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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博弈中的“台湾问题”:底线和极限(三)

2008-09-03 09:21 战略·谋略 ⁄ 共 19449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张文木

2008-01-03

三、金门经验:民族矛盾是台湾问题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如果说当初蒋介石放弃大陈岛的举动只是一已私念,那么美国让其放弃金门则“震动”了蒋介石的民族感情。美驻台“大使”兰金说:“显然蒋总统对所有现象的理解是,或者是美国政府的国内处境使之无法执行一项坚定且连贯的远东政策,或者是美国政府的最终目标就是,通过中立、托管或着其他形式,解决‘福摩萨问题’”。这一点对于蒋介石,乃至海峡西岸的毛泽东都是不可接受的。蒋介石盘踞台湾的目的是“光复大陆”,而毛泽东对台政策也是寻求国家统一而非国家分裂。这一共识导致国共两党在金门、马祖地区的冲突中反而形成“联手”防美分裂中国的默契。

(一)美国对再次炮轰金门的反应冷漠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5月2日,毛泽东在第七次最高国务会上宣布被蒋介石称为“新形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整风运动随即转为“反右”运动。同时,1956年,社会主义阵营及国际形势发生动荡,2月,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抛出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6月,波兰波兹南动乱,10月匈牙利动乱,同月,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4月、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讨论和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九评”,暴露了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

国际形势紧张和中国大陆政治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产生“反攻大陆”的幻觉并为此制定了略有攻势的“计划”。但蒋介石的一腔反共“热情”并没有得到美国的实质支持。

1957年始,蒋介石所谓反攻“计划”日益展现。当年,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不仅不从金门、马祖减少军队,至1958年中旬,反在这一线增兵达10万人,占台军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蒋还策动西藏、新疆等地的叛乱活动。蒋似乎想以台湾为引导,与藏独、疆独势力一起造成东西呼应之势,幻想由此造成整个大陆的政治动乱。

与此相对,中国中央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反击工作。1957年12月8日,毛泽东作出空军入闽批示;1958年6月30日,中国中央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7月15日,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期限已到,却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恰好此时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事件及前一天即7月14日伊拉克爆发革命。美国对中东的增兵降低了对台海的反应能力,同时也刺激了国民党的孤注一掷的行动。7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7月29日至8月14日,国民党空军派飞机骚扰,大陆空军击伤美制飞机9架,取得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而美国政府主要官员对已“全面进入警戒状态”并即将遭受万炮齐轰的台湾当局漠不关心。面对在福建上空挨了打的蒋介石,态度最冷漠的是艾森豪威尔,他说:即使根据《福摩萨决议案》,美国也没有理由干预当前的局势,除非我们确实断定中国共产党人的空中行动就是攻击福摩萨的前奏。我们没有理由去保卫沿海岛屿,除非对这些岛屿的进攻是进攻福摩萨的前奏。

1958年8月23日17时,福建前线36个地面炮兵营和6个海岸炮兵营一起向金门猛烈开炮。

8月25日下午,白宫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除了关于老生常谈的美国军事防御“范围”的争论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将军提交一份作战指示,其中又提出使用核武器的方案,艾森豪威尔指示说:“在决定使用核武器之前,这件事必须再次交到他手上批示。”代理国务卿赫脱提出是否作一份公开声明。艾森豪威尔总统说他“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再看到任何公开声明。声明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有时会不必要地限制我们或者使我们承担义务”。会议整个进程根本忽视了蒋介石的存在,面对正在遭受万炮齐轰的蒋介石,会议最后讨论的议题竟是美国“在台北的大使已采取的一些防止出现不成熟或过分反应的步骤”。

8月27日,蒋介石致信艾森豪威尔一私人信件,称“中共对沿海岛屿的封锁威胁已经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哀求”美国“和国民党一道展示我们共同的军事实力”;希望美国授权他“对大陆炮兵阵地和空军、海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轰炸。”

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召开讨论台海局势的白宫会议。会上充斥对台湾蒋介石的居高临下的埋怨。最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作出结论性的指示:美国是冷战中主要的攻击目标。如果我们在这种情形下立即进入该地区(然后进攻大陆)的话,我们就会为共产党宣传工具制造素材,指责我们有侵略行为。在目前阶段应该由蒋介石发动攻击。

这话如果换成中国俗语说是在暗讽正在挨打的蒋介石:“没有金刚钻,就别揽那磁器活”。

(二)美国考虑了但最终拒绝了为台湾使用绝对军事手段,美国对中国大陆实在无计可施

9月2日,美国白宫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台海局势,会上对防御金门、马祖,除使用核武器外均表示无奈。在回答杜勒斯提出的“是否已经决定军事介入时所采取的行动类型”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特文宁说:我们会用小型原子弹攻击共产党人的机场和海岸大炮。国防部所做的一切研究表明,这是实现成功于干预的惟一方式,使用常规武器将意味着我们被卷入另一场朝鲜战争式的旷日持久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的考虑日益接近其对美台“共同防御”可使用的手段的极限即使用核武器和世界大战。说它是极限,是因为这是美国人一直想却始终没有能够突破的界限。陆军参谋长泰勒和海军作战部部长勃克均认为,当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共产党军队的进攻时,“如果共产党人持续进攻的话,就有必要使用核武器了”。

杜勒斯则持不同的意见:国务卿指出,麦克阿瑟大使告诉我们,如果美国着手用核武器保卫沿海岛屿,日本政府可能会被要求美国从日本撤出,他们最低限度会要求美国停止从日本的基地获得任何形式的对台湾海峡行动的援助,包括后勤援助。勃克海军上将说,不让使用在日本的基地进行战斗出击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麻烦,但是不让我们使用在日本的补给将是更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国务卿宣称,这个问题构成我们在远东防御地位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果预想到的对我们使用核武器的反应如此充满敌意,使我们除了在北约战区或报复苏联进攻以外,不能使用核武器的话,那我们对使用核武器的依赖是否正确和有用呢?

杜勒斯的考虑是,对一个不能使用的手段反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离不开绝对手段并且只能依赖绝对手段,那这也是不能实施,因而是失去意义的手段。

事实也是这样,绝对手段只有在与绝对目标相匹配的条件才是有意义的。当时不仅台湾不是美国防御的绝对目标,这是由于中国也不是美国绝对的“冷战”目标。不仅如此,作为美国遏制对象的中国,与朝鲜等国家不同,它就像一个大海绵,柔软但能吸干任何一个国家的用于征服的资源。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就利用中国吸干了日本的战争资源且用了绝对手段即原子弹,美国才获得对日本的胜利,同理,美国在战后也不会再步日本与中国全面冲突的后尘。这正是艾森豪威尔等政治家坚持不到最后关头不同意使用绝对武器的原因所在。蒋介石的失算在于他将自己的“绝对目标”定为美国的绝对目标,要求美国用几乎接近绝对的手段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其结果无异于水中捞月;这也是美国军中的比如麦克阿瑟等将军们也没有弄明白的地方。他们的失算在于他们并不考虑目标的等级,而只考虑如何能打得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台湾统一为绝对目标,并决心以绝对的手段排除一切干挠以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方面,美国既然不能将台湾作为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的绝对目标,那它就不能为台湾“安全”提供绝对的保障手段。这样一个战略悖论导致美国的对台政策不得不出现自我矛盾的摇摆不定。

比如,1955年7月,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建议双方互派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9月10日,两国代表达成平民回国问题上的协议。此后美国代表又拖延大使级谈判,以回避台湾问题。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8月23日,中国大陆第二次炮击金门、马祖等岛屿,击毙国民党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美国迅速增兵台海地区,到9月4日止,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第七舰队已有航母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为12海里;宣布:“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上空。”

9月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美国军舰开始为国民党部队护航,但美国军人不登上金门,当天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就在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护航舰队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74次会议在华沙召开。

在短短的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美国对台政策这样摇摆事不定,说明美国对华战略目标与实现目标的手段严重失衡:与苏联比,共产党中国并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绝对目标,因而不能以使用绝对手段;从美国西太平洋战略看,与大陆比,台湾也不是其绝对目标,因而也不能为台湾“防御”使用绝对手段。而共产党中国所拥有的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位势使其对手不用绝对手段而不能对付,这就使得美台“共同防御”陷入尴尬和无所适从。正如9月4日杜勒斯在其“备忘录”说的那样:一旦我们实行干涉,保卫沿海岛屿,我们就要干到底,否则对自由世界的安全和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就会造成无法接受的破坏。

如果实现这一结果需要使用核武器的话,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会强烈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亚洲的反对呼声会尤为有害。

如果只是进行相对小规模轰炸,只有空中轰炸的话,那样就不会产生大量的辐射性微尘或大规模的平民伤亡。如果事态很快平息的话,它产生的剧变就不会是长期的,也不会产生如上面第7点提到的一系列政治更迭所造成的如此深远和永久的影响。但是不能肯定这次战争就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或时间内,我们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这三段包含下列循环否定:要与中国大陆作对就得是无限的战争,无限战争必须使用无限武器;而使用无限武器又有绝对限制条件;而使用有限武器又不能避免有限战争向无限战争的转变,以至最终“还是要承担发生更广泛使用核武器,甚至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如此循环否定的论证文字充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文件,这反映了“强大”的美国在台湾“防御”这一“小”问题上的无奈。

事后,艾森豪威尔对此比杜勒斯说得更绝,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备忘录”记载说: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带有相当热情的总统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任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与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暗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要说沿海岛屿,即使是台湾本岛如果受到大陆的“攻击”,美国是否愿意为它与“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在“不使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全面战争”,那还是要考虑一番的。总之,刚刚打败日本的美国,也不可能再趟一遍中国“泥潭”。

(三)制造“两个中国”,美对台政策底线悄然显现

然而台湾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又使得美国对台政策明知不可为而勉强为之,这样作为合力的结果在实践上必然是美国对台政策从为台湾提供防御向“两个中国”政策演变。这一演变的开端于1958年8月炮击金门中开始显现。9月6日,毛泽东决定停止炮击数日以观各方动静。当天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既然美国愿意和谈,中国政府准备恢复大使级会谈。当天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欢迎这个决定,美国驻华沙大使随时立即同中国共产党驻那里的大使—以前在这个问题上是他进行的会晤。

自然,在这个恢复的会谈中,美国将坚持它原来在1955年所采取的谈判态度,这就是,在这个会谈中我们绝不参加会损害我们的盟国中华民国的权利的任何安排。

一方面与中国共产党的“大使”会晤,另一方面又不损害其“盟国中华民国”。显然在这份声明中,美国已暗含了“两个中国”的内容。

9月11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发表电视广播演说,一方面向美国人说:“我向你们保证,我绝不会要求任何美国男儿仅仅为金门而战”;另一方面他告诉美国人“有某种希望可以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道路”,这就是:国务卿在9月4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到这个日内瓦会谈。两天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建议“为了和平的利益”恢复这个会谈。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接着也有所表示。我们立即表示欢迎这个前景,并且我们驻华沙大使准备立即恢复这种会谈,我们希望会谈一俟在北平的中国共产党大使返回华沙后就开始。或许我们的建议会产生结果。我们热诚地希望会这样。

自然,美国将坚持它最初在1955年所采取的态度,那就是,在这种会谈中,我们绝不参与会损害我们的盟邦中华民国的权利的任何安排。

注意,9月6日“白宫声明”中还是“中国共产党驻那里的大使”的提法,4天后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这里就直接被转换为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先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先生”的提法。这等于美国正式在公开的外交文件中承认曾被他们称为的“共产党中国”已经是一个有行政权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相对,美国还承认有另一个盟邦即“中华民国”。这里已从原来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的立场明确转为“两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说明美国对台政策已出现没有明说但已有实质内容的重大转变,而不管美国政府在当时是否有意推动这个转变。

面对事关中国统一还是分裂的大是大非问题,10月6日,中国大陆《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并由国防部长彭德怀宣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直指美国分裂中国的阴谋,提出两岸团结和平解决台湾的构想,对台湾的命运及出路更是直言相告: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

同时,毛泽东又正告美国: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

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提出台湾问题应由国共两党“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文告还宣布,从10月6日起,暂停炮击7天,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当日中午,美国驻台“使馆”发往美国国务院第545号电报透露叶公超和蒋经国“几天前曾从香港一个叫曹聚仁的来信中了解到了共产党人的提议。这几封信的内容严格保密,仅对为数不多的中国高级官员公开”;“曹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的一个特使;他在1956年以同样的特使身份给蒋经国发了好几封信,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同一天代理国务卿赫脱与艾森豪威尔讨论彭德怀声明,艾森豪威尔“提到他收到的几那封信搅得他心神不宁,一度曾激动地说要继续做蒋介石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十几年只见蒋介石发怒,这次却是艾森豪威尔发怒,不同的是,蒋发怒的对象是美国,而艾氏发怒的对象是“红色中国”。这说明毛泽东一着击中了艾氏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要害,打到艾氏的痛处,以致“一度曾激动地说要继续做蒋介石要我们做的事情”,即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

当然,生气归生气,战略还是战略,不能因对手看出其“司马昭之心”而放弃战略。10月7日,艾森豪威尔致电杜勒斯,就两岸实现停火问题说:“现在我突然想到,目前的停火为我们实现这一设想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但这一设想要非常巧妙地向蒋提出,最好是由他自己的人提出,比如叶公超大使。”10月8日下午国务卿办公室就台湾局势的未来举措召开会议。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台湾当局从沿海撤军的可能性和具体措施。会议记录中下面提到“两个中国”的文字值得注意:国务卿问史密斯先生是否还有什么关于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想法。

史密斯先生回答说。目前做不了任何事情,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可能会出现从沿海岛屿撤军的可能,相应的制衡手段是,有一些国际保证,我们加强国民政府的防务能力,在那里部署军队,可能会在台湾安置弹道导弹并表现出美国对该岛一直保有兴趣。

国务卿对这一建议提出质疑,因为这倾向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国民政府是拒绝这一概念的,至少这一概念现在是台湾无法接受的,尽管这似乎是将来某一天注定会发生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国务卿接着念了两页台北使馆10月1日的521号电报,其中提出台湾人民反对国民政府对沿海岛屿的政策和他们倾向于“两个中国”概念。

赫脱先生指出,有了这个事实上的停火状态后,我们现在就得考虑消除引起挑衅的源头问题了。

这里,杜勒斯其实已将艾森豪威尔要表达的“两个中国”的概念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潜在目标提了出来,并认为“这似乎是将来某一天注定会发生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美国此时的“两岸停火”的实质就是两岸划界和双方互相承认为政治实体。

(四)当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毛泽东提出整体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构想

(1) 不能把台湾越打越远

当美国对台政策发生变化之际,大陆中央政府对台政策也立即根据民族矛盾上升的形势变化作了相应的调整:由赶蒋出海变为拉蒋留下的方针。

10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了一项命令,命令前线炮击再停两周,并重申“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就在同一天,毛泽东还起草了但终没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告诉台湾同胞:“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还是在同一天,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毛泽东告诉曹聚仁: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趟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2) 台湾问题是一个格局问题

当时毛泽东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炮击金门,发现美国放弃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和第三张牌的目的都是为了搞“两个中国”。如果冻结了台湾海峡,那实际上就实现了“两个中国”,这是蒋介石不接受但无力抵抗,中国政府也坚决反对的后果。从大陆方面看,将蒋介石赶出金门、马祖,有利于美国实现“两个中国”。

“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但如果中国大陆真收复了沿海岛屿,如不能立即收回台湾,那反将台湾推得更远,这反倒造成事实上的“两个中国”。鉴于此,中央政府“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了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后背景,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是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3) 民族矛盾是台湾问题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里毛泽东提到的蒋介石“他那点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台湾的“半独立性”地位。10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的清楚:“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庸国,蒋介石拼死也有保住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了矛盾。”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并公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毛泽东指出了在台湾问题上谁是国共两党的共同的敌人,并对台湾面临的前途作了分析。毛泽东写道:福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毛泽东的“告同胞书”,有情有义,前途也讲明白了,这就是在台湾问题上民族矛盾是高于阶级矛盾的。与抗日战争中国共合作一样,当民族矛盾上升时,阶级矛盾当服从于民族矛盾。当然,鉴于蒋介石此时的地位,毛泽东也没指望蒋介石立即有所回应,只是相信全体台湾同胞“会慢慢理解的”。

(4)当面对主权割裂,蒋介石让步中又有坚持

面对毛泽东对台发出的强劲的和平统一的愿望,杜勒斯于1958年10月21日至23日访问台湾以弥补双方的分歧。出发前,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汇报并请指示。艾森豪威尔除了同意杜勒斯“任何声明将限定在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中两国团结一致的表述中”的意见外,还特别加了“和平”二字。这里特别说明的是,艾氏这里提到的“和平”的确切含义并不是不打仗,而是实现海峡两岸相互承认对方是一个政权实体;也就是同一主权形态下的“两个中国”。这与毛泽东提出的基于统一的“和平”含义正好相反。

10月21日,杜勒斯先抛出为此行准备的谈话文件,其中,杜氏以文件的形式反复表达“两个中国”的内容。他说:我们相信,对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努力是可能的。

国民政府面临的巨大危险主要不是来自军事方面的,而是政治方面的。这种危险来自世界渴望和平的愿望,以及几乎所有自由世界国家觉得,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仅威胁到和平,而且是国民政府希望它威胁到和平。

这种形势强烈要求美国代表其朋友不让自由国家联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说的只有一个中国的无限制地位的影响,它要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使用武力清除内战的剩余成分,从而消除大规模战争爆发的风险。

明的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庞大的军事和宣传能力。

国民政府可以更好地挫败大陆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利主义行为。

这里,杜勒斯抛出了试探气球,已将原来的“共产党中国”正式换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政府”反复对应。这实际上在暗示蒋介石美国承认共产党大陆是一个政权实体并将目前的台海冲突看作是“两个中国”的冲突。这里需要确切地是,这里的“两个中国”在美国的含义中还不完全指两个主权国家,而是指类似“南越”“北越”和“南朝鲜”和“北朝鲜”处于同一主权形态中正在“内战”的两个非主权—但又很有可能最终演变为像南北朝鲜那样的两个主权国家的—政治实体。

10月22日上午,杜勒斯下车伊始,就与蒋介石及双方助手在较大范围内就“中华民国在自由世界中的角色”举行会谈。杜勒斯以“声明”的形式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内涵。声明先指责蒋介石政权的不是,认为是蒋介石无事生非。接着认为,亚洲其他地区都进入和平,而台湾却成了麻烦的制造者。接着杜勒斯为台湾设计出了“美好而有保障的未来”并以发布圣音的口气事无具细地指示蒋介石“应该”为消除其“好战的形象”采取的措施:在我们看来,国民政府有一个美好而有保障的未来,只要它向全世界表明,它承认国民政府反击大陆的基础不是靠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或其沿海岛屿的地位,而是靠大陆六亿中国人民的思想和精神。

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真正战场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那才是我们应着重关注的,那才是我们可以赢得战斗的地方。国民政府不愿撤退,不愿让更多的人沦入中共的统治,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政府,它无意为使全世界被战火吞没而负责。

国民政府意识到,国际上关于它好战的形象是错误的。它将采取行动,把这一不受欢迎的形象转变成所有自由国家人民欢迎并支持的形象。

在众多展示国民政府更大的,更持久形象的行动中,以下几种行动列于其中:

1、国民政府应该明确表示,就它而言,在事实上互惠的基础上,它要表现出似乎在目前的分界线上存在着停战,而且自己会愿意实现这一停战。

2、应该再次强调,大元帅已经宣布,国民政府不会试图使用武力重返大陆。

3、将避免突袭轰炸、挑衅性举动和飞机飞越上空。

4、就沿海岛屿而言,国民政府意识到在临近地区(如同朝鲜、越南停火线附近的非军事区)存在敌对武装力量的威胁。国民政府会接受任何似乎可能确保沿海岛屿不会被共产党人占领或平民不会被全部灭绝的解决办法。国民政府无意用这些沿海岛屿为自己打内战,比如说,用来封锁厦门和福州的港口,或由此“跳到”大陆。

(5)国民政府军队在沿海岛屿的性质和规模一般将从军事角度进行调整,以实现更大的机动性。但是,这些调整不能在战火中顺利完成

从前四条看,美国似乎是要蒋介石自裁其“主权”,变为美国托管地,最后一条似乎要蒋介石自裁军权,逐步实现杜勒斯在10月8日白宫会议中提到的“那时中国军队本质上就是台湾军队”的长远目标。杜勒斯将“声明”的副本留给蒋介石本人,听完杜的宣读后蒋则“建议休会,给他时间考虑”。

下午,在双方作了大陆炮击“只会使我们团结更紧密”的表态后,杜勒斯更明确其“两个中国”的含义并进一步向台湾施压。蒋介石对杜勒斯的“声明”明显不满,只是出于客气才温和地表示“他想保留对国务卿文件的意见,等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找个时间考虑后才说”。他说他是“一位革命者,他的政府是一个革命的政府。因此他和他的政府十分重视原则”。

10月23日,蒋介石与杜勒斯单独会谈,双方在金门防御意见争执不下。蒋介石说,根据美国提供的援助水平,他可以“保证”成功保卫金门。杜勒斯则讽刺说,“虽然我对大元帅的军事判断十分钦佩,但是我认为,没有谁能‘保证’无限期地保卫地理位置如金门那样的岛屿”。杜氏强调“伟大的事业不能等同于拥有某些地理位置”。但谈话到最后,蒋介石表示了妥协。

曾是一只“真老虎”的蒋介石怎么此时就一下子“纸老鼠”呢?很可能是此时蒋介石已嗅出美国为实现其战略意图有了要在台湾“换马”的想法。此前一个多月(9月6日),艾森豪威尔写信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说:对于那些不直接了解实际情况的人士来说蒋介石的性情和目标确是难以理解的。任何似乎可能暗示蒋介石从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元首位置上退下的建议,任何放弃哪怕只有1英尺的防御边界的考虑,都会被其自动地拒绝。事实上,这些拒绝是如此断然,以致暗示人们考虑是否应该通过强制手段来否决其反对意见。这或许结束蒋的统治,使台湾处于温和派的手中。

在权力与人格前,蒋介石只有选择前者,后当他知道毛泽东不准备解放金门并以此留住蒋的“总统”位子时,蒋介石的腰杆才在美国人面前稍稍硬了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对大陆作出有限回应:1959年3月底,台湾“外交部”特别规定,今后对外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党中国”等语,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时,则不再用“自由中国”,而称“中华民国”。

两年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停止进兵金门的深意,渐有所悟,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却坚定了抗拒美国的“两个中国”谋划的想法。

1960年7月20日,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呈送国务卿赫脱一份长达23页并被他认为是“很有思想”的《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报告,该报告对6月29日的《备忘录》,确切说对杜勒斯的对台政策提出极其尖锐的批评,认为蒋介石不放弃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原因并非只是“出于虚荣心”,“真正的原因远比这要深刻得多”:金门等沿海岛屿的军事意义早为蒋介石放弃,“这些岛屿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国务院备忘录该部分中所提到的”。

与以往不同,报告要求美国政府立即中止劝诱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报告还警告美国政府“两个中国”政策会在远东盟国中产生对美国不利的影响。报告结论认为现行的美国对台政策就像一个人“手中握了一根电流时断时续的电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电着,完全受制于掌握开关的人”。这个掌握开关的人,从报告全文看,尽管作者没有明说,但可由读者体会出,并不是美国总统,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看来这位曾追随杜勒斯却在杜勒斯刚死去不久就一反其对台政策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帕森斯接受了《台湾海峡和沿海岛屿问题》中的观点。1960年8月10日,帕森斯再次致信提出自己(实际是重复上面报告的)关于台湾政策的看法。他首先举出一系列事实说明蒋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态度越来越强硬,美国事实上也不得不放弃压迫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的政策。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蒋介石已不将撤出金门马祖作为战术问题而是上升到分裂国家的原则高度看待,认为“这意味着屈服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值得强调的是,此时,饶伯森已注意到了中国大陆对金门、马祖的军事压力也不完全是针对蒋介,而是针对美国“两个中国”对台政策的,也就是说,国共两党在沿海岛屿问题上形成针对美国的默契。饶伯森写道:目前我们能得到的所有证据表明,中共像国民党一样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他们反复强调要把台湾、澎湖和沿海列岛作为一个整体来“解放”。1958年9月一些亚非中立国家向北平提议,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到联合国,从而把沿海岛屿与台湾暂时分离。中国人断然拒绝该提议,向这些国家宣讲一番“两个中国”的危险性。正是中共对1958年沿海岛屿危机的持续会造成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担心,对他们决定不再延续这一危机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1年,美国推动“两个中国”的倾向在对待“台独分子”及外蒙古的态度上表现更加明显,蒋介石与美国政府为此也发生尖锐冲突。针对美国有意在联合国提出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蒋介石则表示“这等于在联合国提出‘两个中国’的处理方式。中华民国政府绝不参与这样的计划,与其参与这种计划,宁愿退出联合国。”

时任美驻台“大使”庄莱德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在蒋介石看来,“问题最后都归结到‘两个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很明显,蒋宁愿离开联合国也不愿被迫接受‘两个中国’的安排。”

(五)炮击金门:结果、经验、意义

现在回头看,1958年炮击金门的后果是多方面的:炮击的有利后果是打出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同时也打出了蒋介石抗拒美国压力的极限;不利后果是蒋介石经过前阵挣扎后在国家主权统一问题上向美国“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尽管蒋也明白,“两个中国”政策接踵而来的结果就是所谓“中华民国”也将非主权化—还是作了无奈让步。而毛泽东果断地停止进攻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将其与台湾一揽子解决方案的提出,则是中国政府意识到需要拴住开始远漂的台湾岛与大陆联系的逻辑结果。如果将台湾比作一只漂泊在东海的“大船”,此后的金门、马祖就是将台湾拴于祖国大陆一侧的石桩,有了这个石桩,台湾之“舟”就不可能漂离祖国太远;如果失去这个“石桩”,那在当时中央政府还无力统一台湾岛的情况下,台湾就只有加大与美国,继而日本的维系力度,其结果则增大了中国主权统一的难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及时调整炮击金门政策,果断决定将金门留给台湾蒋介石,将台湾的向心力保留在祖国大陆一边,这一深谋远虑的战略部署,令今天的中国人受惠无穷,这也是后人们值得学习的战略艺术。

对此,在10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给所有外交使团的通电中说得明白,现将通电全文转引如下:501号电。致各使团团长:你们应利用合适的时候与各驻在国领导人讨论国务卿和蒋介石总统会谈的意义,讨论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指出蒋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10月23日在台北的会议结束时发布的公报(用无线文件传送)包含有中华民国的一份重要宣言,即把让大陆人民获得自由的使命主要通过中国人民脑子里和心中一直铭记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原则来实现,而不是靠使用武力实现。这一宣言标志着国民政府思维的重大变化,从指望用武力早日返回大陆转为走长远路线,等共产党人的暴政垮台后再把国家统一成为自由的国度。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观的忠实保护人和捍卫者,国民政府同意用行为和表率而不是军事征服来完成给大陆的中国人带来自由的使命。

国民政府采取的姿态把中华民国置于其他被共产主义分裂的国家同一个类别中。就如在被一分为二的朝鲜,大韩民国接受了停战,它不得使用武力统一朝鲜。越南政府也同意停战,它也无法使用武力统一越南。德国的阿登纳也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国民政府这一宣言也与此类似。

要是中国共产党人也采取类似政策的话,那就会在台湾地区出现和其他被分裂国家一样的事实上的稳定局面。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故意在金门重开战火,让国务卿的台湾之行更加困难,他们甚至夸耀说:“美国原先的算盘落空了,它原打算利用中国暂停炮轰金门的时期推进永久停火。”中国共产党人显然是希望通过持续内战来获取台湾。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高兴的任何时候继续施行挑衅炮轰会最终打破国民政府令人尊敬的克制,摧毁我们想通过制定出一套合理的方案平息台湾局势的希望。不幸的是,这看上去正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目标。所以,最为重要的是,向北平政权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来阻止其军事活动。

上述信息只送至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和布拉格。

10月29日,杜勒斯又对美国新的对台政策表述做了个规范,他以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东西德国为例认为“那些不叫‘两个朝鲜’、‘两个越南’政策,这也不叫‘两个中国’政策。我们和自由世界大多数国家在这些情况中都承认自由政府为惟一合法政府,我们不和其他政权打交道,除非是在有限的事实基础之上。”

这真是“此地无银”式的表述!难道后来的在联合国中都有席位南北朝鲜不叫“两个朝鲜”,那么,未来的台海两岸,如沿着杜勒斯的“和平”思路走下去,就是今天朝鲜模式的再版。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及其后继者不收回金门的同时也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不承诺放弃武力”的提法,是有深意的。

事实上,毛泽东的深谋远虑也得到海峡对岸无力抗美的蒋介石的有限配合。杜勒斯与蒋介石会谈始终没有在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达成共识。10月23日,杜勒斯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只说蒋介石只“同意适当减少金门驻军的原则,条件是在出现战争暂停的时候”。当天,蒋介石更将“双方认识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的内容写入在双方签署的《联合公报》之中。11月13日,蒋介石对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司令罗纳德?斯姆特说,“他会原则上同意减少驻军,但是不能在炮火下减少驻军”;他说“问题在于遏制共产党人的炮火。他强调了让金门坚不可摧”。蒋介石的话暗示只要大陆军事压力存在,他就不会从金门撤军。

这样,在大陆军事力量尚不能达到台湾本岛的情况下,蒋介石将台湾的整个防御地带与大陆衔接起来,而金门就成了台湾岛与祖国大陆的接榫,大陆对台湾形成的军事压力则是保证两岸接榫放在大陆一方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看,1958年炮击金门使中国大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找到了并与蒋介石默契的保持台海两岸联系的特殊方式。而这一点才是1958年底美国分裂台海两岸政治联系努力失败的关键所在,也是此后蒋介石抵制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态度日益坚决的关键所在。

对此,杜勒斯也觉无奈,只能靠“从长计议”来进一步推进美国分离中国的战略。10月24日杜勒斯从台湾返美即与艾森豪威尔会谈。对此,他对艾氏作了特别说明,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接下来向总统详细汇报了我和大元帅的私人谈话情况。我指出,让大元帅宣布“非武力”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不过,我觉得,我和大元帅关于不使用武力以及把他的事业成败等同于像金门和马祖这两块暴露的地产的得失是没有道理的谈话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我没有看出来他放弃岛屿的丝毫可能性,但是我确实认为,如果出现一段时间的休战,那么金门的部队会大大削减,减少1.5万-2万人,这么做也是根据缩减目前军队数量的军事重新安排。我还说,如果能达成任何类似的停战的安排,我觉得对国民党人在沿海岛屿的性质进行重大改变不会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很显然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决意要保持内战,至少要不间断地打仗。

其实,杜勒斯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与蒋介石政见不同,但都是民族主义者。国共之争是阶级斗争,而在民族斗争面前他们在一些重要领域也是可以搞统一战线的。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既有斗争又有合作,那么,在抗美斗争中难道二者就不会再有合作而只有斗争?比较今天李登辉、陈水扁在台湾推行的全面“去中国化”的政策,那么,我们就不难体会出蒋介石不愿撤离而毛泽东—继解放大陈、一江山岛屿后—又停止登陆金门、马祖等岛屿的苦衷和默契所在。在阶级斗争为主题的1927年和1948年,蒋介石采取的是“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放过一个”的政策,毛泽东采取的是“宜将剩余追穷寇”的态度,而在以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抗战时期和1958年美国分裂中国意图暴露之际,国共两党又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达成一定的默契。正是蒋毛二人有坚定国家统一的意志,才导致1945年国共两党势不两立,也正是蒋毛二人极强的国家统一的意志,双方才能在国家统一受到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在主权统一问题上达成巧妙默契。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相比,这正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深义所在,这也是中国延绵数千年而不分裂的深义所在。

台海两岸,犹如拔河比赛,就在赛绳快要拔断之际,双方在金门松手了,因为蒋介石和毛泽东他们只是在比赛而并不想由此交赛绳拉断即使国家分裂。

不仅如此,两次炮击金门。尤其是1959年炮击金门,也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的“拔河”比赛。美国尽管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但在事实上却不愿为台湾防御做任何牺牲。先说台湾防御不包括大陈、一江山等岛屿,但蒋当从这些岛屿撤出后,又说美台防御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岛屿。到1959年9月,大陆炮击达到高潮的时候,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又大大后退。他在回答国防部长麦克罗伊“如果不借助原子弹,我们是否准备与苏联或者中共进行强有力的有限战争”这一问题时说:“如果中共仅仅只是想得到那些小的沿海岛屿,战争将不会发展成核战争。另一方面,如果中共对福摩萨发动大规模攻击,那么结果将会是全面战争。”“如果我们要占领拥有6亿人口的领土辽阔的中国,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有人在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那么他作为总统将建议此人不再担任总统顾问。对总统来说,如果与中共与进行全面战争而不使用核武器是难以想象的。”这言下之意就是说,如果要让美国为台湾本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战争,乃至像在朝鲜发生的那样的战争,是不大可能的。最后的这一句艾氏没有说明,但只要看看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为,就可判断出美国能为台湾承担多大的牺牲。在二战后远东战争的动因中,朝鲜战争是美国人在远东发动的第一场因而也最体现美国人的理想主义的战争。与印支半岛相比,朝鲜半岛离美国人的从北美洲到马六甲的海运主干线和利益最远,因而对美国的实际利益并不太。即使这样,当知道中国真的出兵了的时候,美国人的第一反应也是一个“撤”字,为此先撤了不愿鸣鼓收兵的麦克阿瑟。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台海真的不得已而开战,美国人还会再为台湾的“共同防御”做出更大的牺牲和承诺吗?显然不能。再看越南战争。越南战争是美国下的赌注最大,时间最长而理想主义最少的战争。结果又如何呢?结果还是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迅速撤军,美国曾为南越打的保票最终变为废纸一堆。明白了这段历史,那我们就不能不对今天美国所谓“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之类讹诈嗤之以鼻。

(六) 简短的结论:台海布局,贵在谋势

综上所述,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海冲突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台湾当局的“拔河”中找到了蒋介石“大陆政策”的底线和极限;在与美国的“拔河”中也找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底线和极限。

蒋介石的底线是保住台湾,极限是不想由此将赛绳拉断即造成中国分裂;美国的极线是希望将赛绳拉断,底限是两岸长期分治。前者只是想赢得与大陆的“比赛”,而后者只想利用这场“比赛”,但不愿为这场“比赛”付出任何代价。

对美国东亚地缘政治利益而言,马六甲海峡是其核心,其利益的重要性依次外推。台湾的地缘政治位势远不如印支半岛,台湾只是美国部署在远东西太平洋从千岛群岛到菲律宾意在遏制中国东进的链环之一,而非核心环节,更何况美国在台湾以东还有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基地的“二次拦截”。根据以往经验,如果出现中国统一战争,台独分子不可能指望美国会给予台湾多于当年对南越的援助。

美国为遏制中国拉起这条自北向南的链条实属不易—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为了组接这条链条南北两端而进行的战争,但美国要“维修”和“保养”这条链条则更难,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那么大的资源来“维修”和“保养”这根链条。除了给美国提供了几个机场和情况收集地的作用外,这条链环并没有起过实际作用,这正如东南亚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从没起过什么作用一样。这个链环还曾经通过泰国以巴条达条约组织的名义越洋拉到过巴基斯坦,但不久巴基斯却成了中国的“铁哥们”。

台湾问题对中国来说并不主要是台湾本身的问题,而是西太平洋地区战略格局问题;那反观美国,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根本就不是美国人的问题,它只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布局中的一颗棋子,而且还是一个有东面关岛“二次拦截”双险装置的“虚子”。对美国言,因台湾太远,防御北马里亚纳群岛和关岛才是保证西太格局的实质。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海军几乎无力越过台湾海峡的条件下,美国都没有为台湾而防御金门,同样,在中国海军现有装备条件下,如果中国统一祖国的态度足够坚决,今后美国也不会为马里亚纳和关岛而“全力协防”台湾。

最后,在遏制中国的链条中,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可以用得上的只有日本,日本可以用得上的只有在台湾的“台独”势力;但在太平洋地区近百年的历史逻辑链中,解决亚太地区重大安全问题,比如日本和苏联扩张问题,美国靠得住的最终只有中国。

据上三点,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关于中美关系近乎终极的结论,即在台海“拔河赛”中,双方只是比赛,而都不想将绳子拔断—况且由于台海两岸力量不对称,仅凭台湾一方也没有能力将绳子拔断。

如果中国自己不出现重大比如太平天国式的动乱或分裂,在中美太平洋东西两岸“拔河赛“中,美国希望台海之间拉断赛绳,但不希望中美之间拉断赛绳。因此,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最终会两利相权取其重:以牺牲或部分牺牲台湾的利益换取与中国在全球合作中的战略利益,并将台湾问题作为烫手山芋暂时抛给日本,让中国经过与日本交手而取回台湾。而目前在二战后留下的“钓鱼岛问题”,则为这场交手埋下的伏笔。

台海布局,贵在谋势。从大陆方面看,炮击金门探出了美国“两个中国”的对台政策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也向全世界揭露了这个底线,并由此在实践中提出新的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对台政策。这个政策实际上还包含有用金门、马祖等岛屿拴住台湾,用台湾拴住美国,让美国以台湾为纽带与中国联系,暂时控制住将来必然要转入中国手中而不能是日本手中的东海地区战略格局的大策略。因此,“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不谋东海全局者,不足谋台海一域,今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中当充分理解和推进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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