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中国数代人生生不息的梦想，也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最大动因，但是，在全球视野下，在中国现实条件下，怎么崛起？如何更快更好更和平的崛起？一直是众多有志之士孜孜不倦思考的重大课题，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再到众多的拥有强国之梦的思想者，他们或激情飞扬，或目光如炬，艰难但又快乐的行走在披古阅今、掌天握地、雄视全球、力掌枢机的理性思索的道路上，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上演了一幕幕有几分悲壮、几分昂扬、几分快乐也有几分痛苦的绝唱。在这条前无古人的强国之路上，虽然有几多失误、几多成功、几多困惑，但更多的是一腔热血中理性的闪光。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潮流势不可挡，中国在中国人民的共同奋斗中逐渐崛起也势不可挡，任何阻挡中国崛起的图谋都是不可能得逞的，因为，中国人民有能力在全球视野下抢点世界发展的制高点：思想文化、制度创新、道德情感三个制高点。需要说明的是：
一、思想文化是先驱
在谈这个问题前，我想说说薛涌先生与吴稼祥先生关于反智问题的一场争论。在薛涌先生的部分文章中，我以为薛先生所谓反智，主要反对这么几点：一是反对知识分子欲望导致的话语霸权。二是反对的是知识分子由欲望而话语霸权、而精英专制。三是反对是知识分子欲望话语霸权和专制主义欲望不可扼止的膨胀。而从吴先生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是赞同薛先生反对的东西，至此，本来两人可以在思想的天空上共舞了，却为什么又引起了一场争论呢？原来：一，吴先生生怕反智成了反知识分子和反知识。二，吴先生生怕草根主导社会的主流，造成社会动乱、退步，因为毛泽东的一首词，就对“知识”进行了尽情的羞辱。通过对薛、吴二位先生文章的阅读，我终于明白，薛先生的反智，反对是知识精英的特权、霸权、专权，还给草根和精英的平等权，而吴先生为了防止社会动乱乃至倒退，防止毛泽东式的人物对知识“羞辱”，是不能给草根（那怕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和精英平等权的，因为，草根和精英平等了，精英就无法主导社会的和平发展了。其实，吴先生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世界历史证明，草根和精英的平等权，事实上不仅没有搞乱这个世界，而是使这个世界在双方相互制约的前提下更具有良知、更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秩序。我之所以说这个题外话，与中国的思想文化创新有关，因为，中国是创造有良知、能够形成价值目标共识的思想文化？还是创造缺少良知？撕裂价值目标共识的思想文化呢？我想，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国人都会选择前者，不会选择后者，因为，前者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也是共和国崛起的基础，而后者不仅仅是中国人民和共和国的灾难，也是世界人民的灾难。对于这一点，我想吴先生也同样会选择前者。
但是，光有选择是不够的，还要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应该通过一定的方法、步骤，确保中国只出有良知、能够形成价值目标共识、利国利民的思想文化，而不是相反，起码要少出损国损民的思想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到世界的平面上就会发现，国家虽然有强，发展虽然有前后，但一个共同点是，只有公民权利平等（当然既包括草根，也包括精英）了，形成社会良性的互动机制，才会“只出有良知、能够形成价值目标共识、利国利民的思想文化，而不是相反，起码要少出损国损民的思想文化。”而不是吴先生开出的药方。
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中国的崛起，思想文化是前驱，没有利国利民的思想文化，中国崛起就是一句空话，因为，思想文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先导，是最大的智慧之源、动力之源。
二、制度创新是保障
社会经济要发展，就需要政治制度保障，因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如果缺乏制度保障，一换领导人，由于思想情感不同，发展方向就不是个变不变的问题了，而是个变的时机问题，时机一成熟，马上就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到处是半拉子工程、到处是烂尾楼的原因。半拉子工程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如果继续做下去，那个工程就可能成为拖死一个地区的东西，但关键问题是：半拉子工程是怎么决策的？符合决策程序规范么？或者再往下问：我们有没有决策的程序规范？如果有，一方面说明决策机制有问题，如果决策机制没有问题，就说明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决策责任的问题。由此可知，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这保障哪保障，不如制度保障。写到这里，我不由又想起了另一个问题：是几个精英闭起来偷偷的搞个世界上绝对一流的剥夺民众一切权利的制度？还是精英与民众权利平等、互动？也就是被某些仇民的人所说的“仇知”的毛泽东早就提出的“从群中来，到群众中去”那样呢？精英们当然会说：民众狗屁不懂，让他们参与进来必然坏事，你们看，他们买个媳妇，媳妇不同意和他睡，那些暴民还帮着扒裤子摁大腿让人强奷呢。这样的暴民加愚民，如果让他们参与制定制度，还不都成了强奷的制度？殊不知，反对那些类强奷制度的恰恰是那些暴民加愚民，因为那些由精英制定的类强奷制度强奷了“民心、民意、民志”。再比如，我这样的暴民加愚民，在中国专之又专、伟之又伟的精英们一片哑然的时候，提出了这么几个理论观点：一、价值目标共识。二、通过制度程序形成国家意志。三、通过权力结构的制约，达到权力结构与权力结构的同步互动，提升权力的执行力。四、公民的平等权是制度创新的基础。五、落实人民民主权利，是有效制约权力欲望和精英欲望的前提条件。六、程序正义决定制度正义，而不是相反，因为，制度是对程序的规范，没有程序的制度就没有正义可言。如此等等，如果列举还能举出好多。但，我这个暴民加愚民，说了那么多不学者、不专家、不伟大的愚民的话，专家学者自然不稍批驳，但打个电话积极封堵，或动用“权力潜机制”积极封堵，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个别精英忘了，封得了我的口，但封不了我的思想，我照样在思索的天空上自由飞翔，照样为共和国和人民的未来不断思索。这样说，有人肯定会说我是个反精英主义者，其实，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俞可平、张宏良、仲大军、江涌、高梁、张文木、秦晖等等那样的精英，虽然他们的观点不一，见解各有千秋，有左得令人赞叹的，也有右得十分可爱的，还有不左不右的，但他们心里想的，眼里看的，唯有国家和人民的未来问题，没有自己的私利问题，我就从来没有反对过，而且由衷的尊重。当然，也有的专家学者，我是既尊重又有的赞成有的反对的，赞成和反对的原因是我以为他的某些观点，某些观点不对，所以，我赞成我以为对的，反对我以为错的，这样的结果呢？嚇嚇，工资越来越少，生存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但是，在此我要向“关照”我的先生说的是，谢谢，谢谢先生们的关照给我带来的生存危机，如果不是你们的关照，我就无法发现“权力潜机制的运行规律”，也无法发现，共和国的最大风险不是别的，而是“权力潜机制”。没有发现，就没有理论上的对策，我之所以说是理论上的对策，其根本原因就是，暴民加愚民的我，精英们递一个眼色，就够我打半年的冷战。其实，我更是个中和主义者，所谓中和主义，就是既保护少数人的权益，也保护多数人的权益，因为在我看来，不论是精英的少数，还是民众的多数，他们都是人，都应该拥有平等权利，都应该热爱这个国家，因为，只有热爱自己的国家的人，才拥有立足世界、融入世界的入场券，试想，一个在世界上连立足的位置都没有的人，怎么可能融入世界呢？你连这个世界上的一分子都不是怎么融入呢？我也是一个动态秩序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任何社会都是由价值秩序和制度秩序构成的生生不息、动变不止的系统。有系统，就必然有程序，因为世界上的任何系统的构成，其基本单元就是程序。规范程序运动的文本，叫制度。而程序的生生不息、变动不居，叫机制。没有程序和对程序的规范机制，就不可能有精英与人民大众的平等互动，相互融入，形成社会动态的良性机制。但是，不容讳言，在我国，“权力潜机制”的运行动力远远大过权力正常的运行机制，这一方面说明，权力运行缺少明确而又透明的程序，更不要说对权力程序的规范了，另一方面也说明，潜规则大于明规则，甚至在潜规则的作用下，明规则成了潜规则运行的一块招牌，因此，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在权力运行程序上有突破，有规范，不在程序上下功夫，规范权力，总是难逃程序偏移、暗箱操作的劫数。
“文化大革命”是在政党的国家化过程发展到一个阶段的产物。在政党国家化的条件下，重新进行社会动员，亦即在党－国之外激活政治领域和政治价值，形成大众参与性民主，构成了“文革”初期的特点之一。毛泽东重申革命政党的政治价值，试图通过社会运动和政治辩论打破政党与国家的绝对权威，目的是重构一种包含着自我否定态势的社会体制，即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一个通向自我否定的国家和一个自我否定的政党。作为“文革”宗旨之一的“五七指示”将文化大革命与社会分工的灵活性联系起来，力图从根本上铲除官僚制得以确立的社会分工模式。社会主义实践，就其根本宗旨而言，在于将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工与既往一切等级主义的社会模式（贵族等级的、封建的等等）或对抗性关系（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区分开来，进而让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而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彻底改造一切再生产等级关系和对抗性关系的政治机制、生产方式和文化条件。”这是汪晖先生“去政治化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的话，我赞成汪先生的观点，但我在此补充一点：一个国家和政党具有强大的自我否定能力，也就拥有了强大的自我发展能力，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否定的最初一刻开始的，也就是说，没有否定也就没有发展。
三、道德情感是先锋
融入世界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让世界融入你的价值体系，而不是相反。昨天，走路休息时偶然遇到三个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听到他们大声争论一个问题。一个说，美国爷爷是外国人。一个说，不是，是美国人。因为倍感有趣，便停下与他们聊了起来，通过交流，得知一个美国基金会的老者，曾经到过他们三人的家，并给他们带去了吃的东西和不多的钱。如果正常情况下，如果仅仅是那么一点东西和一点，绝对不会给三个年龄小小的孩子带来那么大的心灵震撼，但是什么东西给他们带来可能影响一生的震撼呢？据他们陈述，美国爷爷待他们比亲孙子、亲孙女还亲。原来如此。由此可知，情感的融入才是道德的制高点。我问三个孩子，国内有没有人给他们送东西或者钱什么的，他们说，有，并且比美国爷爷送得还要多。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孩子们没有对政府的感恩之情呢？慢慢聊下去得知，他们不仅不感恩，相反，还充满了反感和敌意，因为，是他们那些送钱送东西的人，拍电视，让本来不知道他们穷的人都知道了他们的穷，出了他们的丑。看得出，电视宣传给他们带来的伤害也是永久性的。我想，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应该对对宣传问题来一场深刻的反思了。
仅就宣传而言，不论是电视语言还是图片文字语言，能掀起人们的情感波澜，并生产持久的良性影响，使受众融入宣传者的道德情感之中，才是好的、有效的宣传，如果效果适得其反，比如，像电视带给那三个孩子的伤害，那就只能是一种坏的宣传。国内宣传是这样，对外宣传也是如此。比如，十七大报告给我们的强烈感受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借鉴世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系统的论述了中国式民主政治的美好蓝图，也描述了中国致力的国际新秩序：多元、平等、民主、和谐、共同创造的同时共同分享创造的成果。从理论上说，中国无疑占居了世界道德情感的制高点，对内，应该抓落实，抓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建设，对外，应该站在这个道德情感的制高点上抓好宣传，成为世界价值新秩序的磁石，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不仅没有成世界价值新秩序的磁石，相反，在奧运到来的过程中，中国倒成了西方大打出手的耙子。试想，在这场道义掩盖下的利益争夺战中，如果没有海外学子和海外华人的群起反抗，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当然，在众多的民主论中，以西方为主轴的民主观念和对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实践的否定，不论主观上如何，却客观上消解了十七大报告中的民主价值体系，为西方攻击中国制造了理论依据。这种现象，不值得中国理论界深刻反思么？当然，我的这个短文，大概又给封杀我的官员和精英制造了良好的理由，因为，这个短文一定会触动“利益政治”的神经。
所谓“利益政治”，是权力不受制约形成的权力利益相关联合体。在这个潜在的权力利益相关联合体中，由潜规则维持运行着一个潜在的权力运行机制，消解国家的决策意志。不用程序规范打破这个潜在的权力运行机制，十七大报告中所描绘的政治蓝图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对于这一点，人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