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素有礼义之邦的声誉，在几千年的社会生活中，礼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育养理想人格和道德言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礼的文化。
礼源出于祭祀，繁体作禮，古作豐。事实上，最初只有豐，甲骨文字形像是两玉盛于豆中，以示献于神主，祈求祐福。后来在豐的基础上，加“示”，分化出了禮字。禮重于祭，本义是敬事神灵以求福，正如《说文解字》所言：“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而今天我们所写的礼字，是袭用了《说文解字》收录的古文禮的写法。
殷商时代，是一个“率民以事神”的时代。这个时代刚刚从原始社会脱离出来，仍遗留着尊神重巫的习俗，有学者称其体现出强烈的“神本文化”特征。因此，殷商时期的人们不仅以卜筮来决定自己的行止，也常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来表示对神灵的敬意。最初的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到了周代，礼的内涵又有所变化，渐渐从祭祀的仪式扩展到政治和伦理道德领域。周文化是一种尊礼的文化，礼是周人为政的精髓，也是文武周公治天下的“精义大法”。周公制礼作乐，确定了周代的礼乐制度。
周代的礼制，是周代典章制度的汇总，同时也是其政治、经济、社会、家庭各个方面行为规范的准则。既包括形式上为了表示敬重或隆重而举行的仪式、礼节，也包括内容上的尊尊与亲亲，是周代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乃至于观念文化的集中体现。
这种礼，被后世儒家所继承、发展，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礼乐文化。他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崇尚礼制，并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制度，希望人人以礼调和社会。他对礼做出了诸多论述，比如“不学礼，无以立”，比如“克己复礼”，再比如“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玉帛，是礼所用之物；钟鼓，是乐所用之物。但我们说礼、说乐，并不是就指玉帛这些物品、钟鼓这些乐器。人先有恭敬之心而将之以玉帛，这才有礼；人先有和气之心而发之以钟鼓，这才有乐。所以礼乐本乎心，在于内心的敬、和。如果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徒有其表，玉帛和钟鼓哪里能成为礼乐的代表呢？
在儒家的发展下，礼文化以强劲的姿态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习惯、道德伦理、行为处事……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传统的礼，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政治伦理层面。这一层面就是周礼所规定的一些礼节仪式、行为准则。有这样一个故事：根据周礼，春秋时期宫廷舞乐的标准是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八人一行为一佾），鲁国的季氏却用八佾，这就不合礼制了，于是孔子谈及此事时，就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二是社会人伦层面。这一层面涉及的是人际关系，以礼待人、谦恭有礼，是君子所为，也应当是每个人所为。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的运用，贵在能和，在社会人群之中调融使和谐。我们常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有前提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三是个人道德品质层面。儒家极其重视这一层面的礼，认为这是个人修身的必须。“礼者，所以正身也……无礼，何以正身？”修身离不开礼，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子行大道，就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博文是在学习上，约礼则是在修身上，两者并进方可有用。同时要注意的是，人们遵守礼，就要明白遵守礼的道理。不是简单的表现自己的礼貌或是做出某种礼节动作，而是在从内心里了解懂得这个理由，知道为什么要有这个礼。这就得在个人修身上下功夫。
钱穆先生曾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伴而生，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对于个人而言，更是如此。不学礼，无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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