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万一千二百字，有些长，建议分开读。其实可以大致分为几部分：恶性通胀的起因；纸币增加太快就丧失货币功能就是废纸了；进入恶性通胀以前的临界区；政府治理通胀的种种努力，民间的对策，卢瑟的眼泪；回到计划经济会如何；治不好恶性通胀就是崩溃恶性通胀为什么难治；为什么反复有政权前赴后继死在恶性通胀上；对通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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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农业有个三长两短，那么通货膨胀的发展就会相当严重。而通货膨胀具有一旦启动就会加速发展的特点，它不可能在没有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自动停止和消失。通货膨胀发展到一定程度，国民经济就会陷入混乱。从而诱发许多社会、政治问题。这种教训是很多的。国际、国内经验还表明，对于通货膨胀应当防止于‘青萍之末’，不能等到它严重发展后再去治理，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朱总理讲话实录》
“极度通货膨胀是最可怕的货币灾难，公众对自己国家的货币失去信心，试图摆脱这种货币，见到什么就买什么。这时，灾难就发生了。”——俄罗斯前代总理、“休克疗法”推动者叶戈尔·盖达尔
“通货膨胀的情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滥印钞票使外汇行市大幅度上涨，美元的比价由三千元上涨到三十万元，后来又上涨到空前的六百万元。形势恶化到了可怕的地步，蒋的钞票贬值到同给死人烧化的纸钱相差无儿了。广东有一家大造纸广，买进八百箱票面一百元至二千元的钞票，当作造纸原料。使钱不当钱用，这个现象简直把大家吓昏了。物价自然是直线上涨，几乎无法计算。在离内战战场将近一千英里的华南地区，米价在几天内从每担一千八百万元涨到三千六百万元。据报纸估计一粒大米要值十五元，一根火柴要值两百元。但是谁还都不愿以此为根据进行买卖。更糟糕的是，政府用小票给公职人员发放工资，但中央银行、邮局、铁路局和税务局全都拒收这种钞票。这简直是直接掠夺中产阶级。然而蒋的官僚还有更大的打算。一九四八年八月，他又发行一种新的金元券，规定三百万元旧币换一元新币。同时它以逮捕和抄家相要挟，迫使人民把自己的金银、墨西哥鹰洋和所有外币全都交给中央银行。本来发行“金元券”是为了挽救已经丧失信用的政府通货，结果却反而搞得更不可收拾。生产陷于停顿。物价只稳定了短短几天，然后又开始上涨，一如过去。政府想用经济法今来稳住物价，可是苦斗中的商人十分明白，不管用什么办法，物价也稳定不长，干脆就拒绝把店里的商品拿出来卖，以此进行反抗。人们到处抢购，见什么就买什么。上海的有钱人，为了出脱金元券，开始把最大的钻石、最贵的手表、最上等的碧玉和其它东西抢购一空。在北平，人力车夫把昂贵的法国点心买个精光，因为市场上别的东西都没有了。据报道，广州的家庭主妇宁愿买蛇吃，也不愿留着金元券过夜，怕第三天在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中国人民对政府已经丧失信心。对于他们来说，由这样一个政府的资产作保证的新钞票只是一堆废纸而己。这位太子爷派特务和军队到上海各家商店，以逮捕相要挟，迫使商人按硬性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商人的脑袋被手枪顶着，没有办法，只好屈服。上海人乘此机会疯狂地抢购，把毫无价值的钞票换成有价值的商品。店员和店主忙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使劲劝顾客别买。这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许还是破天荒第一遭。可是他们还是白费唇舌。顾客们哪管什么式样、尺寸，什么东西都买，而且马上就要。有一个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员吃了一惊，问他是不是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上海商店的贷架被抢购一空。许多商人在几天之内就倾家荡产。对于几十万人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记者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中国震撼世界》
人类社会最早没有货币，易货交易的种种不便使人类社会出现了货币。从此，人类交易的模式由“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进化为“山羊换货币，货币换斧头”。当价值符号相对稳定的时候，一只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能换一把斧头。当价值符号急剧贬值的时候，山羊能换30美元，30美元却未必能换一把斧头。这时，“一只山羊换一把斧头”的交易模式虽然有种种不便，与纸币迅速贬值相比却不算什么，所以必然复活。于是，价值符号便要退出流通。
价值符号丧失货币功能的过程关键的是贬值的速率，即贬值的幅度和贬值的时间之间的比值。如果三十年间，单位纸币购买力缩水一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纸币的保值功能相对较强，是强势货币。如果三个月之间就缩水了一半，这就是典型的恶性通胀了。
在温和通胀的时代，物价变化是以年、季为单位的，用纸币交易虽然有损失但是还能忍受。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代，物价变化就以月、周、日，甚至小时为单位，因为大多数生产循环的时间都长于月、周、日，纸币造成的损失必然破坏生产循环。
在温和通货膨胀的时代，人们还是追求货币。到恶性通胀的时代，人们就追求实物了。恶性通胀是价值符号丧失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贮藏、支付手段、国际货币五大功能的过程，也是价值符号退出流通的过程，是“钱变纸”的过程。温和通胀时代，是抢钱的时代，市场各方比赛涨价；进入恶性通胀时代，就是抢商品的时代，拥有纸币的各方迅速出手纸币抢购商品。这时囤积的参与者不再仅仅是投机者，而是全民。
如同盖达尔所说，当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失去对法币的信心。信心的动摇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个人因为精神障碍等原因突然不要法币是可以想象的，全民集体陷入颠狂状态突然不要法币是不可想象的。一切稳定现象的根源都有物质基础，所有人失去对法币的信心的物质基础是流通中的法币在短时间内迅速贬值。
与金银相比，价值符号（法币）先天就缺乏稳定的价值，血液里有脱缰的野性。价值符号没有内在价值，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商品总量、流通货币总量和货币流通速度。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与流通商品总量成正比，与货币总量和流通速度成反比。价值符号的内在价值取决于外在三个变量，三个变量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剧烈变动都可能造成物价的剧烈变动。
商品流通总量是最不易剧烈变动的。在现代社会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社会流通商品总量迅速减少到原有总量的几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几乎是不可能的。惨烈的战争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效果。当然，如果政权控制的地盘迅速丧失，则是另一回事情。国土大面积沦丧，货币流通区域迅速下降，占领军收缴占领区货币，通过中立区套购抵抗区的物资，这是战争中很常见的事情（多说一句，抵抗区的对策就是冻结被占领区的账户财产）。
法币的总量上升几倍甚至上百倍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理论上，国家可以把无限数量的货币挤压到经济中去，只要国家不倒台，谁也不能拒收。在《流通的债务》中我们介绍过，商业银行也可以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达到短期内通货膨胀的效果。但是商业银行很难长期大规模猛增信用货币。商业银行创造的信用货币必然和债务相伴相生，迟早和债务一起必然湮灭。如果商业银行胆敢对客户不断借新还旧，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那么就要承担被挤兑的风险——商业银行的创造的信用货币越多，被挤兑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如果没有央行在背后撑腰，商业银行显然不敢也不可能无限增加信用货币的供应——猛烈增加信用货币的结果只能以挤兑和暴跌收场。这时，只有央行出手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开动印钞机才能避免暴跌。
说到底，稳定新增的货币只能来自国家的印刷机，每次持续的货币猛增，政府的印钞机都难逃干系。这种迅猛的增加必然来自政府超发法币，这可能是短时间内大量超发货币进入流通，也可能是长期超发法币突然在短时间内进入流通。
法币流速的迅猛增加也是不容易的。一个人急于脱手手中的法币，大家并不跟进，并不能造成全社会货币宏观流速的上升。少数人的行为往往被其他少数人的反向行为所对冲掉：某甲急于购买大米的行为，可能导致大米价格上涨，反过来抑制某乙购买大米的欲望，某乙可能会考虑等一等再说。大家集体要求脱手手中的法币，即使物价飞涨也在所不惜——某乙必须相信现在不买大米，将来必定更贵，甚至可能买不到。让所有人都确信这样的趋势，必然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一种情况是价值符号后面的暴力消失了，比如汪伪政权垮台以后，比如国民党灭亡被赶到台湾以后。国民党没有义务承认汪伪政权的中储券，解放军也同样没有义务承认国民党的法币和金圆券。新政权会不会承认前政权的法币，即使承认的话，以什么比例兑换，都是未知数。前朝的法币是前朝的暴力符号，现在前朝暴力已经随着改朝换代烟消云散了，暴力的符号没有暴力只剩下符号了，就是废纸一张，在新朝自然一文不值，与手纸没有太大的区别。这时，把废纸换成商品，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大家把手中的纸币迅速投放市场，抢购物资。当然，商人也不傻，会迅速拒收前朝法币。于是，前政权的法币谁都不要，在一个月内贬值到原先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不考虑改朝换代的话，可以不考虑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物价不断上涨，民间相信货币即将迅速贬值，大家的对策都是尽快脱手货币，钱到手就花出去，变成需要的商品。假设物价每月上涨1%，每年上涨12.7%。那么明年需要的东西，不妨考虑现在购买。原来可能是一年一买，现在是一月一买。于是，随着物价的上涨，货币流速也在不断加快。货币流速加快的过程，反过来刺激物价上涨。要大家都相信物价要失控，物价必须有长期不断加速上涨的“前科”。
只要政权稳固，货币发行规范，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会迅速上涨甚至失控并不是容易事。一次性购买能吃三、五年大米的人不但要承担损失，还会成为笑柄。但是，如果政府一直开动印钞机，又不限制每个人购买商品的数量，导致物价一直高速上涨，那么提前购买大米的人就会成为精明人。这时，想让大家都相信物价不会迅猛上涨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在上一小节中已经分析过物价上涨过程中提前购买商品所能带来的好处，在人人为私人利益运动的社会中，希望个人放弃利益、承担损失是不现实的。可以说，货币流速的变动的基础归根结底还是政府发钞数量，所以并不是完全不可控的。
如果我们看影响价值符号内在价值的三个变量，我们就会发现核心的变量还是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影响货币数量的关键是政府的发钞数量。抛开政权崩溃的情况不说，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过多是恶性通货膨胀的充分必要条件，只要货币供应量速率远远超过生产发展的速率，物价就难免成为脱缰的野马——即使这些货币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也并不代表这些越积越多的法币是安全的。恰恰相反，暂时没有进入商品流通的法币越积越多，如同水库中不断上涨的洪水，一旦溃坝必然“如同黄河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当然，那些利用国情特殊性为货币超发找借口的专家、学者和官僚，届时又会用国情特殊性为恶性通胀找借口）。
所以，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严控通胀预期，都不如管好印钞机。
恶性通货膨胀是法币失去货币功能的过程。货币的主要功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价值储藏，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随着价值符号不断增加，单位价值符号的价值不断大幅度缩水，几项功能先后丧失。价值符号的价值所剩无几了，就只剩下符号了，自然就不具备货币功能了，这时的价值符号就是一张纸而已。即使国家用枪托给每张法币盖章背书，也不能避免法币被挤出经济循环——只要允许法币购买商品，商品就会替代法币。如果法币不能购买商品，国家还有什么必要印刷法币呢？这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一般来说，最先丧失的是价值储藏的功能（虽然价值符号先天就没有内在价值，缺乏保值功能，但是正常情况下价值符号的价值能保持相对稳定）。这个功能要求货币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价值。物价每个月上涨一点，每年就可能上涨一大截。这个功能对物价上涨最敏感。如果长期处于负利率，物价不断上涨，存款不断缩水，最终必然导致这种功能的丧失。
事实上，多数商品替代纸币保值往往是不划算也是不便的。某种商品具有价值贮藏的功能，首先要便于保存，其次也要在未来能够使用甚至用于交换。正常情况下，多数商品在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多数产品保存期都不长，而且保存成本很高，损失很大。比如囤积大米，除了防火防盗，还要防霉、防虫、防鼠。相比之下，大米还是易于保存的商品。多数人的收入不仅仅用于购买生活用品，还有其他的用处比如养老、医疗、子女教育或者各种不时之需。现在购买了大米，显然不能用来支付未来的养老费、医疗费和学费——医生可能需要用诊费支付房租，但是房东未必需要大米。何况，届时这些大米还能不能食用都是值得怀疑的。物价上涨越快，越容易发生囤积；商品保质能力越差，越不易发生囤积。各种商品的保质能力基本是不变的，决定因素是物价上涨速率。
在通货膨胀初期，黄金、房产、外汇等不易变质的特殊商品便已经部分替代了价值符号的储值功能。这些商品即使自己不消费也可以用来保值，将来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变现卖出。实际上，这些商品购买和变现的过程中都要承担损失，大家购买这些商品保值的原因即在于这些损失与持有存款（算上利息收入）的损失相比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些商品往往成为投机的首选，首先受到追捧，上涨的幅度往往超过其它商品。
如果法币的贬值速度加快到一定程度，其他商品保值的不便，也就逐渐不在话下了。如果囤积的损失和物价上涨的损失相比不算什么的话，那么大家就开始囤积了。如果不考虑陈米的口味相对新米比较差，并忽略存款的利率，假设大米的价格在一年内翻一番，那么即使有50%的大米会在贮存过程中损失掉，两者相比也互不吃亏的。如果大米的价格上涨不止一倍，那么必然会出现大批囤积大米的消费者。这些人首先是囤积足够满足自己消费的产品。比如一次性购买能吃一两年的大米、食用油和蔗糖，能用一两年的肥皂和洗衣粉，能抽几个月的香烟，能用几年的棉布，能吃一两年的罐头等等。这时，抢购浪潮初现，抢购的商品主要是能相对持久保存的消费品。
随着物价上涨速率的加快，价值符号很快就会失去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的功能。农民秋天卖出粮食，春天买入种子化肥，这个过程是分开的。卖与买之间有一个时间差。如果物价在这个时间差的之中上涨到不能顺利购买足额的种子化肥或者即使购买倒也会损失惨重，农民自然会考虑改变交易方式。这里关键的核心问题是一冬的时间内物价会上涨多少？如果上涨1%或2%，农民未必会改变交易方式，如果上涨10%甚至20%，农民必然会考虑暂停售粮。
这样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收入纸币而是实物。收入实物有诸多不便，比如体积庞大、不易携带、不易贮存、种类庞杂、不好流通等等，但是如果物价上涨如此之快，纸币拿在手里时时刻刻在缩水，那么这些诸多不便就不在话下了。这时，随着物价进一步上涨，会导致进一步的囤积。这时的囤积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也是为了流通和支付，如果货币贬值如此之快，医生无法确定自己收的诊费是否能够缴纳房租，购买生活用品，就可能拒绝收取货币而要求实物报酬。囤积的东西自己未必消费，还可以用来支付或者交换其他商品。这时，房东很可能也不要现金房租改要大米了——年初签订合同，每月房租1000元，可以买500斤大米，年底通货膨胀每月的房租可能只能买200斤大米了。这样就不如直接要大米了，虽然自己不需要大米，但是可以用大米交换青菜和食盐。
物价的进一步上涨会使价值符号失去价值尺度的功能。实际上纸币本身无价值，纸币的价值由他所能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所反应。在一段时间内，物价相对稳定，我们可以知道某种商品价值多少钱。一个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1美元，我们会知道1美元可以买半磅面包或者一磅面粉。但是，在恶性通胀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手中的法币能买什么东西。这时，月初能购买一磅面粉，月底可能只能购买3/4磅甚至半磅面粉了。于是，市场中交易的每一方不仅会提高自己掌握的商品的售价，且会打出一定程度的安全“冗余量”。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正常情况下，各种商品有彼此相对稳定的价格比例关系，比如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1美元。在物价飞速上涨时期，物价上涨速度如此之快，以至整个物价系统发生紊乱。早上能买一口袋面粉的法币，晚上只能买几磅面粉，如果面包房消息不灵，没有及时调整售价就会出现面包和面粉价格倒挂。一磅面包2美元，一磅面粉2美元，听起来不可思议，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了不亏本，面包房的对策就是把售价提高到4美元以上，比如6美元、8美元甚至10美元，提前打出冗余量。实际上，面包房不可能24小时紧盯面粉价格，并且随时进货：进100斤面粉制成面包全部售出也许需要一天的时间，从卖出第一个面包开始，到卖出最后一个面包结束，这时物价究竟能变化多少，谁也不清楚。补偿卖出的第一个面包的面粉需要到全部面包卖出以后，面包师不可能为一磅面粉跑一次磨坊，磨坊显然也不可能为一磅面粉送货。如果面包房不提前打出冗余量，那么就非常可能出现售价不能跟上原料上涨导致赔本的情况。有趣的是，磨坊也可能提前打出安全冗余量，所以面粉比面包贵的事情，并不新鲜。比较精明的面包房主，很快会知道自己的面包正在贱卖——蜂拥而至的人群，能提醒他。当然，如果他反应比较迟钝的话，只忙着招呼蜂拥的顾客，却没去打听面粉价格话，很快就会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和面粉的新报价欲哭无泪。这时一磅面包到底值多少法币，一磅面粉到底值多少法币，谁也说不清楚，只能跟着感觉走。
到通货膨胀的后期面包房就彻底不要法币了，收了法币也未必能买到面粉有什么用？想买面包，就要拿金条、银元、外汇，没有的话实物也行——可以用面粉来换。没有面粉，大米也可以勉强充数。没有大米，蔗糖、黄油、肥皂也行，只要是有人要的生活日用品就行，只有法币是万万不能的——除非纸币按照等重量手纸的价值兑换。
至此，价值符号先后失去了价值贮藏、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三个主要功能，起因完全是因为单位时间内纸币数量增加太快，导致内在价值的动摇。这时，价值符号还有支付手段和国际货币两个功能。这两个功能也不会保持很久。
支付手段往往能保留相对较长时间。这是因为支付手段对应的往往是大宗交易（大规模批发、订货、大规模信用贷款和还贷），很多情况下都是银行账户的划转，用现金交易已经非常不便，更不用说实物了。在物价上涨的时期，对于未来的支付，可以采取金融工具或者规定较高的利率和货款的避免损失。但是这个功能并不是不会丧失的，当法币在市场上已经被逐出的时候，用法币单位进行的支付还有什么意义？支付功能与社会化大生产相伴相生，正是有大规模的交易，才需要有支付功能。当社会化大生产停顿下来的时候，支付功能自然也就消失了。反过来，当支付功能失灵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消亡了。那么小规模的支付（比如交账单）怎么办呢？交实物吧。
国际货币功能也是如此。本国国民都不用本币了，其它国家还要该国的货币还有什么用？此时，本币会面临迅速贬值的压力。当一国纸币发行量迅猛增加，迅速贬值的时候，就会出现追求外汇的浪潮（除非该国自恃实力强大，强制升值本币），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用本币换外汇。如果该国采取相对固定的汇率制，那么外汇储备就会迅速下降。外汇储备损失殆尽之后，本币相对外币的迅速贬值就不可避免。此时，该国要么停止兑换，要么让本币迅速贬值。对浮动汇率的国家，汇率取决于购买外汇和购买本币双方供求关系。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换外汇，而几乎不会有人要求兑换正在不断迅速贬值的本币。于是，本币同样会立即贬值。
五个功能都丧失以后，价值符号就是废纸了。
我们再回到通货膨胀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前，会有一个临界区，进入临界区以后，囤积商品会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于是每一轮的囤积的起因都是纸币的贬值，每一轮的囤积都是加速物价上涨的过程，膨胀出现自我加速的趋势。事实上，在达到实物替代货币之前，通货膨胀就已经会出现种种恶化的征兆。这些征兆包括出现抢购潮，企业压缩生产，银行贷款脱离生产循环加入投机洪流，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等。出现这些征兆的时候政府如果不能悬崖勒马，立即停下印钞机，难免出现恶性通胀。
物价上涨越快，货币流动的速度越快，投入循环的货币越多。随着物价上涨，消费者会尽快把手中的货币变现成还能买得到的商品。货币到手，马上就花出去。如果大家预期到月底的物价会有大幅度上涨，大家的反应就是尽量在月初购买这个月的生活必需品。大家上午开工资，领到工资就全部请假，去置办一个月的生活必需品。此外，大家会把手中的存款，变成各种便于长期保存的商品或者生活必需品。如果某甲是职员，他领到工资并不去购买商品，那会怎样呢？可能性之一，他购买商品的时候，物价已经上涨了。可能性之二，他购买商品的时候，已经买不到任何东西了。在大家都购买的情况下，谁不买，谁吃亏。这时试图靠宣传树立对货币的信心已经不管用了。事情发展到极端，就是大家能买什么是什么，商店里空空如也。于是就出现了“苦力抢购青霉素”，“人力车夫抢购法国点心”。
如果物价上涨幅度如此之快，以致企业销售产品之后获得的货款不足以维持再生产，就会出企业大规模减产的现象。利润率与通货膨胀率两项衡量，如果利润不能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必然出现大规模减产。实际上，随着通货膨胀的发展，通胀对生产的破坏是自始至终而不可逆的。我们在上一小节的分析中已经指出，正是由于部分企业的减产才可能使高度竞争的企业产品出现涨价的可能。但是，进入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这个过程明显加快。在温和通胀时代，许多企业的减产是主动退出，到恶性通胀的时代则往往是被动退出——利润无法弥补通胀的损失，买不到原料，流动资金异常紧张，实在没法干了。
如某甲开工厂，产品售出以后，三个月回款。如果在这三个月之内，原料上涨到他不能继续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的时候，他还会出售产品吗？或者出售以后，他还能继续顺利生产吗？这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选择？某甲十有八九不会继续向下游供货，而是等物价稳定以后再说或者提出大幅涨价的要求，然后去银行提现囤积充足的原料——如果能贷款更好。如果都这样做，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就是仓库堆满货物，下游商品奇缺，价格飞涨。这时，某甲会怎么处理？某甲会继续按住手中的存货，同时努力囤积上游原料。即使某甲不这么做也没关系，他的同行都在这么做。还没等他囤积到足够原料的时候，上游自身也开始囤积了，不向下游供货。这时某甲还想要原料，怎么办？某甲只有提供产品和上游易货交易。社会化大生产的循环被彻底打乱。这时所有的生产厂商，谁也不能确定按照合同自己收回的货款还够不够购买足够的原料维持基本的再生产。当然，生产厂商可以要求缩短回款期，但是下游销售商往往会想方设法地拖延回款。在物价飞涨的时候，拖延上一两周甚至一两个月回款那是多么惊人的好处啊。下游会用某甲的货款去投机或者干别的生意，多拖一天就占一天的便宜。何况，即使生产商立即拿到现钞，也不能确定上游原料商是否还愿意供货。所有人都会尽量提出挤占别人的货款，谁是相对垄断的环节，谁就有资格挤占别人的货款。上游原料商也会提出预付货款的要求，然后拖欠发货。不要认为对中小企业来说，预付货款能占便宜。某甲提前一个月预付10吨原料的钱，每吨800美元，一共8000美元。一个月之中，每吨原料的价格涨到1000元。交货的时候，对方可能就会提出来按照新价钱，只给8吨货——愿意要就要，不愿意要拉到。对原料商来说，10吨货现价10000美元，退8000美元外加800（10%的订金）美元，还赚1200美元。社会上货币过剩，什么都在涨价，中小企业却面临流动资金不足，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却是经常可以看到的现实。这种现象的根源则在于中小企业的博弈能力远远不及大型企业甚至垄断企业。（多说一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往往要求助于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于是，银行收缩信贷提高利率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第一批牺牲品）。
继续生产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参与投机却是稳赚不赔的事情。于是，大量生产商结束生产参与囤积就是正常的现象了。零售商也是如此。当物价上涨的速率太快，通胀的损失突破他们的利润的时候，他们就可能面临无法回补货物的局面。何况，上游也可能停止供货。手里握着不断缩水的纸币，却不能进货。这时，商店也就快倒闭了。零售店商的对策就是大量囤积商品，同时尽量减少销售，可能的话还要尽可能拖欠货款。
这时如果能获得贷款将是非常有利的事情，月初获得一笔贷款购买商品，月底卖出偿还贷款，那是稳赚不赔的事情——只要政府持续印钞的话。（多说一句，如果提前知道政府要收缩财政，那么立即抛出所有的商品，偿还贷款，增加银行存款就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了。这就是内部消息的价值，可惜多数人得不到而已。相比之下，许多升斗小民既不能获得金融的支持也没有内部消息，在政府通胀的时候他们的存款往往化为乌有，在政府治理通胀的时候他们负债累累。）于是，在银行监管不力的地区银行的资金也会投入投机资金的洪流。用银行资金去进行商品投机是多么惊人的利益，反之如果老老实实按照政府规定的利率存贷放贷，那么很快银行所拥有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可能连维持基本运转都不够。进行投机的银行可以给予更高的利息，吸收更多的存款，不进行投机的银行则可能迅速被取空。当然，能支持银行投机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印钞机源源不断地运转推动物价上涨。否则，最终必然因为物价上涨停滞甚至下跌，导致银行血本无归。
这时政府也出奇地窘迫，要政府停下印钞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商品价格越贵，政府越有必要加快印钞机的转速。道理很简单——物价上涨了，要为维持原先的开支必须印刷更多的钞票。不仅如此，此时的其它收入必然锐减。抛开多数人实际收入下降，全社会生产萧条不说，各种收入的贬值就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税款由税务机关征集上来，汇总到财政机关，由各个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同意再用于支出，整个循环的时间，往往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经过这一段时间，这些税款往往已经大幅缩水甚至一文不值了。这时如果不印钞，就难以维持政府机关基本的运转（如果此时政府正陷入债务危机、外战、内战或平叛的话，更是雪上加霜）。当然，这时的印钞也要打出冗余量。银行深知政府不会轻易停下印钞机，自然敢于放心大胆地偷偷投机。
这时就出现了物价上涨越多，货币流速越快，商品供应越少，货币供应越多的恶性循环。这时，如果不果断停下印钞机，货币就会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收法币，能用法币购买的商品越来越少。于是，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最终，难免出现恶性通胀和经济崩溃。毁掉一个社会，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毁掉其货币。物价一旦失控，货币就有可能逐步退出经济循环。货币退出经济循环以后，商品交易退回到易货交易的时代，生产力必然遭受重大打击。
对于这种现象，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经济崩溃，政权垮台。于是，通胀与反通胀的博弈就开始了。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都不愿停下印钞机，而是希望通过规定售价、刺激生产、统购统销等方式控制物价。
既然物价上涨，那就冻结物价，这是直线思维。只冻结零售物价，不能阻止生产原料上涨。如果原料上涨而零售物价不变，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生产厂商赔钱，于是它们或者压缩产能，或者赔光为止。短期内，零售产品的物价被控制住了，长期看产品供给将进一步减少。零售商也一样。在所有商品都涨价的时候，如果政府冻结物价，商店完全可能关门歇业，等政府停止冻结物价再开业。或者只按照政府的定价出售进货的很小一部分，多数进货拿到黑市上去换取高价。于是商店里有价无货，黑市商品一应俱全琳琅满目。如果封杀黑市，逼迫商店按照规定价格出售商品的话，那么所有商品就会被迅速一扫光——有限的商品对应几乎无限增加的货币，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货币总量、商品总量和流通速度三个变量决定物价，物价只是结果，冻结物价是因果倒置，一点意义也没有，最终必然以失败告终。还有的治理方案是冻结工资，这是最无耻的方案。除非有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否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劳动者都处于博弈最差的一方，工资上涨最慢。冻结他们的工资，只不过是逼迫他们更多地动用存款。
既然涨价就给社会底层发补贴，这也是一种思路。既然要靠印钞维持，还要由财政发补贴。不妨不发补贴少印点钞岂不更好？不断增加的补贴只能暂时缓解底层的痛苦，并不能挽救法币的命运。不断增加的法币必然进一步刺激物价上涨，破坏法币现有的货币功能，这是前面已经说明的。发放补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前收入的损失，却不能弥补存款缩水的损失——而多数升斗小民的主要财产恰恰是存款。一点点有限的补贴怎么能弥补存款的损失？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民众还是会对物价失去信心，他们还会把存款转化为实物。
物价怎么都管不住，还可以考虑施行配给，保证底层基本生活需求。国家按照很低廉的价格（往往是赔本的价格）从生产商手中强制收取一部分产品，然后按人头分配，凭票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同时允许生产商议价出售其余产品，弥补损失。这个想法很好，实行起来并不容易。施行配给首先要有详细的人口资料，其次要有廉洁高效的行政队伍。否则，官吏把廉价收购来的配给品拿到议价市场甚至黑市上出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一面是应该领到配给品稀缺，迟迟不能下发，一面是黑市商品齐全。历史上看，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恰恰是官僚捞外快最多的时期。事实上，国民党时代的很多黑市巨头往往有很深的政治背景。能在政府眼皮底下长期大量销售紧缺物资的人，往往就是四大家族的代理人。只有他们才可能有稳定的货源，而且不必担心被逮捕查抄。苏联解体后的黑市巨头，则往往与克格勃特务、有政府背景的银行家、红色经理和共青团精英关系密切。
既然商品总量越多，物价越便宜，扩大商品生产就是了。这是进一步的思维。事实上，许多国家战后都会发生通货膨胀（这时，大量军饷被用于购买消费品，大量的企业主要产品是军火）。但是随着军人复员，各种企业军转民，民用产品供应增加，物价会逐步稳定。不过，生产的扩张是有限的（垄断企业控制经济条件下更是如此），政府的印钞机是无限的。希望以有限的生产潜能应对无限增加的纸币，是不现实的。再者，恶性通胀条件下，许多企业的利润低于通货膨胀的损失，继续生产是赔钱的。换句话说，印钞机必须首先减速到一定程度，使企业的利润能够弥补通货膨胀的损失，生产才会逐步回复。不打算让印钞机减速，甚至让印钞机不断加速，生产是无法恢复的。（战后通胀一般都是暂时性的。这时因为战争结束了，巨大的军费开支没有了，印钞机自然会减速。）希望通过印钞给某些行业补贴，拉动这些行业扩张，必然导致其他行业商品进一步上涨，最终的结果如果不是某几种商品价格基本变化不大其他商品价格猛涨的话，就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全部猛涨——甚至连补贴的行业的物价也控制不住。
控制物价无效，推动生产困难，自然想到控制货币流通速度。这就需要稳定大众的情绪，让大家确信自己手中的货币不会变为废纸。央行行长或者国家领导人的讲话，能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人心。但是，如果印钞机不停下来的话，新增的货币不断加入流通，那么物价很快还会涨上去，这时任何人讲话也无用了。失信于民的后果是不可承受之轻。一旦政府的信用等于“狼来了的孩子”的水平，那么以后任何安抚都将无效，即使切手指、发毒誓也没有用。烽火戏诸侯可以搞一次，不能搞第二次。做不到城南立木，还不如不做。新钞换旧钞也是一种安抚人心的做法。用有黄金、外汇储备担保的金圆券换法币，能起到一定程度安抚人心的作用。但是，日夜不停的印钞机很快就会让金圆券变成新的法币。这时，就是换钻石券也无效了。
各种方式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考虑压缩货币总量。如果失败了，就是法币的末日，往往也是经济的末日；如果成功了，挽救了法币，但是经济必遭重创——通货膨胀一旦成型再去治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然付出惨重的代价。
方法之一是抛售黄金白银外汇和各种国有资产回笼货币。这样的做法一般也是以失败告终。国家真金白银不足才开动印钞机，如果国家有那么多真金白银，何苦开动印钞机滥发价值符号？如果国家无条件按固定比例回收货币，那么央行的金银储备和外汇储备很快就会耗光。抛售国有资产也是一样，国有资产是有限的，迟早会抛售光。当然，也可以把抛售出去的国有资产再没收回来。不过，那样的话，还有谁愿意买呢？（多说一句，事实上，没收不没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金银外汇和资产究竟被谁买走。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往往伴随国有资产贱卖的过程。）
方法之二是发行国债，通过国债回笼流通中的货币。这时国债的利息如果不能高于通货膨胀率，是没有人愿意买的。如果高于通货膨胀率，国家就要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自愿购买的国债就是一个鸡肋。“敬酒不吃吃罚酒”，既然大家不愿意买国债，就发行强制国债，强行把存款转为国债，冻结存款。国债有国家信用同样可以交易，只不过要打折扣而已。原先用金圆券买一个面包10000元，现在用15000的国债购买。不仅如此，还可能加速老百姓脱手货币的速度。把大多数存款取出来，买成生活日用品，剩下一点点买成强制国债。国家的对策就是限制银行提款量，每人能提多少，设定上限。
方法之三是加息，让多余的法币重新流回银行，同时减少信贷，减少流通中的信用。困难在于谁是贷款人，如果政府本身就有大量的债务的话，加息必然加重债务负担。政府自然是非常不情愿的。许多时候，政府试图通过其它手段折中，比如提高准备金率。理论上是限制贷款增量。实践之中，往往一边是新增贷款量继续猛增，一边是准备金持续提高，一边是中小企业求贷无门。于是出现信贷增加，物价继续上涨、贷款难和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并存的现象。与政府相关的人继续贷款，其他人则被拒之门外。在通货膨胀期间能贷到款，那是多么大的利益啊。这是一种定向发钞，发给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这是给这些人开挂。这些贷款人反手再把这些贷款用于放高利贷。有这么大的利益推动，贷款必然源源不断，这种折中手段注定失败。这种手段即使成功了，首先死掉的也是中小企业（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它们本身就资金紧张），必然诱发大批失业潮。
方法之四是增税，通过税收把多余的货币收上来，不再投入流通，而是销毁掉。实际上，如果能有效对社会顶层增税的话，也就没有必要求助于印钞机了。稳拿手中的钱是收不上来的，卢瑟手中的钱虽然能收上来，但是已经物价飞涨的时代，还要增加卢瑟的税收，只能使卢瑟生活更加艰难。何况，绝大多数的财富在稳拿手中。他们完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把钱变成紧俏物资，当然也可以反向操作。
一面开动印钞机，一面反通胀，这就如同左右互博。历史证明这些治理通胀的努力最终大多以失败告终。
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出价高者有权先购买，出钱多者有权多购买，为了能买到商品彼此竞争的购买者必然提高价格。恶性通胀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币总量迅猛增加，政府不停下印钞机，法币数量源源不断地上升，流速不断上升，商品总量基本不变，过多的法币追逐数量基本不变、甚至在不断减少的商品，却希望物价基本不变，这是不可能的。不触动流通货币总量，仅仅规定销售价格，扩大生产总量或者试图通过讲话换钞安抚人心的措施最终都必然是缘木求鱼。
如果希望通过行政命令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两个商品和货币循环，保证一部分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必然会造成巨大的利益差。必然出现商品从廉价循环向议价循环的流动。如果希望实行信贷双循环，也必然出现贷款的跨界流动。有巨大的利益推动的情况下，这并不是难事。尤其控制双轨循环的人往往是靠工资吃饭的公职人员，在通货膨胀中他们的生活也在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很多情况下，这不过是给他们捞外快的机会。
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用真金白银回收多余的法币，又不愿意承担加息给自己带来的种种不便，就会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冻结部分法币。这就意味着一部分货币不能参与追逐商品的行为。政府印刷了货币，却要永远或长期剥夺一部分货币的购买力，如果这种剥夺不是均匀的话，那些被剥货币购买力的人必然吃亏，而握有货币并其保持购买力的人则占大便宜。政府是超发货币的源头，既想保持自己握有的货币的购买力，又想剥夺社会上多余货币的购买力。糟糕的是，政府没有能力定向剥夺某些稳拿手中货币的购买力。（事实上，如果政府有这样按照财产不同冻结货币的能力，也就有按照财产不同征税的能力，便没有必要使用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了。）
无区分的冻结行为，最终必然由多数人（也就是社会中下层）承担负担。无论这种冻结行为最初针对谁，最终必然会被转嫁到他们头上。比如，银行收紧信贷，往往是中小资本和社会中下层首先贷款困难。所有人的所有行为必然是逐利而动，趋利避害是基本的运动趋势。稳拿可以利用博弈优势获得收益、转嫁损失。我们在前一小节中分析过，优先获得货币的人往往是社会的顶层。（如果一边剥夺一些人掌握的货币的购买力，一边给另一些人货币，那就是在给后者开挂，是在帮助后者完成资本积累。）社会顶层可以在通货膨胀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中浑水摸鱼占尽便宜。被剥夺货币购买力的人却往往是博弈能力弱的底层，他们会在通胀中吃尽苦头，在政府治理通胀过程中再次吃尽苦头。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垂死挣扎。严重的话，就会激起剧烈的社会动荡。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会各个层级博弈能力的不同，而政府的经济行为并不打算触及这种日益拉大的博弈能力的差距。
不停下印钞机的前提下，冻结部分多余货币的作用是加剧社会底层的困境。其实，冻结了也是一样，还是他们倒霉。
如果能有效彻底冻结多余的货币，必然导致大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无法偿还货款。首先，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大批中小企业和社会中下层往往债台高筑，这些债款的利息必然是高利贷（即使真实利率不高，加上通货膨胀率的名义利息也必然很高）。这时政策突然转向，通货膨胀率下降，利率负担必然大幅上升，他们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其次，原先一个面包进价10000元，按15000元出售，如果物价一瞬间冻结，靠贷款和财政拨款购买面包的需求也会消失，于是大家不再哄抢面包，每个面包只买到了8000元。中小企业和个人必然陷入债务危机。危机必然逐级扩散出去。这一脚刹车，完全能让大批企业和个人陷入三角债之中。车速越高，刹车越猛，损失越大。（相比之下，大型垄断资本负债较高的时候可以游说政府不踩刹车，它们就是一不留神深陷债务，也完全可以恬着脸向银行和政府要求援助。事实往往也是如此，华尔街的巨头往往就白宫的经济顾问。）
有人希望轻点刹车，防抱死，缓慢停车，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旦物价稳定下来，社会总需求马上就会陷入严重不足之中。绝大多数人损失了大量的存款，家里有足够用好几年的各种生活日用品，这时谁还能有旺盛的购买力就奇怪了。当然，少数社会顶层的稳拿除外。于是，马上就是新的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时期欠下的债务，必然是利率极高的，越是社会底层他们的借贷利率越高，现在物价稳定了，他们立即就会因为债务破产。小猪跟着大猪跑，大猪站住了，他们冲过头了。
对社会底层来讲，通货膨胀率上涨的时候，他们要吃亏，因为他们的多数收入是工资，多数财产都是存款，有房产往往也是自住的。他们不知道政府会不会容忍通胀，什么时候出手制止通胀——是他们一辈子的存款能买一套房子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辆汽车的时候出手，还是能买一套电脑的时候出手，或者只能买几磅马铃薯的时候出手。他们的财产损失，往往并不是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依据。当他们的财产大幅缩水的时候，政府终于出手了。这时，他们又会失去工作，陷入债务危机。
不废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冻结部分货币要么是失败，要么要伴随严重的萧条。总之，社会底层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那么进一步研究，如果彻底废除货币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会如何呢？
如果希望彻底保证物价不变，就要废除货币在流通中的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彻底冻结货币，废除市场经济，元要素替代财产决定社会产品流动。政府可以用枪逼迫零售商开业，并且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商品，但是零售商的存货卖完以后也就到底此为止了——因为他们很难再进货。理论上，政府也可以用枪逼着生产厂商继续向零售商供货，然后用枪逼着原料商向生产商供货。于是，整个生产循环都在枪口指挥下运转。这时，市场经济就由计划经济所替代。有钱买不到商品，没钱也未必不能得到产品。货币不再是获得产品的充分必要条件，货币的功能被彻底削弱了。
抛开计划经济的弊端不说，并不是所有政府都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各自为私，缺乏中央权威的政府是难以实行计划经济。当年的国民政府由各个军阀派系组成，蒋介石没有能力统一各个军阀，自然也就不可能按照计划指令安排统治区内所有产品的生产、销售、分配、消费问题。军阀之间就各种产品“怎么分配，怎么消费”的问题必然吵成一锅粥，最终难免兵戎相见。其实，就是四大家族之间恐怕也未必能统一意见。
事实上，一个政府如果有能力由市场经济进入计划经济，也就是说有能力用行政命令调动一切人、财、物的流动，还有必要用印钞机付账，搞这种“以纸变钱”的骗人的把戏吗？
即使实行计划经济，也不是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实际上，危机也并没有过去。表面上的物价稳定是以行政命令替代货币在交易中的决定地位为代价的，这时物价没有什么意义——“有钱没票证买不到东西”。大量的货币并没有消失，而是暂时休眠起来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一旦货币重新成为交易的决定因素，那么前期积累的休眠的货币就会激活，重新进入商品循环。这时，货币“堰塞湖”崩溃，难免会发生通货膨胀。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都发生了通货膨胀，严重程度不同而已。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一夜间放开物价。于是，居民手中握有的大批苏联时代积累下来的存款一瞬间进入经济循环，导致物价迅速暴涨，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许多人一生的积蓄只能购买一片面包。
治理通货膨胀的过程是充满趣味和眼泪的博弈：官方和非官方捉迷藏，双方斗智斗勇，“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政府孤注一掷，稳拿浑水摸鱼，卢瑟垂死挣扎。过程惊险刺激，却没有无痛疗法。对于稳拿来讲，这个过程可能是无痛甚至很惬意的——他们可以四两拨千斤，把损失转移给卢瑟。但是对卢瑟来讲，这个过程必然是痛得呲牙咧嘴的——他们“没有千斤力，怎么拨千斤”，只能所有损失都自己扛。当卢瑟们疼痛难忍的时候，必然会把仇恨对准制造通胀的罪魁祸首。
放下民间的不满情绪不说，恶性通胀时期是政府统治力量最弱的时期。对政府来说，不论是否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是否成功，都必然动摇统治基础。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时期，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的时期，往往屋漏偏逢连阴雨。
如果不治理恶性通货膨胀，结果就是经济直接崩溃。工业化社会已经不具备退回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自我生产，自我消费能力。抛开食品和燃料能自给自足的农村不说，城市会陷入经济停顿，失业暴涨之中。这时，有钱买不到东西，有力气找不到工作。市民消耗囤积起来的产品，消耗干净为止。如果治理恶性通货膨胀必须要压缩财政开支猛减银行贷款。于是，凯恩斯主义原形毕露。由于没有订单，大批靠国家订单维持工作的人重新失去工作。由于收缩信贷，大批企业陷入三角债之中。中等收入者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已经失去了存款，现在又失去了工作，于是社会消费能力更差，失业率更高。虽然物价稳定了，商品又出现在货架上了，但是多数人却没有钱去买。
既然有工作没有工作，有工资没工资，都买不到或者买不起食品和燃料，又不愿饿死、冻死，就只有联合起来去抢劫商店和仓库。成群结队的饥民抢劫米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这种光天化日下的抢劫，随时可能演化为大规模的骚乱，于是“监狱人满为患”。相比之下，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恶性通胀对政权的威胁性越大，多数人口在农村的国家则安稳得多。
内事不宁的时候，外事也必然不宁。国内越是经济崩溃，国际上往往越是不安宁。本国深陷经济危机的时候，恰恰是敌国扩展势力的时候。大动干戈就要军费开支暴涨，不还手对方就要得寸进尺。国际敌对势力也知道该国现在虚弱，现在不使绊子什么时候使绊子？谁也不会放过这样的天赐良机。北约东扩，鼓动车臣分裂势力，扩张势力空间，甚至侵蚀领土，都在这个时候。
此时，国家机器也虚弱到极点。靠工资吃饭的人，在通货膨胀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绝大多数公职人员，都是靠工资维生。所以当物价飞涨的时候，他们的实际收入也必然会迅速下降。如果以前利用公职以权谋私还有一点顾虑或者道德上的自责的话，现在则是“脸不红、心不跳”了——既然“靠工资谁也活不了（勃列日涅夫名言）”，那么捞外快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了。公职人员捞外快，必然把负担转嫁到民间，自然会激起更严重的反抗。公职人员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当所有的螺丝钉都忙着为自己捞外块运动的时候，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自然所剩无几。这时候的国家官僚已经不是无能，而是处处为了敛钱和洗钱而运动。不仅如此，如果他们捞外快也不足以维持生活的话，他们随时也可能加入抢米骚乱行列。正如《中国震撼世界》所写的那样，在国民党统治末期，将军靠军饷养活不了妻儿老小，警察也要加入饥民的行列，那是还怎么能统治呢？那些国家机器的螺丝钉随时可能将脱离国家机器，反过来成为对抗国家机器的力量。在国家治理恶性通胀的时期，这些人也是容易受到冲击的。压缩行政经费，大规模裁减公务人员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苏联解体后，大批公职人员失业，其中不乏军、警、克格勃人员。许多俄罗斯黑帮中挑大梁的骨干，都是当年苏联国家机器的螺丝钉。
此时政府不是不知道公职人员工资太低必然动摇统治基础，但是政府实在没有能力给公职人员涨工资，因为此时财政也是捉襟见肘。一方面，由于生产的萧条，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必然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物价的上涨，经济严重萧条，多数人对政府失去信心，社会动荡甚至走上对抗。为了平叛，保持社会稳定，政府开支无论是绝对产品数量还是相对社会总产品的相对数量都必然暴涨（这时用法币为单位来衡量开支已经没有意义了）。这样的情况下，自己重新开动印钞机或者低三下四地向其他国家求援是很难避免的事情。如果偷偷开动印钞机难免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加速经济崩溃。如果求援则往往要答应很多难以接受的条件——山穷水尽的时候，不接受又如何？
既然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恶性通货膨胀这样可怕，印钞机在政府手中，为什么会有政府重蹈覆辙主动走上这样的绝路呢？
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最初并不是准备自己毁灭自己的货币，只是一直贪恋通货膨胀的快感，又自恃自己能避免恶性通胀。结果，常在河边走，一不留神湿鞋了。很多时候，政府认为只要把赤字比率控制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间即可使通胀保持在温和状态而不恶化，现实中则往往失败。
首先，政府可以禁止公民用其它国家的货币或者金银进行交易，却不能禁止公民用法币购买商品，所以回到易货交易时代的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关键是易货交易的不便与货币交易的损失之间的权衡。一旦货币贬值的速率突破一定的界限，易货交易必然复活。所以，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条件很微妙，很难划出一条精确的界限。很难说CPI突破某一个世界公认的数值以后就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此之前就是绝对安全的。政府往往乐于不断享受印钞的快感，印了很多钞票，但物价虽然上涨却没有失控，于是有恃无恐。实际上，物价正在不断靠近发生恶性通胀的临界区。
其次，因为许多突发事件造成的开支暴涨，往往使政府不得不突破预先设定的发钞数量。常见的造成开支暴涨的原因之一是大动干戈，比如对外战争或者镇压内乱。不仅如此，恶性通货膨胀必然带来更大的内乱，刺激政府进一步增加开支。靠印钞机弥补进一步增加的开支难免造成更严重的通胀。如果平时大手大脚，印钞机已经满负荷运转，物价上涨的速率已经接近临界区了，关键时刻不能不迅猛增加开支。于是，再度加快印钞机的转速，最终必然使得物价的上涨幅度冲进临界区，造成严重的通胀。
再次，有些国家商业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缺乏有效监管，放贷过程极其随意，大批信用贷款最终收不回来，不能退出经济循环。还有些国家的个别大银行占据社会信用网络的核心地位，一旦倒下必然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滥放贷款央行也不能不管。于是，央行几乎无条件地充当这些大银行的最终贷款人，不断印钞收购坏账，为商业银行弥补收不回来坏账的损失。这样的过程就是信用货币变成基础货币的过程，会和债务一起湮灭的“流通的信用”变成除非政府收回否则不会消失的“暴力的符号”，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发钞。虽然政府赤字有限，但是商业银行不断贷款，央行不断买单，照应会造成通货膨胀。这种情况比政府乱发钞票还要恶劣：政府起码有受到内部监控制约的预算、决算过程，赤字的支出方向和总量都受到计划的控制，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获得议会认可。相比之下，“商业银行放贷，央行买单”的模式则相当于发钞权分散到了各个商业银行手中，甚至是各个商业银行的信贷员手中。有央行撑腰，各大银行有恃无恐，为了银行、客户或个人的私利，展开激烈的放贷竞争。最终，新增信用货币源源不断流入经济循环。烂账总量多少，给了谁，干什么用，中央政府几乎一无所知。反正大银行不会破产，最后由央行一次性买单，把这些信用货币转化为基础货币就是了。印钞机究竟为谁而转，公众一无所知，他们只承担买单的后果。公众自然极其愤怒却往往又无可奈何，于是出现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也就是必然。
还有，在货币长期超发的背景下，大批存款被激活也能导致物价飞涨。由于配给制等原因，居民购买商品不仅需要货币还需要票证，他们手中虽然握有大量的法币却不能进入流通。这时，一旦配给制取消，就难免出现价格飞涨。这就是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时出现的情况。与之类似，居民手中虽然拥有大量法币，但是主要用于投机房产、股票，一旦这些法币离开房地产或股票市场，又不发生资本外逃，离开本国经济循环的话，难免冲击各种紧俏物资，导致物价飞涨。此外，偶然的农业大规模歉收，也可以导致农产品暴涨，最终造成物价失控。这些恶性通货膨胀可以归咎为天灾人祸和经济转型不慎，实际上这些因素不过是诱因，长期积累的大量的货币才是根本原因。货币增长率长期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物价并没有发生剧烈变化，并不代表长期超发是安全的，只能说明大批货币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休眠状态或者并没有进入商品循环。这些货币如同沉睡之中的木乃伊兵团，等待唤醒他们的咒语。一旦这些休眠的货币醒来，进入商品循环，物价必然上一个新台阶，那时如果政府不能采取果断措施，就是噩梦的开始。
在一个储蓄率非常高的社会中，一旦大家手中的存款都被调动起来，物价可能立即失控。老百姓手中有惊人数量的存款。这些存款虽然属于M2，但是多数存款平时处于休眠的状态，可能积攒几年甚至十几年才会动用一次。但是，一旦物价增速快到一定程度，老百姓知道自己这些存款马上就会大幅缩水甚至化为乌有，这些存款必然立即醒来投入流通，如同被唤醒的的木乃伊战士。这时，以前若干年的印钞成果被释放出来，即使国家不再印钞，银行不再增发贷款，M2不变，物价也会不断上涨。那些单纯看货币总量就得出物价不会失控的结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的人，往往忽略这个变数。
最后，一旦物价失控，必然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锐减。虽然名义数字增多，但是实际购买力必然下降，这样政府必然更加依赖于印钞机。这种时刻要政府当机立断压缩财政赤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从温和通胀进化到恶性通胀的过程是“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鞋；一旦湿了鞋，难免不落水”。
通货膨胀如同吸毒：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很舒服，稍有不适，后来越来越上瘾，也越来越不舒服，为了获得暂时解脱，只能不断加大剂量。最终，整个人精力耗尽，奄奄一息，成为毒品的牺牲品。暂时超发的货币未必会进入经济循环，引起物价的上涨，但是迟早会在未来付出代价。巨大的货币堰塞湖一旦崩溃，必然淹没一切。
对国家来说，印钞机给予政府“纸变钱”的能力，但决不是万能的。一旦进入恶性通货膨胀时代，社会大生产就会被打乱，商品流通会回到易货交易，进而导致经济崩溃，社会道德沦丧，统治力丧失，政权摇摇欲坠。 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恶性通胀，必然导致社会大生产经济的崩溃，最终政权自身也难免灭亡。
政府拥有发钞权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赤字和信贷规模，通胀就会反复袭击经济。缺少预算约束的政权最容易出现疯狂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一旦发生是极难消除的——消除就意味政府要大幅度压缩开支，停下印钞机，而此时的政府往往因为长期寅吃卯粮而濒临破产。进入恶性阶段以后，往往也就预示着政权的崩溃。如果以王莽的大泉（大钱）为起点考虑的话，中国是历史上最早出现价值符号的国家，没有之一。在造纸术出现以前，就出现了价值符号。这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特有的优势。中国也是最早饱受恶性通货膨胀折磨的国家，每次用价值符号都亡国，这是肆无忌惮地使用价值符号的后果。于是后世不敢乱用了，只好回到金属货币。
“在旧中国，政治当权者操有对财政预算和中央银行独裁统治的大权，而这些人对其所控制的经济能量却一无所知。通货膨胀如脱缰之马而任其所之，政府的最后命运，早已注定。经济上的不稳定终于导致了政治上和社会道德上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军事集团（国军和各地地方军），都可不费吹灰之力而被清除。”这段话是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央行行长张公权写的，写在国民党反动派失去大陆之后。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