制之后，就不存在的制度，来套在中国后来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之上。这些人，还抱着连今天的西方理论界都不齿，由于对东方历史一窍不通，起源于黑格尔，在马克思和韦伯那里同样存在流毒的东方主义概念的理论垃圾，津津乐道。这种源于白人种族至上理论，丑化世界非西方文化，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白人负担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成为了这一派人的圣经。

可笑的是，汉儿学得胡人语，争向城头骂汉人的招招儿，已经不是太有招摇撞骗的功力。哪怕把宣称老子学好了外文，就不齿于中国文化的人，封一个高帽，也顶多是平添一出笑话而已。

唐朝时候，唐高宗李治问，“何者为王道，霸道？又孰为先？”令狐德棻答道：“王道任德，霸道任刑。自三王以上皆行王道，唯秦任霸术，汉则杂而行之，魏、晋以下，王霸俱失。”

而今天的中国，既有法律方面的漏洞，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又有法律受到贪腐困扰，兼有官权捞过法律界。同时又看到全民经商逐利，社会道德体系衰败，民间和官府，都出现不少伤风败德的现象。这恐怕就是上面说的“王霸俱失”的情况。

因此对重庆模式重视道德理想，重唱红歌的举动，或者对深圳模式着重法律建设，限制官权的行为，俺还是那句话，要采取汉朝的杂的方法论，道德和法律两手抓，王道和霸道，都不可取一废一。

但是在这里，需要对中国法律体系的几个来源稍微说明一下。法律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四千多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有比较鲜明的特色。在早期的奴隶制下，当时的法律是以习惯法为主，礼刑并用，夏朝的禹刑、商朝的汤刑，到周朝的周礼，大概除了现在的宪法没有的话，其他的六法中的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都颇具规模。

而俺们周朝的宪法，就是四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到了春秋时代，成文法在各国之间逐渐制定和颁布，郑国的子产、晋国的范宣子都铸法律于鼎。而最为著名的是战国时代，魏国的李悝总结各国的法律，而制定了《法经》。以此为基础，秦国的商鞅制定了《秦律》，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变成了第一部全国施行的法律制度。

这之后，汉朝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制成《九章律》。然后就是三国之后产生的魏律、晋律和北齐律等等，最后到了隋朝的《开元律》，接着就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唐朝的《唐律》和《唐律疏议》，不光对中国后来的历朝，甚至对东亚的大部分国家，具有深远的影响。

后面就是宋朝的《宋刑统》、元朝的《至元新格》和《大元通制》、明朝的《大明律》和清朝的《大清律例》，算是整个中国法律体系的路线。

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礼和法结合，中国法律建基于儒家理论，因此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比较一致，可以看成是同一体系的一体两面。第二个特点，就是法律不外乎人情。在中国的古代法律实践中，讲求天理良心，法文上的合理，并不代表判案结果上的合理。比如美国的辛普森案和其他的一些案子，判案结果导致的社会骚乱，这在中国法律传统来讲，是不可以接受了。公众舆论的反应，某种程度上成为法律的一个判案因素，这个在最近的湖北邓玉娇一案上，特别明显。第三个特点，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是从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因此家庭、宗族到国家，从家规、宗法到国律是一脉相承，其中包含很多私人契约、民事纠纷、家族争吵等等，算是民法和商法的领域，都多为协商解决，导致中国古代的法律以刑法为主，在民法的体系化上比较缺乏。第四个特点，就是中国法律体系隶属于行政系统，古代的官员同时也负责地方的法律判案事务。这导致中国现在仍然有行政和法律一体的情况。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法律体系，必然带着这种文化的思想特色。中国建基于儒家思想下的法律制度，和西方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下，穆斯林建立在Sharia法律，都带有自己特色鲜明代的文化色彩。

因此中国的行政系统，因为本来就有行使法律的义务，那么因为官府权力滥权导致的不公平，自然受害的平民，会以拦轿喊冤于更高层的官府来解决问题。即使今天的普通民众，也认为法律路线，又要花钱请律师，又要走繁复的法院判案过程，还是不如拦住省长，甚至总理，来得成本低廉。

之十一

（2010-10-31 13:08:40）

这种思维方式，自然受到了法律至上学派的鞭挞，认为是传统清官思想的流毒延续。因此如何建立法律的权威，而削弱政府的权威，就是你的主要诉求。法律权威树立了，政府权威取消了，然后人家屁民有问题了，就去花钱请个律师，到司法独立的法庭，去递个状子，就等着法官老爷来宣判了。

要想达到上面所说的理想状态，你必须做出以下几点变化：

第一个屁民们不拦住总理和省长告状了，而是要找一个不爱钱的律师去递状纸了。这样要看你被侵犯的利益的金钱价值，如果是几千块的话，虽然对你屁民，比如说农民工来说，是一大笔财产，可是对收你律师费，也许要几万块的大律师来说，就没有人搭理你这桩小事了。于是一个补偿方法，就是法律援助，由政府出钱帮你请律师，回来告政府。这个时候，就要看你法律的独立程度，就是说法官会不会判你告政府胜诉。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暴力撤迁。有不少还是法院判定，强制执行的。这个时候，你怎么看法律公平和政府滥权问题？好比上海的一个例子，有人抗争，因为觉得政府的补偿方案不公，因为自己是三层的小楼，政府只愿意补偿一层。而政府的理由，是这个地区的房屋限制是一层，你那两层是没有经过批准的违章建筑，所以是不能得到任何赔偿。如果按照法律至上的原则，那么估计强撤你的地方政府，好像法理还更多一点。而从中国的法律不外乎人情的原则，就要看你多盖的违章建筑，是不是合乎情理。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那种政府说一颗树赔偿1百块，那你马上就在一平方米的地方，当晚就载50棵半大的树苗，准备大砍赔偿金一笔。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大家让一步，最起码要保证你盖房子的成本可以拿回来，就需要按照大家商讨的市价赔偿你合法的部分，然后探讨一个价格，来解决不合法的部分，这才是中国传统意义下的法制精神。

第二个就是要大家不能要求政府付太多的责任。一个常常看到的情况，就是某些人在屁民们中间搞什么投资，然后大家发觉被骗了。在法律至上的制度下，政府是没有责任搭理你这些法律纠纷的。你只能去告骗你的公司，而人家也许法律小楷写得非常好，像那些搞微雕的，一颗米上雕刻一本红楼梦呢。结果就是你没有看清楚的条文，就是非常的合法，合法到你没法告人家。可是中国的老百姓的想法，就是政府你是人民的政府，那么俺们人民吃喝拉撒，你都有责任。俺们在你这个政府的辖区被骗了，你就有责任，把骗子抓起来，把吞了俺们的钱，给吐出来。于是大家就拉上几万人，把高速公路给堵了，把政府大院给围了，直到省长出来答应，政府一定帮大家把钱追回来，大家才做鸟雀散。所以说，你要限制政府的权力，要防止政府滥权，和要用法律来控制政府，你同时必须减轻政府的责任。因为很简单，你的责任越大，做的事情越多，你出错的机会自然就越大，那么你被人告的机会就大了。为了自保，那么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因此必须考虑到尺度的掌握，不然的话，出现的局面，也许并不是屁民们希望看到的。

第三个就是法律程序带来的成本问题。举一个例子，比如在美国发生了911之后，很多公务员，比如说警察、消防员、医务人员等等，第一时间冲到了救护现场，后来很多人在世界贸易大厦的废墟中间，导致了呼吸道疾病。因此这些工作人员，后来起诉了纽约市政府，最终提出了一个7亿1千3百万美元的和解方案。通常按照惯例，起诉方的律师，应该是分33.33%，就是2亿3千8百万。后来在大家的一致压力下，律师们决定自己当好人，减低到25%，仍然是1亿7千8百万，大概让苦主们多分5-6千万。这里还不包括代表纽约市政府的律师的律师费。大家想一下，这些钱总不会凭空出来吧，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家其他的城市支出，不就要被掏空了。本来就像中国的汶川大地震一样，很多救护人员确实在救助受难者的时候，自己身体也受到了伤害，需要国家力量来照顾他们，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旦把政府和法律在体系上对立起来，对整个行政费用的推高，是不可避免的。这里要谈到的一个概念，就是要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

依法治国，说的是治理国家的主体还是政府，也可以称为是行政主导。但是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在国家的行政法等法律框架下，有条不紊地进行。当某些政府官员违反了法律，那么作为这些官员的上级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途径和管道，去纠正这个错误。严重犯法的官员，还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和党纪进行处罚，而受到危害的民众，则需要受到合理的补偿。这种政治运作的社会成本，是比较小的。

以法治国，说的是法律体系，就是由法官和律师组成的法律系统，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政策。而不是行政部门来实行这个政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最近一个联邦法官，宣布美国军队的同性恋“不问不答“条例非法，立即要求军队停止实行。而这个就是典型的法律系统干涉行政部门运作的例子。本来美军内部在进行调查，研究放弃“不问不答“法例，对美军士气和战斗力的影响。毕竟同性恋的平等权力值得尊重，但是美军作为国防力量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也是一个国家的重大考量。这些需要相权取重，和相害取轻的考虑。如果只是一个法官的判例，就做出影响国家的重大决定，那么也是未免太轻率了。好在美国的法官们这一次还有自制，当政府上诉到上诉法庭的时候，上诉法庭决定停止执行这个法官的判决。但是如果美国的最高法院站的位置令人质疑，比如说这一次的美国选举结果，基本上可以看到高等法院的推手在后面，还有就是对犯法企业高管起诉的限制，都直接影响了美国的政治运作。

第四个变化，就是得改变目前中国的行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不再隶属于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取消。这样的话，你屁民再去拦住总理和省长告状，人家说，哦，这个欺负你的县长，俺管不着啊！你去找个律师看看？没钱？俺捐你一百块。以中国的国情，人家屁民听了这句话，回到家里，召集全村人开一个会，最后的决定，超家伙，俺们自己动手。

之十二

（2010-11-14 17:25:01）

    有一种不同的观点，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官员不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要是俺们每人有一票，可以选举这些官员，那么他们就不敢乱来了。那么要是你这些官员，都被选出来之后，还是乱来这么办？回答是，俺们下次改选的时候，就不选丫了，不就行了吗？很多在中国主张这些的理论家们，其实根本没有在有选举传统的国家呆过，甚至根本不知道地球上的选举是怎么一回事。人家谈的是火星上面的选举呢。

    记得这么一个故事，当中国准备在乡村一级进行民主选举实验的时候，中央一些负责具体工作的官员，因为对这个新玩意，没有经验。于是这些官员，就到了几位八十年代非常有名，谈论民主选举如何如何的专家那里，去了解一下，并询问一些具体建议。结果人家这些专家们回答说，俺们只管研究民主选举的理论，对那些具体的活儿没啥兴趣。估计在中国鼓吹选举的人，其实对选举制度，尤其是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美国民主选举制度，并没有很深刻的了解，所以才会对选举有一种理想化的期待。觉得只有这种民主制度在中国一实行（美其名曰，俺们制度毛病也有，但你找不到更好的制度），所有社会问题自然完美解决。

    记得25年前，当俺是一个毛头小伙子的时候，也挺信奉这套忽悠的。可是那时候认识了几位美国的华裔教授，于是人家向俺进行了科普。当时普及的知识，就是美国的国会院外游说集团。说白了，就是俺要你国会议员这么干那么干，然后这里是你的报酬。当时一听，俺大吃一惊，这不是俺们中国说的贪污受贿吗？在美国，游说政府的权利，是受到美国宪法修正案，就是人权法案的第一条规定的。但是并没有说，你不能用哪种方式来游说政府。于是最有效的方法，当然就是钱了。在美国的情况，就是从1998年为例，离开国会议员岗位的政客们，有43%就当了专业的游说员。因为俺们这些人，在国会和政府各个部门都有人脉，就是中国的关系网。所以只要你说，你要干成的是什么事，俺帮你算出一个钱出来，帮你打点各个关节。

    那么多少钱花了在这个通关节和贿赂国会议员？以1998年到2010年为例，粗略的估算一下，这些贿赂金额高达290亿美金，就是说每年大概是24亿美元，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里面的国会议员总数是535个，分摊一下，就是每个议员一年可以收到450万美元一年。考虑到人家很多一干就是10来年等等，你大概就知道光是这一项，就有多少油水了。

    那么给钱的人，在政策上拿到了什么样的好处？最大的行贿赂的行业，是金融保险地产行业、医疗保险行业、电信行业和能源行业。于是俺们可以看出来为啥华尔街可以把大家玩残了之后，马上有国家救助金大笔进来，为人家发高额奖金了。于是俺们可以看到为啥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全球最高，占2009年GDP（还是大幅度吹了气泡之后）的17.3%，而医疗保健的质量，却是令人不敢恭维。还有看一下电信和能源企业，拿到了政府补贴等等，都知道人家这些钱是花的值得的。

    除了游说，大家估计知道的另一个来钱的渠道，就是竞选捐款。这个又是很大的一笔。最近的刚刚进行的美国中期选举，捐了多少钱俺们不知道，但是花的钱，大概是超过了50亿美元。参加选举决定的是37个参议员位置，435个众议员位置，和37个州长位置，所以总数是509个职位。就是说每一个位置，就被人家投入了一千万美元的赌注（或者说是投资），那么等你得胜的家伙上了位置，你的投资人们不会好好的分一把红利？

    那么分钱的方法，是两种。

    一种叫做earmark，基本上就是杀猪分肥。杀的这个猪，就是俺们的国家和人民，分的肥，就是把国家的钱，扒拉进私人，尤其是国会议员的亲人们、朋友们、和前面说的投资人的口袋里面去。比如说，国会说，俺们要通过一个联邦用钱法案。然后earmark就是说，俺们会给A议员，N亿美元的款项，用于他或者她认为必要的项目。没有公开的辩论，没有监管，没有任何咨询。然后A议员，转手就把这笔钱拨给弟弟的公司了。这个是成了美国的法案的，所以是完全合法的。

    另一种玩法，pork barrel，就是规定一个项目。而通常这些项目的受益人，就是投资给你竞选而成功的投资人。比较有名的一个杀猪分肥，是2007年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完成的“挖大坑”项目。当年这个项目之所以立项，是因为主持人民主党议员奥尼尔是国会议长。项目的目的，是要把波士顿市中心大概一段3.5英里（5.6公里）的高速路，给挖个大坑，移到地下去。结果最后国家花了220亿美元，来填这个大坑，就是每一英里花了近63亿美元。后来美国人说了，当初如果不是把这段路给挖下去，而是把整个波士顿城市给填土抬高，应该要便宜很多。其实用脚指头想一下，都知道再怎么花，也不可能花个这样的天价出来。这么一个大项目，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做假账的平台，把国家的钱全部扒拉走了而已。真正的项目，大概还是比较便宜的，因为很快就被大家发现了工程质量问题一大把。

    那么天价工程，出了什么质量问题？一个是隧道漏水。漏水曾经导致不得不关闭整个通道。还有的问题，就是用的材料是次货，俺们中国人说的豆腐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隧道的天花板，还往下掉，结果就把人家一对开车路过的夫妇，老婆给砸死了，老公受了重伤。另一个出名，但是最后惹急了美国老百姓而被迫和谐掉的项目，就是阿拉斯加得到了一个国家投资，要花4亿美元，建一座跨海大桥到一个海岛。这座桥被美国人戏称为“通向无处去的大桥”。其实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了，人家不是毫无用处，岛上还是住了50个居民呢。虽然最后这个项目给搁置了，但是花了2千五百万的高速公路配套工程还是在大桥项目被搁置之后，胜利的完成了。这条公路，到现在据说还是没有人用过。

    光讲民主选举，不谈这些选举中的机关，而是空谈理论，是不是不太地道？

之十三

（2010-11-18 15:35:16）

    于是，有人对俺很不满，说是你讲美国政治的腐败问题，就是要掩盖中国政治的腐败问题。其实这种指责主要就是来自于那种认为中国的政治腐败很严重，只有靠美国推销的民主选举药物，才可以治愈这个不治之症。这里俺之所以花笔墨来讲清楚这个问题，就是要说明白，那些人吹捧的东西，在火星上俺不知道存不存在，但是在俺们生活的地球上，好像并不存在。照搬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并不能解决政府的腐败问题。

    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可以是比较不那么腐败的，也可以是非常腐败的，比如说印度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体系，还有俺们的台湾，都是这样非常腐败的例子。而非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有的也是比较清廉，有的则非常腐败。因此政府是不是选举出来的，和腐败的程度并没有直接关联。

    也有朋友提出，适当的腐败，也不一定是问题。水至清则无鱼。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的这种腐败，因为是合法化了，把它放到了阳光下面，相比于中国那种藏在桌子底下的腐败，那么是好很多了。

    还有种观点，说的是美国的腐败绝对金额量大，但是相对于人家的经济规模，比例比较小，因此不足为虑。但是相反的观点认为，水至清自然无鱼，那么水至混，鱼也没法存活。因此关键点在于一个尺度的问题。

    以前一谈起腐败问题，大家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高薪养廉。于是一个新加坡的市长李显龙，管理5百万人口，拿的工资是310万新元，差不多是240万美元。要比管理美国3亿人的奥巴马的40万美元，多一个2百万的零头。这里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就是你的高薪要高到了什么程度，才可以养廉。不然的话，你工资比贪腐的钱要多，那就不是养廉，而是养贪了。这一种观点认为，要是你合法公开地允许腐败，那么大家就很爽快地腐败，而导致你民生困艰，还不如你非法的腐败，还会担心会不会被人找一个把柄，给搞到牢房里面去。但是俺认为，一个国家政治的腐败与否，还跟你的整个经济环境有关。比如说宝岛台湾，前一阵因为陈水扁的腐败问题，闹得全世界都纷纷扬扬。并不是以前国民党当政者，就不那么腐败，而是因为经济出了状况，大家对腐败的怒火就比较高涨了。

    腐败的主要问题，就是在于俺说过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分配体制。因此当你获取政治权力的原因，是来自于金钱，而又因为你在腐败的前提下，导致了分配体制向金钱拥有者倾斜。那么这个结果，就使得马太效应出现，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在这种情况下，腐败的程度越高，自然导致贫富分野的速度越快。这种局面的出现，并不是说你的体制是民主选举，就可以保证贫富分野不出现。看一下历史经验，集权政府并不一定做不到治理腐败。近期的中国，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再远一点，朱元璋的严肃贪腐，都可以说是集权管理下的打击腐败行为。

    因此民主选举，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产生决定分配制度的少数领导人物。但是分配制度，会不会向舒缓贫富分野的方向倾斜，并不是一个定论。以美国的例子，1970年代以前，美国有钱人的税率比较高，大部分时间是高于70%，而且在艾森豪威尔时代，高达90%。那个时候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不是普及全民的。但是在197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美国的民主选举范围扩大了，使得以前没有机会参与政治决策的人群，也有了权利。可是结果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的富人税收是一路下降，贫富分野一直扩大。中产薪水阶层收入一直缩水，少数富人高歌猛进，导致美国1%的最富有人群，占了美国总收入接近25%。俺上次说过，美国上一次接近这个数字，是大萧条前夜的1928年。后来美国出现了一个被称为“背叛自己阶级”的罗斯福总统，大幅度增加了美国政府的权力，实行了分配体制向劳工阶层倾斜的分配政策。当然大幅度提高国民福利的结果，自然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惰性出现。所以当罗斯福的政策，发展差不多30年之后，美国社会的活力开始衰退，然后出现了里根总统兴起的自由化政策，力图激发美国社会的创造能力。但是在这种政策走了30年之后，美国又再一次面临困境，就是中产阶级的大幅度贫困化，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没有达到有些人吹捧的效果。当年美国民意反越战，并没有制止美国政府在越南长期用兵，直到自己打不下去了。今天的美国民意，也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也没有改变美国政府继续打仗的决策。

    说句让大家泄气的话，这个地球上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让老百姓当家作主的社会体制。大部分的政府体制，都是借用了人民民主之名，然后就让大家做了一台戏，扮演了几天主人的角色之后，接着让精英们代议他们自己的私货去了。不论是孔子的大同社会，还是柏拉图的理想国，都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因此现实社会里的俺们，首要的关注点，是要确定最终决定的分配协议，是有利于俺们小民的。在这个可以确定的基础上，再谈如何增加普通民众对政府政策决定的参与和监督权力。有人会问，如何俺们百姓没有谁出来当头的任命权，如何可以保证这些不是俺选出来的人，可以实现保证俺们利益的分配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