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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发展

2014-09-28 06:00 战略·谋略 ⁄ 共 437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人们因此把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割开来。但实际上则不然。“改革”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就是引入市场,发挥资本的作用。毛泽东反对资本主义,但他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作方式,认为这种方式并无助于中国的发展。他并没有反对资本的其他运作方式,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本身是国家资本运作的结果。牺牲农民利益、政治动员、高积累和低消费,都可以解读为原始资本积累,因为这样做的唯一目标,就是经济发展和工业的扩张。如果仅仅依靠资本本身的力量而没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同样,人们也需要了解“开放”的要点在哪里?“开放”一方面是使用外来资本,另一方面是和西方世界连接起来。毛泽东从来没有反对与西方体系打交道。建国之后,毛泽东是要和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打交道的。但处于冷战,东西方交恶,中国是被迫孤立起来的。中国甚至不排斥使用外资。早期中国实行“一边倒”,依靠苏联。苏联的资本也是外资。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因为外国靠不住,中国才走上了“断裂式”的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和西方打交道,在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之前就开始了。1970年代后期的所谓的“洋跃进”就是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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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经济就是资本加市场平台。从经济上说,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就是资本的多元性和市场的多元性,这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单纯的国家资本和市场缺失的情况。因为毛泽东时代国家的行政性统一和管理,如果要发展市场经济,唯一所要解决的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里可以从三类市场,即地方市场、全国统一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来讨论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基层的初级市场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根深蒂固,要恢复初级市场并没有任何困难。实际上,即使在毛泽东时期,除了短期的推行极左路线阶段,不同规模的基层市场(“集市”)一直存在着。改革开放以后,这类市场得到了大解放,发展得异常迅速。现在这类市场遍布全国各地,只要有经济活动的地方,就有这类市场。做得好的地方,这类市场已经和国际市场接轨。最著名的就是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这类市场及其所发生的经济交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不小。尽管从GDP(国内生产总值)量来说不大,但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

    在另一端,中国的国际性市场也发展得很好。这主要是政府和国际资本互动的结果。中国的国际市场的形成,既是国际市场随着国际资本进入而延伸到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主动和国际市场接轨的结果。因为这个市场是西方市场的延伸,而西方市场经济总体上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在这个市场平台里,规则相当成熟和清晰。尽管这个市场也避免不了政治因素,但因为这个市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也很少能够被少数人所操纵,市场规则一般都发挥作用。因此,这个市场普遍受中国各类市场角色的欢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想进入这个市场。

    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受欢迎度,也解释了为什么国际资本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在中国,除了一些知识分子的理论担忧,国际资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在整个世界,很少政府有像中国各级政府那样,对国际资本抱如此欢迎的程度。对政府来说,所要考量的问题是国际资本能否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不是国际资本是否会占据中国市场。早期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出口导向型的,外贸和外资是驱动力。各级政府互相竞争经济发展,也意味着它们竞争外贸和外资。在很多国家,无论是出于经济保护主义的意识形态,还是出于来自本国资本和社会的压力,政府往往是国际资本进入的阻力。但中国刚好相反,政府使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帮助国际资本扫清各种障碍

    这和今天中国资本“走出去”所遇到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困难重重,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代表主权国家的政府,更来自那里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社会力量。主权国家往往使用“国家安全”和法律、法规的理由抵制中国资本,而各种社会力量更是诉诸于直接的抗议形式来抵制中国资本。这使中国感觉到,“中国的资本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实际上,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扩展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中国资本流向的那些国家,并不具备像中国本身那样的条件。这些国家不仅抵制中国的资本,也抵制其他国家的资本。

     国内的全国性市场的发展又如何呢?在这个层面,市场平台很难自发自下而上地产生,而需要政府的干预,其中最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和法律的制定。如果有些基础设施还可以由企业界自己来提供,法律必须由国家来提供。这些市场平台没有政府的许可和帮助,就很难确立和运作起来。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平台很难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政治体系,行政和市场往往难以区分开来。行政的特点就是其分割性,各个区域由不同的行政单位治理。因为政治和经济不分,因此行政的分割性也自然决定了市场的分割性。这样就造成了人们经常所说的一种现象——中国是“市长经济”而非“市场经济”。

    尽管今天地方市场保护主义不像1980年代那样强烈,但对经济发展来说,政府间的竞争的重要性仍然大于企业之间的竞争。市场角色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这个层面,很长时间里市场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不过,到目前为止,跨区域和全国性的经济部门的主体还是国有企业和少数民营企业。在一些产业领域,尽管也出现了民营企业,其力量还不是很强,很难和国有企业和国际企业竞争。在这个层面,尽管存在着市场,但市场经常是被垄断的,不开放的。市场的角色有限,市场准入门槛很高,非一般企业所能进入。因此到现在为止,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角亦然是国有企业、少数民营企业和国际企业。这种情况也决定了这个领域市场规则不成熟、不清楚,交易缺少公平性。因为这个领域的交易规则,必须呈现为法律或者法规,而法律和法规必须是政府来制订和实施。同时,因为这个市场平台上的主体是国有企业,会出现一些重大矛盾,例如,政府如何对自己的企业和其他“非自己”的企业平等对待呢?政府如何来规制自己的企业呢?政府如何约束自己不去干预自己企业的微观运作呢?

    在市场角色的培养方面,中国也比很多发展中国家有效得多。毛泽东时代,经济的唯一角色,在城市,是不同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在农村,是集体(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改革首先在农村进行,实行农村生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个体成为了农村经济的主体。这个体制的产生,很快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代之以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在经济方面,广大农村尤其在沿海地带,在很短时间里发展出大量的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的先驱,曾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城市改革开始之后,乡镇企业逐渐衰落,大部分乡镇企业改制,民营化之后成为民营企业。

    在城市,政府并没有首先引入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是在国有企业之外培养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个体户”等形式的城市民营企业,开始产生并且得到很快的发展。同时,因为各级政府都拥有自己的企业,从19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扮演企业的角色,即学界所说的“企业型政府”(corporate government),政府直接从事企业活动。和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来自竞争;但和西方不一样,竞争并非来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尽管政府间的竞争是全国性的,但在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结构,选择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让企业成为市场的主角。

    1990年代之后的经济改革,更是用行政力量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里,有几个方面至为关键。首先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国企改革分成两个部分,即“抓大”和“放小”。“抓大”就是组建大型的国有企业集团,学习早期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放小”就是把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尤其是当时亏损的企业)民营化,也就是中国式的私有化。民营化大大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改变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版图

其次,重组之后的国有企业本身也资本主义化,即运用资本来发展和管理国有企业,即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相当有效,国有企业很快从大面积亏损的局面,转化成为最为盈利的企业。今天,大型国有企业在所有关键性的国民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和垄断的地位。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政府实行“走出去”战略的主要角色。

再次,政府也进行了金融体制的改革,服务于资本主义式的经济运营方式,这里包括银行体制的改革,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建设和中央银行制度的确立。政府也通过组建国家发展银行,来直接影响投资模式。这些金融改革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服务。此外,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中国也开始发展出类似西方的现代金融资本主义,即通过金融本身的运作来追求盈利。中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尽管不如西方那样发达,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不过,很显然,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近年来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及其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冲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需要行政组织或者官僚体制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的行政和官僚组织方法,更多的是为了通过政治动员而发展经济和控制社会,改革开放之后的行政组织变化,更多的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发展。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次行政体制改革。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撤销和废除直接经营和管理经济的官僚部门,政府从经济领域回撤,把空间让渡给市场和企业。1990年代末到现在的行政体制改革,目标在于建立一个规制型政府,就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早期的体制改革是放权给企业,但由于忽视了对企业的监管,经济运营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食品药物安全、环保、生产安全等等。尽管这个过程仍然进行,但总体上是全面向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接近,即政府从企业型政府向规制型政府转型,实现法治经济。行政层级的改革也有类似的效用。1980年代开始实行市管县制度,强化城市的作用。之后,行署改为地级市,设立计划单列市,这些都是为了推进经济的发展,至少最初的想法是这样的。

    所有这些变革都有效辅助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即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尽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在国际社会饱受批评,但不管人们是否喜欢,它毕竟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没有人会认为中国式市场经济会演变成西方式资本主义,但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变种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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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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