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的战争一爆发，军事斗争问题自然提到首先的、最迫切的地位上来。
过去很少人知道，那时候，周恩来作为主持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又是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主要助手。
这次赴朝作战，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战争不同。这种区别，不仅在出国打仗上，更重要的是，主要面对着具有现代化装备、机动性强、陆军地面火力强、海空军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国军队。但是，中国军队又有很多美军所没有的长处：政治觉悟高，士气高昂；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几十年来一直以劣势装备战胜装备优良的敌人，擅长近战、夜战、山地战、白刃战；作战机动灵活，善于从侧面迂回包抄消灭敌人，善于分散隐蔽；英勇善战，不怕流血牺牲，能吃苦耐劳；离后方近，补给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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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四十）：抗美援朝（上）
这种仗应该怎么打？周恩来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战局的发展，经常到总参谋部作战室听取汇报，掌握动向，以便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助下，具体指导前线部队军事行动的实施。他每天晚上都要看前方的战况和标有敌我态势的地图，从不间断。〔1〕志愿军司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去朝鲜参加谈判工作的乔冠华说：周恩来对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特别是志愿军方面包括团一级单位的状况，了如指掌。对哪个部队正在哪些村庄、哪个山头，都很清楚。志愿军司令部每天的报告要中央指示，在第一线处理的就是周恩来，大事小事都问他。重大的问题，他再请示中央。〔2〕在进入一九五一年后，情况更是如此。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刚过江时，美国军队没有发现，继续分几路向鸭绿江急进。中国人民志愿军先以小部队节节抗击，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十月二十五日，当敌军进入我方预先隐蔽构筑的埋伏圈内时，志愿军突然冲入敌阵，用手榴弹、刺刀与敌军混战，使敌军的优势火力不能发挥。经过十天激战，以劣势装备，歼灭侵略军一万五千人，把他们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初步稳住了朝鲜战局。这是志愿军在仓促入朝的情况下，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十一月二十四日，侵略军约二十一万人重新发起总攻势。麦克阿瑟作出错误的判断，仍不相信志愿军大部队已经入朝，继续大踏步向北推进。原已打得十分疲劳的中朝军队再次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一退再退，等侵略军兵力分散、侧翼暴露时发起反击，并且切断了他们南逃的退路。刚从华东开到朝鲜东线的第九兵团接着也发动攻势。这次战役中，单单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歼灭侵略军三万六千多人，包括美军二万四千多人。十二月三日，侵略军实行总退却。六日，朝中军队乘胜光复平壤，把侵略军赶过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一九五○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又发动攻势，突破三八线，把战线继续向南推进，一度攻克汉城，并歼敌一万九千多人。
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较量，作战双方都逐渐熟悉并了解了对手的长处和弱点。
周恩来在志愿军出动前就已看清美国军队在战略上的根本弱点，在第一次战役中又看到：“美军在作战上还有四个短处，一、（在向前推进时）不做工事。军队打仗不筑工事，这是离奇的事。为什么不筑工事呢？因为他们打仗不是前进就是后退，没有防守的必要。二、怕打夜战。朝鲜很冷，钻到‘北极睡袋’里的确很舒服，可是它遇到的敌手，却是专门打夜战的。三、怕拼刺刀，打近战。步兵不能拼刺刀，叫什么军队呢？四、怕切断后路。一切断后路，便举手投降了，坦克也如此。但美国有一个长处，那就是汽车多，遇到困难，武器一丢，开着汽车就跑，只要能保命，所以被俘的少。”〔3〕
志愿军方面的情况又怎样呢？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空军和坦克，炮兵的数量也很少。白天部队不能运动，无法运输和做饭，一切活动都在夜间，饭也要在晚上做。步兵伤亡人数相当大。大量运输工具被击毁（平均每天三十辆卡车）。虽然如此，我军依靠昂扬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普遍使用轻武器和爆破物，勇敢地插入敌人后方和两翼，一部分一部分地包围和攻击敌人。我军行动完全在夜间进行，而且是短兵相接。这样，我们能逐步地在这种运动战中歼灭拥有空军并在炮兵方面占优势的敌人。〔4〕
美军方面总结几次失败的教训，研究了志愿军作战的特点，承认这支军队的士气是无与伦比的，指挥是世界上第一流的，最害怕志愿军的近战夜战和迂回包围穿插作战，但也看到志愿军的弱点：一是由于没有制空权，攻势战役一般都在夜间进行，特别是有月亮的夜晚；二是由于没有制空权、制海权，又不能在白天进行运输补给和机动，所用弹药、粮食、作战装备和物资几乎全靠战士背带，作战持续能力很有限，激烈的战斗通常只能维持一星期左右。
针对志愿军的这种弱点，美军统帅部便改变作战方式，企图引诱中朝军队乘胜深入强攻他们在洛东江一带预设的坚固阵地，然后利用他们的优势火力从正面反击，并从侧翼登陆截击中朝军队的后路。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看清他们的企图，停止追击，着手构筑野战纵深工事。侵略军看到中朝军队没有被吸引继续南进，便在一月下旬开始举行反攻。这次战役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中朝军队在没有得到休整和补充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采取机动防御，逐次向北转移，先后在汉江南岸和横城、砥平里地区进行防御战和反击战，又歼敌七万八千多人，并争取时间掩护了志愿军战略预备队的集结开进。
周恩来从朝鲜战场上出现的这些新的动向，很快判明战争已有长期化的可能。他多次召集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并在二月八日修改审定了中央军委的指示电。电报中指出：“从目前朝鲜战场上正在进行的战役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目前敌人的作战意图是：在占住阵地之后，经过休补，寻找机会，向前反攻，一方面可扩大其侵占地区，另一方面不容我在前线作较长的休整，同时对朝鲜沿海的袭扰，运输线之轰炸，也正为配合这一意图。”“为粉碎敌人之意图，坚持长期作战，以达大量消灭敌人之目的，决定在朝鲜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且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5〕三月中下旬，作为第二轮部队的第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已开进朝鲜，向预定作战地区前进，增强了前线的兵力。
这时，周恩来在一份电报中，继续从战争长期化这个估计出发，判断敌军将推进到三八线南北，指出：“目前朝鲜作战的困难为敌人火力强，我方运输力弱，而更主要的则是我方尚无空军掩护。”〔6〕从而提出了多兵种联合作战的问题，特别是决定加强空军建设，以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并要求在朝鲜境内抢修足够的机场，争取空军早日参战。
四月下旬，当又一次战役开始时，周恩来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要求准备好应付更严重的局面。他根据获得的重要情报，指出：“从此次敌人且战且退及在此以前的沿海袭扰的情况看来，敌人确有诱我南下然后在北部登陆的企图。”我主力如停在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敌军还会有一个犹豫时间而仍然与我们进行拉锯战，企图消耗我们。“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对我们并无不利。只要我们避免主力消耗，转而消耗和分散敌人，则推迟敌人登陆或向北进攻，使我完成各种准备，倒是合乎理想的。不过目前自应以敌人会很快登陆作准备，免陷被动。”〔7〕志愿军在得到增援后，发动新的攻势，来破坏侵略军的登陆计划，避免两面作战。周恩来还派出各兵种和后勤部门负责干部到达前线，同彭德怀一起就地研究加速空军作战准备及各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
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侵略军又被歼八万二千多人，遭到很大消耗，战线基本上稳定下来。朝鲜战场上果然出现了预料中的那种拉锯局面。双方的对峙从此持续了两年多，直到战争停止。八月初，周恩来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反复研究前方情况后，判断敌军在我后方登陆的可能性已不大，但我军发动新的大规模战役的条件也还不成熟。这个主张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十九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答复志愿军司令部提出的关于九月作战计划的电报，说明：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不易使我们这个战役能达到预期目的”。因此，对我军目前作战方针，不能不从各个方面重加考虑。“现在我们握有重兵在手，以不发起战役，为能掌握主动。”要求“九月战役计划再行考虑，改为加强准备而不发动”。〔8〕
十月十九日，周恩来起草的军委关于精简节约的计划中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更加明确地规定：“作战方针应是在现在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9〕中朝军队在三八线附近原已开始构筑的野战坚固工事，也逐渐发展成为稳固的坑道工事。在横贯朝鲜的二百五十公里战线上，建成一道坚如铜墙铁壁的纵深防御阵地，并且一步步巩固下来。地面防御战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固守防御的阵地战。
从运动战到持久的防御战，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是朝鲜战场上作战方针的重大转变，也是符合于战场上双方力量对比实际情况的正确方针。
到一九五二年七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才改由彭德怀主持。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后勤保障是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败蒋介石的主要方法，提出了著名的十条军事原则。第九条是：“以俘虏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在抗美援朝中，情况却不同了。由于这是一场在国外进行的消耗巨大的现代化战争，对手主要是拥有优势火力的美国侵略军，俘虏是外国人，不能用来补充部队；对方的高度现代化的军队，机动快，又掌握绝对的制空权，难以缴获大量弹药和物资；朝鲜当地又在战争中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所以，人力物力的补给不是主要靠前线，而是主要靠整个国家后方的支援，前线就地补给只是辅助性的。这是中国人民军队后勤工作遇到的一个巨大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
几十万大军在前线，从兵员补给到所需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药物、医疗器材、生活用品等等，主要得靠后方供应，而且不能有任何间断。新中国又正建立伊始，许多不可缺少的条件却没有完全具备。这是多么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啊！周恩来最早看出了后勤工作中这个带根本性的变化。他对这一切亲自过问，亲自动手组织解决。聂荣臻回忆道：“整个后勤工作，当时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关怀下进行的。这方面的事情，我几乎每件都向他请示。他抓得很细。”“总之，恩来同志对志愿军的后勤保障费尽了心血，做出了宝贵贡献。”〔10〕
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后勤工作准备情况的汇报，对武器、弹药、车辆补充、伤员收治和后勤干部调配等问题一一作了部署。随后，就召集总后勤部、地方有关部门和有关军区后勤部门的负责干部开会，研究志愿军出国后的供应问题，确定了部队供给关系和作战物资的补给计划。并且明确地规定：出国作战要立足于国内供应的方针。
周恩来计算得非常细，一直计算到每个士兵需要多少吃的和用的。志愿军刚出国时，冬衣补充不足。朝鲜严冬时的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四十度。周恩来十分焦急，每天打两次电话，催问冬服的生产和调运情况。志愿军携带的干粮不够，朝鲜的粮产区在战争中又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周恩来又以政务院的名义布置有关省市发动群众，家家户户炒炒面。那是一种用七成小麦、三成杂粮炒熟磨碎后加盐而成的易于运输、储存和食用的方便食品。作战时，战士随身背一条炒面袋，吃一口炒面，再吃几口雪，就可以充饥了。周恩来自己到北京的机关去视察，同机关干部一起炒炒面，给前线很大的鼓舞。
一九五○年十一月初，志愿军出国后不到一个月，周恩来派总后勤部副部长张令彬到东北调查了解后勤供应上存在的实际困难；并带去经他亲自批改的解决方案，征求意见。他给东北军区负责人写了一个说明：“凡有不妥、不实或隔靴搔痒之处，请当面指出，以便改正。”“只要东北提出要求，我们愿全力以赴，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他们回到北京，周恩来又听取汇报，对提出的问题指示了解决办法。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他和聂荣臻、杨立三等赶到沈阳，召开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上反映，大盖帽不便于防空、爬山、钻林子，他就建议改为解放帽。会上反映，战士单衣原是套头式的，负伤后不好脱，他就建议改为开襟式。以后，他在听取志愿军后勤部门汇报工作时，听到部队在山地行军作战，棉衣容易被树枝挂破，又亲自提议把棉衣面上轧上绗线。
对一些必须由国外进口的装备和物资，周恩来亲自主持审查。当时，各军兵种都提出许多要求，要求大多是合理的，但新中国的财力却十分困难，无法满足所有要求，有时还引起激烈的争执。周恩来根据整个战局发展的紧迫需要，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要求，斟酌轻重缓急，统筹兼顾，精打细算，妥善加以安排。许多订货单是经他亲自仔细核算后开列的。对一些重要的订货，还按品名逐项作了批注，并一再告诫总后勤部：“要严格审查，尽可能少订，能造者一定自造。”
更加严重的困难是：如何保证大量物资能够及时地、源源不断地送到前方。朝鲜战场上的空军优势完全在美国方面。最初，从中国通往朝鲜前方的主要运输线只有从新义州进入朝鲜的一条铁路。为了切断这条大动脉，美军每天集中大批飞机，不分白天黑夜，轮番进行轰炸和扫射。对一些重要的交通枢纽，更进行密集的轰炸，称作“绞杀战”。在公路上还投掷大量定时炸弹、子母弹、凝固汽油弹、三角钉等。不少运往朝鲜的军用物资，常在途中就被整车地炸毁。交通也时常中断。
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洪学智回忆道：“美军正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朝鲜北部的城镇、工厂、车站、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还以少架多批的战斗轰炸机，依山傍道，昼夜不停地超低空搜索扫射，不放过一人一车、一缕炊烟。朝鲜北部山多河多，铁路多在沿海，腹部地区铁路很少。公路纵线多，横线少，盘山跨水，弯急坡陡，又多与铁路并行，往往一处被炸，铁路、公路各线受阻，道路布局不适应战时运输的要求。志愿军后勤运输主要依靠汽车，而敌人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使我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11〕
针对这种严重状况，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组织一条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他亲自组织铁道部、铁道兵、东北铁路管理局等各方面的力量，抢修和保卫铁路、公路和交通枢纽。常常是白天刚被炸毁，当晚立即修复。他指示在运输线上普遍设立“防空哨”。他还下令从地方抽调大批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人补充志愿军。以后，随着人民空军的逐步壮大，又加强了空军的掩护。为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证建成这样一条“炸不烂、打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周恩来日夜操劳，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
就这样，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尽管环境那样险恶，始终奇迹般地保持着这条“钢铁运输线”的畅通，有力地支持并保障了前方军事的胜利。彭德怀曾多次说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12〕对后勤工作的这种高度评价，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中国是爱好和平并坚持和平政策的。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想威胁任何人，不想侵犯任何人；可是，也决不能容忍别人所强加于自己的威胁和侵略。朝鲜战争发生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国政府一再提出建议和警告，要求和平解决朝鲜和远东问题。在被迫奋起抗美援朝后，中国人民仍始终没有放弃过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努力。
当中朝军队把侵略军赶过三八线后，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周恩来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提出了召开七国会议、迅速结束朝鲜战争及和平解决亚洲问题的四项建议。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再一次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并提议以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作为它的第一个步骤。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中国的响应。
由于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打击，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并且因伤亡惨重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美国不得不接受停战谈判的建议。当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后，李奇微在六月三十日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一项表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建议的声明。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发表声明，同意与李奇微举行停战谈判。
中国派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去朝鲜参加谈判工作。夏衍回忆道：“我记得李克农、乔冠华到板门店去谈判之前，恩来同志对他们作了全面指示之后，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前一句话的意思是该做的就应该做，义无反顾，后一句的意思是该停的时候就应该适可而‘止’。周总理指出：抗美，是保家卫国，是‘当行’的爱国主义的正义战争；援朝，则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当侵略者伤亡惨重，被迫求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审时度势，把战争停下来，争取在和平的环境中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这是周总理在外交上的一贯思想。”〔13〕
七月十日，朝鲜停战谈判的首次会议在朝鲜三八线上的开城西北郊来凤庄举行。这个谈判拖延的时间很长，可以说是打了三年，谈了两年。
随着边谈边打局面的出现，周恩来就同时担负起这双重的任务。那时，他总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是上半夜处理战场上的问题，下半夜处理谈判中的问题。〔1〕谈判代表团每天都要发来电报，报告当天的谈判情况、美方动向、外国记者反映、代表团的意见。这些问题，一般由他直接处理；重大的，由他提出意见，再向中央请示决定。谈判代表团有一条专用电话线，直接通到周恩来办公室，随时可以通话。当谈判进入紧张阶段时，代表团除书面报告外，每天都要在周恩来清晨临睡前用电话向他报告一次。〔2〕
周恩来对谈判工作的指导，既坚决果断，又细致周到，表现出高超的谈判艺术。
谈判的进行并不顺利。美国从一开始就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谈判开始后，经过五天争论，在议程问题上达成了三项协议，但中朝方面提出的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对方始终拒绝把它列入议程之内。考虑到不要因这个问题而使谈判难以得到结果，中朝方面作了让步，同意把这个问题保留到停战以后再去讨论。到讨论确定双方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地区时，美方又横生枝节。本来，这次谈判的举行是以双方撤离三八线的建议为基础的；美方却提出他们占有的海空优势应该在陆上取得补偿，要求在目前双方战线以北十八公里至五十公里处另划一条新的军事分界线。周恩来立刻指出：要坚决打掉这个荒谬主张，“以坚定不移的态度，驳回其无理要求，才能打破敌人以为我可以一让再让的错觉。对于这一点，可以让它争论下去，也许要僵持几天，敌人才会重新考虑。如果敌人决心在这个问题上破裂，发表出去，他们将完全陷于被动”。〔14〕
美方的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又接连制造事端：八月七日，在板门店地区以轻机枪、冲锋枪向中朝方面徒手人员射击。十九日，由武装人员侵入开城中立区，袭击中朝方面的军事警察，打死排长姚庆祥。一直发展到二十二日晚，竟以军用飞机扫射、轰炸我方代表团住所，使停战谈判无法继续而陷于中断。
周恩来接连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彭。在比较早的八月八日电中说：“敌人因为懂得我们不会在这类枝节问题上与之破裂，故得一再使用流氓挑衅和恫吓，我们在这类事件上与之破裂是不必要的，但如表示软弱，不给以严正回驳，对板门店事件不立即抗议，那正中敌人的恫吓诡计。”〔15〕随着对方破坏活动的不断升级，在八月二十三日电中就严正地指出：“敌机此次夜袭，乃系决心继续挑衅以试探我之动向，其意甚明。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并做一切必要准备，尤其代表团及新闻记者住所必须立即移至我军驻地。但敌人是否在这个不利于他的问题上宣告破裂，必须看事情的发展，你们应沉着应变。”〔16〕
这样，到九月十一日美方被迫第一次承认美机扫射中立区事件之后，我方就提议立即恢复停战谈判。美方因开城在军事分界线的我方一侧而要求换在一个双方平等控制的地方开会，中朝方面就主动提出同意将会谈地址移到处在军事分界线上的板门店。十月二十五日，双方代表团复会。
周恩来对谈判对手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在十一月二十二日说过：“美国在朝鲜问题上不能不谈判停战。由于内政外交原因，他不能不拖一下，但不敢破裂，而只能破坏。破坏多了，得承认错误。拖得久了，得转弯让步。目前谈成的可能性增长，但拖的可能性还存在，全面破裂的可能性不大。”“我们的谈判方针是：争取公平合理的就地停战，使之成为和平解决朝鲜乃至远东其它问题的第一步。不怕破裂，也不怕拖。愿和，但也不急。”〔17〕这真是入木三分的剖析。如果没有这种知己知彼的能力，如果不能在通观全局后有一个看得比较远的判断和明确坚定的对策，只是临事应付，是不可能指导谈判取得成功的。
停战谈判恢复后，又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双方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实现停火和监督停战等问题上，都已初步达成协议。但在剩下的战俘遣返这一个问题上，由于美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入僵局。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印度潘迪特夫人来华进行斡旋活动。周恩来坦诚地对她说：“停战谈判所谈的，主要是四个问题，现在除一个问题外，都已基本上取得协议。而美国政府还在这个仅剩的问题上无理地拖延谈判。”“唯一尚未解决的问题是战俘问题。本来按照美国政府所曾签字的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战争一旦停止，双方即应无条件地释放并遣返所有战俘。因此，这本来是很简单，而不应该成为问题的。但美国政府却无理由地以此拖延会议。”“我们不想压倒对方，我们所要求的就是：公平与合理。”〔18〕但这种态度仍没有得到美国方面公平与合理的回应。到十月八日，美方竟蛮横地单方面地宣布中止谈判，致使停战谈判中断达半年多之久。
周恩来对这种情况早有准备。他清楚地知道：“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当侵略者在战场上还不服气、不死心的时候，战争是不会立刻停止的。而当他们在谈判会场上不能强迫我方接受他们的无理要求时，又总是幻想用战场上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
谈判中止后第六天，也就是十月十四日，侵略军向上甘岭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攻势。对志愿军来说，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上甘岭的总面积不过三平方公里多。为了占领这块阵地，侵略军倚仗他们火力上的绝对优势，在一个半月内，每天平均发射炮弹二万四千多发、出动飞机八十多架次、出动坦克三十辆至七十辆，进行了摧毁性的射击，连山头也被削低了两米。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坚守阵地。在四十多天内，打退敌人九百多次冲击，歼敌两万五千多人，阵地依然屹立不动。上甘岭战役震动了全世界。这场战斗打了半个月后，美国通讯社就承认：“联军所牺牲的人和消耗的军火，已使联军的司令官们震惊了。而且若在最后公布全部损失时，还将使公众震惊。”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前来。代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双方先交换病伤战俘。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们又软下来了，愿意重新恢复接触和谈判。周恩来对这一点看得十分清楚。为了实现和平，中朝方面再次采取主动。三月下旬，金日成和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他的要求，并建议立即在板门店恢复停战谈判。周恩来和金日成随即分别发表声明，除同意先交换病伤战俘外，对遣返战俘问题提出新的建议。周恩来在声明中说：“鉴于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是目前达成朝鲜停战的唯一障碍，并且为满足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四月六日，双方联络组重新开始接触。
四月二十六日，中断了半年多的停战谈判终于在板门店重新复会。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五月到七月间，朝中人民军队连续发动了三次夏季攻势，把战线向南推移，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对自己只会带来更多损失。乔冠华回忆道：这时，大的运动战结束了，志愿军在僵持的局面下不断给敌人以打击，使他们的死伤人数累积起来越来越严重，很多人以为战线没有多大移动，没有什么文章，其实真正使美国低头的是停战谈判开始后不停息地给以杀伤，这一点很重要。〔2〕
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七月二十七日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克拉克后来沮丧地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我国的安全，对国际局势、特别是远东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抗美援朝，对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实践证明：它不但没有削弱或拖垮新中国，相反，倒是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中蕴藏的巨大内在力量，对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当美国侵略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国内的特务、土匪和各种反动分子，以为自己出头的机会到了，普遍活跃起来。一九五○年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后，紧接着在十月十日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十一月，周恩来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出：“人民司法工作的当前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保护人民。”“在解放以后一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均必须予以惩办。宽大只能结合着镇压来进行。有些地区发生‘宽大无边’的偏向，是必须纠正的。”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日，他说：“在抗美援朝的前提下，对最反动的反革命分子、间谍、破坏分子、恶霸等进行严厉的镇压。”他又指出：在进行这种打击时，“不要波及到次要的、胁从的或过去做过反革命的事现在已经改悔了的人身上去”。〔19〕
十月二十三日，他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说：“今年春末，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达到了全国性的高潮。为了巩固已经获得的成就和避免可能产生的错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取了适当收缩和更加谨慎的方针。在量刑上，我们决定除对于有血债、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予执行外，对于那些罪该处死、但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程度的罪犯，则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同时，我们还决定从本年六月到十月的五个月内，全国各地均集中力量进行积案的处理、组织犯人的劳动改造以及进行机关内部的清理等三项工作。”〔20〕
这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处决的罪犯中，土匪头子、惯匪占百分之三十四点多，恶霸占百分之二十六点四，反动会道门头子占百分之二十，特务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四。这些都是长期骑在老百姓头上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分子。如果不对他们采取坚决的镇压措施，民心无法安定，社会治安无法保障，人民政权无法巩固，各项重要措施也必然会遇到严重阻碍而难于推行。
全国解放时，国内还有土匪二百万人。这些土匪很多潜伏在边远山区，霸占一方，作恶多端。有些股匪势力已延续了几百年之久。人民解放军在广大新区，协同当地人民，进行了坚决的剿匪斗争。一九五○年清匪一百五十万人。一九五一年四月，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清匪斗争是一个长期和复杂而细致的斗争，一九五一年各省地方部队仍应“以清匪为主要任务”。〔21〕这一年，各省又清匪四十八万人，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抗美援朝斗争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土地改革的开展。镇压反革命和剿匪反霸的胜利，又为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
到一九五一年八月底，全国在三亿一千余万农业人口的地区内完成了土地改革，铲除了封建势力的根基，占应该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四分之三以上。这就使农村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农民获得自己的土地后，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这一年，农业收成增加百分之八。周恩来指出：新区土地改革后，农民购买力一般提高百分之五十。城市工业品销路日畅，日用百货已感供应不足。这说明土地改革为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由于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激发起人民群众的巨大爱国热情，也由于土地改革后农村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城乡交流趋向活跃，一九五一年的工业生产比上一年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八。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国防现代化的建设，特别是空军、海军、炮兵、装甲部队、防空部队的建设，在抗美援朝中也取得巨大发展。人民解放军从原来几乎是单一的步兵（还有一部分炮兵），发展成诸军兵种的合成部队，还创办了军事学院。这对巩固和加强中国的国防有着深远的意义。周恩来对这项工作看得很重，抓得很紧很细。对新建立的各个军兵种，他从方针原则到组织体制、装备发展、干部配备和培养等，都亲自过问，一项一项地安排落实。
此外，当准备对付美国空军大轰炸时，周恩来担任了全国防空筹备委员会召集人；当对付美国的细菌战时，他又担任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有关抗美援朝的重要社论和报道等，也要经过他审阅后才能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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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是新中国诞生刚一年时发生的一场严重国际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朝鲜国土上奋战两年零九个月，歼敌七十万人（这里没有包括朝鲜人民军所歼敌三十九万），终于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这个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从此，帝国主义不敢轻易作武力侵犯新中国的尝试，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在整个抗美援朝过程中，周恩来所担负的工作量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千头万绪的繁重工作集中在他的身上。何况他是政务院总理，国内的大量政务同样需要他来处理。就这样，他几年如一日，日夜操劳，精力充沛地处理各种复杂问题，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一九五一年夏天，他病倒了，遵照毛泽东的建议和政治局的决定，到大连休养了一个多月，这在他一生中是极少有的。到七月初，又因朝鲜停战谈判即将开始，提前赶回北京。为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生活，周恩来呕心沥血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做的许多事情，很长时间内并不为人们所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