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俺的废话】最近看到了一种左的思潮，由于三十年改革中出现的贫富不均问题，有人开始从新谈到毛泽东时代经济，企图剥夺毛大爷的做人的权利，要把好不容易走下了神坛的老人家，在端上去，颇有推翻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精神，否定30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走回教条主义僵化思想的老路。因此随手写了这个系列，算是对新中国前30年的一个回顾。

因为和几位兄弟在这方面有些意见上的争论，所以顺便把想法写出来，希望可以和大家交流一下。

先得把几个概念定义一下，毛泽东时代，从时间上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1949年到老人家去世的1976年。当然也可以把继续高举“两个凡是”旗帜的后毛时代加进去，直到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政治方针。

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俺只讨论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政策，而不对老爷子的个人和其他人的互动，作出评价。只是就事论事。

首先看一下从建国开始，到社会主义过渡总路线这段时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这个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和人士，1949年9月21-30日，在北京召开的政协会议通过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的。

共同纲领的第四章，从26条到40条，共14条是有关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第二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十七条 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第二十八条 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

第二十九条 合作社经济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为整个人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府应扶助其发展，并给以优待。

第三十条 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

第三十一条 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和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全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

第三十二条 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私人经营的企业，为实现劳资两利的原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职员与资方订立集体全同。公私企业目前一般应实行八小时至十小时的工作制，特殊情况得斟酌办理。人民政府应按照各地各业情况规定最低工资。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保护青工女工的特殊利益。实行工矿检查制度，以改进工矿的安全和卫生设备。

第三十三条 中央人民政府应争取早日制定恢复和发展全国公私经济各主要部门的总计划，规定中央和地方在经济建设上分工合作的范围，统一调剂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的相互关系。

中央各经济部门和地方各经济部门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各自发挥其创造性和积极性。

第三十四条 关于农林渔牧业：在一切已彻底实现土地改革的地区，人民政府应组织农民及一切可以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以发展农业生产及其副业为中心任务，并应引导农民逐步在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和生产合作。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的每步骤均应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结合。人民政府应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争取于短时期内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应注意兴修水利，防洪抗旱，恢复和发展畜力，增加肥料，改良农具和种子，防止病虫害，救济灾荒，并有计划地移民开垦。

保护森林，并有计划的发展林业。

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

保护和发展畜牧业，防止兽疫。

第三十五条 关于工业：应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和发展重工业为重点，例如矿业、钢铁业、动力工业、机器制造业、电器工业和主要化学工业等，以创立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同时，应恢复和增加纺织业及其他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的生产，以供应人民日常消费的需要。第三十六条 关于交通：必须迅速恢复并逐步增建铁路和公路，疏浚河流，推广水运，改善发展邮政和电信事业，有计划有步骤地建造各种交通工具和创办民用航空。

第三十七条 关于商业：保护一切合法的公私贸易。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并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国营贸易机关应负调剂供求、稳定物价和扶助人民合作事业的责任。人民政府应采取必要的办法，鼓励人民储蓄，便利侨汇，引导社会游资及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商业资本投入工业及其他生产事业。

第三十八条 关于合作社：鼓励和扶助广大劳动人民根据自愿原则，发展合作事业。在城镇中和乡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在工厂、机关和学校中应尽先组织消费合作社。

第三十九条 关于金融：金融事业应受国家严格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国家。禁止外币在国内流通。外汇、外币和金银的买卖，应由国家银行经理。依法营业的私人金融事业，应受国家的监督和指导。凡进行金融投机、破环国家金融事业者，应受严厉制裁。

第四十条 关于财政：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

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

估计这个纲领写得非常清楚，不需要我一一向大家解释。

国有经济哪里来？靠的是没收官僚资本。当时的三大经济纲领，这是头一条。第二条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第三条是保护民族工商业。

官僚资本，其实就是把老蒋底下的大名单列出来，主要是国民政府的国家企业，如控制全国资源和重工业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垄断纺织业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军工系统和后勤系统，CC系国民党党营企业，金融界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信托局，邮局，金库，交通部和招商局下属的全部运输，铁路和车辆，船厂，还包括复兴、富华、中国茶叶、中国石油、中国盐业、中国植物油、孚中、中国进出口、金山贸易、利泰、扬子建业、长江中美实业等１０多家垄断性的贸易公司。

第二条是土改，先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是互助组和初级社。到1952年冬，开始冒进。后面会说明为啥。

第三条大家明白，就是扶持民族工商业。

在经济上，以陈云领导的财经委员会在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整顿金融，杜绝了银元投机和流通对市场的冲击。通过大量运输物资投放市场，稳住了物价，并和囤积商人斗法，并通过控制银行，收紧银根，弄断了这些投机商的资金链，导致大量破产。最后把国民党时期的惊天通胀控制到了10%一下。

这段时期，军队在干嘛呢？干了三件事，一是剿匪和镇反，尤其是湘西和广西的国民党残余力量，二是和平解放的西藏，三是和美国带队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干了一仗。

和朝鲜战争相比，这之后的藏南，珍宝岛都是小儿科。如果说中国要搞备战经济，这个时候估计是最应该。可是不是，这个时候的经济中心，就是恢复生产，建设国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而且还做到了。1952年，相比于1949年，工人工资涨了70%，农民收入增加了30%。

当然在抗美援朝期间，国内有些敌对势力也是蠢蠢欲动，所以有的镇反。任何政治运动，自然难以避免扩大化和有人公报私仇，打击对手，这也是后来开始出现的问题。

经济建设中，大权在手的官僚们自然会出现贪污腐化问题，就有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同时开始了五反来对付私营资本家，反行贿，反逃税，反偷工减料，反骗国家财产，反窃国家情报。

不是说当时没有经济问题，可是对付的手法不是法律的，而是政治运动方式。记得当年大家唱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这个老虎，就是贪污犯。

毛大爷对打虎有专门指示，哪里有老虎？吊睛大虫就在景阳岗上。景阳岗在哪里？“无论党政军民哪一系统，哪一机关，只要是大批地管钱管物的，就一定有大批的贪污犯。”

如何打？过来人知道，就是计划经济的工业生产，先是编制一个计划，定出一个灭虎的头数，然后算一下比例，然后单子交下去，发动群众自己打，打完报个数上来。

广东的陶铸还介绍了打虎经验，列出8大虎窝：1.经手建筑和营造的；2.负责采购的；3.公私合营里的老板兼职员；4.机关干部家里开商店的；5.解放前后掌握接收物资的；6.知道经济情报的；7.掌握仓库调拨物资的；8.掌管小家务生产的。

然后就是大胆怀疑，勇敢假设，不需要小心求证。收集的材料，小会挤，大会压，个人吓。用死去吓他，看他招不招。

按照后来的数字，抓了18万，非正常死亡（自杀，逼供而死，监狱和劳改时整死）和残废就是13万多。

后来安子文和廖鲁言，于1952年10月，写报告给中央要求结束三反五反，毛大爷说了，结束吧，斗争要继续哦，警惕反攻倒算。然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写信给中央，进行糾冤和错案。

资本家们有没有问题呢？有。偷税漏税是大家喜欢干的，偷工减料也有人干，而且在送往朝鲜前线的军需和补给里也有。可是群众政治运动，那就是一大堆无辜人士都给清理掉了。

这时候就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变。本来按照共同纲领，新中国应该花10-15年时间，搞好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经济，在之后，视情况而定，再考虑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个体农业集体化。

这里俺们就如果一下，那就是说，本来当时那种经济结构，其实非常类似于现在，可以搞个10年，15年，年均10%，中国在1965年的情况，估计和后来看到的文革大不一样吧。

1952年9月，毛大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我们不要10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在过渡，而是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完成过渡。1953年6 月，政治局制定了总路线和总任务，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并举的路线。1954年9月，第一届人大开会，通过了宪法，算是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一个政策转变。而在俺看来，是冒进主义的抬头。

为什么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呢？

因为俺们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皮毛的人都知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段论，是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由低向高的发展。社会主义只能建立在成熟的资本主义上面。

按照这样一个理论，那么中国革命已经“冒了进”。说是革命应该是主要依赖于工人阶级，可是新中国建立那一阵子工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也就是10%-20%上下，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靠那丁点工人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开玩笑吧。

于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得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结合出了“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力量。虽然共产党革命看起来和历代的农民革命差距并不大，至少在革命后的社会发展目标上，是大大不同了。

但是俺们也学到了另外的一些说法，一个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一个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就是这些关系必须匹配，那么对新建国的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民主同盟者们而言，这里就有了一个落后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冲突问题。

最后大家看完书本，拍完脑门，顺便对着意见的反方再拍桌子，就得出了最后那个妥协方案，即共同纲领。

这个共识在于：

1.生产力是落后的，经济基础是落后的。

2.要好好发展生产力，在可以和俺们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匹配。

3.如何发展生产力？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用了更好的生产关系，就可以释放出人民的巨大生产热情，他说还是要利用民族资本家好好发展工业。

4.自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各种经济体制都允许存在。

那么既然工业中，现在是公有和私有一起来，而刚建国要恢复经济，又要在朝鲜打仗，再激进的人，也不能一下树敌太多。毛老爷发话说，“不要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

那时候的经济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49年私营工业，全国有12万3千户，职工164万人，占总工人数的54.6%。

这些私企的生产总值是68亿元，占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的63.2%。

在主要民生产品中，私企在棉纱占46%，棉布40%，面粉80%，卷烟80%，火柴80%。

在1950年，私人企业发展到了402万户，雇佣了662万人，在批发上是占了76%，零售上占了83.5%。

那么你是应该继续维持私企的重要地位，让资本主义继续发展成熟，再进入社会主义，还是应该对国有企业进行扶持，来逐渐取代私企的地位？

从“共同纲领”来看，应该是扶持国有企业，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来完成。今天看起来，10-15年时间并不长，但是对毛大爷等革命家，从1927年搞武装革命，20来年就革命成功，真叫做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因此很容易认为比较保守的不同意见，是落后思想，当然比较容易上纲上线了。

临时约法上，说的是要“公私兼顾”，情况是私强公弱，就是大家平分天下，也要扶持公有企业。所以1950年初，周恩来老爷子的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采取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税收比较重。在私营商业的批发和零售环节，实行了多税种，多次征收，手续复杂，而且还是你商品在任何一个环节转一次，俺就征你一道营业税，附加税和印花税。

而对国有经济，就比较爽了。国有商业部分之间的商品流转，就和私企不一样，那叫做内部调拨，不予征税。对供销合作社在税收上是全免。

但是情况又有了一些变化，1951年12月，开始“三反”，1952年1月，开始“五反”，到6月结束，对私营企业的经营造成了更大冲击。天天查帐开大会，谁还有时间做生意？大批的私营企业停止运转，甚至倒闭，带来市场萧条。

另一个因素是因为共产党的统一，导致了市场的流通环节改善，商品中间流转次数减少了，这就导致营业税中批发那一块减少，或者难征,导致了税收下降。

为了大规模即将展开的经济建设，又要不断增加税收。由于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共产党里的经济主管们，尤其是财经块的陈云和薄一波对赤字非常恐惧。虽然解放时也发行了建设公债，但在1952年时，财政出现赤字，必须对税收进行改革。

这就导致了毛老爷和周老爷的一次政策冲突，即1952年的税制改革。

要理解1952年的税制改革，其实并不是太难。税务局就是国家抢钱的工具，钱不够了，当然要想办法刮多点上来，至于从谁那里刮，当然就是看那个地主家里还有余粮。政治上的冠冕堂皇的忽悠，那是朝廷里的老爷子们去折腾的，对收税人来说，无关痛痒。

按照当时管理这一块的薄一波的说法，当时的思路是两个：一个是保住税收总量，一个是简化税制。简化税制是因为你的苛捐杂税定得太复杂，人家没有积极性来交税，你没有有效办法监管，最后还不是一样收不上了。

薄老爷当初也知道公私税收不同的原因，设想是区别对待，国营不收，私营照收，结果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商业部和供销总社摇脑袋。为什么？因为私营企业在运动中打击太大，资本家们有“不跟你玩了”的抵触情绪，税源减少太大。因此还是要奉行“猪要养肥了才杀”的税务原则，让他们休养生息一下。

这样导致的情况，就是你必须到其他地方开源。薄老爷转眼一看，那些国营企业个个是肥头大耳，一身肥膘，就决定从国营企业那里，斩几件回来。

1952年9月开了全国财经会议，12月16日-20日，开全国工商联大会讨论，12月26日周老爷在政务院164次会议拍板通过。12月31日向中央和毛老爷汇报，然后第二天正式实行。

可以看到这个税制改革的一大问题，就是冒进，是薄老爷和周老爷的冒进。从出台，到正式公布，没有做踏踏实实的工作，而且宣传上，欠缺思考，在人民日报社论里用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口号。

这个税制改革，私营企业的负担没有变化，新征税的冤大头落实在了各地方的国营企业，自然就引发了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弹。

其实当时的中国，为了恢复经济发展，再加上初生政权，地方上百废待兴，给予了地方非常大的自由。在加上本身中央的各种机构还在磨合，到底该采取怎样的政府结构，都还没有定论，地方已经开始有坐大的倾向。从政治上，五大诸侯进北京，已经是为了之后的取消行政大区做准备。在财政上，周老爷想把中央财权集中，碰到的就是地方财政的痛处，自然会引发强烈反弹。

了解中国政治史的人，肯定不会忘记“一抓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抓”这个著名的怪圈，而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博弈，有时候中央集中多一点，有时候地方放权多一点，不过是个度的思考。

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地方的利益集团，以国营企业和地方政府为主的团体，被周老爷的税制改革，动了他们的奶酪。是不是还有个人的私利在里面？当然不排除，只不过，三反里，超过12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种私利不应该是主要因素。地方政府想抓住自己的财权，加上各国营企业的领导和职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是主要原因。

结果就是在这个改革公布的前后，出现了市场不稳的价格波动。面粉涨了6.3%，大米涨了8.8%，北京和其他大城市里出现的社会不稳现象。

对这一现象反对周老爷税改的人说，是因为税改造成了物价上涨，社会不稳。支持周老爷的人说，是宣传没有做好，导致大家思想有点混乱，并辩解说税制公布之前就出现了物价上涨局面。

俺的说法，就是两次物价的上涨，都不排除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鼓噪，以此向政务院逼宫。结果就是各路地方诸侯纷纷抗议，到毛大爷那里告御状，以山东局的向明为例，控诉新税法执行后的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并在信中说：“我们真不懂，新税制为什么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画等号？如果这样，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业怎么能得到鼓励而发展？资本家的企业从新税制里得到了鼓励更加得意忘形，这样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实现？所以，我们认为围绕新税制的实行，是一场尖锐的路线斗争。”

周老爷的新税收是1953年1月1号实行，结果向明的告状信在9号就递交上了中央。两天后的11号，天子脚下的北京城，由北京市委写信给中央，反映的北京的商店里出现抢购风潮，物价猛涨，政府门口大量上访人员聚集，街道了流言传得很快。之后，各大区，省市的财经委员会也反映了同样的社会问题。

这一下毛大爷屁股坐不住了。国民党就是给物价飞涨，民心不稳，丢掉了江山。大概大家也记得那一次的物价上涨，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造成的后果都是社会的不稳定。这一次事件，可以说是周老爷的政务院做事过于冒进，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结果就挨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一大闷棍，算是对治理国家，缺乏经验的政务院官僚老爷们的上了一堂课。

对这个冒进，薄老爷的解释是，当时匆忙出台，是想趁着年关到了，从元旦到春节这个商业活动的旺季，好好收它一笔税上来。不过薄大爷的想法未免天真，因为人家要被你斩件的国有企业，也是要想办法推翻你这个新税制，哪怕是推不翻，也要搞到你推迟实行，不要在人家最长膘的时候，来榨油水出去。而且各地方政府的招数也是一剑封喉，打的是社会安定的金牌，搬出来的是皇上钦定的圣旨，不经过层层上诉，而是一下就上了最高法院毛大爷那里去了。

为啥说这个新税制违反的圣旨？因为俺前面提到的在1952年9月的总方针变化，开始从共同纲领的10-15年新民主主义建设，变成了10-15年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在这个背景下，薄老爷的“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显然是与这个方向不符。

结果就是反对新税制的各方，就以这个路线斗争的借口来发难，说明你政务院的政策是在压制国有经济，鼓励私营经济，而资本家要求休养生息的号召，只不过是一个借口，让你们这帮政务院老爷，向他们投降。

这一来，毛大爷就在15号写了封信，不光是给了周老爷和薄老爷，还发给了和这次事情关联不大的陈云大爷和邓小平大爷。信中提到：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这封信的信息比较有意思。一个就是这次改革，中央没有讨论过，完全是政务院自己做了主。事前通报了中央，不过是12月31号，就是实施的前一天。不光是中央没有搞清楚，而且下层的党的单位，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市委，都没有通报。所以这个税制改革，并没有动员党的组织和力量进行，绕过了党这一环，直接从政务那里做了。所以毛大爷看了人民日报，才知道新东西出台了。

第二就是这个改革，引起了全党的鼓噪，不仅上海和北京这些大都市。看来周老爷对下面的地方势力的反应，估计不足。

第三点，毛大爷说了，俺也不懂经济，你这个税制看了一下，没有明白。究竟和过去的比较，有什么利弊，为啥物价这么波动。得给俺上上课。

估计看到这里，就会有些兄弟，对第三点表示不赞成，认为说毛大爷不懂经济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马上就会有人反驳道，那么刘少奇大爷和邓大爷就是经济专家了吗？其实，平心静气的看一下历史事实，而不是拍脑袋得结论，毛大爷和刘大爷都不太懂经济。那时候真正懂经济的大概是陈云老爷子。邓老爷本来不大懂，但是学得快（就像当年拜师刘伯承大帅学军事一样），而且邓老爷比较尊重在第一线工作的专家意见，从来不搞不懂装懂。周老爷也不是太懂经济，只不过态度比较谦虚，虚心听取他人意见。

听起来比较荒唐，而那确实是当时的现状。

批评毛大爷不懂经济，却好指手划脚，经常掺乎进非常具体的经济活动，并不影响对老爷子实现中国独立，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抵御外强的丰功伟绩的肯定，也不排除那个时代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多基础。

这个主要发生在毛大爷和周大爷之间的政策争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那么这场争论的双方，到底孰对孰错？

俺的看法是，双方都对，但是双方都错。

毛大爷的正确之处在于看到了在当时的经济情况下，是私强公弱，所谓对公私企业一视同仁，实际上起了具体的削弱公有企业的作用，与将来的大方针政策不符。

毛大爷的错误之处在于脑袋里已经定了要社会主义改造的调子，本来说的是10-15年之间改造完成，但是打定的主意，还是恃机而动，能快则快。虽然后来在党内不同意见的制约下，妥协的结果是1953年6月，中央定调为“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可是后来实践的结果，这个相当长的时间，就是3年，就通过公私合营，把私有资本主义经济，过渡到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

不是说当时不知道资本主义成分对国计民生有正面的作用，也有反面的影响，即当时吵得头破血流的限制和反限制之争。而是这种彻底地将私有经济中的自私逐利行为，加以限制，企图用政治运动，无私精神，和群众运动的替代方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几乎就是这之后，经济发展走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而且在这种认知下的经济决策，就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不尊重科学，不尊重实践，相信精神原子弹的万能，和极端冒进思潮泛滥的行为。

毛老爷的认知，还是在于他自己的乐观和对经济活动的不熟悉。其实以他对中国历史的娴熟，不会不知道历代王朝在建国之初的黄老之术，都是轻赋薄敛，修养生息。从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之治，走的都是先修养，再强权之路。而新中国1949年建国后，马上就是朝鲜战争，正是应该修养之际，如果可以在轻工业和商业上，让勤奋逐利的资本家们继续发展还很落后的各行各业，而由国家通过几个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控制；在农村继续让富农自己的单干，和中农下中农抱团互助和合作，来提高农业生产，并有国家来协调大型水利工程；在重工业发展上，则依赖于苏联的156个项目，由国有企业为主体，建立起一个完整的重工业基础，那么在20-30年间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到不是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

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想把前30年的经济发展失误，简单的归结到“备战经济”，并认为那时的国际环境恶劣，是造成这种基本认知，和采取的对策的主要原因，从而为30年整个国家犯下的错误辩护。这种观点根本没有考虑历史史实。一个例子就是1952年9月毛大爷在中央书记处的谈话中，谈到10-15年安心搞社会主义改造时，表示“争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以的”。

那么周老爷的正确和错误又在哪里呢？周大爷的正确之处，在于显然看到了私有经济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而且理解在那个阶段，必须给予企业修养生息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更强大的发展起来。

周大爷的错误之处，是在于不明白国有企业在经济中和私有企业扮演的角色不同，一位网友评论说，如果在税收上，公私企业同等对待，没有垄断的话，国企一定不是对手。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国有企业的存在，不一定要扮演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人角色，而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以非盈利，稳定社会的社会人角色。

中国从春秋时代齐国的管仲开始，就有由国有企业，进行均输和平准的社会功能。就是说当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比如说粮食和盐巴等等，出现价格波动时，粮贵伤民，导致社会次序大乱，国有企业就必须以低价卖粮，来稳定社会次序；粮贱伤农，导致粮食生产萎缩时，国有企业就必须以高价买粮，来保持粮食产量。这种平准行为，本质不是为了赚钱，甚至更多时候是赔本，你让它和私有企业竞争，不就成了粮价高的时候，不卖而囤积，粮价低的时候，不买而抄底。那国家还不乱了套？

因此周老爷要对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一视同仁，显然是混淆，或者不懂这个企业角色的区别。这也是一个更深刻的经济问题，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在陈云大佬手下，为平定各大城市里，被国民党搞出了超级通货膨胀，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国有企业，在周老爷手下，闹了点情绪，就把各大城市的物价闹上去了，搞得紫禁城里一片恐慌。

对国有企业，必须厚待，这是一个铁律。当然如果你让这些国企老爷们坐大，形成了势力庞大的利益集团，搞得政府的号令都不尿你了，又是另一个极端。把国家的公器用来谋取私利，似乎不光是盐铁论时代可以听到的抱怨，而且也是现在中国官办经济的一些现实。

可是另外的一个极端，就是判处国有企业的功能死刑，拒绝承认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的平准效用，盲目迷信自由市场的非现实假设，要求中国把银行（甚至中央银行）等等国家重要工具私有化，比如现在几个大银行向外资银行送几十亿一封的圣诞大礼，在重要民生和经济市场上，任由国际势力操纵，都是在实际上打击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也许比较一下美国银行的不作为，和中国银行的有所作为，对这个问题就会有比较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