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 涌
在这次世界经济“大衰退”中，中国经济界最流行的一个词就是“兜底”：到华尔街去兜底，到美国的房市兜底……不一而足。最近“兜底”论更上一层楼，要进行信用兜底。这就是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北京发布《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评级的战略底牌。中国的信用，一下子凌驾于美国之上。可最近有消息称，美国政府已将大公资信进入美国市场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这样一波三折的发展，自然在中国媒体中炒起了一场小小的中美信用战。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表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实质是高度社会化信用关系与落后信用评级体系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应当汲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的教训，抓住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的历史机遇，率先进行国家信用评级体系的变革。建立国家信用评级体系刻不容缓。”一句话，现在是中国去兜底捞信用的时机。
不错，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大大打击了西方金融界的信誉。以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之一穆迪（Moody’s）而论，当2007年美国的房市开始崩溃时，穆迪解雇了那些发出警告的分析家，提拔了那些华尔街的啦啦队。这在西方媒体上，已经有广泛的报道。说其信用跌底，当然不为过。不过，信用等级镶嵌在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之内。如今去华尔街兜底、去美国的房市兜底，我相信都有利可图；但是，如果不具备必要的“软实力”而到美国进行信用兜底，那多少就有些竹篮子打水的味道了。
主权信用是一种“软实力”
国家信用或主权信用，是一种“软实力”。在国际金融战争和大国竞争中，这种“软实力”经常比GDP、军队等“硬实力”还重要。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回溯一下欧洲现代国家崛起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战争打出来的。而支持这些战争的，是一套逐渐生成的国际金融机器。这一金融机器的运转，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当今世界的国家信用结构。
欧洲中世纪早期的战争相当原始，基本可以说是贵族间打群架。国王或诸侯招呼自己的扈从，自携武器和敌人对杀，一两天就分出胜负。这自然不会涉及多少金融问题。到了中世纪盛期，欧洲发生“商业革命”，经济恢复，贸易兴旺，野心勃勃的王室，利用新的经济资源展开了更广泛的战争。这种战争，渐渐触发了“军事革命”。
所谓“军事革命”，大致包括如下因素：第一，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者不仅是几个贵族，而且有了雇佣军、常备军，平民渐成主力。第二，战争从一两天发展到经年累月甚至几十年，参战的士兵不得不放弃生产。第三，战争技术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昂贵。这不仅包括新的筑城术、火药枪枝的运用，还有日新月异的海军，使战争成了最大的烧钱机器，军事问题立即变成了金融问题。再富的王权，也无法用传统农业的岁入来支持如今庞大的战争，在危机时刻必须借钱打仗。于是，国际信贷、主权债务等等也就随之而起。
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群雄并立，几乎没有一年不打仗。最后到了大英帝国的崛起，才算烟尘稍定。历史学家回顾这段大国竞争，发现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人口、资源，不是GDP，甚至不是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一国的举债能力。小小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自16世纪中期开始，向当时的世界帝国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打响了长达80年之久的独立战争。尼德兰不过150万人口，不过是一群城市集成的散兵游勇，缺乏军事经验。西班牙统治着2000万人口，几乎垄断了美洲的白银，所谓“日不落帝国”，最初就是用来描述西班牙的。但是，最终尼德兰的胜利，是把西班牙在财政上拖垮。
尼德兰为了打赢战争，大肆举贷，利率经常在4%以下。西班牙举贷，最绝望时要付出20%以上的利率。虽然战争结束时，尼德兰的人均负债额要高于西班牙的水平，但低利率使尼德兰能够承受更多的债务。英国也是一样。每次与欧陆列强交战，英国总是能够坚持到最后。这里的底牌，是英国能用3%至4%的利率借到钱，其欧陆的对手则经常要为贷款支付两位数的利率，打到半截就宣布财政破产。
为什么不同国家举债会有如此不同的利率？因为各国的国家信用或主权信用等级不同。信用高的利率低。信用差的，则必须支付高昂的风险利率。在那个年月，虽然没有穆迪这种大型的金融信用评级机构，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运行，欧洲金融市场对各国的主权信用大致发展出一套标准，并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现代国际金融体系。当时有钱放贷的，是城市里的商业集团。主要借钱的大户，则是急着要支付军费的王室或政府。商人是否肯贷款，以什么样的利率贷款，自然要看借贷者的偿还能力。
权力结构决定主权信用
不过，构成偿还能力的因素比较复杂。第一个因素显然是经济实力。比如，西班牙垄断了美洲白银，一下子就成了世界首富，各大银行纷纷以很低的利率给西班牙王室贷款，因为他们相信美洲白银将源源而至，王室有足够的偿还能力，风险很小。但是，也正是这个最富的王室，最终不停地宣布破产，不停地赖账，让银行赔上血本。这就使人们把目光集中在构成偿还能力的其他因素。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借钱的王室或政府的权力结构。
从表面上看，权力最大的国王，能够言必行、行必果，似乎最有信用。其实不然。试想，一个国王如果权力不受限制，你一介商人，把钱全借给他。他哪天一不高兴，宣布不还了。这还不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吗？所以，偿还能力和权力的大小，经常有着负相关性。英王则属于宪政君主。他经营现代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必须经过国会批准才能获得。当面临军事危机需要借贷时，王室借贷的偿还信用，是以国会批准的税收作为抵押的。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个人的承诺，而是国会的承诺，不可能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事实上，当时金融界给欧陆一些王室贷款时，如果王室下面的几家大贵族肯出面担保，王室贷款的利率就会低些；如果不仅有大贵族担保，而且治下一些自治商业城市的政府也出来担保，利率就更低。总之，权力越高越大，信用越差。但基层的权力，比如自治城市的政府，则有较高的信用。
欧洲的金融市场，并非一下子就发明出这样的信用体系。开始时，西班牙王室仗着白银的垄断，一度信用很高。英格兰王室权力受限制，所控制的人口资源都比较小，信息较公开，财政问题暴露得比较充分，一度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信用较低。美国打独立战争时，毫无信用，要靠着法国的牌子借钱，殊不知法国最后成为信用最差的国家之一。但是，经过几个世纪的运作，金融市场终于明白：从长远看，代议制的政府最有信用。这样的政府，因此也就最有举贷能力。
中国要理解这种金融逻辑，有着巨大的传统障碍。在西方列强打上门来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国债这么一说。皇帝缺钱，收税就行了。皇帝在万人之上，怎么可能欠你钱呢？你见过哪位大胆妄为之士，敢匍匐在皇帝面前说：“奴才的500万两银子何时能够偿还”？
现代的中国，当然已非帝制时代。中国有国债，也一直履行偿还的信用。但是，中国尚无西方发达国家那种代议机构的权威。看看美国的刺激经济计划，总统派自己的阁僚，到国会一家一家地求。布什的财长保尔森，甚至给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单膝下跪。拿来的钱怎么花，也要一笔一笔地算。政府拨款在国会辩论，电视转播。中国的刺激经济计划，4万亿一下子就拿出来了。从短期看，中国显然更有效率，全无美国国会那种扯皮。但是，从长期看，金融市场对这样的权力运用完全不能信任。中国的信用被打低分，也就不足为怪了。
国家信用评级，并不仅仅基于一时的经济表现，而是对政治经济的结构性的稳定和效率之衡量。西方的金融市场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显然不在大公总裁关建中的考虑之内。他批评说，有着百年历史的美国信用评级，始终没有被纳入其国家安全体系，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信用评级体系。他所不理解的是，信用评级一旦被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就成了国家“硬权力”之一部分。以国家权力评定国家信用，这岂不成了自己给自己打分？这还有什么信用可言呢？
国家信用是一种基于宪政结构的“软实力”。“硬权力”越强，则可能导致这种“软实力”越弱。大公的尴尬是，自己烧钱搞出个国家信用评级，中国一下子成了比美国更有信用的国家。可惜，国际社会并不把这种评级当回事，人家还是要看穆迪、标准普尔。就算你能关起门来说服中国人都相信这个评级，中国的老百姓也不能自由决定拿自己的钱买中国的国债还是美国政府的债券。同时，中国政府自己宁愿把大量的外汇结余用来购买美国的国债，而不是投入中国经济之中。你再说中国信用比美国高，怕是只能说给自己听了。
作者是美国波士顿萨福克（Suffolk）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