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赔银两亿两。6天后，俄、德、法三国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要求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10月19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协议：日本归还辽东予中国，而清廷要付给日本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用，11月16日清廷赎回辽东。1896年6月3日，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利用中国在甲午战争后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为由，胁迫清政府派李鸿章与俄国政府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沙俄势力由此入侵中国东三省。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1897年山东发生曹州教案，德军趁机占领青岛，英军占领威海，法国占领广东湛江。1898年3月27日，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由头，前门拒一狼，后门进四虎。列强瓜分中国之势从此兴起。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一）

甲午战败——维新派乘机得势

    而甲午战败，也给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以可乘之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自1895年起便在各地极力鼓吹变法维新。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向光绪帝上《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次上书），提出要参考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变法。4月12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并在全国设立分会，纠集人员大造变法之势，遭到众多官员弹劾，斥之“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但光绪帝维护其“会能保国，岂不大善”，因此未被查禁。

    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䜣（道光第六子）病故，终年66岁。奕䜣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重臣，其人刚直诡决，人称“鬼子六”。1861年咸丰驾崩后，奕䜣与慈禧合谋发动辛酉政变，成功夺取了政权，被授予议政王之衔，位极人臣。在奕䜣、文祥主导下，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支持地方实权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开展洋务运动，掀起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序幕。一个千年农业帝国，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同时奕䜣掌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外交事务。采用防御外交政策，与欧美列强极力周旋，争取发展空间。1865年，奕䜣因受慈禧猜忌，被免去议政王职务，但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同治八年，奕䜣支持杀掉大太监安德海，招来慈禧怨恨。同治十二年，因劝谏同治帝不要修治圆明园，触怒慈禧。光绪十年（1884），慈禧借中法战争失利为由，罢去其一切职务。直至10年后，1894年甲午战败，61岁的奕䜣已经疾病缠身，才重新起复为总理衙门大臣，负责谈判善后。

    暮年的奕䜣虽锐气尽消，但慈禧也让其三分。奕䜣对光绪多有约束，他对光绪帝谏言：变法必须谨慎，旧制不可尽废，新进之士不可贸然使用。1898年初，光绪帝要召见康有为，被奕䜣谏阻——不能行其志。光绪无奈，便命康有为上奏陈述建议，并阅读了康有为特意撰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考》。这两本书主要叙述日本明治维新过程和沙皇俄国发展史。但是为了突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在写作过程中，有意改动史实，加注自己的意见，企图鼓动影响光绪帝（注：《历史教学》1980年第6期）。这两本书对煽动光绪帝贸然施行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5月29日，就在奕䜣死前，还对光绪说：“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奕䜣突然病逝，让清廷断去一柱，同时出现了权力失衡，两代帝师翁同龢（帝党）开始独持朝政。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帝后斗争重新燃起。更加重要的是，让维新派有了可乘之机。奕䜣才死两天，6月1日，御史杨深秀向光绪帝上《请定国是折》（康有为代拟），陈述甲午战败后国家的危急形势，要求光绪帝宣布维新。6月8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定国是疏》（康代拟），由军机处奏呈慈禧太后。慈禧阅读了两份奏折，表示认可。1898年6月11日，得到慈禧太后默许后，27岁的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翁同龢起草），由吏部尚书孙家鼐主持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缺乏政治经验和实权的光绪帝，成了变法的核心决策者。

戊戌变法——救国图存还是亡国之道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关键的时期，前有甲午之败，现有外敌入侵；内有义和团萌芽之势，外有列强环伺，后有庚子事变，局势可谓错综复杂。在这种危机关头，中国确实急需有一批具备足够政治历练的人才来稳定局势。然而奕䜣离世、李鸿章、张之洞老迈，27岁的光绪帝也非一代雄主，清朝可谓无人矣。病急乱投医的后果，就是在康梁这些只会纸上谈兵、以狂言博取声名，且与日本人勾结的维新派极力鼓吹下，喝下了变法维新的迷魂汤。客观地说，1898年的中国确实到了非变的不可的时候，但是光绪受人蛊惑，仓促举行变法，实际让中国走上了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

    变法维新，变的是国家根本体制，必然会引发社会动荡，是要流血的。一旦处置不当便会危及国运，轻易不可擅举。面对如此重任，需要有一个政治经验丰富、具备雄才大略和政治权威、能够洞悉时局、在混乱中制造机会、把握机会的领导层；能够制定出周密严谨的长远计划，且由一批具备足够政治历练和魄力的人才来执行。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光绪帝是一个缺乏实权的懦弱之君，他实际是慈禧胞妹婉贞所生（咸丰的七弟醇亲王奕譞次子），因此也是慈禧的侄子兼外甥。1875年1月，19岁的同治帝因天花暴毙，没有留下子嗣（此时正是日本明治维新开始阶段，也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4岁的载湉被慈禧扶上了皇位，年号光绪。幼年的光绪，在慈禧的阴影下，成为垂帘听政的玩偶。1889年，18岁的光绪开始亲政，实际仍未摆脱慈禧的控制。光绪成年之时，正是中国近代陷入内忧外患之时。甲午战败彻底击倒了清政府，光绪不愿做亡国之君，便接受维新思想试图扭转时局。这给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带来了机会。

    再看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官僚世家，其两次入京科考皆名落孙山，求仕处处碰壁，37岁仍不得志，是个性格怪癖且言行偏激的投机份子。1889年9月，也就是光绪亲政的那一年，一事无成的康有为（31岁）选择离开北京。两年后在广州开设“万木草堂”，召集弟子宣扬孔教，其中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康有为在剽窃张之洞门生廖平的《今古学考》基础上，写出了《新学伪经考》，试图“复原孔教”，尊崇孔子之意无以复加，由此得了个“康圣人”的雅号。1895年5月，康有为第三次赴京科考，恰逢甲午战败，清廷签署《马关条约》，康有为借机联合会试举子，发动公车上书，但以流产告终。当年5月底，康有为第三次上书光绪帝，终于得到光绪赞许，由此赐进士出身，任工部主事。见维新论受到光绪赏识，康梁鼓吹维新之风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实际上，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不过是从大量西方书籍和日本明治维新中，东拼西凑得出的空洞之言，缺乏在中国的实际可操作性。他们很走运，遇到了光绪这个买家。然而这批只尚空谈的人，能救中国于危亡吗？

百日维新——持续103天的政治闹剧

    1898年6月13日，戊戌变法第三天，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向光绪帝上《国事大定密保人才折》（康有为代拟）。奏折向年轻的光绪帝保举五名维新人才——40岁的康有为（工部主事）、31岁的张元济（刑部主事）、33岁的谭嗣同（江苏候补知府，湖北巡抚谭继询之子）、50岁的黄遵宪（湖南盐法长宝道兼署湖南按察使）、25岁的梁启超（广东举人）。光绪帝当即朱批，三日后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速度之快令人意外。同时，光绪还下旨召黄、谭进京，安排梁启超在各国总理衙门任职查看。维新派就这样在精心策划下，一步步接近了中国政权的核心圈。

    6月15日，戊戌变法第五天，清廷发生了人事地震。在慈禧授意下，光绪帝宣布了一系列人事变动。一、罢黜68岁的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翁同龢（帝党首领）一切职务，遣回原籍；二、召直隶总督王文韶回京，由大学士荣禄暂代（不久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领文津阁大学士衔，统领北洋三军）；三、凡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赴任前必须到皇太后面前谢恩。三条上谕实际是向朝野宣布，帝后之争中，帝党完败，大权仍在慈禧手中。

    6月16日，光绪帝专门召见康有为和张元济。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召见前还有个插曲。康有为在朝房等待接见的时候，恰好遇到新任直隶总督荣禄。荣禄问康：以你之大才，应该有什么补救时局的好办法吧？康有为答曰：非变法不可。荣禄回道：我当然知道要变法，但是本朝一二百年之成法，一下子能改变吗？康有为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在召见过程中，光绪帝的话不多，对于康有为提出的所有变法维新的看法和建议，都表示了肯定态度。当光绪帝谈及应依靠哪些人才推行变法时，康有为提出“惟有擢用小臣”。当天，光绪即命其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专折奏事。

    这次召见后，百日维新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了。据统计，从6月11日至9月21日，短短103天时间内，先后下达180余道新政上谕，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300多个方面，动作之大，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缺乏政治经验的光绪帝和维新派人物，将国家当成了试验品，缺乏计划和急于求成的后果，就是造成局势一片混乱。（可以比照下，如果现在中央政府在3个月内推行300多项重大改革，会有什么后果。）这些举措，多数可谓大而无当，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有的甚至大量照抄日本法律，或仅是略加修改。而康有为等人的作为，更加令人侧目。如康有为原本鼓吹以君主立宪制、开议会、设制度局等作为变法核心，然而受到光绪召见后，康的态度出现急剧变化。他以中国民智未开为由，召集弟子撰文鼓吹暂不宜开设议会，而以君权治天下是唯一道路（如陈继俨的《中国不可开议院说》）。这种做法引起维新人士的群起责难。此足以说明，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不过是为取悦光绪帝的政治投机，以达到在朝局大变动中分一杯羹的目的。

救亡之策——中日英美合邦论

    更加荒唐的还在后面，8月16日，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了迁都、借才、联邦三条建议。除建议朝廷迁都荆襄外，以挪威合于瑞典而得自存，匈牙利合于奥地利而以不灭未由，建议中日“两国合为一国”，还提出让光绪聘请刚刚卸任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除迁都外，这些观点均出自康有为的“中日合邦”论，有意窥测光绪帝的口风（据史学家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该奏折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

    早在1897年起，由于受俄、德两国侵占旅顺、青岛的刺激，中国朝野正在经历从主张“联俄拒日”（甲午战败时，李鸿章借三国干涉还辽，与俄国签订密约），到维新派主张“联英日以拒俄”的巨大转变。而英国对于结盟态度不积极，日本则积极开展关于中日结盟的游说活动。对于维新人士，也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在内的实权派进行积极说服。

    日本如此积极的实际目的，主要是防止中国倒向沙俄。日方在华联络结盟的活动，主要有日本外务省、日军参谋本部、日本东亚会、日本同文会等四拨人运筹，实际多为间谍。他们广泛接触中国各阶层人士，打着黄种人联合起来对付白种人的旗号，建议中日结成联盟或联邦。这种幌子极具欺骗性，大批中国知识份子士主动投怀送抱。在日本来华的四拨人中，日本外务省除了对清廷决策层进行工作外，还对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进行接触，积极扶植中国亲日的维新势力。

    日军参谋本部以游说中国地方实权派为主要目标。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马关策划刺杀李鸿章的那位），派遣神尾光臣、梶川重太郎、宇都宫太郎、西村天囚等人到中国游说时，不仅接触了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也与维新派的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进行了接触。日本人表示，中日“本兄弟国，贵国遇我良厚”，却因甲午之战，遂成仇衅，“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并声称“贵国亡必及我，我不联贵国，将谁联？”（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原书房1981年版）。这种姿态，显然深深打动了谭嗣同、唐才常，并通过谭、唐等人进一步影响到康有为及维新派的对外策略。1898年1月28日，康广仁（康有为弟弟）在上海拜访了日本新闻记者西村天囚（疑为日军间谍）。西村不仅与维新人士频繁交往，还作为日军参谋本部代表，与日本外务省代表，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来往频繁。小田切作为日本外务省联华势力的代表，在中国维新派中扎根很深。

    日本在华活动还有两拨重要势力，就是前文提及的间谍组织同文会和东亚会。早在1897年2月28日，同文会的骨干宗方小太郎，就在上海与维新人士李盛铎、罗诚伯、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接触。维新人士还对日本政府与清廷地方实权派接触的做法耿耿于怀。作为日本在华活动的第四支力量——犬养毅为首的东亚会，不单跟维新派接触，还与革命党人联系，象平山周和宫崎寅藏等激进份子，甚至公开把颠覆清廷建立新政府，作为“日中提携”的前提。（这种赤裸裸的内外勾结，与今天的“民主人士”并无二致。）

南海会馆——李提摩太的荒唐建议

    1898年4月，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推动下，筹组了日中结盟活动的核心组织——上海亚细亚协会（其前身为上海兴亚会），参与者包括文廷式、梁启超、麦孟华、康广仁、汪康年、郑孝胥、张謇、郑观应等大批维新人士。与此同时，康有为的保国会也进行了一系列日中结盟活动。早在1897年底，康有为即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又名矢野龍渓）接触，逐渐明确了中日合邦的主张。1898年4月，康有为与矢野文雄相约，筹备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康氏《自编年谱》）。4月13日，康有为策动杨深秀上奏光绪帝，称中国应与日本结盟。矢野文雄原本任职日本大藏省（财政部），还曾进入报界工作，后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推荐下，再度踏入政界。1897年被任命为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与伊藤博文之间的深厚关系，成了康有为在“中日合邦”问题上，与伊藤博文建立直接联系的桥梁。

    1898年夏天，康有为等人还与53岁的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打得火热，频频在南海会馆讨论中日、中英、中美联盟等问题。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70年受浸信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活动于山东、山西等地，1886年后长期活动于京津地区。其人广结权贵重臣，与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等人多有接触。极力主张“中英合邦”，甚至希望中国将外交、新政、铁路、借款、报纸、教育等权力，全部交由西方人掌管（注：李提摩太著《新政策》）。不论其是出于何种目的，一旦采纳，那么中国必然会沦为第二个印度。与此同时，李提摩太还向康有为建议：鉴于伊藤博文已经使日本变成一个强盛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妨请伊藤来担任中国皇帝的顾问。康有为深表赞同，还请李提摩太出任光绪的另一名顾问（李提摩太其人在华活动长达46年，直至1916年才返回英国。其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以传播宗教、思想为幌子，企图影响中国政局发展，结果都未如愿）。

    随着康有为等人对光绪帝的影响，中日合邦问题，已经从民间讨论，发展到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层。5月，康有为上呈《密联英日以保疆土而存国祚折》，仍是主张与英日联盟。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甚至上奏光绪帝，建议其亲自访问日本。9月19日，就在戊戌政变前两天，杨深秀还向光绪上奏称“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希望光绪断然采取合邦之举。值得注意的是，“合邦”这个词原本是被维新派弃用的，因为连他们自己都嫌不好听。直至戊戌变法失败前一个月才重新提出来，这反映出帝后争斗的严峻形势。维新派在推行新政仅三个月，便遇到极大阻力的情况下，迫切希望得到日本“明治精英”的支持。而中日合邦问题，也随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甲午战争罪魁）访华，和杨深秀等人的奏折而瞬间达到高潮。

戊戌政变——日本人扮演什么角色

    1898年9月18日晚，戊戌变法第100天，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向身处颐和园的慈禧太后上书，弹劾康有为“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指责文廷式创办大同学会，“外奉广东叛民孙文为主，内奉康有为为主”，请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所谓引用东人，即指维新派勾结日本人。此时，在北京最轰动的事情是，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了。

    1898年1月，伊藤博文（57岁）第3次当选日本首相，因预算案被议会否决，竟然粗暴地解散议会，引发倒阁大战。最终大隈重信联合板垣退助（两党合并），成功扳倒伊藤内阁，6月30日伊藤下台。刚刚倒台的伊藤，不久后居然踏上访华之旅。此行意在笼络清政府，遏制沙俄在华扩张（甲午战争后，李鸿章通过三国干涉还辽，与沙俄走得很近）。伊藤博文于8月19日从长崎出发，9月14日抵达北京，次日便与庆亲王奕劻（总理衙门大臣）会晤。伊藤博文抵达北京的消息令维新派群情振奋，贵州举人傅夔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为相。9月18日，已经被慈禧勒令离京的康有为，执门生礼拜见伊藤，态度极其恭敬。此时京城已经谣言四起，说康有为与日本勾结，由大沽口日本军舰派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劫制太后至日本兵舰。实际伊藤通过驻华使馆提供情报，知道戊戌变法根本不可能成功，还担心维新派无谋，会引发中国内乱，招致列强介入，加速瓜分中国。

    9月18日晚上，御史杨祟伊通过庆亲王奕劻，密奏身处颐和园的慈禧太后，其中第四条写道：“风闻东洋故相依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依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奕劻还提醒慈禧，光绪将与伊藤会面。慈禧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第二天（9月19日）便由颐和园搬回皇宫。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又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戊戌变法》第一册476页）当天，光绪帝由养心殿迁到瀛台涵元殿，断绝与外界联系，行动受到控制，实际软禁。直隶总督荣禄也化装抵京，军队严密控制京畿。9月20日中午11时，伊藤博文在勤政殿觐见光绪帝，光绪待之以亲王之礼，赐坐御座之侧，并请教维新之事。慈禧实际在屏风后面监视。在此之前，光绪已见过慈禧，故而心情很不好。伊藤见光绪情绪不稳，便敷衍一番后告退。光绪帝原本预定在9月20日、28日，先后接见日本人伊藤博文、英国人李提摩太，并正式聘请为变法顾问官。（注：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

亡命天涯——康有为如何逃至日本

    9月21日，慈禧召见进京领职赴任的江宁布政使（从二品）袁昶。袁昶向慈禧告发：进京途中，他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同乘一船。李无意中透露康有为邀请伊藤博文和李二人，担任光绪帝的顾问，以及“中日英美大合邦”的部分内容。慈禧闻讯便立即在仪鸾殿，召见光绪帝和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及军机大臣等人。对光绪进行了初次审讯，收回全部事权，并宣布9月22日在勤政殿举行“训政”仪式（垂帘听政）。同时，慈禧命令刑部尚书兼步兵统领崇礼，缉捕康有为、康广仁、杨深秀、宋伯鲁等曾经推荐过伊藤博文的官员。

    维新派对此结局早有预谋。早在9月19日凌晨，梁启超、谭嗣同曾与袁世凯进行彻夜长谈，劝其“举兵扶上，清君侧”诛杀荣禄，并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袁未应允（袁世凯《戊戌日记》，事后袁自认是他向荣禄告密。）。谭立即将会谈情况向康有为等人通报。康决计尽早离开京城，赶赴上海，另想办法。梁启超则于19日上午拜访李提摩太，希望说服英国公使出面干预，以防慈禧废黜光绪。李提摩太表示自己只是个传教士，力有不逮，而英国公使窦纳乐正在北戴河避暑。康有为只好转而寻求伊藤博文及日本的支持。9月19日下午三时许，康有为来到伊藤寓所进行拜访，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康希望伊藤在觐见慈禧时，能为光绪和自己开脱（伊藤最终并没有见到慈禧）。从伊藤处出来后，暮色已黑。当晚，翰林院侍读黄绍箕为康有为设宴饯行。宴上黄向康通报情况，担心荣禄会捕杀康，劝其尽早离开。回到南海会馆后，康的门生苦劝其离京。

    于是康有为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继续在京城“谋救”皇上，他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从正阳门车站乘火车直奔天津，经烟台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直奔上海。在赴上海的途中，北京的情况发生急剧变化，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而他的行踪也为荣禄所获知，致电上海道蔡钧严密缉捕。蔡钧照会英国领事，要求其答应在船上逮捕康，该照会被英方退回。蔡钧不得已于24日早晨起，督率众多捕吏兵卒前往上海码头严密警戒，等待天津来船。而停泊在上海港的英国军舰“Esk”号，预先得知康有为乘重庆号抵沪，天未明即悄悄从上海港出发，到吴淞口外等候。至当日下午见重庆号驶来，便派出小蒸汽艇将康有为接至“Esk”号上。稍后，康有为一行换乘皮奥轮船公司的“Bollarat”号，在英国军舰“Bonaventure”号的护送下离开上海，于9月29日夜里11时左右抵达香港。

    到了香港后，水上警察立即派小蒸汽船将康护送到中环警察总署。为了防止刺客，港英政府实行了严密的戒备。在康有为逃亡香港的同时，在广东原籍的康氏族人，如康的母亲及异母弟等也先后逃至澳门。康氏门人约二十人在康抵达香港的前三四日也分别来到香港避难。9月30日，法、德等国驻香港领事迅即拜访了康，而康最想取得联系的是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三郎。在见面未果的情况下，康派遣心腹弟子王觉任、何树龄二人，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秘密请求上野季三郎，将康有为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的电报代为发出，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上野季三郎则直接将电报发给了日本东京外务省，请外相大隈重信处理。日本方面对此很犹豫，因为先前是英国政府在保护康，担心日本出手可能会影响日英关系。

    日本政府的犹豫，导致康有为转变了想法。10月8日，他向上野季三郎表示，他有意于赴美、英途中访问日本，询问在日本期间能否获得日本政府的保护。这次日本再未犹豫，10月9日，日本外相大隈重信致电上野季三郎，请他转告康有为，他在日本期间将获得“适当的保护”。康有为遂化名“夏木森”转赴日本，10月25日抵达神户。

避居公馆——梁启超如何逃至东京
    再说梁启超，9月21日当天，梁启超亲自跑到日本使馆见伊藤博文，两人谈了许久才分手。当晚梁启超又逃到日本使馆来请求避难，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表示为难，便找伊藤博文商量。在伊藤支持下，林权助准其避难于公使馆。对于日本公使营救维新派领袖的行为，清政府非常愤怒。9月24日，李鸿章摆下鸿门宴，当面质问伊藤博文康、梁等人的下落。伊藤博文以康梁之罪，应按万国公法处置作答。李鸿章能奈之何。

    正当日本使馆准备让梁启超迅速出走之时，日本领事郑永昌恰巧从天津到北京办事，林权助便让郑永昌和梁启超化装成猎人的样子，从正阳门火车站乘火车悄悄离开北京。但当他们二人到了天津车站时，在月台上被人发现了，报告清朝的捕快。在这危急的关头，梁启超和郑永昌赶紧躲避到人多的地方去，在混乱中跑向河边，见一艘帆船停在那里，他们立即跳上船，帆船直向白河上游的日本军舰驶去，并摇着白手帕作信号。日本军舰的舰长事先已接到北京使馆拍来的电报，作好了接应的准备。当舰长看见白手帕的信号时，便迅速放下一艘小艇，把梁启超和郑永昌拉上军舰。这时，清朝的捕手也乘坐小蒸汽船追赶，但没有向白河上游驶去，而是向白河下游直奔，并停泊在日本商船的舷侧等候。

    如此，在日本军舰保护下，梁启超逃至天津塘沽，然后登上日军“大岛”号军舰。第二天王照也被送上了大岛号。该舰在塘沽停泊了十几天，直到奉命换防才启航返回日本。梁启超于10月16日抵达东京，在犬养毅安排下，住到了早稻田鹤卷町40番地高桥琢也家。也就是一年前犬养毅包养孙中山时的住所。梁启超因崇拜吉田松荫及高杉晋作，化名吉田晋。为安全起见，只与大隈重信、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会面。与一年前孙中山的遭遇，其实并无二致。10月26日，康有为也抵达了东京，在犬养毅安排下，与梁启超住在了一起。梁从康口中获悉，其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而后梁在广东新会的家人避居澳门。康有为还与宫崎寅藏等人，讨论派日本浪人刺杀慈禧。

血染刑场——谁付出了代价

    慈禧太后得知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后，下令继续缉捕。并于9月28日，不经审讯便将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押赴北京菜市口刑场公开问斩。官员未经审判直接处死，在清朝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庆亲王奕劻本有意搭救杨锐、刘光第，但上谕下来，回天无望。

    康梁逃至日本后，由犬养毅出面撮合，希望康、梁、孙能联合组成反清组织。孙中山、陈少白希望与康梁见面，康有为以奉光绪帝密诏，不便与革命党人往来为由拒绝。此后孙中山、陈少白亲自从横滨赴东京，请宫崎寅藏介绍，与梁启超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会谈，讨论合作事宜。12月23日，梁启超在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等人资助下，创办《清议报》，攻击清廷专制，宣传反满，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等，梁启超由此声名大噪，声望与日俱增。

    1899年3月，原本庇护康梁等人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在清政府压力下，康梁被日本政府迫令出境。康有为先去英国，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帮助光绪重新掌权，遭到拒绝。无奈只得留流亡英联邦的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会员号称百万人。可以说，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保皇会。康党用会员会费和捐款开办保皇公司，炒卖地皮牟取暴利。梁启超则去了美国檀香山，随后也加入了保皇会。孙中山的革命党和康有为的保皇党，由此在全球各地相互攻击，争斗了几十年。孙中山在1911年底回国，随即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康有为在流亡海外16年后，于1913年12月回到中国，长期居住上海（租住盛宣怀家的豪宅辛家花园），仍宣称效忠清廷。1917年康有为积极参与张勋复辟，拥立溥仪登基；复辟失败后遭到北洋政府通缉，化装逃回上海。1921年在上海英租界愚园路购置地皮10亩，兴建豪宅“康公馆”，继续过着奢侈生活，全家光妻妾就有5人，仆人40余人。主要经费来自保皇会及各种政治资金。1923年康有为在青岛购置豪宅养老，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后，康有为还至天津静园觐见。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暴毙，终年70岁。

    康梁名为变法维新，实则大搞政治投机，与今天中国某些人士极其相似。其支持的“中日合邦”论遗毒深远，抗战时期日本抛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论，即为“中日合邦”的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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