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1910年1月，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广东佛山人，27岁，1904年赴日本）与黄复生等人潜入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醇亲王，宣统帝溥仪的生父）。他们策划在载沣每日上朝都要经过的后海小石桥下埋设炸弹。3月31日深夜在埋炸弹时，被路人发现举报（该人因老婆出轨，半夜寻找时巧遇此事）。警察起出炸弹后，根据加工的螺丝，从铁匠铺查获汪精卫等人行踪。4月16日大批警察包围照相馆，汪精卫等人被捕。负责审理案件的是肃亲王善耆（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生父，主张君主立宪，时任民政部尚书）。善耆与三教九流都能友好相处，对革命党也多方笼络。汪精卫刺杀一案，原本应依法处死。后在善耆周旋下，4月29日下达判决书。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判处二人永远监禁。为此还引发了大理院（最高法院）的严重抗议。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

刺杀亲王——汪精卫何以死中得活

    其实在3年前，徐锡麟刺杀恩铭时，由于徐为政治信念而不惜“恩将仇报”，挑战了伦理底线，激起朝廷官员的众怒，多数人主张应加重处罚，甚至恢复抄家灭族制度，以戒后逆。肃亲王善耆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者，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他要求朝廷法外施恩，勿累及徐的亲眷戚族。当意见没被采纳后，他就联合醇亲王载沣等人斡旋，终于将徐锡麟的家属保全了下来。汪精卫入狱后，善耆多次入狱劝解。善耆强调中国内有复杂国情，外有列强环伺，变革政体要有步骤地逐渐推进，而汪精卫认定要救中国，非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不可。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准备把牢底坐穿的汪精卫，绝不会想到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他就出狱了。更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命运。

    上述刺杀事件，只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策划的数十起暗杀事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刺客70%为南方人，且多为赴日本留学生，大多数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单单依靠刺杀，绝不可能击垮一个庞大的帝国政权。那么靠发动起义如何呢？

流血华南——会党起事焉能成功

    从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建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在6年间参与了9次武装起事，全部以失败收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906年12月，由湖南哥老会（黑社会会党组织）联合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数千矿工，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当年长江流域发生洪灾，湖南灾情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湖南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趁机联络各地会党及萍乡矿工发动起义，参与者达3万人，旋即遭五万清军剿灭。严格来说，该次起义以湖南会党为主，同盟会只是派人参与。

    而同盟会组织的其他八次起事，全部围绕在中国南方两广边界地区，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其中5次的参与人员仅有200人以下，且成员多为联络纠集的地方会党流寇（有勾结日本、法国人参与），用悬赏花红作为激励。无组织无后援，根本不可能成事。在八次起事中，孙中山亲身参与的只有一次（广西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与日本人潜入中国境内2天后，闻知清军围剿，便逃回越南境内。如此起事，屡次失败，如同儿戏。而孙中山屡次遭到各国政府驱逐出境，游荡在世界各国，与国际流民无异。附同盟会参与起义情况：

    萍浏醴之役（1906年12月4-31日），哥老会乘当年长江洪灾引发社会动荡，组织3万人起义，清军出动5万人镇压。这是自太平天国后，清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组织者哥老会首领龚春台出逃长沙、同盟会员蔡绍南逃亡广西。同盟会员刘道一（1904年赴日本）被清军捕杀，时年22岁。

    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22-27日），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迫使日本驱逐孙中山。1907年3月4日，孙离开日本赴越南，在河内设立据点，组织两广地区起义，派许雪秋等人联络会党。消息泄露后，潮州三点会首领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攻占黄冈城，后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围剿，队伍解散，余既成逃亡香港。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负责提供军火，事败后逃回日本。

    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2-8日），孙中山派同盟会员邓子瑜潜入广东惠州，纠集三合会成员100余人，偷袭惠州七女湖的清军巡防营，击毙巡勇数人，队伍发展至200多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会党成员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只得解散队伍，各自潜逃。日本人池亨吉参与此事。

   安庆之役（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组织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120多名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在激战4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人等被捕杀。

    广西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2-8日），孙中山派钦州人黄明堂纠集会党100余人进攻镇南关，孙中山、黄兴、池亨吉于3日潜入镇南关，次日闻知清军数千人围剿，孙黄二人便逃回越南境内。战至8日黄明堂部弹尽粮绝后溃散。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狄氏男爵参与其中。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27日至4月2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逼从越南离境，黄兴则秘密留在越南筹划反清，并组织200余人从越南潜入广西钦州偷袭清军。后遭清军数千人围剿，队伍溃散，黄兴逃回越南。

    云南河口之役（1908年4月29日至5月26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黄明堂纠集100余人进攻云南河口（中越边境），夺取河口炮台，数日内增加至1000余人。云贵总督锡良派兵镇压，黄明堂率600余人逃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缴械遣散。

    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认识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鼓动清政府新军哗变为重点。同盟会员朱执信（1904年赴日本）等人，联络广州新军准备举事，引起粤督袁树勋警觉，各部遂仓促起义，旋即遭到镇压，当夜溃散。

    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28日），同盟会员黄兴、赵声（1903年赴日本）等人率130人进攻两广总督署，张鸣歧逃至水师行台，黄兴等人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遭到清军巡防营镇压，死亡86人。5月3日，由同盟会成员潘达微，率众收尸掩埋于广州城外黄花岗，成为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兴、赵声负伤后化装潜逃。孙中山当时在美国芝加哥。

立身之本——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搞武装起事不单要有人有枪有组织，敢拼命，最重要的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二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二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二千二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二千二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合应三万元，这还不算补充枪械及弹药费用（注：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1911年4月的黄花岗之役，是唯一留下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共花费18.7636万元（捐款主要来自加拿大、马来亚、印尼、越南）。

    前文说过，同盟会并没有财力基础。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社会捐助外，发行机关报《民报》是仅有的财源。《民报》零售价0.2元。1905年11月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中国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发行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到了萍浏醴之役失败后，清廷发觉哥老会与日本同盟会有联系，便查禁《民报》，导致销售数量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民报》社长章太炎语）。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清政府在1901年7月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后，高达4.5亿两白银（本息共计9.8亿两，以关税、盐税做担保，分39年还清）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成为英、美、日、德、俄、法等国的长期提款机。各国都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以获取长期利益。即使是扶植同盟会起家的日本人，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同盟会有能量去破坏这台“提款机”。这才是同盟会经费匮乏的真正根源。其后孙中山遭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及同盟会分崩离析，均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内田良平等同盟会中的黑龙会首脑分子，实际控制着同盟会的发展趋势。

    为了筹集经费，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计划发行“革命债券”筹款。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实际销售每张250元（相当于普通日本人一年多的薪水）。以越南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作为担保，承诺等革命成功后，分五期在每年年底以20%的本金加利息摊还。然而债券销售情况并不好。这种大额债券只有富人买得起，而华侨富商在当时视同盟会革命党人如“恶徒”。他们认为革命成功绝无希望，宁愿与康梁的保皇党联合，也不愿意与被清廷斥为“盗匪” 的革命党人交往。革命党与保皇党之所以持续数年论战，实际目的还是争夺侨民的捐款。而中下层侨民虽然热心革命，但收入微薄，捐的都是血汗钱。（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139页）。

    同盟会当时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自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后，便转往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南洋由此成为同盟会工作的中心。从1900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九次达到南洋，主要目的即为灌输革命思想，筹集活动经费。1907-08年，同盟会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据孙中山估计一共花了20万港币。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另外张静江（浙江丝商巨贾）独捐五万，日本人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捐 1.4万。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和运输费用，花红赏金、善后抚恤也占很大一部分。

    南洋华侨虽然人数众多捐款踊跃，但是几年下来，同盟会举事屡次失败，中下层华侨已经不堪其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台湾《近代中国》1980年第20期15页）

    结果，还是失败。

倒孙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给了孙中山5000日元（在当时是笔巨款），将其礼送出境，并许其三年后可重返日本（此事为内田良平策划）。孙中山在离开日本赴越南前，神户著名证券商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另外又给了孙中山10000日元。孙中山留了两千日元给《民报》，打算拿八千日元筹备惠州起事费用。章太炎（光复会首脑）得知情况后，认为孙应该把一万日元全部交给《民报》，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一团。章太炎还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同盟会由此陷入四分五裂，矛盾不断。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准备在广东再次起事，请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从香港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的协助下，定购了2千支村田式快枪（1889年前研制的老式步枪）。章太炎得知后说：这种老式武器在日本都不用了，送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他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中山、黄兴二人想靠大量廉价武器以壮声势。东京总部的张继、陶成章、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对此坚决反对，结果导致购械搁浅。同时，他们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二次“倒孙”风潮因为黄兴的反对而逐渐平息。

    自从1907年的两次“倒孙”风波后，陶成章（光复会系）前往南洋筹款未果，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甩开同盟会，单独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从此一炮而红，在南洋名气有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态势。这自然引发孙的不满，他不但让胡汉民写信劝阻陶成章继续“单干”，还亲自指控陶为保皇党，甚至有孙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是同盟会元老，时在南洋教书，素有威望。他对孙中山 “以诈术待人”非常不满。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列举孙中山三大 “罪状”，十四件事实，其欺瞒耍诈之事，遂公之于众。而远在法国的张继（青年会系）也摇旗呐喊，要求孙中山辞去同盟会总理一职。

    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必遭排挤出局。面对此起彼伏的攻击，孙中山对同盟会东京总部失去了信心。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的亲信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三无组织——同盟会实质解体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是多事之秋。继陶成章挞伐孙文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150日元（相当于半年工资），逾期不交就要罚民报社长章太炎做苦役。而同盟会并没有给予救援，陷章太炎于绝境。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极大不满。此后，汪精卫等人未和章太炎协商，即秘密在巴黎印刷、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浇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布传单。指控孙文四处鼓吹、欺瞒侨民以诈取捐款，见民报危机而不救，忝为盟长。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章、陶接连发布的讨伐文章，给保皇党提供了难得的攻击孙中山的重磅炸弹，以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还要从中取材。不难想见孙中山的恼怒，他下令所能掌握的各机关报，不遗余力地攻击章、陶等也就可以理解了。纷争最激烈时，孙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怀疑陶“煽人暗杀”他，光复会也怀疑孙派人暗杀陶。双方互有攻伐，已成势不两立。

    其实自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强烈的宗派山头意识，组织松散无序，还有左中右三派的思想分歧。再加上孙中山偏激固执，独揽经费大权，从不公开账目的行为，使得党内治理根本无从谈起。大同盟的组织路径，也为分裂瓦解埋下了隐患。同盟会创建之初，即是以“反满兴汉”为宗旨的种族主义组织。除此之外，在政治认同上并不一致。孙中山所提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来就没被真正认同过。连其亲信胡汉民也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争论。宋教仁则说：“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同盟会中的日本人，也分为两派，平山周和北一辉属于反孙派，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拥孙派对立。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汪精卫、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从1907年至1911年，由于内部纠纷不断，起义暗杀连遭失败，同盟会已实质解体。同盟会中地位较高的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等人，在东京另立“共进会”，图谋在中国中原地区发动起义。后来引燃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即为共进会所为，与孙中山无关。1910年2月，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在南洋各地设分会，另树一旗，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光复会在浙江策动了一系列刺杀革命活动，影响很大，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1910年6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至此，这个一无共同信仰、二无严密组织、三无民众支持，仅是靠日本黑龙会撮合联络起来的同盟会，算是彻底解体。而孙中山本人还在以同盟会总理的身份，在欧美四处进行募款活动，滥发许愿形同诈骗。

革命先行者——在美国刷盘子

    自从遭到同盟会成员攻击排挤后，孙中山从1909年5月便远赴欧洲。1910年2月，又从美国旧金山抵达芝加哥唐人街，企图在当地募集款项，并建立同盟会分会。然而芝加哥华侨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后不为所动，讥讽其在吹牛，根本实现不了（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更有甚者，一次孙中山至华侨洗衣店募款，还没等进门，里面的华侨拿着熨斗就跨出门来，直接赶其走开。

直至1911月10月10日，湖北新军文学社与湖南焦达峰等共进会成员，织发动武昌起义（规模3000人）时，45岁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家姓唐的中餐馆里打工当茶房（募款不得，生计所迫）。他在当地报纸上得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对于“武昌暴动”他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已经发生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

    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孙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黄兴发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跑堂小二孙中山，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当然，这里面必然少不了头山满和日本黑龙会的运作，后文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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