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雨后初晴，北京天安门广场，首都30万群众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2时55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观礼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毛泽东主席站在话筒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洪亮的宣言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但是历史的惯性仍在延续：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国家，历经百年动荡，死伤亿万人后，还是没能解决“不挨打、不挨饿、不受辱”的安身立命问题。当欧美发达工业国，已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征途上狂奔急进时，中国，依然在工业化的门槛外徘徊。面对积贫积弱的百年差距，意志薄弱者，恐怕早已失去了追赶的勇气。建国64年后，经过几代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当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时，那些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那些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人民大众，面对如今这个吏治腐败、道德崩坏、乱象丛生的资本主义中国，不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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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方阵通过天安门，孟昭瑞摄。此时的中国，造不出一辆汽车、造不出一辆火车、造不出一架飞机，造不出一辆坦克，就连解放军战士背的步枪，都是五花八门的“万国造”。为了此次阅兵式，阅兵指挥部紧急从各部队，抽调新缴获的日制三八式步枪，统一装备受阅部队。一年后，中国军队背着数十种型号的“万国造”枪械，走进了朝鲜战场。【中国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二战后，同时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入门，进行全体系技术赶超的农业国。如此激烈的国家工业化转型过程，浓缩于短短六十年里，必然在社会领域产生剧烈震荡。此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根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具有最高立法权和重大行政权，下设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中央办公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外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任副总理）拥有中央政府以外的行政权，下设外交、内政等30个委、部、会、院、署、行。其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主任），负责领导重工业部（陈云兼部长）、轻工业部（黄炎培兼部长）、铁道部（滕代远）、邮电部（朱学范）、燃料工业部（陈郁）、水利部（傅作义）、纺织工业部（曾山）、食品工业部（杨立三）等直接参与战后恢复重建的工业部门。形成毛泽东主席管战略决策，刘少奇副主席管党政，周恩来总理管政务的格局。这种多头领导的中央核心权力架构，及中央-大区-省-地-县-乡六级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高中底层干部官僚体系。建国后，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军政首长，转变为地方行政首长。复杂的山头派系关系，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政治角力和路线斗争。【历朝以来，开国军功集团势力膨胀者，必为威胁中央政权稳定的巨大隐患。】
1949年到1954年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是高于省级的第一级行政区。华北大区由中央直辖，其他大区设立军政委员会。其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名义上各大行政区归属中央政务院领导，但实际工作中，各大行政区领导都是军政一把抓，具有极大的事实权力。为了防止出现军阀割据，将权力统一于中央，1952年8月，中央政府将高岗（东北）、饶漱石（华东）、邓子恢（中南）、邓小平（西南）、习仲勋（西北）等五个大区的一、二把手调入北京任职，史称“五马进京”。试图起到抑制地方权力，重组中央权力的作用。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1954年2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中共中央认为要改变当时的大行政区体制，由中央直接管省。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六个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都被撤销，六个大军区拆分为十一个大军区。调整黑龙江、辽宁、甘肃、内蒙古等省的行政区划，全国一级行政区设25个省、1个自治区（内蒙）、3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1个地方（西藏）、1个地区（昌都）。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其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10月5日，苏联任命罗申为第一任驻华大使，中国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图为10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10月27日，东德与中国建交。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瑞典、丹麦、芬兰、瑞士、挪威等北欧国家陆续承认新中国。1964年法国、1970年意大利、加拿大承认新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西德、荷兰、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相继与中国建交。1979年中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世界冷战格局下，新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经过长期复杂的角力斗争。
1949年10月10日，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与香港的边界线，Jack Birns拍摄。4月份渡江战役的紫石英事件爆发后，英国紧急向香港增兵4.5万人，强化出入境管理。英国人知道，仅靠军事是挡不住解放军收复香港的。8月，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地部大臣联名向内阁提议：我们争取留在香港，因此必须避免激化英中关系。这一建议成为英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10月17日，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北岸，没有再逼近香港，让英国人松一口气。对于香港问题，当时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廖承志，向中央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但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大陆进口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的秘密通道。港英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加强了贸易管制。由于经济受到影响，朝鲜停战后，英国于1954年推动美国放松对港澳的贸易管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外贸垄断利益，使这个远逊于上海的弹丸之地，发展为远东贸易中心。斗转星移，如今香港走向衰败，也是自然规律。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政府宣传拒用港币。港币为1872年英国政府授权香港汇丰银行发行，其后大量流通于华南、上海金融市场。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禁止通用外国钞券条例”，港币遭到禁用。但是随着军阀混战，地方政权失去控制，港币重新活跃于中国市场。1948年由于法币崩溃，华南地区大量流通港币。1949年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接管了金融机构，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开始挂牌收兑港币、银元、美钞、南方券、黄金、英镑等，建立稳定的人民币功能。由于大量投机奸商黑市炒作港币。12月5日，广州市委组织公安、工人纠察队和学生2000余人，对十三行的地下钱庄进行清理，拘捕金融投机分子1016人，送交法院处理。同时广州市委召开141个行业参加的支前借款动员大会，布置向商人借款150亿元。结果借得74亿多元（1950年2月13日起至4月止，分3期全部还清）。12月6日，广州市政府组织2万多工人、学生展开拥护人民币宣传运动。到12月10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由3333：1的黑市价，降到1540：1（旧币），仅比人民银行挂牌汇率高40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实现流通（除港澳台地区），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丧失的货币主权，得到完全恢复。货币控制权，对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23日晚上，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的250多名居民，代表辖区的2250户居民，在西牌楼小学会堂，投票选举产生了17名居民委员会委员，成立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人力车夫陈福林当选居委会主任。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治安保卫、调解纠纷、卫生防疫等工作。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取代封建保甲制度，是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组织体系最为重要的改造步骤之一。这些基层组织的建立，改变了千年以来，政权不下乡的弊端，使得政令规章可以通达城乡每一个相关人员，对于提升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数目字管理”，提供了体系支撑。社会组织体系的再造，在中国千年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截至2003年，全国共设有7.7万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122.2万个；农村有村委会66.3万个，村民小组519.2万个。尽管数量已经大幅缩减，居委会/村委会制度依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不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历年的自然灾害，均可看到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隶属政务院，院址最初临时借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图片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的印信收件。1950年中国科学院进行机构调整，将原中央研究院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设立的研究所，整并为17个研究所、台、馆，1个委员会，另设3个研究所筹备处。其中包括：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所长)、北京应用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北京考古研究所（郑振铎所长）、北京语言研究所（罗常培所长）、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北京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苏步青）、北京心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陆志韦）、北京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竺可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南京社会研究所（陶孟和所长）、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吴学周所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庄长恭所长）、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贝时璋所长）、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冯德培所长）、上海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所长）、上海工学实验馆（周仁馆长）。1950年5月19日，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批准了15个研究所的领导任命名单。6月14日，政务院指示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基本任务：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为国家发展服务。
【1950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对全国科研人才进行摸底调查，在1.5万名技术人员中，选择学术水平较高的1300人，建立资料卡片。这是拥有5.4亿人口的新中国，当时所有的技术家底。到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组建了106个专业研究所，拥有24714名研究人员。在工业化进程中，科研体系是建立工业体系的核心部门，也是非工业化国家，最难逾越的技术门槛。小至螺丝钉（标准件），大至卫星飞机，都要建立专业研究所。而且工业体系是“活”的，每过5-20年，产业技术都会革新，需要对基础工业系统进行自我升级，涉及大量的工业科研项目。一个国家只有建立起配套齐全的科研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毛泽东时期，中国长期进行高强度科研投入，建立了体系齐全的上千家专业研究所，尤其是军工领域，在世界上仅有发达工业国可以比肩。这是中国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区别。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削减科研经费，研究院所撤并消亡，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成为一时风气。科技人才自谋出路，大量流失海外，严重破坏了中国基础科研能力，并遗祸至今。基础产业科研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
1949年11月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刘亚楼任空军司令，肖华任空军政委，王秉璋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时统计:缴获、起义等各型飞机113架，其中能用56架，须维修方可使用57架。其中美制P-51野马战斗机22架，待修9架；美制B-24M轰炸机1架，待修1架；美制B-25J轰炸机4架；英制DH-98蚊式轰炸机2架，待修3架；美制PT-17初级教练机2架，待修20架；美制PT-19A初级教练机6架，待修7架；美制AT-6高级教练机1架；美制BT-13A基础教练机1架；美制L-5步哨联络机5架，待修3架；美制P-47D战斗机1架，待修3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解放军空军仅有歼击航空兵师空3师、空4师和混4旅第17轰炸团、第13强击团，作战飞机114架。【1950年台湾国民党流寇有各型飞机330架，屡次轰炸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经过美国援助，至1958年台湾流寇有飞机553架。据不完全统计，1952～1975年，美国先后向台湾国民党“援助”各型飞机1834架，其中战斗机1246架，轰炸机55架，侦察机128架，运输机132架，其他勤务飞机273架。其中有124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通过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聂荣臻市长下达执行命令，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出发。当晚共封闭妓院224家，集中了424名妓院老板和领家，收容妓女1286人。照片为人民政府用汽车收容妓女，摄影刘庆瑞。新中国建国前，北京妓女多集中于八大胡同一带，私娼达七千余人。百年战乱导致大批女子堕入风尘，既腐化风气伦理，又伤害自身。北京市收容妓女后，集中五所医院的医生进行体检，经普查，1316名学员中，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政府拨付1亿多元（折合12万斤小米）医药费，光是治疗淋病和梅毒的进口青霉素，就注射了13000余针。医务人员感叹地说，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有哪一个政府肯对这些千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负责呢？截至1950年7月底，1316名学员（94名小孩不在内）当中，有596人出院和工人、农民、店员、个体摊贩等结了婚；有379人被父母、兄弟、丈夫接回家团圆；有62人被挑选去参加剧院和医务等工作；8人被送往安老所。其中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另行处理。以上总计出院1107人。留下无家可归愿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的209名学员，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起了新生棉织厂。后来该厂合并到三个国营大厂，她们被分别安排到三个厂，都成了正式职工。同时期，上海改造妓女达3万余人。到1958年，娼妓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埋葬，真正做到“新社会把鬼改造为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下岗失业女性，和农村进城女性，以色情为业，卖淫嫖娼重新在中国泛滥成灾。诲淫诲盗之风再起，笑贫不笑娼，成为社会风气。何人应负此历史罪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1日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照片是1950年1月1日，元旦，重庆军民在解放碑游行，庆祝西南解放。建国初期，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有人口1625.82万人，集中了四川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经过建国几十年来的工业布局，尤其是三线建设，四川工业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绵阳、德阳、攀枝花、宜宾、乐山、自贡等工业城市由此兴起。
1949年12月5日上午8时，李宗仁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乘包机从香港飞往美国。自此定居美国长达16年，照片为李宗仁夫妇抵达美国时。1965年7月2日，李宗仁携夫人回国定居，周恩来、彭真至机场迎接，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笑曰：“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李宗仁答：“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解放初期的土改中，李宗仁的3个妹夫和1个妹妹被当作大地主枪毙，后来人们问起此事，李宗仁回答：“过去我们也杀过共产党，现在不要去记仇了。”1969年1月，李宗仁因直肠癌在北京病逝，年79岁，骨灰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图为刘伯承（背影）同卢汉握手。以上四人均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其中卢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病逝北京，年79岁。刘文辉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病逝北京，年82岁。邓锡侯曾任四川省副省长，1964年病逝成都，年75岁。潘文华1950年病逝成都，终年64岁。遗体覆盖国旗，葬于成都武侯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