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基本被歼。但他们仍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面伪装和平，摆出"和谈"旗帜，一面继续扩编军队，企图凭借长江天险，继续顽抗。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当夜发起了渡江战役。到6月1日战役结束，我军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闽北、赣中等广大地区，并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昌、汉口、南昌等大城市，歼敌40余万。渡江战役彻底捣毁了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同时也把迅速、完全地歼灭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任务摆在我军面前。
"宜将剩勇追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从毛泽东接到我军攻克南京的捷报后欣然吟育的诗句中，不难想象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对下一步战略规划早已胸有成竹。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残余军队尚有150万人，他们还企图负隅顽抗，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与此同时，国民党军还借助仅有的海空优势，封锁我沿海港口，轰炸我大城市和其他重要目标，阻碍和破坏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我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前进，歼灭国民党残余力量，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它们的走狗。
当时大陆上的国民党残余军队，大部分聚集在华南和西南。据守广东的是余汉谋集团，据守湖南、广西的是白崇禧集团，据守西南的是胡宗南集团和川、云、贵的地方军阀。他们在行将灭亡之际，还组织湘粤联防和西南防线，并企图建都广州或重庆，建立所谓的反攻基地。
然而，国民党表面上的嚣张气势掩盖不了其不堪一击的虚弱本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军继续猛打猛冲、正面推进或近距离包围迂回，极有可能迫敌逃离大陆，从而影响我消灭国民党残余在中国大陆的预定目标。当时，特别是在国民党内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用兵非常谨慎，尽是避免与我主力接触，企图保住老本，以待时变。为此，毛泽东在全面分析战场形势后，指示我军各追击部队，在继续行军时，对白崇禧集团及西南各敌，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对西南作战，他更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这就形成了我军追歼国民党溃退逃跑之敌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具体部署上确定：先以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由江西出广东，争取于10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歼灭敌余汉谋集团；然后在11月，第四兵团由广东进入广西南部，迂回至白崇禧集团的右侧背，第四野战军主力则进至柳州、桂林地区，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同时，第二野战军主力进入贵州，占领贵阳，既切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防止两敌逃入云南，并和在陕南的十八兵团形成对胡宗南集团的大包围；最后在12月，第四野战军主力在第四兵团的配合下，歼灭白崇禧集团，第二野战军主力由贵州迂回川南，在第十八兵团的配合下，歼灭胡宗南的集团，第四兵团则在歼灭白崇禧集团后，即由桂进滇，解放云南。
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第四野战军于4月中旬自平津地区南下，至6月上旬，行程1200公里，到达了长江以北的襄阳、樊城、安陆、孝感、浠水一线。随后于7月发起了宜沙和湘赣边广大地区，并争取了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于是，白崇禧无可奈何地退到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再构筑一条东与余汉谋集团衔接、西与敌川湘鄂绥靖公署守希濂集团呼应的湘粤联合防线。针对白崇禧的作战特点，毛泽东指示前方指挥员，"因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于是，我军分东、西、中三路沿赣、湘、粤边勇猛南下，计划以十三兵团组成的西路军取道沅陵、芷江，直插广西的百色、南宁，执行截断溃敌西入云南、贵州的退路的任务；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为东路军，奔袭广东，解放广州，然后转而西进广西，实施大迂回，断敌逃向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退路，与西路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钳形合围；以十二兵团为中路军，发动衡宝战役以牵制敌人，待我合围完成后，尾随敌人进入广西，与预期到达的十三兵团、第四兵团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9月中下旬，东、西二路军风卷残云，至10月初，便将敌东逃广州、西逃贵州的道路切断。与些同时，我中路军适时发起衡宝战役，从正面向敌人展开猛烈进攻，白崇禧集团抵不住我军的攻势，被迫撤退。这时，由于其东西两面已分别被我军阻挡，只得全线退往广西。我军乘胜追击，将白崇禧主力第七和第四十八军大部围于祁阳以北地区，解放了衡阳、宝庆。东路军第四兵团、十五兵团等部攻占了粤北门户曲江（韶关），然后，日夜兼程向广州前进。当时我军前线记者曾报道我军神速进军的壮观；"该部沿着北江及其两岸之铁路、公路及山路陡径，水陆并进，昼夜向南疾驰。在北江江面上千百只大小木船，与两岸数百里长的陆路部队并列，飞扬着鲜红的军旗，雄伟的歌声此唱彼和。入夜，船上的灯火与红绿色的联络电光闪烁如同繁星，无数桨橹激荡着江水奋勇前进。"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广东余汉谋部全线瓦解。我军接连解放了翁源、莫德、花县、增城后，广州守敌军心动摇，争先恐后地逃往香港、重庆、台湾。14日早上，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飞离广州，当日晚，解放军进入广州，解放了这座华南最大的城市。
毛泽东早就预料广州守敌会逃之夭夭，因此在我军进入广州前两天即电告第四兵团：如果查明广州一带敌人向广西地区逃窜，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追击。因此，第四兵团在判明广州守敌溃逃的方向后，果断决定已抵广州市郊的主力不进广州，立即兼程追歼逃敌。10月17日，我军进一步查明了敌军主力刘安琪兵团的逃跑方向。毛泽东得悉后又立即电示：广州敌逃跑方向不是向正西入广西，就是向西南入海南岛，四兵团应乘胜追击，直至占高要、德庆、封川、高明、新兴、云浮、郁南、罗定等县，必要时并占领梧州，因为占领上述诸县，一则可能歼逃敌一部或大部，使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粤；二则是对入桂作战完成了部队的展开。于是我追击部队又以惊人的耐力，连续五天以每天75公里以上行程进行大追击，终于在24日于广东南海边上的阳江、阳春地区追上了逃敌，并于26日发起总攻，一举歼灭被围之敌4万余人，至此，广东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
就在此时，我中路军和西路军也紧随白崇禧进入广西北部，并和东路军一起对白崇禧集团的老巢广西形成了三面包围的态势。退据广西的白崇禧和余汉谋残部还有17万余人，他们妄想借此力量与西南胡宗南集团建立所谓的西南防线作最后挣扎，不成即从海上逃跑。为此，我军在11月初发起广西战役。我军再次分为西、南、北三路，西路军沿黔桂边前进，阻敌西逃；南路军进至粤桂边境的廉江、茂名、信宜地区，防敌向海南岛逃跑；北路军暂不前进，以麻痹敌人，待西、南两路迂回形成对敌包围后，由南向北把敌人赶到我军预置的口袋中。但11月间，白崇禧为保持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通道，与廉江地区粤系残敌配合，先行夹击我南线部队，遭到我军坚决阻击后，狡猾的白崇禧见我主力尚未迫近，突然改变逃跑方向，向博白收缩，并命令后续部队麇集于南宁，企图经钦州、合浦由海上逃往海南岛。我南路部队紧追不舍，一路追歼到了博白，并和北路部队一起围歼白崇禧两个兵团于此地。于是，白崇禧只能奔命钦州，我各部队穷追不舍，于12月4日解放了南宁，7日攻占钦州，封闭了敌人南逃的海口，把残敌围歼于灵山以西地区。12日，我军又攻占了镇南关。至此，17万敌军除1万余人逃入越南外，其余全部被歼。我军解放了中南大陆，并于1950年4月横渡琼州海峡，解放了海南岛。
毛泽东对西南之敌也用于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既定方法来解决。西南之敌当时以重庆为中心，残部8个兵团分别部署在秦岭以南湘、鄂、川边和川黔境同及昆明、康定等地区，并以四川为防守重点，妄图保住西南，万一不成，就经云贵逃往国外。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第一野战军一部向西南进军，并就进军方针和部署问题指出：西南的中心是四川，"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为贯彻这一方针，毛泽东令位于川陕边的十八兵团积极佯动，造成对胡宗南集团的攻势；令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发动衡宝战役及广东战役，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同时，暗中令第二野战军隐蔽地从湘黔边直出贵州，第四野战军一个兵团在结束广西战役后，直趋云南，封闭了国境线，完全切断了西南之敌的退路，打乱了敌人在西南的整个防御部署，织成了围歼西南之敌的口袋底部。随即，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迅速前进，于11月15日解放贵阳和思南，并突破乌江，占领南川，在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焦头烂额的蒋介石急令在川陕地区布防的胡宗南军迅速撤至成都地区，驻万县的敌十六兵团也西撤到成都，以图继续抵抗或抵御不成向西康、云南突围逃跑。
就在敌人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见时机成熟，即令我第十八兵团南下川北，第二野战军的第三、五兵团主力继续迅速西进，断敌退向康滇的道路，然后集中主力聚歼胡宗南集团及川境之敌于成都盆地。我二野三、五兵团主力很快向西攻占了简阳、仁寿、乐山、眉山、彭山、蒲江、邛崃、大邑等城，从西、南、东三面构成了对成都的袋形包围。第十八兵团越过秦岭，进至绵阳及东西一线的合击位置。这样，胡宗南集团及四川境内的其余敌军数十万人被我全部包围在成都地区。12月27日，我军解放了成都，敌除少数得以逃窜外，全部被我消灭。
毛泽东以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思想，指导了我军中南战役和西南战役，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中南和西南凭险顽抗、割据一隅的迷梦。（谢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