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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七十三)

2016-01-10 21:05 历史·地理 ⁄ 共 6752字 ⁄ 字号 评论 1 条

1949年10月1日,雨后初晴,北京天安门广场,首都30万群众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下午2时55分,在《东方红》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观礼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毛泽东主席站在话筒前,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洪亮的宣言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但是历史的惯性仍在延续: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国家,历经百年动荡,死伤亿万人后,还是没能解决“不挨打、不挨饿、不受辱”的安身立命问题。当欧美发达工业国,已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征途上狂奔急进时,中国,依然在工业化的门槛外徘徊。面对积贫积弱的百年差距,意志薄弱者,恐怕早已失去了追赶的勇气。建国64年后,经过几代中国人勒紧裤腰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当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中国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时,那些为国牺牲的革命先烈、那些一辈子吃两辈子苦的人民大众,面对如今这个吏治腐败、道德崩坏、乱象丛生的资本主义中国,不知做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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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革命:世界工业化三百周年回眸(七十二)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正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方阵通过天安门,孟昭瑞摄。此时的中国,造不出一辆汽车、造不出一辆火车、造不出一架飞机,造不出一辆坦克,就连解放军战士背的步枪,都是五花八门的“万国造”。为了此次阅兵式,阅兵指挥部紧急从各部队,抽调新缴获的日制三八式步枪,统一装备受阅部队。一年后,中国军队背着数十种型号的“万国造”枪械,走进了朝鲜战场。【中国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唯一一个在二战后,同时从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入门,进行全体系技术赶超的农业国。如此激烈的国家工业化转型过程,浓缩于短短六十年里,必然在社会领域产生剧烈震荡。此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根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具有最高立法权和重大行政权,下设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及中央办公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外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任副总理)拥有中央政府以外的行政权,下设外交、内政等30个委、部、会、院、署、行。其中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主任),负责领导重工业部(陈云兼部长)、轻工业部(黄炎培兼部长)、铁道部(滕代远)、邮电部(朱学范)、燃料工业部(陈郁)、水利部(傅作义)、纺织工业部(曾山)、食品工业部(杨立三)等直接参与战后恢复重建的工业部门。形成毛泽东主席管战略决策,刘少奇副主席管党政,周恩来总理管政务的格局。这种多头领导的中央核心权力架构,及中央-大区-省-地-县-乡六级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高中底层干部官僚体系。建国后,大批文化程度不高的军政首长,转变为地方行政首长。复杂的山头派系关系,在相互制衡的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政治角力和路线斗争。【历朝以来,开国军功集团势力膨胀者,必为威胁中央政权稳定的巨大隐患。】

1949年到1954年期间,中央人民政府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个大行政区,是高于省级的第一级行政区。华北大区由中央直辖,其他大区设立军政委员会。其中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名义上各大行政区归属中央政务院领导,但实际工作中,各大行政区领导都是军政一把抓,具有极大的事实权力。为了防止出现军阀割据,将权力统一于中央,1952年8月,中央政府将高岗(东北)、饶漱石(华东)、邓子恢(中南)、邓小平(西南)、习仲勋(西北)等五个大区的一、二把手调入北京任职,史称“五马进京”。试图起到抑制地方权力,重组中央权力的作用。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1954年2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中共中央认为要改变当时的大行政区体制,由中央直接管省。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六个大区中央局和军政委员会都被撤销,六个大军区拆分为十一个大军区。调整黑龙江、辽宁、甘肃、内蒙古等省的行政区划,全国一级行政区设25个省、1个自治区(内蒙)、3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1个地方(西藏)、1个地区(昌都)。

1949年10月2日,苏联政府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其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等东欧国家陆续与中国建交。10月5日,苏联任命罗申为第一任驻华大使,中国任命王稼祥为驻苏联第一任大使。图为10月16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毛泽东主席呈递国书。10月27日,东德与中国建交。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瑞典、丹麦、芬兰、瑞士、挪威等北欧国家陆续承认新中国。1964年法国、1970年意大利、加拿大承认新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西德、荷兰、日本、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相继与中国建交。1979年中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世界冷战格局下,新中国国际地位的确立,经过长期复杂的角力斗争。

1949年10月10日,深圳沙头角中英街,与香港的边界线,Jack Birns拍摄。4月份渡江战役的紫石英事件爆发后,英国紧急向香港增兵4.5万人,强化出入境管理。英国人知道,仅靠军事是挡不住解放军收复香港的。8月,英国外交大臣和殖民地部大臣联名向内阁提议:我们争取留在香港,因此必须避免激化英中关系。这一建议成为英国处理香港问题的指导方针。10月17日,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北岸,没有再逼近香港,让英国人松一口气。对于香港问题,当时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廖承志,向中央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但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大陆进口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的秘密通道。港英当局在美国压力下加强了贸易管制。由于经济受到影响,朝鲜停战后,英国于1954年推动美国放松对港澳的贸易管制。长达三十年的中国外贸垄断利益,使这个远逊于上海的弹丸之地,发展为远东贸易中心。斗转星移,如今香港走向衰败,也是自然规律。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政府宣传拒用港币。港币为1872年英国政府授权香港汇丰银行发行,其后大量流通于华南、上海金融市场。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禁止通用外国钞券条例”,港币遭到禁用。但是随着军阀混战,地方政权失去控制,港币重新活跃于中国市场。1948年由于法币崩溃,华南地区大量流通港币。1949年10月21日,广州市军管会接管了金融机构,11月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开始挂牌收兑港币、银元、美钞、南方券、黄金、英镑等,建立稳定的人民币功能。由于大量投机奸商黑市炒作港币。12月5日,广州市委组织公安、工人纠察队和学生2000余人,对十三行的地下钱庄进行清理,拘捕金融投机分子1016人,送交法院处理。同时广州市委召开141个行业参加的支前借款动员大会,布置向商人借款150亿元。结果借得74亿多元(1950年2月13日起至4月止,分3期全部还清)。12月6日,广州市政府组织2万多工人、学生展开拥护人民币宣传运动。到12月10日,港币兑人民币汇率由3333:1的黑市价,降到1540:1(旧币),仅比人民银行挂牌汇率高40元。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实现流通(除港澳台地区),使得中国在鸦片战争后丧失的货币主权,得到完全恢复。货币控制权,对于中国实现工业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49年10月23日晚上,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的250多名居民,代表辖区的2250户居民,在西牌楼小学会堂,投票选举产生了17名居民委员会委员,成立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人力车夫陈福林当选居委会主任。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要负责社区治安保卫、调解纠纷、卫生防疫等工作。城市居委会、农村村委会取代封建保甲制度,是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对社会组织体系最为重要的改造步骤之一。这些基层组织的建立,改变了千年以来,政权不下乡的弊端,使得政令规章可以通达城乡每一个相关人员,对于提升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为中央及地方政府建立“数目字管理”,提供了体系支撑。社会组织体系的再造,在中国千年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截至2003年,全国共设有7.7万个城市社区居委会,居民小组122.2万个;农村有村委会66.3万个,村民小组519.2万个。尽管数量已经大幅缩减,居委会/村委会制度依然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不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历年的自然灾害,均可看到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正式办公,隶属政务院,院址最初临时借用东四马大人胡同10号。图片为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郭沫若的印信收件。1950年中国科学院进行机构调整,将原中央研究院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设立的研究所,整并为17个研究所、台、馆,1个委员会,另设3个研究所筹备处。其中包括: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吴有训所长)、北京应用物理研究所(严济慈所长)、北京考古研究所(郑振铎所长)、北京语言研究所(罗常培所长)、北京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所长)、北京数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苏步青)、北京心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陆志韦)、北京地理研究所筹备处(主任竺可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钰哲台长)、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赵九章所长)、南京社会研究所(陶孟和所长)、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吴学周所长)、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庄长恭所长)、上海实验生物研究所(贝时璋所长)、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冯德培所长)、上海水生生物研究所(王家楫所长)、上海工学实验馆(周仁馆长)。1950年5月19日,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批准了15个研究所的领导任命名单。6月14日,政务院指示明确了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基本任务:培养科学建设人才,为国家发展服务。

【1950年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对全国科研人才进行摸底调查,在1.5万名技术人员中,选择学术水平较高的1300人,建立资料卡片。这是拥有5.4亿人口的新中国,当时所有的技术家底。到1965年,中国科学院已组建了106个专业研究所,拥有24714名研究人员。在工业化进程中,科研体系是建立工业体系的核心部门,也是非工业化国家,最难逾越的技术门槛。小至螺丝钉(标准件),大至卫星飞机,都要建立专业研究所。而且工业体系是“活”的,每过5-20年,产业技术都会革新,需要对基础工业系统进行自我升级,涉及大量的工业科研项目。一个国家只有建立起配套齐全的科研体系,才能不受制于人。毛泽东时期,中国长期进行高强度科研投入,建立了体系齐全的上千家专业研究所,尤其是军工领域,在世界上仅有发达工业国可以比肩。这是中国与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区别。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量削减科研经费,研究院所撤并消亡,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成为一时风气。科技人才自谋出路,大量流失海外,严重破坏了中国基础科研能力,并遗祸至今。基础产业科研投资不足,严重制约中国产业升级。】

1949年11月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撤销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刘亚楼任空军司令,肖华任空军政委,王秉璋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时统计:缴获、起义等各型飞机113架,其中能用56架,须维修方可使用57架。其中美制P-51野马战斗机22架,待修9架;美制B-24M轰炸机1架,待修1架;美制B-25J轰炸机4架;英制DH-98蚊式轰炸机2架,待修3架;美制PT-17初级教练机2架,待修20架;美制PT-19A初级教练机6架,待修7架;美制AT-6高级教练机1架;美制BT-13A基础教练机1架;美制L-5步哨联络机5架,待修3架;美制P-47D战斗机1架,待修3架。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解放军空军仅有歼击航空兵师空3师、空4师和混4旅第17轰炸团、第13强击团,作战飞机114架。【1950年台湾国民党流寇有各型飞机330架,屡次轰炸中国沿海大中城市。经过美国援助,至1958年台湾流寇有飞机553架。据不完全统计,1952~1975年,美国先后向台湾国民党“援助”各型飞机1834架,其中战斗机1246架,轰炸机55架,侦察机128架,运输机132架,其他勤务飞机273架。其中有124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通过封闭全市妓院的决议。聂荣臻市长下达执行命令,执行任务的27个行动小组共2400多名干部和民警立即出发。当晚共封闭妓院224家,集中了424名妓院老板和领家,收容妓女1286人。照片为人民政府用汽车收容妓女,摄影刘庆瑞。新中国建国前,北京妓女多集中于八大胡同一带,私娼达七千余人。百年战乱导致大批女子堕入风尘,既腐化风气伦理,又伤害自身。北京市收容妓女后,集中五所医院的医生进行体检,经普查,1316名学员中,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政府拨付1亿多元(折合12万斤小米)医药费,光是治疗淋病和梅毒的进口青霉素,就注射了13000余针。医务人员感叹地说,要不是共产党的领导,有哪一个政府肯对这些千年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负责呢?截至1950年7月底,1316名学员(94名小孩不在内)当中,有596人出院和工人、农民、店员、个体摊贩等结了婚;有379人被父母、兄弟、丈夫接回家团圆;有62人被挑选去参加剧院和医务等工作;8人被送往安老所。其中有62人被查出是妓女兼领家另行处理。以上总计出院1107人。留下无家可归愿参加生产劳动自食其力的209名学员,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起了新生棉织厂。后来该厂合并到三个国营大厂,她们被分别安排到三个厂,都成了正式职工。同时期,上海改造妓女达3万余人。到1958年,娼妓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埋葬,真正做到“新社会把鬼改造为人”。1978年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数以千万计的城市下岗失业女性,和农村进城女性,以色情为业,卖淫嫖娼重新在中国泛滥成灾。诲淫诲盗之风再起,笑贫不笑娼,成为社会风气。何人应负此历史罪责?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1日成立重庆市人民政府,陈锡联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曹荻秋任副市长。照片是1950年1月1日,元旦,重庆军民在解放碑游行,庆祝西南解放。建国初期,重庆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城市,有人口1625.82万人,集中了四川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经过建国几十年来的工业布局,尤其是三线建设,四川工业呈现出全面开花的局面。绵阳、德阳、攀枝花、宜宾、乐山、自贡等工业城市由此兴起。

1949年12月5日上午8时,李宗仁以国民党政府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乘包机从香港飞往美国。自此定居美国长达16年,照片为李宗仁夫妇抵达美国时。1965年7月2日,李宗仁携夫人回国定居,周恩来、彭真至机场迎接,7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李宗仁夫妇,笑曰:“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李宗仁答:“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解放初期的土改中,李宗仁的3个妹夫和1个妹妹被当作大地主枪毙,后来人们问起此事,李宗仁回答:“过去我们也杀过共产党,现在不要去记仇了。”1969年1月,李宗仁因直肠癌在北京病逝,年79岁,骨灰入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政府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图为刘伯承(背影)同卢汉握手。以上四人均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其中卢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4年病逝北京,年79岁。刘文辉是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6年病逝北京,年82岁。邓锡侯曾任四川省副省长,1964年病逝成都,年75岁。潘文华1950年病逝成都,终年64岁。遗体覆盖国旗,葬于成都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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