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中国宋代公务员的薪酬为历史之最，被誉为公务员的天堂，政府给公务员的待遇极高，是中国历朝历代中最为优厚的：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6倍。除俸钱外，还有禄米等大量实物福利，朝廷变着法子给官员发钱、发东西，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

据史料记载，宋代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俸钱12万文，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除以上薪饷外，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甚至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买单”。

有现代学者将这些数字按购买力折算成现代货币，据估算，当朝一品的文武首席官员(宰相和枢密使)的月收入即有128万之巨！年收入超过1500万！位居二品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一级)，月收入也有25万多，即使是相当于现代县长的月收入也将近13万！据说，宋代以清廉名垂青史的、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其年收入在千万以上！

表：宋代各级官员的收入估算表

然而，众所周知，大宋的这种高薪政策并没有给宋朝带来“市场竞争力”，相反，如果做个中国历朝历代“市场表现”大排名，宋朝绝对是中国历史上“市场表现”最差的。宋朝自始至终都是半壁江山，在其北边先后有辽、西夏、金和蒙古，对宋朝屡屡入侵、百般凌辱，宋朝军队在战场上几乎都是一触即溃，谁都打不过，甚至出现了徽宗、钦宗二帝被金国俘虏，惨死他乡的千古悲剧。

高薪政策不但没有给宋朝带来好的“市场表现”，反而带来了诸多问题：

一是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据统计，宋初年的官员队伍，还是比较精干的，仅为200多人；但到了公元1071年，朝廷供养的官吏超过了50万人，官员数量竟然增加了2500倍。由于官吏的数量越来越多，实际职务和工作内容又有限，于是这些官吏中有很多都成了虚职。据《宋史·职官志》描写：“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 意思就是说，占着官位，却整天没事干的，十人里面就有八九个，跟现在的吃空饷差不多。

二是不堪重负的财政。庞大的官吏数量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不堪重负的财政。据《宋史·职官制》记载：每年中央政府在官俸上的支出：大约是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成为国家财政沉重的负担。欧阳修就曾慨叹：“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天下物力，不能供俸禄。”这种负担最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三是朋党勾结，排斥忠良。由于当官的巨大利益诱惑，所有人都想方设法捞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最典型的人物就是六贼之一的童贯。童贯本是宦官，没有子孙，但就是这家伙，把自家的门客、童仆拉进公务员队伍，达100多人。这些人素质低下，骄横跋扈，司马光曾气愤地说：“国家爵禄，本待那些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无故受官，诚为太滥。”这些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奸贼又相互勾结，结成朋党，排斥忠良。

在很多朝代，一个奸贼就足以乱政亡国，而宋徽宗时期朝廷里就有六贼之多。这些奸贼为非作歹，排斥忠良，我们知道宋代并非没有能征惯战的人才，然而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在宋代，由于奸贼当道，大批能征惯战的英雄好汉备受排挤，只好落草为寇，啸聚山林去了。中兴四将之一的岳飞被奸贼陷害致死；韩世忠被害得辞官归隐，闭门谢客、自绝于世；张俊则被奸臣威逼利诱，加入了陷害岳飞的阵营。

四是庸才当朝。宋代规定公务员的退休年龄是70岁，但由于公务员待遇实在是太优厚，许多到了年岁的公务员千方百计混日子，比如修改生辰，有的甚至直接耍赖。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一名官员晚年眼疾，已经无法处理政务，但拒不退休。他在每次向皇帝汇报之前，都要背诵熟练，到时再展开奏章装模作样地朗读，其实眼前昏花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有一次同事有心取乐，趁其不备把他的奏章换掉，结果当堂所奏与提交奏章不符，在皇帝和百官跟前丢尽了颜面。老人不退，新人自然难进，干部队伍也因此暮气沉沉，不思进取。

拒绝退休只是一个侧面缩影，更多的官员是一旦上位，都以保住顶戴花翎为首要目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庸庸碌碌混日子。

华为：破解高薪难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宋朝的问题出现在千年以后的华为。2007年，华为也面临着高待遇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老员工躺在丰厚股票分红上不思进取，新人积极性受挫，干部队伍得不到新鲜血液补充。于是上演了“集体大辞职”事件，通过薪酬的重新分配，把更多的薪酬向那些有干劲、贡献大的员工倾斜，让公司重新焕发出活力。

薪酬的艺术

打个好玩的比方，如果当年宋高宗把高薪付给了岳飞，而不是秦桧，既可以节约整体支出（岳飞的薪水需求要比秦桧低得多），又可以取得卓越的市场业绩，历史恐怕也将因此而改写。

读史可以明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3个相互独立的例子，笔者希望向读者揭示一个薪酬制度亘古不变的秘密：把钱支付给谁，永远比单纯地给所有人支付高待遇来得更重要；把薪酬支付给对的人，才是薪酬支付的艺术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