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不仅生产知识，而且也应用其知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正因为这样，知识包含责任，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应当承担起知识的责任。否则，不仅不能促成社会的进步，反而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方面，在中外历史上，人类已经具有足够的经验教训了。如果中国的知识分子要在中国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一个正面的角色，首先就应当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搞清楚自己应当承担什么样的知识责任。
在中国，自由派又可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一派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另一派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他们信奉市场，相信中国所有社会问题的存在的根源在于市场不到位，也相信一旦市场化，所存在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第二，在实际政策层面，他们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提倡所有领域的市场化。第三，他们只相信效率，不顾分配，甚至仇视分配。
市场原教旨主义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社会秩序问题固然和市场化缺失或者市场化不足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社会秩序的唯一途径。市场化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它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既有的社会秩序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社会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斯密也著《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社会秩序尤其是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但政府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社会秩序和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社会秩序的转型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社会秩序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秩序和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社会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现存的中产阶级社会秩序产生着非常负面影响。前段时间在西方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核心是西方的中产阶级。金融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过度投机性质对传统西方道德（例如新教伦理）的负面影响更是巨大。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社会秩序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市场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也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或者乌托邦罢了。
民主原教旨主义也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如果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信奉市场，那么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信奉的是民主。在解释和诊断社会问题时，民主派指向政治权力，认为是政治权力导致中国社会的衰落和解体。在民主派看来，政治制度是社会秩序衰落的关键。他们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视为是政治权威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提倡通过民主化来解决社会秩序重建问题。民主化的目标是制约政治权力，如果左派的样本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么民主派的样本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
应当看到，中国民主派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派并没有任何区别。在这些国家，一旦遇到问题，民主派首先总想到民主，以为民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后发展中社会，人们往往把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史理解成为一部民主化的历史，同时把一切美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为民主能够帮助实现各种期望的价值。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排，民主化也贯穿近代西方历史。正因为这样，西方民主也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所学习。但是把所有好的价值和民主联系起来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所体现的价值例如自治、分权和社会参与也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甚至在西方，这些价值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经体现在其他制度安排上，或者说这些（其他）制度的存在推动了西方的民主化过程。（在西方民主文献中，这些其他制度被归结为“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些价值，尤其是分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人们所追求的很多价值通过非民主的制度安排也是可以实现的。当然，不能简单地把“非民主政体”解读成为“专制政体”。把人类政治史简单地归纳为“民主”和“专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多制度安排是技术性的和中性的，并不能用“民主”和“专制”这样的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的。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需要这些中性的制度安排，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就成为不了（近）现代国家。
再者，西方所取得的各方面的成就也并非用民主政治所能解释的。例如，很多西方学者发现，西方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战争分不开，西方的工业、产业和商业组织文明是工业化的产物。即使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近代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已经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了。尽管人们不能低估民主化对这些制度的影响（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但很多制度的产生和民主化并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
反观一些发展中国家，尽管也实行西方式民主，但民主的品质极其低劣，民主往往是和腐败、无秩序与暴力联系在一起。除了民主缺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外，泛民主也是其中重要的根源。民主本来只是政治领域的秩序，但这些国家把民主的原则扩散和应用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一方面很容易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也使得民主的品质成为问题。“民主可以用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无限天真的想法而已。
左派和自由（民主）派尽管体现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两个极端，但两者之间在很多方面有惊人的共同特点。首先，两者都来自西方，同样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其次，两者都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非黑即白”。不难理解它们之间的“水火不相容”的状态。再次，尽管两者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都倾向于用同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激进化，甚至革命。也很显然，两者各自生存的方式主要就是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千方百计占据道德制高点，在此基础上，把对方或者把各自的“异己者”妖魔化。双方都具有浓厚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造反派”精神，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更应当看到，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与其说是知识话语，倒不如说是政策话语，双方都在努力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各自都在追求和社会力量或者和政府力量的结合。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直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行的知识力量。左派这些年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很显然，至少在一些地方，左派甚至是毛泽东主义非常流行，而文革方式的政治运动则成为左派党政官员实施政策的最有效的工具。左派也经常被既得利益所用。例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呈现出高度政治化。既得利益使用的就是左派话语，把国企视为是社会主义的基石，把国企神圣化到不可改革的程度。
不可忽视的草根阶层
讨论中国社会思想意识状态也必须提及草根社会。在草根社会，总体的情况可用两个字来形容，即“愤怒”，就是说这一阶层的很多人对什么都感到愤怒，也因此被视为是“愤青”。当然，草根社会的愤怒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中间，也存在于年长者群体之中。因为是愤怒而非理性，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或者激进思潮所利用，大都也倾向于成为自觉或者被动的牺牲品。
愤怒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规模和程度的问题。中国处于转型期间，社会问题频发，社会愤怒远较其他社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一般说来，因为处于愤怒之中，人们就很容易忘掉了自我，忘掉了自己的利益。也因为愤怒，人们就缺少现实感，幻想着一个理想的世界，幻想着一个天堂。而上面所讨论的左派或者自由派所构建的乌托邦恰恰满足了处于愤怒之中的人们的心理，他们各自选择了符合自己心理需求的“天堂”，加入了或者左派阵营，或者自由派阵营，并摇旗呐喊。
草根的这种局面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会持续下去，给中国社会变化既带来动力，也注入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也应当看到草根阶层中的理性希望。这个群体中，很多人在继续愤怒，但也有少数一些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愤怒之后开始产生理性。而这些人正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从知识的生产来说，有关中国的知识很少可能来自目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中那些处于思想“被殖民”状态下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更有可能来自这个草根群体。顾名思义，草根群体生长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体验和了解着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尽管他们也受“左派”和“自由派”教义的影响，但是一旦当他们意识到这些外来的东西并不能解释中国，更不能改造中国之后，他们拒绝思想的“被殖民”。他们于是开始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作理性的思考，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中产阶层的去向
中产阶层可以说是中国的沉默的少数。说其是少数，因为这个阶层的规模并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层。到目前为止，中产阶层主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各类专业人士。政府公务员群体非常庞大，他们是一般的社会管理者，应当和前面所提的统治阶层有所区分。应当指出的是，这个群体主要是消费者，而非生产者。中产阶层的主体是不同发展阶段产生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欧美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中产阶层群体来自最初的工薪阶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工资的提高，他们转型成为中产阶层。但在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阶层。
从思想意识来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到现在为止还只是一个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一方面，他们自己还没有能力生产自己阶层所需要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为他们说话或者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生产者。中国目前的知识群体要不是围绕着权力转，即权力知识分子，要不围绕着利益转，即利益知识分子。无论是左派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派知识分子，都处于这种状态。 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生产者，但又不能接受左派或者自由派，他们因此在知识层面深感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社会的未来会怎样，他们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生存环境有问题。例如他们的经济地位非常脆弱，因为缺失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教育、住房和生病都能够轻易改变他们的经济地位，作为今天的中产阶层或许明天就会沦落为贫穷阶层。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现状感到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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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恐惧，他们也会愤怒。但是，和愤青不一样，这个阶层的很多人，尤其是上层中产阶层往往选择“退出”中国社会。在任何社会，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阶层基础，他们最惧怕社会的不稳定。在今天的中国，在中产阶层的眼里，各种因素都在促成社会的激进化，无论是官方的“沉默”政策，左派和自由派的激进思潮，还是社会的愤怒化。这些年来，随着社会的激进化，中国社会有两个群体在移民海外，一个是高端知识群体，一个是财富群体。这两个群体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中上阶层。
本文是作者“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研究报告节选的第二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