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突然听到收音机里报道四川的汶川发生7.8芮式大地震（有消息说是8.0）和超过8500人遇难的消息，不禁愕然。
看来2008年是一个凶兆之年。先是温暖的南方遇见百年不遇的大雪灾，使供电系统大范围瘫痪，数百万民工滞留华南和华东，无法回家过年。然后是“有心人士”在西藏拉萨和其他藏区发动打砸抢烧暴乱，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然后有胶济铁路发生列车大事故，又有70余生命早夭。然后又有阜阳的EV70肠病肆虐，使很多年幼的儿童断送了幼小的生命。然后又是我们的近邻缅甸被台风横扫，已经有数万人丧生。
看来温家宝总理今年又要作救灾总理，回想起他不断提到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警示，如今言犹在耳。正如他所说，中国所有的成就，都应该除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而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乘以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其言之真，其情之切，另人动容。即使像我这样对五千年历史，从来都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人，也对温总理心存几分敬意。希望海内外，象我之流的"长于清谈，短于实干“的人士，可以对中国的各级政府，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少一份指责和挑剔。给多点支持和建议，少几分无谓的批评和责骂。
也许有人会说我这种想法是溜须拍马，或者如广东话所说，叫做擦鞋。或者有人认为，如果大家都不对政府严厉指责和加强监督，政府的管治水平就没法提高。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指责只是占领一个所谓的道德高度，只是证明自己多么英明，而政府是多么的无能，最终结果除了能够把别人骂得狗血喷头，令自己沾沾自喜之外，于世事无补，对天下那些没有我们这些"智者"自以为的高智商的芸芸众生，不会带来多大的益处。
之一
(2008-05-13 04:30)
说了这么长长一大段，似乎应该转入正题。我敢保证，马上就会有很多"专家"跳出来说，这次大地震一定和三峡大坝有关。理由是四川从来没有大地震，所以这次大地震是三峡惹的祸。当然，有的专家可以因此而证明他们当年的判断是正确，有一种"I told you so!"的自我安慰，更有的人就会以此开始上纲上线，推论出很多政治上的结论来。
一件灾难刚发生不到一天，不需要对当地的地质情况作任何调查，不需要建立任何数字模拟，不需要任何电脑模式计算，就想当然的作出结论，仿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相距甚远。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做好救灾工作，让当地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让死难者亡灵能够得到超渡，让痛失亲人的家庭可以抚平心灵的创伤。这里是我对灾难援救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希望负责救灾的政府部门能够参考：
1.我对中国政府救灾的能力和效率从来都没有怀疑，人民解放军和电力，铁路，基建和医疗的专业救援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但是，从过去看到的救灾经验来看，我们在“硬救灾”上实力强大，“软救灾”上略显不足。比如说在失去亲人的幸存者的心里辅导，有时过于强调快速回复生活正常，却对给予灾区人民足够的时间慰藉亡灵考虑不足。
2.在“软救灾”工作上，应该多依赖于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社会共识。全国人民支援四川，不只是物质和金钱上，而应该在亲情和爱护上。比如对灾难后的孤儿采取家庭认养或助养，对失去亲人的老人，采取全国各地养老院接收，对失去孩子的家庭，也可以为他们提供方便的领养途径。中国各地的民间宗教机构已可以对灾民中的教众提供宗教服务。
3.在灾区重建方面，建立一套更严格的建筑标准，使防震措施成为重建的一个重要考量。四川也许以前不是一个强震区，但是现在不能再用这种老观点看问题了。比如邻近的云南就常有强震。不光在居民和办公楼宇上，在道路建设，公共设施上，都要对防震和震后急救有一个全盘的考量。这一点中国的北京，日本的本岛，美国的加州，都有宝贵的经验可以借鉴。
转头再谈三峡大坝的问题，其实我在二十年前也是反对派。我当然不是水利和地质专家，只不过对任何改变环境的大工程天生有一种恐惧感，而且对任何“最”什么的标签也缺乏激情。但是，当所有的专家经过长期论证得出的结果是方案可行，而且有足够的预防措施可以解决衍生问题，我就会全力的支持这一决定。但是，我们在作出这个决定后，就不能够抱残守缺，而是应有“君子一日三省于己”的虚怀若谷的谦虚态度，对三峡附近的环境继续进行研究和评估，宁肯假设自己错误，找出可能的隐患，防患于未然。
希望中国今年的灾难到此为止，使我们这些人不再有新闻可以评论。
之二
(2008-05-14 14:51)
汶川大地震让全世界人最痛心的就是学校里的孩子们被埋在废墟之下。不是说我们对大人们的惨状没有同情心，而是大家的天性使然。每当任何大灾难来临时，我们人类总是首先想到孩子，然后是女人，然后是老人，最后才是我们男人。这似乎是普天下的定律。
头一个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学校比其他的建筑容易倒塌？
也许有人马上就很敏感的想开了去，比如说是不是地方官员挪用的建校资金，造成学校的质量问题，等等。当然，对这种猜测，不能是正确与否，都应该在救灾完成之后，进行调查。如果真有人为造成的原因，当然要依国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机制，杜绝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当然，也有很大的可能是本身学校的施工要求就没有达到足够的防震的安全标准。学校和其他的建筑不一样，比如说政府和公司的办公楼，其房间通常比较大，因为要容纳足够的学生，所以本身的建筑结构就要危险些。而且学校的建筑通常都是中型，既不是象小型建筑那样安全，又缺乏大型建筑的资金，结果就造成了学校成为地震的最大杀手。
并非这次在四川是这样。最近两次发生在印尼和克什米尔的大地震都是学校倒塌而造成大量孩子的伤亡。当然中国的建筑法规关于地震的规则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国有超过200个过一百万人的城市在大于7级的地震带上。只不过是不是这些法规在建筑施工中，完全被认真遵守，需要政府进行严格监督。
另外，这次大地震证明有关方面对四川面临的地震风险估计不足。国家地震局把四川的风险列入Mercalli 7级。这个归类是以历史上的历次地震计算出来，其实已经算是很科学。以这个推算，在每50年，只有10% 的风险，四川会有一次有限的地震。那么此次地震算多少级呢？你会吓一跳：11级。
所有说，很可能的结论是，就算没有人贪污，没有偷工减料，这些学校可能都难逃厄运。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做，才对得起我们的孩子呢？就算是要死，也应该让我们大人去死啊！
1. 把学校列入比其他建筑更高一级的标准。不关是防震，还有防洪和防火。
2. 改进建筑工艺，使学校建筑最起码不要完全倒塌。就算是在强震中房子会摇晃，墙壁会坍塌，屋顶会陷落，但是建筑的主架应该要顶得住。
3. 立即对全国处于地震带的学校进行检查，做好加固和防震的功夫。
之三
(2008-05-16 04:32)
对此次大地震必然引发出关于房屋建筑质量，尤其是学校工程质量的争论。
首先要说的是，工程质量的好坏，其实就是一个字：钱。防震标准向上提一级，你的建筑成本就要加多一个零。比如在美国，任何一件小小的基建工程，动不动就以千万计。尤其是地震频繁的加州，花在防震的钱上，真是如流水一般。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是一个贫富不均的世界，如果指望四川贫穷的山区如汶川，北川等等，要向加州看齐，可能不是这二，三十年可以做到的事。
即使比较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在钱上面并不缺乏，而且对防震有很多经验，在质量控制上，可以说得上世界第一。但是，一个7.2级的神户大地震同样夺走了超过6千条生命。不知7.9级的地震会造成多大损失？会不会象四川这样数万条生命化为轻烟？
其实，中国和所有世界中的穷国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建设上不能象发达国家那样“奢侈”。没有可能用高成本来盖学校，不能用盖五个学校的钱来盖一个学校，结果使其他四个没有教室的学生们学业荒废。那么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这样可以让所有的建筑，不能是公用还是民居，可以在未来不再从我们人类的守护神变成死神？
1.应该对所有灾区的建筑进行评估，从工程质量，建筑设计，楼房高度，地基方式，建筑材料等等，发现哪些建筑在强震中存活的机率比较大。比如说，羌族人民传统的石头屋，显然不适合在强震区。在建筑材料方面，有没有可能尽量开发木式结构？比如美国的加州多以木屋为主，四川可不可以开发出以竹材料为主？
2.立法对建筑进行重新分类。不要只是由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作为主要考量因素，而应以实际使用人数来衡量。如果一个办公楼虽然面积要比学校大，楼层要比学校高，但是在里面的人却要少得多，学校的标准就不应该比办公楼低。
3.对专业工程公司进行严格管理和认证制度。每年由国家建设部门考核，只有通过考核的公司才可以承接这类工程。
4.在落后的山区对建筑物高度进行限制，避免盲目攀比，以全村，全区，全镇和全县最高之类名义搞面子工程。
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看，地震灾害应该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大部分的中国国土处在地震带上，超过200个一百万人以上的城市处于7级地震风险的地方。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基于人多地少，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住在人口密集，高楼林立的城市里。现实需要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像我们伟大的先贤一样，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出一种有别于今天的建筑形式。比如说，北京水立方的建筑材料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之四
(2008-05-16 15:32)
我在第一篇反思文章中曾说过，中国应该在“软救灾”上大力改进。
首先是在这次灾难中失去子女的家长们，在经历了震后的震惊，恐惧后，然后是等待救援的希望和焦急，之后是对救援缓慢感到的无助和失望，之后是对亲人丧失的痛苦和悲愤，现在冷静下来，估计是怒火万丈，要找人发泄。而大概发泄的目标会是以下几条：
1.是不是有地方官员贪污，造成学校和医院等公共建筑质量低劣？
2.是不是有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造成“豆腐渣工程”？
3.是不是政府救援速度太慢和专业救援队来得太迟？
4.是不是解放军和武警救人时，不够专业？
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以中央为首的领导人要带领地方各级的官员去慰问失去亲人的灾民，要向灾民对任何救灾的不满表示道歉，对灾民对建筑工程的质疑，承诺在救灾完成后，进行客观的调查，给灾民们一个交代。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民养的，除了做好人民的公仆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权利。就算人民--我们的老板，骂的不对，官员们都应该低声下气的挨骂。其实，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和理解力的人民，就算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丧亲而冲动，大部分都会理解救灾中这样那样的不足。
其次，全国要派出大量的心理医生，对受灾的灾民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们能够从哀伤中得到心灵医治。千万不要低估这样大的灾难对人的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如果不好好医治的话，可能会造成终身的后遗症，对灾民，尤其是小孩子的未来生活留下永远的伤痛。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我们不光要救活灾民，还要帮助他们生活上和心理上，都恢复正常。
第二点，是对父母双亡的孤儿，在提供被家庭领养时，最好先选择一些有与他们同龄的孩子的家庭，让他们在有玩伴的环境下，可以比较好的恢复。切忌让没有孩子的家庭领养，令孤儿感受上更加孤独，而和领养父母的感情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建立起来。在心理疗伤上，如果能够提供一个正常的环境，让他们有同伴可依赖，加上定期专业的心理辅导，才可以慢慢的从悲痛中恢复过来。
第三点，是对伤残的人士要有很好的照顾。尽量安排他们进伤残学校，学习适应新的生活，早点学会一技之长，让他们觉得自己仍然是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第四点，希望全国的各种宗教团体能派人去灾区为灾民和死去的亲人祈祷和祈福，并超度亡灵。
第五点，希望中国政府全国降半旗一个月，并宣布5.12为“国殇日”。以后每到这个节日，让我们为死难同胞而哀悼，永远牢记这个日子，从苦难中学习，把未来的防灾工作做得好一些。
第六点，应该将奥运会的火炬传送规模缩小，避免在全国电视上转播。等人民的哀痛心情稍微平息，再做打算。
之五
(2008-05-17 10:15)
汶川是大禹的故里。大禹是我们中华民族先祖里划时代的英雄人物。没有他领导的治水工程，中华民族是否会延续至今，恐怕是一个疑问。
汶川不远的地方是都江堰。那里在几千年前的秦代产生出又一代我们民族的优秀人物李冰。李冰切开坚硬的花岗石，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二十米宽的宝瓶口，引岷江水东流，造就了富甲天下的天府之国。而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即使在汶川大地震的今天，都江堰工程仍然丝毫无损，继续发挥当年李冰设计的功能。
比一比老祖宗，再看看今天我们自己，是否有些无地自容？比如说，除了21余万座地震后倒塌的房屋外，400余座水电站的损害情况又如何？我们扪心自问，与我们的老祖宗相比，敢拍一拍胸脯，大声说： “我这个工程敢与李冰的都江堰相比，至少能用两千年！” 我们今天防洪抗洪的能力，我们今天修建水利工程的水平，敢不敢和大禹和李冰相比？
如果你看了我前面的几篇反思，你会发觉，我并不注重建筑中的偷工减料和可能的贪污受贿，而是更注重普遍的，整体的，系统的方面。当然，我们可以说，某某学校盖了七层高教学楼，而不是规定的五层，或者天花板用了不该用的建材，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个案，不能解释为什么21余万万房屋倒塌的原因。如果我们只是把几个犯法的责任者当作替罪羔羊，而不从更深一层想问题，我们就不会从中吸取教训，那么这死难的数万同胞就真的白死了。
正如我之前指出，当前中国建筑的防震标准根本不可能曾受这样强烈的一次地震。也就是说，根本就不该建这种混凝土方式的房子。那么我们应该建什么样的房子？有没有国际先例？
我想问的是，李冰建设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时候，他有没有国际先例参考一下？
我们祖先里发明造纸的蔡伦，活字印刷的毕升，发明火药的，指南针的，拱桥的，火箭的，双向水闸的，隔离式船舱的，等等，有哪一位有国际先例可以参考？
说到地震的预测，我不由想起了差不多两千年前，东汉的张衡--我们民族又一位优秀的人物。他发明的地震仪在人类史上的贡献可以说是承先启后。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预测地震的水平和减少地震杀伤力的能力，还不如美国？
也许，我们今天的科学家们，工程师们，建筑师们，等等，太忙于学习西方的长处（和西方科学带来的局限），而忘了我们伟大的民族是充满了一个原创力的民族。今天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衰落，我们至少有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是我们的经济总量和GDP有多少是来自于技术含量较低的出口加工业？有多少是出自科技创新？
这次大地震是不是启示我们，成不成为世界强国并不重要，和西方发达国家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创造出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方式方法。也许，当我们这一代人真正可以发扬出我们的创造力，才可以面对我们伟大的祖先。
之六
(2008-05-18 15:43)
其实，我对军事方面的知识和背景还是挺多的。所以对这次用空军救灾的事不想太快发表评论。还是想等海外一些对中国的任何事情都要说三道四的异议分子，凡事都要装出一副专家的模样大发妙论，出尽了洋相之后，才想出来说几句话。
不是所有人在山区生活过，更不是所有人在四川的山区生活过，当然不知道那里的情况。但是，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读过李白的“蜀道难”，都知道那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还有就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以及“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我们可以用三句短语描述蜀道之难：一是山高，二是路险，三是谷深。
不要说经历一次7.9级的超强大地震，就是随便下几次大雨，造成几次山洪，来几个塌方，或者是泥石流，交通就会完全中断。问一问在山区长期开车的司机，就知道危险。而在交通中断之后，一切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派不上用场。在余震不断的情况下，满山滚石大如斗，从高山冲下来，不论是几层高的楼房，还是大型车辆，都像是打保龄球一样，摧枯拉朽，无一幸存。而且，只要一段路线被泥石掩埋，一边是高耸如云的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无论你有再多的机械和人力，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能单兵作战，其他人只可以轮流换班。如果要是隧道塌方，或者是桥梁中断，修复的难度就会更高。
所以说，当温老爷子头一天下军令状，要求部队当晚就修通公路，其实不是实际可行的。实际的做法是一边让救援队伍靠步行走进去，而幸存的灾民和轻伤者靠步行走出来。再争取用直升机将医疗队送进去和将重伤员运出来。
有批评人士指出，头一天就应该将军队空降进去，甚至有人荒唐的说，应该将三十万部队投进去。其实这些人也许不知道，其实区区的几千人空投，都是很大的操作工作。而且这些山区的山比西藏的山还高（西藏的山海拔高，但是从山脚到山顶的绝对高度，四川的山要高得多），空投人员和物质的精确度都很差。直升机的效果要好一些，但是在峡谷运作，气候条件要求很高，对能见度，风势，雨势和停机点都比较苛刻。而且余震中的飞沙走石，对直升机都有很大威胁。所有在一开始，这一选择也是很不理想。
最初的15名空投人员只是要摸清和了解失去联系的灾区，使救援指挥中心可以调整人员和物质调配，并在可能情况下组织自救。作为一个紧急救援，这个方法是无可厚非，但是可以反映出我们在防震防灾工作上有很大的漏洞和疏忽。为什么我们会与一些汶川的灾区失去联系？
如果我们有一套完善的防震防灾制度的话，也许我们会考虑到电力和通讯中断的应急方案。比如年初的雪灾也有这些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在这些乡镇中有些自备的柴油发电机和几套卫星电话。就会有专责和后备的人员，和专门的报告手册（如果专责和后备人员不幸遇难），可以在灾害后向指挥中心报告灾情。可是我们这方面准备基本上是完全缺乏。
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交通中断的应急措施较差。一位汶川出生的女大学生据说为空军提供了直升机降落的地点。如果我们早就有对灾难的应急方案，救灾的部队就不需要临时想办法，用冲锋舟，或是找降落点，而是立即根据救灾计划施行，使救灾工作事半功倍。
当然，这一次的大灾难可以说是在中国交通难度最大的地方发生，救援的工作异常艰苦。恐怕除了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和武警战士，以及当地身体超常的山民，其他地方的人很难在这些艰难的山区可以靠步行长途跋涉几十公里和十几个钟头（本人出生在山区，有动不动就要走几个小时山路的亲身体验）。所有说如何做好救援工作是一个大的挑战。
其实最有效的作法是，先由少数的救援队伍步行进入分散的灾区，然后尽量组织青壮年进行救援活动，同时组织其他帮不上忙的幸存者走出灾区。这样可以将震后瘟疫的机会缩小，又减轻物资供应上的困难，还使幸存者避免在大大小小的余震中丧生。然后，随着专业救援人士的到来，不断将非专业的当地人民转移出去。保持灾区人数的小型化，因为在余震中，修通的公路随时会再次中断。
当然，要这样做的难度是许多灾民并不愿意离开废墟下的亲人，很难立即劝告他们离开。这也许是一个无法两全的处境。
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太依赖于空投物资进灾区，现在可能应该做的事，立即向附近的省份，如贵州，云南，陕西，湖南和湖北等，疏散灾民，空出成都来接受汶川，茂县，北川等灾民。现在太大的物资集散压力在成都，会造成灾区的物质供应紧张。把灾民移到附近省份，将救援物资分流，将照顾灾民的责任让其他省份分担，可以减轻救援指挥部的压力，使其可以集中精力，保证对救援人员的供应。
之七
(2008-05-22 13:56)
由于这几日比较忙，没来得及继续发表对汶川大地震的反思。
以下是一些杂乱的思绪，随便列出：
1. 对这次大地震，外面，尤其是西方媒体，比较客观。一是因为报道西藏时乱说话，引发全球华人反感；二是这次中国政府开放媒体采访，所以他们不需要依赖其他信息资源。总之，这次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出色表现，令西方人叹为观止。其实，就算不开奥运会，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形象，已经通过这次救灾完全展现出来。通过这次对中国大灾难的同情，西方政府和媒体顺便为前一阵子中国和西方的紧张关系解套。
2.中国这一次民间的表现值得称赞。主流民意起了非常好的作用，对中央政府的施政有支持力，对地方政府的失当行为有制约力。中国从来都有一个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和“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病。也许，如何增加民间在地方施政的参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方向。总的来说，人民对中央政府有信心，但是对地方政府就有些怨言。如何让政令出了中南海之后，还可以一路畅通，减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用民间的监督力，可能是一条好的出路。
3.而且中国是时候建立一个非政府的舆论主流，可以在国际事务上捍卫中国的利益。而且在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和说话的时候，可以代表中国普通人民的民意来和国际敌对势力斗争。通常西方普通民众对政府心怀疑虑，对中国政府的说法，不以为然。但是，当中国的普通人民，尤其是海外的华人，他们会比较信服。加上西方反华的某些势力，常常想在中国民众和中国政府中掺沙子和打桩子。其实想打击中国政经力量，却扮出一副要救中国人民出水生火热的救世主的样子。对这一类人，只有中国民间的舆论，才可以打到他们满地找牙。
4.很多年前，我就对中国有关部门建议，希望他们可以让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自由的阅读西方舆论。我的感受是，对任何理智的中国人，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评论读得越多，就会对这些媒体越反感。我曾对西方人士说过，如果他们继续在对中国的报道上，心怀叵测，充满傲慢和偏见，总有一天，中国的普通人民会发出怒吼，那时你们才发现原来中国政府是中国最温和的力量。结果在西藏事件后，果然如我所说，中华民族，首先由海外的华人，甚至包括几代在西方国家生活，从来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发起了强烈的抗议行为。开始西方媒体还想用指责中国人民被政府长期洗脑来推搪，后来发现这些被“洗脑”的海外华人，原来很多还是来自香港和台湾，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中国共产党治下受过教育，何来被中国政府洗脑。
5.对这次大地震，海外异议分子还是忘不了骂的顺口。但是主要的是造谣为主。我看了一下，大致是这样几种说法：一是认为大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比如说法轮功，还有香港的李怡等等，断定自然灾害是天降灾难，惩罚“暴政”。不知道他们在日本神户大地震，美国新奥尔良大风灾之后，有没有出来指责日本和美国的“暴政”？这些人的这种说法，不但是无知，而且无良。二是认为三峡大坝造成大地震。对此美国和欧洲的地震和水文专家指出为荒谬之说，因为大坝造成的地力变化所引发的地震，在震级和范围上，都不可能和汶川大地震扯上关系。而且人类的所谓大坝，在所处的地质环境中是小儿科。三是认为地震可以预测，但是有能力预测的专家和方法论，被国家地震局排斥在外，并认为只要共产党在中国不再执政，中国“真正”的专家们，就可以准确的预测地震。四是认为地震时中国的核武器事故造成，所以为什么不让外国救援队进来。为此美国政府的间谍卫星没有测到任何核武器爆炸的迹象，而且没有任何核泄漏。而且普通常识是映秀镇附近时震中，不知核弹头是放在哪位农民的家里。
6.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新的谣言，比这些要具有杀伤力。这个谣言说，中国地震局其实已经有地震预报，但是被中央高层领导人压了下来，为保奥运安定。这个谣言并把中国政府的快速救灾说成是政府早有准备，让人民惨死，可以用救灾来加分。我读了这个报道，发觉笔法和写作风格非常类似西藏暴乱后，有人指中国军警扮喇嘛和藏民在拉萨街头施暴，中国政府乘机镇压，等等。估计两个谣言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7.当然，海外异议人士也骂了“豆腐渣”工程。正如大家都骂过。只不过我们骂，是为了让中国政府把事情做得更好，把中国建成一个更美好的国家。外面有些人骂，是因为他们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找不到就编），希望可以推翻当前的中国政府，他们可以取而代之。当然，很多人会很失望，因为中国有好事，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起，有祸事，更抱成团。不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国人都众志成城，团结一致，一起度过难关。于是，有人很恼火。
8.当然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政府的不足之处，应该让我们这些希望政府改进的大声的骂，骂到政府有改进。骂得比有用心的人想骂，都没有用，无法骂出新意来。
9.这次地震让东部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看到了我们仍然贫穷和落后的同胞，为调整财富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创造一个均富社会提供的民意基础。让我们所有人，充满爱心，互相关爱，建立一个团结，宽容和和谐的社会，做我们一份微小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