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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陈嘉庚当年是如何义无反顾的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2015-12-20 23:17 历史·地理 ⁄ 共 3690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 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岂止是蒋介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像陈嘉庚一样,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坏人”。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国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杜月笙不吭声,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里面满满都是借条。在这些借条中,最少的一笔是5000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条,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个个有头有脸!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习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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