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严嵩提议的“改稻为桑”国策获得嘉靖首肯后，突然传来喜讯，嘉靖的孙子，也就是裕王的儿子出生了。
嘉靖在得知喜讯后，说了一段场面话，“家事国事天下事，朕不敢不知。”
然而，在将徐阶、高拱、张居正派往了裕王府道喜，身边只剩下严嵩与严世蕃后，嘉靖却又发出一声感慨：
“朕也不是全知。”
显然，在嘉靖心里也明白，在自己和裕王之间，严嵩和严世蕃是自己人。而徐阶、高拱与张居正，却更倾向于裕王。
在本剧中，嘉靖与裕王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是父子，又是君臣。做了“早立子”的暗示，却又时时刻刻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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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刚刚的御前会议上，严嵩已经为嘉靖做了掩饰，直言周云逸没有后台。
嘉靖自己也对周云逸的死表示了抱歉。
但那些话都是对徐阶高拱张居正说的，换句话讲，也就是对裕王说的，对裕王进行安抚。
然而，究竟周云逸的背后有没有裕王，是嘉靖仍然担心的事情。
毕竟储君授意言官攻击朝政，那也就意味着攻击嘉靖帝本人。
裕王心中倘若有什么嘉靖不能知晓的野心，那朝局就将有失控的风险了。
而显然，裕王有这样的野心。
既然有野心，那不仅嘉靖有风险，裕王更是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因而在周云逸死后的第一场御前会议时，最担心的正是裕王。他并不只是担心自己儿子的出生，更担心的是周云逸的事情会如何处理后续。
嘉靖在严嵩面前说出了自己对裕王并不是全知。
而裕王在徐阶等人面前也丝毫没有伪装。
嘉靖在御前会议的处理相当成熟，既安抚了裕王与徐阶一党，却也没用让严嵩有任何吃亏。
两全其美在徐阶看来已经是足够好的结局，而过于激进高拱仍然表示不满。
事实上，一方势强，一方势弱。能维持守势，求得自保已经实属不易，毕竟只有自保，才能等待到机会，从而扭转颓势。
而“改稻为桑”事实上就是最好的机会。
尽管张居正口口声声担心的是百姓遭殃，但他所着眼的目的，并不在于保护百姓不再遭殃。
既然“改稻为桑”会使百姓遭殃，这其中的矛盾激化之后，就会产生机会，而这机会，就有可能导致严党的倒台。
但政策定下来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改稻为桑”的政策既然是在浙江进行，而浙江又是严嵩一党铁板一块的势力范围，那就必须要有人能够找到这块铁板的缝隙。
毕竟百姓尽管会因此而遭殃，但千里之外的浙江百姓，并不足以搅动朝局。需要有人能将底层的矛盾捅到台面上。
能够掩盖的矛盾，那就不是矛盾。只有矛盾暴露了出来，才会形成机会。
而最终的决议，是要争取胡宗宪的支持。
如何争取胡宗宪，谭伦的方法是让胡宗宪明白“利害得失”。
什么是利害得失，其一当然是天理良心。
其二则是谭伦背后站着裕王了。
谭伦和胡宗宪有没有交情其实都不重要。裕王作为未来的皇上，而胡宗宪作为与严嵩并不合心合意的地方大员，该给裕王的面子，他还是必须要给的。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胡宗宪作为地方的最高首长，倘若改稻为桑发生任何副作用，他本人都将是第一责任人。
而耐人寻味的是，在讨论这样的计划时，徐阶竟然一言未发。
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
御前会议上轻描淡写就下了决议，而裕王府中三言两语又有了新的对策。
但到了基层实际操作起来，难处才真正体现了出来。
代表皇上的织造局，是真正负责拍板决策的部门。即使是贵为浙直总督胡宗宪，在所谓的国策面前，也只有旁观与执行的权力。
胡宗宪都只能旁观，那浙江大大小小其余的官员就更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而一旦出了事情，责任也就只是由胡宗宪等浙江衙门官员承担，织造局与皇上并无责任。
因而激出民变之后，杭州知府急上火燎，织造府的公公们却都不以为意。
当然，这样的民变对杭州知府来说是大事，毕竟他身在基层，只是需要执行国策，毋须考虑太多。
甚至包括浙江巡抚郑泌昌、按察使何茂才在内也是如此，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改稻为桑，只要对朝廷，也就是对严嵩负责就可以了。
然而，他们在前面为严嵩卖命，裕王的人就要负责将矛盾捅出来，拆“改稻为桑”的台了。
他们两方的任务其实都并不复杂，只需要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就可以了。
毕竟他们背后各自有着严嵩和裕王的支持，也有着明确的任务。
于是，双方的矛盾就都集中到了胡宗宪这一边。
织造局的丝绸，浙江必须供应足够的蚕丝，否则，他这个浙直总督就当不下去。
而为了改稻为桑，倘若闹起饥荒激起民变，他胡宗宪仍然是首当其冲。
而更重要的是，浙江执行改稻为桑，必然缺粮。
但商人粮行借不到粮食，外省也一粒粮食也不愿多借，这就给国策的执行平添了巨大的障碍。
显然，是有人不愿意改稻为桑执行下去。
倘若执行不下去，国库空虚财政崩溃，那严嵩必然倒台。而倘若花费巨大代价执行了下去，这代价也会给严嵩一党带去巨大的打击。
显然，这些行动很可能是由裕王一党策划的。
谭伦正是有这样的背景，才有能力在胡宗宪身边找到迂回的空间。
胡宗宪在这样的压力下，不得不叫停了“改稻为桑”的执行。
而裕王方面有压力，皇上方面也有压力。
“改稻为桑”的国策已经定下，倘若无法执行，只能是胡宗宪的责任。上面都已经自顾不暇，只会让胡宗宪背锅，不会替他考虑。
矛盾激化至此，已经不是胡宗宪能够处理的了的了。于是他只能上疏朝廷，将这样的情况反映上去，情况既然反映到了上面，那责任也就要由上面承担了。
而这也正是裕王方面想看到的，只要“改稻为桑”推行不下去，国库仍然空虚，那严嵩一党迟早会面临麻烦。
严世蕃也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自己没有退路。甚至包括严嵩及其党羽，都没有退路，不改稻为桑，就只能倒台。
没有改稻为桑，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那嘉靖就只能换新一届的内阁了。
然而胡宗宪的奏疏已经呈上，又因谭伦的存在无法对浙江的事情进行遮掩，局势就对严嵩一党很不利。
胡宗宪没有承担这个压力，这个压力就转移到了严嵩这里。
而严嵩则选择将这个奏疏又直接呈给了皇上。
严嵩的幕僚，罗文龙已经对这样的行为做出了一番解释。
事实上，将奏疏直呈嘉靖，也就是将胡宗宪的压力再转移到嘉靖那里去。
毕竟改稻为桑的决策是御前会议上嘉靖直接决定，裕王即使再拆台，也不会拆到嘉靖那里去。
而作为裕王一方，这样的事情捅到朝廷里来，暂缓了“改稻为桑”实行，已经是取得阶段性成果了。
国士无双，谭伦几乎以一己之力，就给裕王和徐阶一党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来源：微信公众号“地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