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每个人都想功成名就，过上富贵的生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意志，已经深深的渗透进了中国人的骨髓之中。什么才是功成名就呢，关于成功的标准，在中国文化中，有不同的次第。
首先，要成为贤能。做一个有用之人，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存身。等过了这个阶段，原始积累完成的差不多了，再要进一步进阶，更高的成功目标，就变成了富裕。富裕了之后，继续往更高目标追求，下一个目标就是显贵。
人们常说，要成为这个领域，或者那个行业里的王者。在这样的诉求中，往往认为，王者，就是控制别人，支配别人，是权力的极致。钱比才贵，权比钱贵，权力的极致，就是天下至尊至贵，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王者。而道德经认为，这样恰恰是不可以成为王者的。那应该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者呢，道德经本章，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上一章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而这种至真之德，是不可描述的，一旦人对生活有了成心，成见，就会脱离大道，沿着某条路径，去追求某种他认为是最好的生活。而在老子看来，人自行“定义”什么是最好的生活，这就是益生曰祥了。人离了道，就会以人助天，就会以心使气，终至强壮早已。从道则吉，反道则凶，始于益生，终于害命。
知者不言。天赋至真之德，不可言。一旦做出了对世界的描述和判断，心里有了物象是非，那么赤子就与天割裂了。所谓一与言为二，一与二为三。人被抛出了大道，人的德，就不会再像赤子那样得天独厚。
言者不知。有言，说明人与天已经一分为二，无法再独成其天。人离了天，德离了道，于是，他们所言说的，所描述的，就不再是至道与至德。就像道德经开篇第一句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人被抛出大道，怎么才能回去呢。挫其锐，要去物象之形。解其纷，去万物的普遍差异、联系和变化。和其光，通彻并交融于大道创生之明。同其尘，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是谓玄同，复能见独守一，复守于大道，返天真之德。
后世流俗的看法，认为这段话，是教人怎么做个忍辱苟且的老实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做社交变色龙。丧失自己，跟谁都一样，生怕不假装和别人都一样，就会有人害自己。这种理解，恰恰是弄反了。老子教导的是，有道者，不是跟谁都一样，而是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故不可得而亲。因为有道者，见独守一，在旁人看来，他就如同大道般虚极静极，不可言说，不可描述，不知其极。众人眼里，万物都得要么是这个，要么是那个，然后再根据这些事物对自己的利害损益，来判别他们对自己是可以利用的，还是可以排斥的。对自己有利的，他们就会亲近它，对自己有害的，他们就会疏远它。是其是，非其非，有了好恶，就有了亲疏之辨。
而道纯德厚者，是一，是素，是朴，是独。他既不是“是”，也不是“非”，既非物，亦非器，他呈现的是一种不可知，不可执，不可用的大象之象。故不可得而亲之，疏之。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大道为一，独不见异，它又是怎么一步步被人弄碎裂的呢，最开始是有言，然后是有知。有了知，进而有封，对万物进行分门别类，这个是这个，那个是那个。是此非彼，于是就有了是非。有了是非，难免就会喜欢这个更多些，或者厌恶那个更多些，这就有了好恶之心。
有了好恶之心，就会搜集自己喜欢的，摈弃自己厌恶的。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恨不得全天下自己喜欢的东西都藏起来。这叫爱之所以成，道之所以亏，多藏必厚亡。藏，是“认为”某些东西对自己有利。弃，是“认为”某些东西对自己有害。
现实生活中，经常会听到这句话，人无癖而不可友。在老子看来，这话恰恰是说反了。人有僻，说明已经厚藏而亡德，这种人恰恰是不可交的。庄子也说，其奢欲深者，其天机浅。这句话和多藏必厚亡的道理类似，一个人癖好越深，他的天机就越浅。
更有甚者，很多人喜欢用某种爱好，喜欢了某种小动物，小玩意，小思想，小偶像，就标榜自己有智慧，有爱心，有信仰。在老子看来，这些都是缺德的人，难以和他们以德相交。老子，庄子认为，人一生中，最值得交的朋友，是德友。德友，不以好恶相交，不以利害相交，不以贵贱相交，而以德相交。
道德之所处，没有言说，没有描述，没有是非，没有好恶，于是也没有利害。有德之人，天下不可得而利之，也不可得而害之。因为他“不可言”，“不可知”，“不可执”，“不可得”。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流俗之贵贱，不过是以利害相交。人以利相交，得利多者富，富后显，显后贵。得利少者，得害多者，为贫，贫后穷，穷后贱。于是，一个社会上，以占有财富的多寡来标划人的身份贵贱的评价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从老子的思想来看，流俗所给贵贱标价的“价值”这个东西，是完全主观的。人只是有了是非，好恶，利害，才产生了“价值”这样的观念。有了价值，就要有评价体系，要评价某样东西，就得有大家公认的可以流动的度量衡做媒介，货币就被发明出来了。同时，作为思想货币的“价值观”也被发明出来了。
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那么，“价值观”，就成了某种“言者不知”的思想。人有了价值观，就相当于在他被抛出大道之后，又被封闭在了某种坚固密闭的容器中，想要复归于道，得先击破一切“价值观”的牢笼，不是击破哪一种，而是击破一切所有的全部，然后才能有可能回归大道。
以道观之，“价值观”是天下最没价值的东西，它们是站在道的反面的铁壁牢笼，一座座关押着无数精神奴隶的黑暗监狱。人要想有道德，就必须得先摆脱他作为思想囚犯的处境，从监狱里走出来才行，然后才能谈怎么复归于道，修赤子天真之德于其身。
对于有道而厚德之人来说，因为它们不可得而利，也不可得而害。所以，流俗的那套基于利害关系建立起来的贵贱评价体系，就无法套用在他的身上。可得之贵，不过利；可得之贱，不过害。而有道之人，不可得，亦不可用其为利，或用其为害。故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故为天下贵。
怎样才是一个王者呢，老子认为，并不是用权力控制利用别人，也不是被别人控制利用，能以道德统御天下，那才是真正的王者。道者虚己，德者天真，衣养万物，不害道，不失天，行不言之教，处无为之益，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称之为天下之王。故为天下贵，说的就是，如果一个人道纯德真，以德为贵，天下都会自动的归附尊崇他。这才是真正的天下至尊至贵。
对于车幅来说，如果没有轮毂，再多的车幅，都无法聚成一个车轮。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圣人虚己，天下皆归的道理。其实跟车幅归附轮毂是一样的道理。车幅为什么会归附轮毂，因为车幅为有，为利，轮毂为无，为用。大家都是车幅，都是实的，都不虚己，那么就不可能生出来车轮。古往今来，只患轮毂太少，不患车幅太多。
天下万物，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管是多大级别的组织，如果领导者是车幅，那就完了。上面是实的，为了容纳领导者这个巨型车幅，下面所有的人，都会虚己，来和领导者衔接嵌合。领导者有多实，员工就会有多虚，领导有多利，员工就会有多用。这样以来，车幅和轮毂的关系，就反过来了，这样的组织，治国国会昏乱凋敝，做企业，企业会垮。
为什么很多企业留不住本事大的人才，为什么魏国的人才都跑秦国去了。很多时候不一定是因为钱少，而是因为领导者不够虚己，德薄而不真。所以，沐猴而冠的项羽，就留不住韩信，这根本就不是给的钱多钱少的问题。这是道和德的问题。
整个宇宙，也是如此，宇宙的可见物，不过就是一些大车幅。道，至虚至无，相当于宇宙的轮毂。如果没有道这个轮毂，那么宇宙就无法被生出来，即便生出来了，也不会长久。为什么道德经一直要让统治者有道，虚己治天下，内圣然后才能外王呢。因为，圣人虚己而治天下，和道虚己而统万物的道理是一样的，有道必务虚，非虚不合道。
对于普通人来说，做车幅，就是被人用。做轮毂，就是用别人。人虚己越多，所用之人就越多，所做的事业就越大。为什么刘邦可以统治那么多干什么都比他卓越的人呢，因为他明白了虚己合道的道理。刘邦越是没用，韩信张良陈平们才能更卓越，才能更有用。有用之用为臣道，无用之用为君道，这便是无用之大用，贵德方为天下贵的道理。
附：《道德经》第五十六章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
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
故为天下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