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使祖国走向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崇高目标。新中国刚刚成立，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就以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地提出这样的设想：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一九五一年二月，他又作为工作部署，进一步要求：以三年时间来做准备工作、恢复工作，争取在一九五三年开始十年建设。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那时候，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整个国民经济正在逐步恢复。在战火纷飞而又百废待兴的时刻，立刻把从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巨任务。周恩来和陈云等一起，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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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毫不含糊地宣布：“去年、今年、明年的工作都是建设的准备工作。两年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建设。”八月三日，朝鲜停战谈判刚刚开始，他进一步提出：“既保证国防急需，又照顾财政状况及市场的继续稳定，同时也着手准备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十一月三日，他又在政务会议上更明确地指出：“战争胜利、物价稳定和进行建设，就是我们今后一年工作的三项要求。”这也就是以后所说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恢复国民经济，是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前提。
全国解放时，中国大地上疮痍满目，百端待理。一九四九年，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已跌入最低谷。工业生产的情况，李富春说过：“接连十几年的战争，对于原有工矿生产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许多重要的工厂和矿区，被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彻底破坏了。一九四九年的生产量与历史上的最高年产量比较，煤减少了一半以上，铁和钢减少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棉纺织品减少了四分之一以上。总的来讲，工业生产平均减产近一半。”再以农业生产来说，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村已陷入破产的境地，灾情又极端严重，全国粮食产量比抗战前降低百分之二十一，棉花产量约相当于抗战前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各地的交通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城乡市场萧条，人民购买力低下。如果国民经济状况得不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从事大规模建设是根本谈不上的。
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新中国本来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休养生息。可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大大加重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困难。何况，中国政府还需要做好应付各种更严重情况的准备。一九五一年一月，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在战争方面，设想美帝国主义在今年来进攻中国的大陆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我们却仍然应当准备这一着。”“此外，我们也要准备敌人可能轰炸和封锁中国大陆。”这一年，军事开支超过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五十，其中直接用于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同它密切相关的项目的又占军事开支的百分之六十。抗美援朝战争的费用占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以上。周恩来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陈云同志肩上好像挑着一担鸡蛋，一头是保障战争的需要，一头是继续保证物价的稳定，哪一头塌了，整担鸡蛋就都打烂了。
还要看到：这时人民政府成立还不久，各项事业都在草创之中，有些情况已经了解，但更多的情况一时还不了解，对领导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更缺少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国民经济迅速地得到恢复，为开展大规模建设做好准备，其艰难可想而知。当然，事情也有有利的一面：抗美援朝取得重大胜利对全国人民的鼓舞，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地发展，统一财经后全国物价的稳定，又为做好这些工作创造了重要条件。
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千头万绪，应该从何着手？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在作好全面安排的基础上，确定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的重点。他反复多次地说过要把水利和铁路作为工作重点的理由。一九五○年九月十四日，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他就说过：今年皖北淮河一个水灾，三千一百万亩土地淹没了，九百万人口遭灾，加上河南等地有六七千万亩。毛主席说从明年起一定要把水害一条条地治下去，把水害变成水利。铁路只有一万六千多公里，要把铁路网连起来，使农村和城市的生产可以交流，城乡交流，内外交流，才能使工业恢复而且发展。单铁路和水利就要花很大力量。〔6〕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半个月，他在政务会议上提出：“水利工作是密切关系着单位面积增产的。交通是关系着城乡交流的。因之，对水利、铁路两部门要特别注意。”〔7〕不久，他又说：“我们要恢复经济从哪里着手呢？”“兴修水利和兴修铁路这两项工作是为我们工农业发展开辟道路的工作。”〔8〕
铁路方面，首先是抓修复工作，特别是津浦、京汉、粤汉、陇海、同蒲、京绥等干线的修复，包括抢修被国民党军队在撤退时破坏的淮河大桥、湘江大桥、珠江大桥等。到一九四九年底，铁路里程的百分之八十已经通车，对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和活跃城乡的物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九五一年，又着手兴修三条新的铁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和从柳州到镇南关（后改名睦南关）的铁路。当时担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吕正操回忆道：“建国以后，新修的第一条铁路是成都至重庆的成渝铁路。”“四川这么大，解放前连一条铁路也没有。总理亲自审查设计方案，一九五一年动工，一九五二年六月修成，只用了一年多时间。”〔9〕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时，《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题词：“修建铁路，巩固国防，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10〕天兰铁路是从甘肃天水到兰州的铁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通车。从天水到陕西宝鸡的铁路原已通车。为了同成渝铁路连接，一九五○年又决定修筑宝成铁路，当年五月开始勘测和设计，一九五二年七月动工，历时四年完成。周恩来也直接过问了这条铁路的设计。这几条铁路的兴修，对活跃西南、西北的物资交流，改善我国铁路布局，起了重大作用。到一九五二年，全国共修复铁路一万多公里，新建铁路一千二百六十七公里。
水利方面，继续以治淮为重点。周恩来指出淮河连年发生水灾的直接原因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在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造成了极大灾难，创伤至今未能平复。一九五○年七八月间那次淮河大水灾，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打来电报说：人和蛇都爬到树上去了，群众生活极端困难。毛泽东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十月十四日，政务院发布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阐明了治淮的方针、步骤、机构、豫皖苏三省的配合、工程经费、以工代赈等问题，确定了淮北大堤、运河堤防、三河活动坝和入海水道等大型骨干工程。当大规模治淮工作将要全面开展时，一九五一年一月，他在政务会议上说：水可用以灌溉、航行，还可用以发电。治水是为了用水，从现在的蓄泄并重，提高到以蓄为主；从现在的防洪防汛，减少灾害，提高到保持水土，发展水利，达到用水的目的。〔11〕这一年，全部水利投资和贷款共达一亿美元，仅次于铁路而居于经济建设投资的第二位。这个数字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利支出最高的一年增加二十倍。〔5〕
一九五二年，为了防止长江洪水造成的灾害，保障洞庭湖滨湖地区和江汉平原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始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周恩来对这项工程十分重视，在上一年就已说过：必要时要用大力修治，否则一旦决口，就会成为第二个淮河。他主持制定了《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当时担任水利部副部长的李葆华回忆道：
“一天，总理把我叫去，说他写了封信给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请他召集中南局会议，并请邓老向湖北元老张难先和湖南元老程潜做说服工作。他要我拿信去找邓老。邓老很快就召集了中南局会议。我在会上传达了总理在这封信里谈到的意见，即主张荆江分洪，避免水淹武汉。总理的信里还谈到明朝有一位宰相，是湖北人，也是主张分洪的，认为长江水多不能向北淹，往洞庭湖流问题不大。湖北的同志同意中央分洪的决定，但提出要说服湖南。邓老又分别找程潜和张难先谈话。不久，两省都同意了。开工后，湖南还特地派出慰问团慰问工地民工。这些工作，都是总理亲自过问和安排的。”〔12〕
对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其他方方面面，周恩来也全局在胸，统一地作出部署。
对农村，他最关心的是：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广大地区，如何增加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这是整个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在政务会议上，他很动感情地说：“土改初过，农民更怕冒尖，这时要提倡增产，要他发家致富。过去土地不是他的，他终年辛苦不得温饱，吃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多少年来他们是那样渴望着改善自己的生活。现在土改了，土地属于他的了，他既然有了改善生活的可能，自然在增产之后就首先改善他自己的生活，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理的。也只有使农民生活有所改善，才能鼓舞他们更好地去增产。”“爱国主义与发家致富并不矛盾。他增产了，对他自己有利，也对国家有利的。”他强调说：“首先是解决缺乏问题，在不缺乏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其他问题。陈（云）副总理刚才讲得很对，今天应该是不怕农民发财，东西多了总比东西少了好。”〔13〕
在《政务院关于一九五一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规定了一系列推动农林增产的政策措施，如：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地区，切实保护人民已得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贯彻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对因善于经营、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而超过常年应产量者，其超过部分不增加公粮负担；奖励和优待劳动互助组；执行奖励主要工业原料作物生产的价格政策，保证收购和运销；实行山林管理，严禁烧山和滥伐；保障牲畜喂养者的利益等。〔14〕
对城市，他特别重视工业生产的发展。他向工业会议等代表作报告时指出：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力发展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民一方面能供给城市以工业原料和粮食，另一方面到城市里来也要有东西可买。“所以，城市工作的中心就是生产力的提高，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各民主阶级，努力提高生产，发展生产。”他说：“发展工业生产，首先是轻工业生产，从公家到私人都可以发展。”“农民购买力提高了，轻工业必然要发展，而这个轻工业的发展是很快的，因为资金的积累需要不大，利润收进来得又快。不像重工业，投资以后利润来得慢，这一点公家要搞，这是全国工作中很重要的一环，这一个生产现在还不多。”他还要求各经济部门加强调查、勘察和统计工作，努力搜集资料，同时积极培养并集中人才，包括从工程师到技术人员，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准备。〔15〕
几天后，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现阶段要多发展轻工业。他说：
“重工业固然要搞，轻工业在今天还要多些才行。不仅私人要搞轻工业，国家也需要搞轻工业。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农村的需要，才能更快地积累资本，建设城市。今天发展轻工业是为百年大计准备条件。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很重要，此中以城乡互助为重点。能这样，血脉才流通，资本才能积累。”“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政策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2〕
对文化建设，他把教育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认为这是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准备各种人才所必需的。他说：“现在人才已成为我们各种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这两年我们常说：只要我们的一切工作发展了，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现在铁路一个部门，只要他们工作一发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水利部只治一道淮河，就感到工程师、专门人才不够。铁道部只修三条铁路，假使修多一点，也会感到不够。其他部门更不用说。就拿我们明年的工业建设计划来说，短的人才不是几千、几万，而是一二十万上下的技术人才（包括熟练工人）。这是旧社会给我们遗留下的一种缺陷。”他强调：“必须从各方面来大大培养人才，全部教育计划都要适合我们今天的条件。”〔16〕
当政务会议讨论《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时，周恩来指出：
“要照顾今天需要和明天发展。不能离开现实孤立地来谈教育原理。今天最大的不够是知识分子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会更不够，因而除培养劳动知识分子外，还要大量地培养知识分子。”“在这正值革命时期转入建设事业的今天，我们领导上要注意学生们对学校学习不那么看重、对运动很有兴趣的情况，要注意扭转过来，使学生们看重学校学习，以适应建设时期的需要。”〔17〕
在讨论文化和卫生工作时，周恩来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对文化工作，他说：“在文化艺术工作中，政治标准应当是第一位，但同时要与艺术标准相结合。”“今天人民的生活是文艺工作者取材的主要源泉，演员应在生活中去受锻炼。”“所谓创作，是把人民的生活加工。”〔18〕对卫生工作，他“提出了三大方针，这就是：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两年后，他又补充了一条：“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19〕
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条件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到一九五一年底，中国财政始终保持着奇迹般的良好状态，这年财政预算中赤字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四，决算时只占百分之十一左右。打着这样一个大仗，国内还开始了有重点的建设，而财政赤字只比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二点五，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功。周恩来充分肯定这个成绩。他说：“收税的机关是一两个，花钱的机关是一大堆，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搞的工作。所以掌握财政经济的同志，特别是陈云同志，在这方面的确是兢兢业业。我们能够保持这样一个平衡，在反动政权下面是不可设想的事情。”〔16〕
一九五一年很快就要过去了。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事准备的最后一年——一九五二年即将来到。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呈现长期化的态势，要同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长期对峙，中国军队必须尽快改善自身的装备状况，包括加强空军、海军、装甲兵、炮兵等兵种的建设；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许多耗资巨大的重点建设项目将会相继开工。财政收入增加有限，支出却势必大幅度增加，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异常尖锐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不能依赖外援，也不能像有些国家那样去剥夺农民，只能依靠增产节约。这是新中国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唯一可靠的道路。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各条战线开展一个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它的主要内容是：整编部队，加强国防力量；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增产节约，准备国家大规模建设；平衡收支，继续稳定物价。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十一月一日，周恩来在会上作总结发言。他说：“我们这次会议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增产节约运动作为我们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增产节约的主要意义是为了要支持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他要求所有企业、部队、机关、团体：“在编制上、工作上、人事上、作风上都要检查，能精简节约的都要精简节约，不必要的财政开支一定要减少，一切物资器材要查清。这样，才能把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到最适当、最需要的地方。”〔20〕同月，他又说：一九五二年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增产节约。有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基础，应进入增产节约的积累资本、增加生产、加强力量、改善工作的阶段”。“增产节约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运动，不是消极的，为我们的建设工作准备条件，开辟顺利的道路。”〔21〕
随着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各地在深入检查中揭发出大量令人震惊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在建国后短短两年时间内，这个问题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原来没有完全料想到的。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批转东北局的一个报告时提出：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十一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揭发出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现任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根据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予以逮捕。华北局接到省委的请示后，经讨论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22〕这件事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
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已成为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问题。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周恩来指导起草，报请毛泽东审阅批准，再经周恩来定稿后发出的。八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大的决心。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23〕四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地进入高潮。
一月九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一级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的干部大会，由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作《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的报告。周恩来在会上号召：“这是一个严重的而又紧张的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全国党政军民的全体人员以极严肃的、认真的和负责的态度，无例外地一致来参加这一斗争。我们并号召全国社会人士，特别是工商界人士积极参加这一运动，进行自我改造。”十一日，周恩来在政务会议上指出：“从增产节约一直发展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从去年十月号召增产节约一直到三反，是一条线发展的，方向就是积累资金，建设我们的国家。”他说明这个运动必须发动群众，“因为中国凡是反对旧的建立新的、反对坏的建立好的这样的运动都带有群众性，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群众不起来，只是几个领导同志搞，过几天就忘掉了，而且无效。”他还强调：一定要做到“言出法随”，并且要把制度健全起来，“如果我们不以严格的制度限制或制裁这些不法行为，国家的前途是不可想象的。”〔24〕
三反运动是在国家工作人员中进行的。随着运动的发展，很快就暴露出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贪污分子几乎都同社会上的不法资本家有勾结，不少还是在他们的拉拢和收买下落水的，也暴露出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的违法行为。上海不法资本家王康年甚至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送往正在浴血奋战的抗美援朝前线。这些事实揭露出来后，舆论为之哗然，激起人们的强烈愤慨。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上以冷静的态度分析道：
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常常以行贿、欺诈、暴利、偷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将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将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而是回复到帝国主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的经济”。“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25〕
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城市中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二月上旬，五反运动在各大城市也相继形成高潮。
当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后，周恩来的工作重点便放在制定并落实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各项政策上。
对三反运动：
当运动开始进入高潮时，许多地方对什么是贪污、如何掌握量刑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并不一致，一般存在着处理面过宽、量刑偏重的现象。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地征询对《惩治贪污条例》意见的电报中，提出“多数从宽、少数从严、以前从轻、以后从重”的量刑方针，并估计在已发现贪污行为的人中需要处刑的约为百分之五到十。〔26〕而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严重犯罪分子，他在二月四日批准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报告：“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鉴于运动高潮中出现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造成一些错案，周恩来对这类问题采取极为严肃而审慎的态度。据范长江回忆：当中央国家机关准备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审判大贪污犯的大会时，农业部有一个被定为大贪污犯的人证据不实，有人主张杀，周恩来用了一个通宵的时间来审查案情，把它纠正了。
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的军官，这时已是国家干部，属于开展三反运动的范围之内。他们中因为种种历史原因，存在的问题比较多。四月五日，周恩来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实事求是地规定：“对起义部队的三反运动，重点在教育改造，保证以后不犯，而不再追赃法办。只对其中不堪造就的分子，则可借此淘汰一批，但亦不宜占起义军官的比例过大。”对贪污问题的时限，也确定必须在“真正实行革命政治制度、即实行民主改革以后”。〔27〕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大大缩小了涉及面，使起义部队不致发生大的波动。
六月初，三反运动进入处理阶段。周恩来参与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争取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的若干问题的指示》要求：必须做好正确定案、适当处理的工作，“定案工作应采取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不枉不纵的方针。‘是者是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必须做到如实合理地解决问题”。指示针对运动中已经出现的偏向，强调在定案时必须有确凿的证据，指出：“定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于认真调查和全面分析材料。必须在人证、物证和贪污情节等方面，找出可以定案的根据。有全部证据者定全部，有部分证据者定部分。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案件，一般应实行全部或部分具结了案的办法，以后如发现有不实者再从重处理。”〔28〕七月十五日，他签署的《政务院关于胜利结束三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规定：“如确无贪污，而被误疑或误定为贪污分子者，必须予以平反。”
对五反运动：
运动一开展，一些工商业者十分紧张。上海是中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按照中央原来的部署，准备晚一些在华东地区开展这场斗争。但是，社会上的运动一起来，使上海的五反斗争很快就开始了，而且火力极猛，资本家中已发生自杀事件。周恩来知道这些情况后，派薄一波到上海、罗瑞卿到广州，帮助当地指导运动的发展。他还在修改审定中共中央一份电报时，增写一段话，批评武汉市“打击大工商业户面过大，而且工比商大”的偏向，要求他们“仔细加以检查”。〔29〕他在报告毛泽东后，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示中，将一批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业者定为守法户，并确定守法户占上海工商业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三十，半守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30〕他举一个人为例，解释说：“他对国家的负担有一千亿，违法虽然不小，但与一千亿比起来，那是很小的。他的违法有大部分是隐匿敌产，但这不能怨他，因从前不是他当家。”“我们办事要公道。”〔31〕薄一波回忆道：“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32〕
五月三十日，政务会议讨论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时，周恩来说：“这次五反运动不是全国普遍都搞了，而只是大城市搞了，中等城市也有的搞了。”“所以，这次中小城市波动不大。我们希望这个运动能在六月份结束。在结束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是一向主张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他说：“对极少数罪大恶极的，如王康年，不严办就不行。但对绝大多数的要从宽处理。他们有犯错误的一面，应该严肃指出；好的地方，也应该表扬。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对他们都应有正确的估计。”他指出：过去对暴利的算法很不一致，应该说五毒得来的就是非法所得，这样就可以把范围规定了，“不要把利润高的就算暴利，这样没有标准，容易搞乱”。他强调：“追补的时候，应该照顾生产。现在正是六月份，城市的货堆起来了。货物需要流通，资金需要周转。假若立即实行追补，是紧得很。毛主席指示可以推迟，这样对生产有好处。”他在会上宣布结束五反运动。他说：“五反运动的目的是要去掉五毒，改造社会。因此，一律不再继续搞下去了，没有搞的地方一律不搞了。”〔31〕
六月十三日，周恩来签署发布《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指示》规定：
“在五反运动中，各地对工商业违法所得数目的计算，有些方面由于追算较远、折价较高、计算范围较广、标准先后不同以及其他原因，以致计算偏高偏广。在这方面，必须重新核实定案，不应该计算的一定不要计算，可计算可不计算的也不要计算，而应该计算的则必须计算，使既合乎处理从宽的原则，又利于工商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如此处理的结果，在工商业者中，守法户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基本守法户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半守法半违法户占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严重违法户占百分之四，完全违法户占百分之一。对基本守法户只退违法所得中的一部分，对半守法半违法户只退违法所得而不再罚款。这样，就稳定并团结了占总户数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商业者。
三反五反运动，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建国初期一次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有利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树立新道德和新风尚，给国家带来了蓬勃生气。它有力地推进了正在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加强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力量，并为国家工业化积累了不少资金。它大大地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权，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开始树立起工人监督，改变了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这次运动，对工商业者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一九五二年六月，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举行筹备代表会议。周恩来和陈云在会上讲了话，重申了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并对如何正确认识三反五反运动的意义以及工商界的前途等问题作了阐述。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有了发展。这些，都为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提供了重要条件。
为了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中共中央早在一九五一年初就已着手准备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当三反、五反运动正在猛烈开展的时候，周恩来的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转到这个问题上来。这年二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问题。会议强调：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准备时间，从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经周恩来提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六人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编制工作起步时，面对的困难很大：对全国资源情况缺乏调查，统计资料很少，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很小，缺乏编制长期计划的经验，对经济建设工作也还不很熟悉。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还在继续进行，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的主要部分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要在短时间内完成长期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不可能的，只能一面进行建设，一面编制。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特点。
在陈云主持下，各财经部门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已分别搞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初步设想的材料。这是计划编制工作的重要基础。但是，由各部分别搞出的这些材料毕竟还是零碎的、不完备的，特别是缺乏一个整体性的考虑。
周恩来深深感到：时间已十分紧迫，他需要集中力量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研究五年建设的任务，以便向中央提出全盘性的建议，并准备同苏联会谈。
这年七月初，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返国治病已经痊愈的彭德怀留在北京接替自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这个建议被接受后，他在七月九日致信毛泽东等：“彭德怀同志自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以后一切经过我处转呈主席或主席交我阅办的军委文电，均改送彭副主席处理。”〔33〕
第二天，他又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七月份我拟将工作重心放在研究五年计划和外交工作方面。其他工作当尽量推开。”“对五年计划，当着重于综合工作，俾能向中央提出全盘意见，并准备交涉材料。”“如能于七月下旬与邓小平同志商好，先发表他为政务院副总理，并于八月份起来京主持一个时期，这是最理想办法。”“上述事项，请主席批准，并予传阅。”〔34〕当天，毛泽东批示同意。
这样，周恩来就得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思考怎样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个问题上来。他想得很远，考虑到的面很宽，并且细心权衡它们之间的关系。七月二十五日，他在政务会议上谈到自己正在思考中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经济建设是我们建设的主要方面。我们各方面的工业、交通事业都将要有大的发展。”“现在城市建设、各部门的基本建设都刚开始。”“对于贸易，城乡贸易都要有大的发展。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需要进出口平衡。”“争取贸易平衡，换回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主要是机器）来，以发展工业。”
“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今后农村的中心任务就是生产了。”“现在要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首先还是把这些剩余劳动力容纳在农村中，不然，它就会自动地往城市中流。因此，首先就是发展农村的主业、副业、手工业。”
“我们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还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当然，我们的建设计划第一是重点，但第二也还要照顾一下不是重点的地区。我们经常说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山区、老区、灾区、落后地区，照顾归国华侨、军烈属等。”〔35〕
这样，新中国大规模建设全盘设想的轮廓，在他头脑里正在渐渐清晰起来。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紧张工作，周恩来执笔写成《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报告中对五年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是这样提的：
今后五年建设方针，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定稿中将“以”字删去，在此处补充了“发展农业”——编者注）加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使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发展。
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器制造、飞机、坦克、拖拉机、船舶、车辆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工业。
工业建设的速度，每年可递增百分之二十，并扩大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主要反对保守倾向，同时防止脱离实际的冒险倾向。
首先在现有工业基础上发展，并准备和开始在中国大后方建立新的工业基地。
贯彻节约制度，扩大资金积累。节制国内消费，扩大出口货物（定稿时，此后加“，实施物资储备，保证建设计划的实现”——编者注）。
工业建设必须采取苏联先进的统一的技术标准，并依靠于苏联专家的指导和技术的援助。
（定稿时，此处加了一段：“在农业上，将大量发展农民劳动互助运动，并在这个基础上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示范的集体农场，以扩大农业生产，并稳步地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事业。”——编者注）
为国家建设，必须大量培养技术干部、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并普遍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
（定稿时，此处加：“准备建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编者注）〔36〕
在周恩来八月十一日改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的报告中，对五年建设的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一九五七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七，其中工业总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二百五十四，农业总产值为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七点九。报告以大部分篇幅详细地说明五年建设的各项主要指标和主要项目（包括经济建设的投资方向、工业区域布局），还提出了长期建设的准备工作。报告写道：“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它指出，“资金的来源：第一，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以增加国家工商企业的积累；第二，因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工商各税还是财政收入和建设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三，在增加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增加农业税的收入；第四，适当地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报告还强调了地质勘察工作，设计工作，大量培养技术干部、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并普遍提高工农文化水平的重要性。〔37〕
在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周恩来强调要多发展些轻工业；而当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全面展开时，这两个报告却都提出“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这是什么原因呢？只要看一看当时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就可以明白。半殖民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工业结构是畸形的：轻工业所占比重极大（当时因为原料和市场等条件的限制，已有设备的利用率还很低），而重工业的基础却异常薄弱。钢在解放前最高的一九四三年只有九十二万三千吨，在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而且缺少轧钢设备，以致有限的钢产量产品也不能全部得到利用。煤矿大多是临时性的小斜井，寿命很短。机器工业的生产能力也小得可怜，而且设备陈旧落后，不能制造重型或者比较精密的机器。至于精密工业、国际尖端和工业技术的水平，更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比拟了。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就根本没有经济上的独立自主可言，没有巩固的国防可言，更没有现代化可言。这一切都会成为空话，甚至会受制于人。李富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说道：
“只有建立起强大的重工业，即建立起现代化的钢铁工业、机器制造工业、电力工业、燃料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基本化学工业等等，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工业设备，使重工业和轻工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供给农业以拖拉机和其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供给农业以充足的肥料，使农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生产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火车头、汽车、轮船、飞机等等，使运输业得到技术改造；才可能制造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保卫祖国的军队，使国防更加巩固。同时，只有在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才能够显著地提高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加农业生产和消费品工业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38〕
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作过慎重的考虑。他在第二年九月所作的报告中说：“重工业是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基础。没有重工业，就不能供给工业需要的各种器材、机器、电力等东西。所以要想国家工业化，而这个国家的重工业又不发展，那的确是一个畸形。”〔39〕“既然我们不能制造一辆坦克、一架飞机、一门高级的大炮和一辆汽车，那我们的国防力量怎么能算是强大巩固呢？是不巩固的。”〔40〕所以，作出这个选择，不仅有它的必要性，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异常的紧迫性。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无法避开的问题。
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来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包括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困难自然有，而且很多很大。周恩来这样说：“当目前国家需要集中主要力量建设重工业、奠定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都必须把注意的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面。我们不能够只看到眼前的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利益。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41〕
把重工业作为第一个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不是意味着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呢？不是。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特地作了说明：“所谓集中‘主要’力量，不是集中‘一切’力量；不是要冒进；不是搞重工业，其他问题就都不搞了。”他说：“轻工业是保证（人民）需要的。”现在人民的购买力一天比一天提高，“既然有这样大的购买力，就要逐步地满足他们的需要，就要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同时，轻工业发展了，就便于积累资金。所以对轻工业的相应发展，我们国家是不能忽视的”。他又说：“发展农业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清楚的。不发展农业，我们的粮食就不够吃。”所以，“要经常注意，不能忽视”。〔39〕这种思路显然同苏联有着区别，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在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刚起步的时候就能敏锐地注意到这些问题，是不容易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设想有了初步眉目后，周恩来就在八月十五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商谈有关问题。代表团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临行前，中央人民政府已在八月七日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十三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谈了政务院的工作，并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在他访苏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八月十七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在八月二十日、九月三日、九月十九日同斯大林举行了三次会谈。会谈中，除讨论了国际形势和朝鲜战争问题外，周恩来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介绍了三年来中国国内的主要情况，说明了今后五年建设的方针和基本任务，并要求苏联政府在地质勘察、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援助和技术资料五个方面给予帮助。斯大林在谈话中表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给我的印象是好的，中国正在发展。他也提出一些意见：我们制定计划总要留有余地，因为总是存在着不利的条件，不可能把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制定的计划一定要能超额完成；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建议工业建设的年增长速度定在百分之十五。他同意对中国五年建设所需要的地质勘探、设备供应、设计图纸、专家派遣、技术干部培训、信贷等方面给予帮助。〔42〕各种具体问题，由中国政府代表团同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组成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商谈。
九月十五日，中苏双方通过《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公告》，交换《关于延长共同使用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期限的换文》（后来，在朝鲜战争停止和印度支那和平恢复后，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这项工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完成），签订《关于橡胶技术合作协定》。同时，中、苏、蒙三方签订了《关于铁路联运的协定》。二十二日，周恩来、陈云、粟裕等离莫斯科回国。李富春仍留在莫斯科，代理代表团团长职务，就中国要求苏联提供的各援助项目继续同苏方逐项具体磋商。
由于中国对制定长期的经济建设计划还缺少经验，一些长期的重要指标和措施一时难以完全落实，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十月间先向各部颁发一九五三年度工业、农业、交通、基本建设的控制数字，向各大区颁发地方国营工业、城市公用事业的控制数字，并向各部作了编制一九五三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指示。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的指示》，指出：“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并提出了编制计划中应该注意的问题。〔43〕一九五三年计划的要点，在第二年三月底最后定稿，四月初经中央正式批准。
那时在国家计委工作的王光伟回忆道：“总理亲自指导编制计划，审定计划。他工作非常细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亲自计算，有些数字差错往往是总理纠正的。当总理发现数字有出入时，就耐心、严肃地给我们指出来。指出后，他又怕我们有思想负担，就说：全国范围那么大，数字不容易搞对，一个数字搞准也不大容易，你们可以回去好好再算一算。我是参加编制农业计划的，有些数据，特别是粮食、棉花等数据，总理都是分省来问，询问地方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我们知道总理非常注意数字的根据和来源，所以到总理那里以前，都是尽量详细准备，可是总没有他那么周密，所以往往问得我们答不出来。答不出来时，总理除了自己计算外，还告诉我们回去应该找些什么材料看。”〔44〕
在抓紧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同时，周恩来对加强文化建设也统一地作出部署。十月二十四日，他在政务会议上说：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我们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不能等待，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国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是不行的。而培养干部、人才，就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45〕
到一九五二年年底，经过短短三年万众一心的共同努力，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七亿二千万元，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比解放前历史最高水平的一九三六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人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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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几乎都已超过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周恩来一九五二年八月改定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有这样的统计数字：农产品方面，一九五二年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相比，粮食为百分之一百零九，棉花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五。工矿业方面，生铁为百分之一百零四，钢锭为百分之一百五十五，煤为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发电量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六，石油为百分之一百一十六，水泥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九，棉纱为百分之一百四十七，棉布为百分之二百一十六，造纸为百分之二百三十三。交通运输方面，铁路货运量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一，公路货运量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只有航运因受美国等国家的封锁而仍落后。
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已在短短三年内按原定计划胜利完成。在中国开展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这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继续进行的艰苦环境中取得的，得来极其不易。中国人民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一个和平环境来进行建设，到一九五二年年底，这个可能性已有可能在不久后实现。对所有这一切，周恩来都曾为它日夜操劳，做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即将揭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