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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最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虽然从历史上看，中国一再周期性的衰落和崛起，但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次的崛起截然不同——不仅改变了中国自己，也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外溢效应，同样给世界以巨大影响。

    整体而言，西方一般把中国的崛起当作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国家往往更多地视为一种机会。

    众所周知，西方崛起五百年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主导者和秩序制定者，主要基于三个支柱：一是对资本的垄断权，二是对工业品的垄断，三是对原材料的定价权。但是中国崛起之后，这三个支柱都受到严重冲击：中国的贷款能力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制造的工业品物美价廉，目前200多种工业品的产量中国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大大提高了相关生产国的议价权力。

    除了经济上的挑战之外，中国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而政治模式就怕有可替代性。西方之所以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能够保持总体上的政治稳定，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其制度模式的唯一性和在世界上拥有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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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正如社会学家巴灵顿·摩尔所下的论断：“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然而，近几十年以来西方中产阶级日益萎缩。美国学者福山指出：1974年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分有9%的GDP，而到2007年竟然达到23.5%。据《第三世界的美国》一书，今天的美国，每一个月就有十二万个家庭破产，每五个人就有一个失业或者就业不足，中产阶级正在消亡。导致中产阶级日益消亡的原因大致如下：

一是科技。和早期科技如纺织、煤炭、钢铁、内燃机等借助大规模雇佣方式而惠及广大人群不同，今天的科技发展更多地惠及精英群体，创造的财富失衡般地流向最有才能和受过最好教育的群体。也就是说，人类禀性的天然差异所导致的结果不平等在今天的科技发展特点下极大地扩大了。

二就是全球化。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规模庞大的新劳动力得以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发达国家本来由中产阶级承担的工作被大规模地转移到更为廉价的新兴国家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三，仅就中美两国而言，双方存在结构上的矛盾。美国声称绝不做老二，要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而中国也绝不会甘居人后。这种竞争显然只有一个胜利者。中国崛起所造成的、针对西方社会的以上三点外溢效应是很难改变和管控的。

最后，西方学界还有一个观点，认为它们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走向以借贷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负债建立高福利社会的模式之后，其弊端日益显露，难以维系。正常情况下，西方早就应该进行改革。但由于中国的崛起，大量的低廉工业品涌向世界，同时中国赚取的外汇顺差又以国债的形式返回西方，从而使得这种模式在积累更大问题的代价之下而得以继续延续，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中国的崛起对西方而言是竞争大于合作、挑战大于机遇。但也同样是由于以上原因，相对于西方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则无疑是巨大的机会。中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模式成功发展，给它们以启迪和鼓励；中国提供的高效、不附加条件的资本更适合它们的需要；中国制造使它们享受到过去很难触及到的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中国的需求极大地促进了它们的经济发展。就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已经做到了共赢互利。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崛起，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历史现象。不仅中国，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也都需要共同探讨和面对。 

    2008年以前，中国和西方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共赢：中国制造降低了西方的生活成本，西方的进口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用外汇盈余购买的国债也支撑了西方的消费能力。而在改革之初，中国得到了西方的资金和技术，西方则得到了新的市场和产业转移之地。但2008年以后，东西方的这种共赢已经不可持续，特别是中国的日益成功也早已超出经济的范畴。东西方需要重新寻找共赢之路。

    在今天的时空背景下，东西方未来的共赢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西方需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规模和特定的文化决定了不可能移植西方的制度模式，中国肯定会成功地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对这一点，西方除了接受别无他途。假如西方非要以它的制度模式向中国施压或者进行渗透，双方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二是中国也需要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的崛起和过去的日本、德国不同，不会试图挑战和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中国的目标是参与和分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访问美国时，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表示宽阔的太平洋足够容纳中美两国。这既可以理解为中美两国可以在太平洋和平相处，也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它的太平洋霸权。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中国固然要遵守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同时也意味着西方要平等的接纳中国，与中国分享。

    但从目前看，西方显然在这两点上还差得太远。

第一，尽管面临2008年以来自身的经济危机、面对阿拉伯之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的现实以及乌克兰、泰国、伊拉克、阿富汗等的民主失败，西方向外输出其价值观、意识形态之心依然不减。

第二，从经济上看，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巴西、俄罗斯、印度以及南非并称金砖国家。但是，尽管“金砖五国”人口总和占到了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国际储备占全球的一半以上，但在金融权利层面，它们却始终处于“配角”地位。在世界银行中，“金砖五国”一共只有13%的投票权，而美国就占1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金砖五国”表决权的总和不过11%，而美国拥有近17%，英法两国各自持有的表决权也均大于任何一个“金砖国家”。新兴国家在现有的体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与其经济表现非常不相符。可以说，西方仍然还没有做好与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分享权利和义务的准备。

第三，美国在奥巴马时代其战略即转向亚太，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站在日本、菲律宾甚至过去一向敌对的越南一边，其遏制中国的动作日益频繁和强烈。正如美国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所一再声明的：美国“将设法遏制中国，直到它无力再称霸亚洲为止。本质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将酷似它在冷战中对苏联的态度”。

除了上述两个前提之外，西方自身的改革同样十分重要。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的9%，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高福利不仅导致欧洲产业空心化、积累了巨大的债务风险，也令欧洲人由朝气蓬勃变成老气横秋，由冒险进取变成贪图享乐。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和中国的再平衡？

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却消耗世界25%的资源，其人均能源消费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假如不进行改变，全球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就成为一纸空谈。

可以说，欧美的模式既不公平，也不可能持续，在这种模式下更不可能有共赢——且不论是否对其他国家公平，仅西方自己都会成为输家，迫切需要改变。事实上，西方的衰落根本上是自身因素造成的，与新兴国家的崛起无关。当然这可不是仅仅改变某项政策那么简单，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更需要政治制度改革的配套（毕竟目前体制下，选民不会接受消减福利，减少能源消费）。

    正如三次普利策奖获得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评论的：“我们可以从中国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勇于挑战，言出必行，努力奋斗，不怕牺牲，创造未来等等。我们以前就是这样的。”在他看来，如果美国无法重新找到昔日的自己，美国就只能看着中国一骑绝尘了。

显然以上三点如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无论中国如何努力都是不可能实现共赢。

    当然，要实现共赢，中国面临的改革也同样不易。比如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升经济结构，从而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增加消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上述改革目标完成，不仅中国自身的发展更加均衡和持续，也会相当程度地化解与西方的冲突。而要达到这个目标，显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与合作。

从共赢的角度讲，西方作为后现代国家，有着丰富的经济转型经验和教训，可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提供借鉴。比如简政放权、放松管制，改革国有企业、金融开放和管理。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也从外部给予了西方增强改革的压力，中国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同样会给西方以启示。这是双方建立改革伙伴关系的基础。

另外由于世界各国也有共同的挑战：如环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消除贫穷、卫生安全，这些也都需要各国放弃民族主义本位，抛弃双重标准（如反恐），携手应对。这也同样是促使各方走向合作、实现共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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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中国崛起改变了世界的力量对比和地缘政治格局，世界正进入一个大波动甚至动荡的调整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需要正视现实，以务实的态度面对历史的大转折。各方不仅要积极解决自身内部面临的挑战，更要在现实力量变化的基础上改革现行国际秩序。只有如此，才有可能共赢。

注：本文原标题《再不合作，西方恐成最大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