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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

2012-02-03 20:00 历史·地理 ⁄ 共 7049字 ⁄ 字号 评论 7 条

    1910年1月,同盟会成员汪精卫(广东佛山人,27岁,1904年赴日本)与黄复生等人潜入北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企图刺杀摄政王载沣(醇亲王,宣统帝溥仪的生父)。他们策划在载沣每日上朝都要经过的后海小石桥下埋设炸弹。3月31日深夜在埋炸弹时,被路人发现举报(该人因老婆出轨,半夜寻找时巧遇此事)。警察起出炸弹后,根据加工的螺丝,从铁匠铺查获汪精卫等人行踪。4月16日大批警察包围照相馆,汪精卫等人被捕。负责审理案件的是肃亲王善耆(日本间谍川岛芳子的生父,主张君主立宪,时任民政部尚书)。善耆与三教九流都能友好相处,对革命党也多方笼络。汪精卫刺杀一案,原本应依法处死。后在善耆周旋下,4月29日下达判决书。称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属于可以原谅的对象,格外开恩不杀,判处二人永远监禁。为此还引发了大理院(最高法院)的严重抗议。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九)

刺杀亲王——汪精卫何以死中得活

    其实在3年前,徐锡麟刺杀恩铭时,由于徐为政治信念而不惜“恩将仇报”,挑战了伦理底线,激起朝廷官员的众怒,多数人主张应加重处罚,甚至恢复抄家灭族制度,以戒后逆。肃亲王善耆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对付革命者,一是“刷新政治,以去党人口实”,二是“宽容党人,开其自新之路”,“夷灭九族,非文明之法制,而酷刑尤伤宽仁之德”。他要求朝廷法外施恩,勿累及徐的亲眷戚族。当意见没被采纳后,他就联合醇亲王载沣等人斡旋,终于将徐锡麟的家属保全了下来。汪精卫入狱后,善耆多次入狱劝解。善耆强调中国内有复杂国情,外有列强环伺,变革政体要有步骤地逐渐推进,而汪精卫认定要救中国,非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不可。就在狱中,汪精卫写下了名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准备把牢底坐穿的汪精卫,绝不会想到入狱仅一年半,武昌起义爆发,他就出狱了。更不会想到自己以后的命运。

    上述刺杀事件,只是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策划的数十起暗杀事件中,比较典型的一部分。刺客70%为南方人,且多为赴日本留学生,大多数刺杀行动以失败告终。单单依靠刺杀,绝不可能击垮一个庞大的帝国政权。那么靠发动起义如何呢?

流血华南——会党起事焉能成功

    从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组建起,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同盟会在6年间参与了9次武装起事,全部以失败收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906年12月,由湖南哥老会(黑社会会党组织)联合江西萍乡安源煤矿数千矿工,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当年长江流域发生洪灾,湖南灾情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湖南哥老会首领龚春台,趁机联络各地会党及萍乡矿工发动起义,参与者达3万人,旋即遭五万清军剿灭。严格来说,该次起义以湖南会党为主,同盟会只是派人参与。

    而同盟会组织的其他八次起事,全部围绕在中国南方两广边界地区,规模和影响都小得多。其中5次的参与人员仅有200人以下,且成员多为联络纠集的地方会党流寇(有勾结日本、法国人参与),用悬赏花红作为激励。无组织无后援,根本不可能成事。在八次起事中,孙中山亲身参与的只有一次(广西镇南关起义),孙中山与日本人潜入中国境内2天后,闻知清军围剿,便逃回越南境内。如此起事,屡次失败,如同儿戏。而孙中山屡次遭到各国政府驱逐出境,游荡在世界各国,与国际流民无异。附同盟会参与起义情况:

    萍浏醴之役(1906年12月4-31日),哥老会乘当年长江洪灾引发社会动荡,组织3万人起义,清军出动5万人镇压。这是自太平天国后,清军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组织者哥老会首领龚春台出逃长沙、同盟会员蔡绍南逃亡广西。同盟会员刘道一(1904年赴日本)被清军捕杀,时年22岁。

    潮州黄冈之役(1907年5月22-27日),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迫使日本驱逐孙中山。1907年3月4日,孙离开日本赴越南,在河内设立据点,组织两广地区起义,派许雪秋等人联络会党。消息泄露后,潮州三点会首领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攻占黄冈城,后遭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围剿,队伍解散,余既成逃亡香港。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负责提供军火,事败后逃回日本。

    惠州七女湖之役(1907年6月2-8日),孙中山派同盟会员邓子瑜潜入广东惠州,纠集三合会成员100余人,偷袭惠州七女湖的清军巡防营,击毙巡勇数人,队伍发展至200多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会党成员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只得解散队伍,各自潜逃。日本人池亨吉参与此事。

   安庆之役(1907年7月6日),光复会成员徐锡麟,组织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并率领120多名学生军起义,攻占军械所,在激战4小时后,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人等被捕杀。

    广西镇南关之役(1907年12月2-8日),孙中山派钦州人黄明堂纠集会党100余人进攻镇南关,孙中山、黄兴、池亨吉于3日潜入镇南关,次日闻知清军数千人围剿,孙黄二人便逃回越南境内。战至8日黄明堂部弹尽粮绝后溃散。日本人池亨吉、法国退役炮兵上尉狄氏男爵参与其中。

    钦廉上思之役(1908年3月27日至4月2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逼从越南离境,黄兴则秘密留在越南筹划反清,并组织200余人从越南潜入广西钦州偷袭清军。后遭清军数千人围剿,队伍溃散,黄兴逃回越南。

    云南河口之役(1908年4月29日至5月26日),镇南关起义失败后,黄明堂纠集100余人进攻云南河口(中越边境),夺取河口炮台,数日内增加至1000余人。云贵总督锡良派兵镇压,黄明堂率600余人逃入越南境内,被法国殖民当局缴械遣散。

    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12日),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认识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鼓动清政府新军哗变为重点。同盟会员朱执信(1904年赴日本)等人,联络广州新军准备举事,引起粤督袁树勋警觉,各部遂仓促起义,旋即遭到镇压,当夜溃散。

    广州黄花岗之役(1911年4月27-28日),同盟会员黄兴、赵声(1903年赴日本)等人率130人进攻两广总督署,张鸣歧逃至水师行台,黄兴等人火焚烧总督署后退出,遭到清军巡防营镇压,死亡86人。5月3日,由同盟会成员潘达微,率众收尸掩埋于广州城外黄花岗,成为后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黄兴、赵声负伤后化装潜逃。孙中山当时在美国芝加哥。

立身之本——革命经费从哪里来

    搞武装起事不单要有人有枪有组织,敢拼命,最重要的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五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二千元,占山上炮台花红二千八百元,交甄吉亭二千二百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二千二百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一千元,前后约三十天,合应三万元,这还不算补充枪械及弹药费用(注: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1911年4月的黄花岗之役,是唯一留下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共花费18.7636万元(捐款主要来自加拿大、马来亚、印尼、越南)。

    前文说过,同盟会并没有财力基础。除了会员缴纳的会费和社会捐助外,发行机关报《民报》是仅有的财源。《民报》零售价0.2元。1905年11月第一号出版五千册,其中三分之二寄回中国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发行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但是到了萍浏醴之役失败后,清廷发觉哥老会与日本同盟会有联系,便查禁《民报》,导致销售数量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民报》社长章太炎语)。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清政府在1901年7月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后,高达4.5亿两白银(本息共计9.8亿两,以关税、盐税做担保,分39年还清)的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成为英、美、日、德、俄、法等国的长期提款机。各国都希望中国维持现状,以获取长期利益。即使是扶植同盟会起家的日本人,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同盟会有能量去破坏这台“提款机”。这才是同盟会经费匮乏的真正根源。其后孙中山遭日本政府驱逐出境,及同盟会分崩离析,均与日本对华政策有关。内田良平等同盟会中的黑龙会首脑分子,实际控制着同盟会的发展趋势。

    为了筹集经费,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后,计划发行“革命债券”筹款。他在横滨印制了两千张债券,面额为一千元,实际销售每张250元(相当于普通日本人一年多的薪水)。以越南西贡成立的“广东募债总局”作为担保,承诺等革命成功后,分五期在每年年底以20%的本金加利息摊还。然而债券销售情况并不好。这种大额债券只有富人买得起,而华侨富商在当时视同盟会革命党人如“恶徒”。他们认为革命成功绝无希望,宁愿与康梁的保皇党联合,也不愿意与被清廷斥为“盗匪” 的革命党人交往。革命党与保皇党之所以持续数年论战,实际目的还是争夺侨民的捐款。而中下层侨民虽然热心革命,但收入微薄,捐的都是血汗钱。(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139页)。

    同盟会当时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自1907年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后,便转往越南、新加坡、马来亚。南洋由此成为同盟会工作的中心。从1900年至1911年间,孙中山九次达到南洋,主要目的即为灌输革命思想,筹集活动经费。1907-08年,同盟会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六次起事。据孙中山估计一共花了20万港币。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另外张静江(浙江丝商巨贾)独捐五万,日本人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捐 1.4万。捐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和运输费用,花红赏金、善后抚恤也占很大一部分。

    南洋华侨虽然人数众多捐款踊跃,但是几年下来,同盟会举事屡次失败,中下层华侨已经不堪其扰。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台湾《近代中国》1980年第20期15页)

    结果,还是失败。

倒孙风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自1906年底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给了孙中山5000日元(在当时是笔巨款),将其礼送出境,并许其三年后可重返日本(此事为内田良平策划)。孙中山在离开日本赴越南前,神户著名证券商铃木久五郎(野村证券创始人),另外又给了孙中山10000日元。孙中山留了两千日元给《民报》,打算拿八千日元筹备惠州起事费用。章太炎(光复会首脑)得知情况后,认为孙应该把一万日元全部交给《民报》,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一团。章太炎还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同盟会由此陷入四分五裂,矛盾不断。

    1907年6月17日,孙中山准备在广东再次起事,请日本黑龙会成员萱野长知从香港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的协助下,定购了2千支村田式快枪(1889年前研制的老式步枪)。章太炎得知后说:这种老式武器在日本都不用了,送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他主张宁可少购,购必精良。而孙中山、黄兴二人想靠大量廉价武器以壮声势。东京总部的张继、陶成章、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对此坚决反对,结果导致购械搁浅。同时,他们要求同盟会代理庶务的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另选黄兴为总理。二次“倒孙”风潮因为黄兴的反对而逐渐平息。

    自从1907年的两次“倒孙”风波后,陶成章(光复会系)前往南洋筹款未果,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于是甩开同盟会,单独将浙江革命史写成《浙案纪略》,在缅甸《光华日报》陆续发表,从此一炮而红,在南洋名气有与孙中山并驾齐驱的态势。这自然引发孙的不满,他不但让胡汉民写信劝阻陶成章继续“单干”,还亲自指控陶为保皇党,甚至有孙找人暗杀陶的说法。因为李燮和的鼎力保护,陶始得以幸免。李燮和是同盟会元老,时在南洋教书,素有威望。他对孙中山 “以诈术待人”非常不满。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联络江、浙、湘、楚、闽、广、蜀七省在南洋的同志,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列举孙中山三大 “罪状”,十四件事实,其欺瞒耍诈之事,遂公之于众。而远在法国的张继(青年会系)也摇旗呐喊,要求孙中山辞去同盟会总理一职。

    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必遭排挤出局。面对此起彼伏的攻击,孙中山对同盟会东京总部失去了信心。1909年5月,他在远走欧洲前,委托自己的亲信胡汉民负责南洋党务,10月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发号施令,俨然东京本部外的另一总部。孙中山甚至一度想舍弃同盟会之名,另组新团体。至此,同盟会即使是作为一个松散的革命组织联盟,也不复存在了。

三无组织——同盟会实质解体

    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是多事之秋。继陶成章挞伐孙文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150日元(相当于半年工资),逾期不交就要罚民报社长章太炎做苦役。而同盟会并没有给予救援,陷章太炎于绝境。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极大不满。此后,汪精卫等人未和章太炎协商,即秘密在巴黎印刷、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浇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布传单。指控孙文四处鼓吹、欺瞒侨民以诈取捐款,见民报危机而不救,忝为盟长。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

    章、陶接连发布的讨伐文章,给保皇党提供了难得的攻击孙中山的重磅炸弹,以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编印《国贼孙文》还要从中取材。不难想见孙中山的恼怒,他下令所能掌握的各机关报,不遗余力地攻击章、陶等也就可以理解了。纷争最激烈时,孙在写给吴稚晖的信中怀疑陶“煽人暗杀”他,光复会也怀疑孙派人暗杀陶。双方互有攻伐,已成势不两立。

    其实自同盟会成立之日起,就存在强烈的宗派山头意识,组织松散无序,还有左中右三派的思想分歧。再加上孙中山偏激固执,独揽经费大权,从不公开账目的行为,使得党内治理根本无从谈起。大同盟的组织路径,也为分裂瓦解埋下了隐患。同盟会创建之初,即是以“反满兴汉”为宗旨的种族主义组织。除此之外,在政治认同上并不一致。孙中山所提的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从来就没被真正认同过。连其亲信胡汉民也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争论。宋教仁则说:“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同盟会中的日本人,也分为两派,平山周和北一辉属于反孙派,和宫崎寅藏、萱野长知等拥孙派对立。而真正支持孙中山全套主张的,只有汪精卫、廖仲恺等孙中山的广东同乡。

    从1907年至1911年,由于内部纠纷不断,起义暗杀连遭失败,同盟会已实质解体。同盟会中地位较高的四川张百祥、湖南焦达峰等人,在东京另立“共进会”,图谋在中国中原地区发动起义。后来引燃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即为共进会所为,与孙中山无关。1910年2月,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设立总部,在南洋各地设分会,另树一旗,与孙中山分庭抗礼。光复会在浙江策动了一系列刺杀革命活动,影响很大,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1910年6月,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至此,这个一无共同信仰、二无严密组织、三无民众支持,仅是靠日本黑龙会撮合联络起来的同盟会,算是彻底解体。而孙中山本人还在以同盟会总理的身份,在欧美四处进行募款活动,滥发许愿形同诈骗。

革命先行者——在美国刷盘子

    自从遭到同盟会成员攻击排挤后,孙中山从1909年5月便远赴欧洲。1910年2月,又从美国旧金山抵达芝加哥唐人街,企图在当地募集款项,并建立同盟会分会。然而芝加哥华侨听了孙中山的宣传后不为所动,讥讽其在吹牛,根本实现不了(孙大炮之名由此而来)。更有甚者,一次孙中山至华侨洗衣店募款,还没等进门,里面的华侨拿着熨斗就跨出门来,直接赶其走开。

直至1911月10月10日,湖北新军文学社与湖南焦达峰等共进会成员,织发动武昌起义(规模3000人)时,45岁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一家姓唐的中餐馆里打工当茶房(募款不得,生计所迫)。他在当地报纸上得到了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对于“武昌暴动”他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已经发生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

    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孙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黄兴发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清朝已经土崩瓦解。“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跑堂小二孙中山,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注: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当然,这里面必然少不了头山满和日本黑龙会的运作,后文详述。

》》辛亥百年祭–中国人完全不了解的近代史(十一)

目前有 7 条留言    访客:5 条, 博主:0 条 ,引用: 2 条

  1. 爱求索 2012年02月03日 8:11 下午  @回复  Δ1楼 回复

    资本,尤其是低成本的信贷资本,是工业化的核心要素。西班牙人掠夺了巨额贵金属,但是第一它们没能建立起金银本位的现代金融制度,以遏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降低资金成本和生产成本。第二,由于成本过高,发展生产无利可图,西班牙人将巨额的资金投入到欧亚贸易和奢侈品消费,并建立起庞大的无敌舰队,耗空了骤然增长的国家实力。经过尼德兰战争和西班牙海军被英国击败后,西班牙政府对欧洲银行家欠下了巨额的战争债务,总额超过1亿枚金币。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巨额贵金属,因此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资本市场,为欧洲建立现代金融制度(金本位制、银行制、股份制等)创造了条件。英国获得海上霸权后,陆续完成资产阶级革命、金融制度改革,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和工业革命爆发奠定了基础。巧合的是,此时恰恰在英国出现了牛顿这样的科学天才,和纽克门、瓦特这样的技术人才,再加阿克莱特、博尔顿之类的企业家,使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技术、人才、劳动力、管理、生产、贸易、市场等八大要素,在英国全部齐备。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其他欧洲国家在工业化要素方面,均落后于英国,起步时间相比要晚了至少半个世纪。

  2. 爱求索 2012年02月03日 8:12 下午  @回复  Δ2楼 回复

    跟资本、技术、海上霸权相比,廉价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要素,并没有成为英国的发展障碍。缺乏资源和劳动力么?英国人用炮舰去非洲抢掠黑奴,去美洲开矿;缺乏市场么?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国门,强迫你对外通商开放市场。因此,资本才是支撑工业化和维持霸权的核心要素。谁控制了资本,并能维持霸权,谁就能掌握世界。过去的英国,今天的美国,不外如是。

  3. 爱求索 2012年02月03日 8:13 下午  @回复  Δ3楼 回复

    回到中国,中国延续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保守势力对于中国工业化转型的阻碍,要远高于欧洲国家。康雍乾时期的中国,由于禁海禁教,陆续与世界发展隔绝,继续在小农经济和手工业上原地盘旋,直至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被打醒。然而1861年清朝启动洋务运动后,并没有能够在资本、人才、技术、管理、制度等核心要素上,对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最终导致中国在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工业化竞争中败北。一场甲午战争彻底抽空了中国东山再起的资本。

  4. 爱求索 2012年02月03日 8:14 下午  @回复  Δ4楼 回复

    财政崩溃后的清廷,失去了继续维持中央集权的能量,给各种政治势力留出了分裂颠覆的软肋。孙中山、袁世凯之流,才有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其后半个世纪的历史,就是中国不断流失资本的历史。中国从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跌落至贫穷落后的谷底。直至1949年国民党逃亡台湾,带去大量黄金白银,掠走了中国最后仅剩的资本要素。新中国成立,中国堵上了流血的创口,通过向苏联贷款和技术援助,重启了工业化进程,并通过60年来的持续工业化,形成了造血机能,重新攀上世界历史巅峰。

  5. 爱求索 2012年02月03日 8:14 下午  @回复  Δ5楼 回复

    这段血的历史,足以证明资本的重要性。没有资本和技术,劳动力只是廉价劳动力,资源只是别国撅取的廉价资源,市场只是别国的倾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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