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社会抗议运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阿拉伯世界的社会抗议方兴未艾。中国尽管强化着基于暴力之上的“维稳”机制，但社会抗议并没有减少。长期以来一直以自由民主著称的西欧社会，也开始经历新一波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法国的种族、宗教骚乱已经有年。前不久，英国很多大城市，包括素有“绅士之都”的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暴力骚乱。香港很多年里一直是亚洲的抗议之都，最近在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期间，又引发了新一波的抗议。
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怎么了？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很显然，各种传统社会抗议理论，似乎已经很难解释今天的社会抗议了。
政治人物则往往给各种社会抗议过分简单的政治性解读，尽量推卸政治责任。当非民主社会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往往把此称之为民主化运动。在西方，无论是学界还是政治人物，一直把非民主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视为那些国家的政治权威主义的产物。当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指向了“人权”问题。当中国的其他城市或者乡村发生社会抗议的时候，西方就指向了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权。香港的社会抗议也一直被西方的一些人视为是民主化的一部分。中国当权者本身对目前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在中国内部还是海外，也只有高度政治化的认识。
当英、法等国发生骚乱的时候，又是什么原因呢？与种族和宗教相关的骚乱、内生的恐怖主义活动等，被视为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失败。发生在英国的以白人为主体的骚乱，则被英国首相简单地视为是社会“道德衰落”的结果，更多的人也同样简单地认为是这个社会出现了“病态”。
社会抗议运动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只要社会在变迁，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社会抗议。如果社会变迁具有普遍性，那么社会抗议也必然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不同社会不同形式的社会抗议背后，都能找到一些共同的根源。因此，今天在伦敦和香港发生的抗议运动，明天或许会发生在北京、上海、孟买、纽约、东京或者其他任何城市。再者，今天的社会抗议和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似乎没有多大的关联。暴力性抗议还是和平性抗议，也只是一个程度不同而已，甚至只有一线之差。
是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催生着社会抗议呢？在众多的因素之中，恐怕没有一个比全球化更重要的了。全球化至少导致了三方面的社会对立。
全球化导致社会对立
第一是贫富对立。全球化已经造就了社会的高度分化。如同历史上几次全球化，最近这一波全球化首先是由资本推动的。马克思时代把全球化和资本的扩张与国际化联系起来，这一点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改变。正是因为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流动，从而是财富的流动，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进入这个进程。如果没有进入这个过程，那么就意味着贫穷。再者，除了像朝鲜那样实行强行政治控制的少数几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免于全球化的冲击。一些国家是主动全球化，而另一些国家是被动全球化；主动全球化的国家，要比被动全球化的国家能够取得更快的发展。
全球化促进了全球性市场的形成，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则导致了高度的贫富分化，一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另一些国家获取的则比较少，也有一些国家成为牺牲品，它们的财富被全球化席卷一空。同样，反映在每一个国家内部，一些能主导全球化的社会群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获取了大量的财富，那些能够参与这一过程的社会群体也能分配到一些财富，也有社会群体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他们的财富被另一些社会群体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剥夺掉。全球化之下，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国家差异、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已经到了严重的程度。很容易理解，现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社会群体要抗议全球化。
第二是社会群体的对立。社会群体的对立一直存在着，但是全球化已经造成了新类型的社会群体对立。全球化不仅仅是资本的流动，也是人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当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流入一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传统社会基础开始动摇。全球化造就了新的移民社会，而快速移民使得传统社会难以消化新移民。新移民不仅为原来的社会带来了就业竞争压力，也使得原来社会的基础设施不堪负担。
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的流动不仅仅是作为物体的人的流动，更是作为价值和文化载体的人的流动，这更造就了文化和价值层面的冲突。欧洲就是一个明确的例子。一些欧洲国家原先提倡文化多元主义，认为民主自由制度是文化多元主义的最好制度载体。但是，现在一些国家已经明确宣布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另一些国家实际上已经失败，只不过是不好明确宣布罢了。
全球化也导致一个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中国表现得最为明显。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中国全球化的是大规模的内部移民运动。但内部移民运动导致了新来移民和当地社会的冲突。如果内部移民群体是属于不同种族的人，那么更会导致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这些方面在珠江三角洲表现得淋漓尽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个区域内部的流动，例如欧盟各国之间、东盟（亚细安）各国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精英和大众的对立。无论是贫富对立还是具有不同文化和价值的社会群体的对立，在历史上都存在着。要管理这种对立，避免这种对立演变成为冲突和暴力，是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概念和法律秩序（law and order）紧密相关，或者说提供“法律秩序”是任何一个政府最基础的功能。历史上，福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意在减少贫富分化的税收政策、促进宗教和种族和谐的法律秩序等等，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都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又在履行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简单地说，政府站到了资本这一边，或创造财富，或转移财富，或掠夺财富。这些年，中国在批判政府以GDP主义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政策，但GDP主义不仅仅限于中国政府。今天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不想致富，只是一些政府有手段和工具来致富，另外一些没有罢了。
新自由主义为害甚大
驱动各国政府GDP主义行为的意识形态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本来是一种资本的学说，重效率，轻公平。当代新自由主义一切以货币化为依归，要把社会中的一切要素通过货币化而处于流动之中，通过要素的交易达到高速的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新自由主义对作为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的影响非常深刻。社会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原因很简单，经济生活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或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除了经济生活，人们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生活。资本会冲垮所有社会领域，把一切货币化。在这样的情况，政府必须发挥作用，和社会一起来抵制资本进入非经济领域。
但可惜的是，很多政府本身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一旦新自由主义变成政府决定经济政策的意识形态，资本的力量势不可挡，快速有效地侵入社会各个领域。美国里根总统时代、英国撒切尔首相时代的私有化运动，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起点。19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推到顶点。直到发生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人们才发现新自由主义有那么多的害处。此前，无论政府还是社会似乎都在享受其好处。
在当代，理论上仍奉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最大的实验场所。在西方，因为有民主的抵制，新自由主义在社会领域如医疗保险、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阻力。但在中国，新自由主义长驱直入社会领域。所以，中国表现为社会政策的经济政策化，政府不分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简单地把经济政策应用到社会政策领域。结果导致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商业化。
政府和资本结合的结果
这二者的结合使得社会很快失去均衡，一个社会要有效运作，社会、资本和政府三者之间必须保持相对均衡。新自由主义使得财富大量积聚在资本手中，一些观察者指出，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的最主要分化，是亿万富翁和穷人之间。这个说法尽管有些夸张，但并不是没有道理。这就产生了三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是政府自我弱化。政府帮助资本积累财富，尽管政府本身也获益匪浅，但政府已经没有力量来对付资本。政府的一个责任就是规制资本，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相反，政府成为资本的奴婢，服务于资本。如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情形所说明的，一旦当资本出现问题，政府就必须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资本。很多资本（企业）已经发展到过大而不能倒。一旦倒塌，整个社会就要遭殃。政府因此有足够的理由来救资本。问题在于，资本被救活之后，不会倒过来帮助政府，更不会来帮助社会。资本还是按照其自己的逻辑前行。
第二，社会不满政府。政府和资本站在一起，社会不满政府就很容易理解。收入分配过大、社会分化而缺乏正义、就业不足等等，这些都足以使得穷人不信任政府。同时，因为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原来庞大的中产阶级也受到威胁，其规模缩小，财富缩水。中产阶级也同样对政府不满。这一现象在西方尤其明显。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更进一弱化政府，因为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信任、支持，政府就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来制定有效的政策。对资本的依附和缺乏社会的支持，是西方弱政府的两个主要因素。
第三，积累了大量财富的富人也似乎失去了生活的意义。现代社会抗议运动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其很多参与者属于富家子弟。在西方宗教环境里，财富本来只是一个工具，不是目的。创造和积累财富是清洗人类“原罪”的工具。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里，创造和积累财富本身成为了目标。当钱的目标是更多钱的时候，人也就成为了单纯的“经济人”。不过，当钱体现不了人在其他方面的价值的时候，富家子弟也开始对社会不满了，也开始参与社会抗议运动。中国在这方面的形势更为严峻。在缺失任何宗教因素的约束的情况下，不难理解GDP主义横行、以钱为本、人欲横流等现象。
基于社会媒体的新兴社会已形成
富人、中产阶级、穷人，这些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群体，为什么能够在社会抗议运动中走到了一起？这里，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新社会正在形成，一个基于新媒体或者社会媒体之上的新兴社会。社会媒体的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已经造就出一个庞大无比的虚拟社会。在这里，人们可以互相不认识，但可以立刻变成非常有效的组织。人们频繁地互动着，寻求着新的价值、新的宗教、新的生命意义。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不管他们来自怎样的社会、文化、宗教等背景，他们可以讨论任何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塑造着各种新的共识。当然，这不仅仅是虚拟，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就会把共识转化成为行动。他们希望在抗议中获得生命的意义，在抗议中获得未来。实际上，他们一直在寻找着、制造着各种机会。
很显然，这个新型的（虚拟）社会和传统社会已经并存，并且已经开始处于竞争之中。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也不管人们喜欢与否，这个新兴社会已经具有了非常巨大的政治能量。任何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如果不能向这个新兴社会作调整，就会面临社会抗议危机。当然，历史地看，社会抗议也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是社会发展内在的一部分，甚至是正常运作的需要。社会抗议运动使得一个社会不断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使得现存体制能够直面问题，与时俱进，改革自身而得到继续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管理”的概念具有相当的政策理性。当然，如果从全球性的社会抗议运动来看，任何社会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重大的社会治理课题。或者说，如何治理社会仍然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作者郑永年是国大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