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从延安回到重庆，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为什么陈嘉庚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对于政治家来说，吃饭也是政治。抗战时期，蒋介石、毛泽东先后请爱国侨领陈嘉庚吃饭，产生的严肃政治后果，连他们自己也没想到。
一
1940年春，旅居新加坡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带着南洋广大华侨的殷殷嘱托，率团回到祖国慰问抗日军民，第一站当然是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十分重视，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做好接待工作，务必让客人满意。他这样要求是有原因的。
陈嘉庚是同盟会出身的爱国老华侨，整个厦门的集美学村就是他用一生的积蓄捐献的。 抗战开始后，他作为“南洋华侨总会”主席，负责整个东南亚地区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工作。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广大侨胞每个月都向国内捐钱捐物，这都是他们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因为当时的海外华侨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
三年以来，广大华侨通过总会，共为祖国筹得约合4亿多国币的款项，物资无数。总会还在新加坡和重庆设立制药厂，挽救了许多抗日将士的生命。
抗战的生命线滇缅公路建成后，司机和修理工奇缺。陈嘉庚登高一呼，3000多名华侨青年挥别亲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抢运军需物资，许多年轻的生命就留在这条公路上。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和广大华侨，抗战的胜利肯定要推迟。
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精神，国民政府成立了阵容庞大的欢迎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财政部、侨委会等20多个党政军重要部门组成。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列支了充足的接待资金，其中光宴请费用就达8万元——根据中国价格史资料推算，当时这笔钱能买800头牛！
这样，陈嘉庚在重庆的60多天里，正事没时间做，每天被迫在各种宴会中疲于奔命。国民党的高级干部无不以陪陈嘉庚吃饭为荣，美酒佳肴越是高级、越是罕见，越有面子。
但不管什么山珍海味，陈嘉庚一口也咽不下去。他知道钱是怎么来的，大敌当前的中国是多么缺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竟是战时首都大小官员的常态，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办企业，为陈嘉庚服务的司机虚开汽油费发票，这些都让陈嘉庚反感和痛苦：这样的政府能领导全民共赴国难吗？民族复兴还有希望吗？
陈嘉庚再三恳求就此打住，对方认为这是客气话，不开宴会怎么表达感情？无奈，陈嘉庚不得不空中喊话，连续三天在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罢宴声明，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
“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望政府及民众实践节约,切勿消耗物力！”
重庆让他感到窒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到滇缅公路看望过他的子弟后，尽管蒋介石不高兴，陈嘉庚还是决定奔赴传说中的延安，看看偌大的中国是否真有净土。
二
1940年6月1日晚，毛泽东设宴款待陈嘉庚。
这次宴会是露天的，就设在毛泽东窑洞外。餐桌更特别，一张大桌面搭在破旧的小方桌上。桌面坑坑洼洼，铺了几张旧报纸遮丑，就在宾主相谈甚欢的时候，一阵风把报纸给吹跑了。吃的是毛泽东自家菜园子里种的大白菜、豆角，最讲究的是每人一碗鸡汤。
毛泽东恳请客人谅解，说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至于鸡汤，毛泽东解释：这是邻居大娘家唯一的一只鸡，正下着蛋呢，她听说我贵客临门，悄悄宰了送来的。
陈嘉庚一听，差点落泪。这个山沟里的党的质朴廉洁，官民关系的水乳交融，还有上上下下饱满向上的精神状态，跟重庆的腐朽堕落截然不同，让他眼前一亮。
陈嘉庚悄悄对秘书张楚琨感慨说，蒋介石像皇帝，毛泽东像农民，“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张楚琨后来分析：“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一回到重庆，精神焕发的陈嘉庚马上召开记者会，直截了当地告诉全国人民：延安让我“如拨云雾见青天”，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从此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后来，南洋华侨的捐献源源不绝地流向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其中包括中央领导层使用的福特轿车。
此前，因为国民党是“正统”，又值大敌当前，陈嘉庚一直是坚定的拥蒋派，真心诚意地宣传“蒋委员长乃是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他是中国的未来。
陈嘉庚的转变重创了国民党的合法性，蒋介石大为震惊，深感耻辱。他一辈子也想不通：我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打我的脸？为什么去了一趟延安，就变了一个人？共产党到底用什么“买通”他的？
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蒋介石当然不会明白，东拼西凑的一顿农家饭，怎么有如此功效。他不知道也不理解，共产党一个攻无不克的传家法宝，竟是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中蕴含着丰厚的精神宝藏，蕴含着人心向背的密码，根本不能用物质来衡量。
岂止是蒋介石。随着时光的流逝，对艰苦奋斗的本质和价值，连我们自己也会模糊不清。
三
第一，艰苦奋斗的作风反映了共产党的本质。
毛泽东说，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人民大众判断一个政治力量到底是为自己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最直观的就看你是奢侈浪费、贪污腐败，还是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
不止陈嘉庚，从共产党的作风中认识共产党的，何止千万。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曾说，他过去不了解共产党，还挺怕的。上海解放那天早上，他发现解放军就睡在街道上。他动员战士们到院子里去休息，对方只是为伤员要了一壶热水。当时荣毅仁就明白了：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像陈嘉庚一样，许多人也是从国民党腐朽不堪的做派中，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甚至包括一些“坏人”。
解放前夕，蒋介石的江湖兄弟杜月笙携全家取道香港，打算去法国定居。但是杜月笙一病不起，根本不可能长途旅行。家人建议就近去台湾，杜月笙不吭声，让女儿去汇丰银行取回一个小箱子，里面满满都是借条。在这些借条中，最少的一笔是5000美元，最多的是500根金条，债务人统统是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个个有头有脸！
得人心者得天下，看似一个简单的政治常识，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阐释。但国民党之所以毫不在乎人民怎么看它，共产党之所以始终心存敬畏作风清新，差异来自“我是谁”、“为了谁”这个本质问题。本质决定作风，作风就是人心向背，所以“作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第二，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在地球上是比较差的，却能生生不息、愈挫愈奋，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不畏艰难、勤奋节俭的民族性格、价值取向，也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艰苦奋斗精神的本质是奋发有为、百折不挠，它让人超越物质的制约，使主观能动性对客观世界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而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可以说，没有这种精神，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今天，更不要说民族复兴。《周易》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这种精神的写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的政治理想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这种锐意进取、蓬勃向上的政治追求，完全契合中华民族的精神脉动。所以，艰苦奋斗不但是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人民拥护共产党，源于其在民族的沃土中植根至深。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火车头，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共产党力量的源泉、前进的动力，二者浑然一体，不可分割。
经常有人这样理解艰苦奋斗：我们国家现在底子薄，不能奢侈浪费。言下之意，过去艰苦奋斗是物质条件逼的，物质丰富之后，艰苦奋斗就不重要了。如果这样理解，就把哲学层面的精神追求和党的浩然正气，贬低为低层次的经费问题。认识不清，行动就会有偏差。
陈嘉庚赠送的福特轿车运抵延安后，本来准备用作毛泽东的专车，但他坚决要求集体使用，这与物质匮乏不能说毫无关联。但进北京住进中南海里之后，毛泽东的睡衣上一直打着补丁。难道建国之后我们比延安时期还要困难，党的领袖竟穿不起一件好衣服？现在中国的GDP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不远的将来还会雄踞第一，党中央为什么还下大力气反腐败纠“四风”呢？
第三，艰苦奋斗契合现代政治文明，体现了党的现代性、先进性。
中西文化有许多差异，但都推崇勤俭节制。早在先秦的《尚书》中，中国人就提出“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认为，节制是人最大的美德。到了现代社会，克勤克俭的哲学思想由个体推及社会，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伦理，成了政治和政治家的共同戒律。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而挥霍浪费、贪污腐败消耗的都是民众血汗，民众不可能拥护。所以世界上不论什么性质的政权，无论是真是假、能不能做到，对反腐倡廉这个“政治正确”都不敢造次，都乐意占据反腐败这个道德高地，不然就不会有《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起来，人们要求政府节约的是财政支出，实际上需要节制的是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腐败和浪费无休无止，与公共利益和人类政治文明格格不入，也使执政者失去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重庆的挥金如土，暴露了他们的愚顽落伍、暮气沉沉；延安则坚定地站到人民一边，主动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党的青春活力和精神魅力熠熠生辉。两相对照，陈嘉庚和全体中国人民一样，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习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