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中国缺少有效知识的供给，除了上周所讨论的四个原因之外，即知识的道德化、权力化、金钱化和名誉化，至少还有如下四个原因或者廉价的方法论。

其一、世俗主义的宗教化，或者“主义”拜物教。宗教与世俗知识是不同的东西。尽管世俗知识并不能否认宗教，但宗教不能等同于世俗知识。宗教是信仰，人的信仰本身也是可以成为世俗知识研究的一部分。但与宗教的不可验证性不同，所有世俗知识是可以验证的。所以，在西方世俗知识（包括对宗教的研究）和宗教信仰并行不悖。在中国，往往的情况是世俗知识和宗教不分。结果导致了世俗主义的宗教化，也就是人们包括知识界的很多人把主义当成信仰，结果阻碍了知识的生产和发展。

世俗的主义，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不计其数，都是人们（主要是学术界）对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的概括（概念化）或者解决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一种世俗的主义往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问题的分析和诊断，二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又可以是实证的、经验和技术层面的，也可以是倡导型的。但是一旦这些世俗主义被宗教化，就不再是生产知识的工具或者知识所分析的对象，恰恰相反，它们就变成了知识生产的思想阻力。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大方法，到现在为止仍然具有很大的生命力。在分析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上，较之其它思想，马克思主义方法更为有效。不过，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就失去了其生命力。再者，马克思主义是和其它主义的交流、争论和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旦宗教化，马克思主义便成为只是批评其它主义的工具，不再具有分析能力。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毛泽东对中国实际问题的思考，其解释中国社会和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问题的能力就在于它起源于中国社会这个简单的事实。但即使对毛泽东思想，人们也宗教化了。一旦宗教化，不仅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本身的发展，更是阻碍了其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宗教化，人们便具有了强大的动机来为一种世俗主义“殉道”。人们不时看到，一些学者为了一个其所信仰的“理念”而“殉道”。但是，除了可敬的“道德勇气”之外，从知识发展来说，“殉道”又能带来什么呢？世俗主义的宗教化在十年文革时代曾经盛行过，现在又似乎回来了。

其二、社会事物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社会事物就是人们可以观察到的正式的制度、组织、机构等和非正式的风俗习惯等。这些社会事物都有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逻辑。从知识角度来说，它们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可惜的是，在很多时候，学者们经常把社会事物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一旦这样，既为知识探究设置障碍，也很难寻找解决社会事物所面临的问题。这里可以举国有企业为例。国有企业是典型的社会体制，其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国有企业的表现无论好坏，都是可以加以分析的，其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可以找得到解决的方式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国有企业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例如把国有企业和执政党和国家的命运绑架在一起。一旦如此，便超越了知识分析的范畴，对国企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了。对民主政治也是如此。在西方，民主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是作为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即使今天的西方已经把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在很多方面，民主仍然主要体现为一种制度技术手段。不过，在中国，从一开始，民主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来追求的。这就是前面所讨论的把一种世俗的主义宗教化了。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几乎存在于所有的领域。

其三、知识的神秘化，或者巫术崇拜。知识本来就是为了解释神秘，去神秘化，但现在神秘的东西替代了知识。就如宗教，巫术可能是一个客观的存在，知识和巫术也是可以平行存在的。但当巫术替代知识或者用巫术方法来追求知识的时候，所产生的往往是那些不能加以证明、似是而非的东西，而非知识。

知识领域的“巫术化”的表现五花八门，但也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找不到科学答案的时候，或者没有能力来解释某一现象的时候，总会去找寻一个神秘的似是而非的“替代”答案。这里仅举“阴谋论”为例。在经济领域，当货币市场不稳定的时候或者当股票市场经历剧烈波动的时候，一些人总能找到“敌人”的阴谋来解释之。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如此，往往把问题的根源归于“外部敌人”的阴谋，无论是美国、日本、支持恐怖主义的外国政府等等。在知识领域，“去巫”化就是要破解被认为是神秘的“阴谋”，把阴谋放在阳光下。但当今的知识界则扮演了一个相反的角色，一些人把明明是可以解释、也可以解决的现象和问题“阴谋化”或者“巫术化”。这些年来，形形色色的“阴谋论”可以说满天飞，不仅广受普通百姓欢迎，政治阶层的一些人居然也深信不疑。这里当然不是说，这个世界没有“阴谋”了，而是说，所有这些被中国的知识界视为“阴谋”的东西实际上都是“阳谋”。例如，在全球化状态下，在考虑货币或者股票市场的时候，外在的要素当然是要考虑在内的。国际关系更是各国较量的地方，不管什么样的外在力量，如果有可能，总是要影响到中国的。如果不能考虑到外部因素，那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无能。以“阴谋论”来掩饰自己的无能和内心的恐惧，不扪心自问，这就使得知识“巫术化”了。今天，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就需要人们科学理性地去看待所有这一切。知识界不能“去巫化”，对中国的长远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应当意识到，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也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西方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形。西方在中世纪也经历了漫长的黑暗和愚昧的时代，经过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才改变了文化愚昧的情况。同样，在经历商业革命之后，西方再次面临文化重造的挑战。中国文化如果要有出路，就必须对之进行重造和重构。的确，正如一些人一直在呼吁的，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运动。不过，在从事启蒙运动之前，人们可能不得不对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改变从前启蒙的政治性，那么情况或许会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能引入科学和理性精神，任何复兴传统道德体系的努力会走向反面，国学运动带动了“巫术”文化的复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四、知识的娱乐化。知识的娱乐化不是指学者们快乐的写作风格，也不是指追求知识本身所产生的无限快乐感，而是指人们把知识作为一个客体或者娱乐的工具，并且往往表现在犬儒主义。在中国更是表现为两个非常的极端，在一端是一些学者对人、事物、理论概念的极其激情的歌功颂德，在另一端是另一些学者对同样的东西的最恶毒的怒骂诅咒。娱乐化很像美学里面的“移情”，把自己的喜爱或者厌恶投射到一个外在的东西。实际上，这样做，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倒不如说在糟蹋知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因为社交媒体的出现，知识的娱乐化趋向越来越严重。在社会媒体时代，很多学者已经变成了“自媒体”的经营商，使用一切手段在把知识娱乐化之后销售出去。这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畏的时代，也是随意亵渎的时代。

其五、知识的虚假化。虚假化表现为多方面，例如知识是抄袭而来，而非自己生产出来的；又如，知识是假的，既不反应现实，不能解释现实，更不能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上面所说的所有现象都可以导致假知识的产生。例如，在使用方法论方面，很多学者往往成为西方工具的奴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找到中国的命题，而是简单接受了西方命题，只是用中国的材料来论证（或者反证）西方命题。因为被西方工具所捕获，一些学者往往为了使用一种特定的西方工具而去寻找中国材料。这样产生出来的知识表面上因为方法论而很精致，但实际上是假性的。其次，上述各种知识生产机制所产生的巨大压力也很重要。因为压力（解读为在特定的时间内生产出一定的知识来），一些学者就去抄袭人家的知识，或者包装人家的知识。再次，如前所说，追求利益和荣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管是什么原因，简单地说，一句话，知识界的“奴隶化”和“异化”导致了知识的“奴隶化”和“异化”。一些学者，尽管承担着生产知识的责任，但从来就没有确立过对知识本身的认同，从来不是为了知识而知识，知识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是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工具。所以，也很简单，只有当知识生产者们开始把知识视为具有无上价值的时候，也就是知识的目标只是知识本身，而非其他任何目标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去寻求和探索知识。没有这种知识认同，他们会处于知识短缺和思想贫穷的永恒状态。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更多精彩，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