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前三十年，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出令世界震惊的伟大业迹，建构起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为主体的现代化战略产业体系。我国的后三十年，是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效，但也使意识形态、战略产业、主权经济、农业集体体系和社会道德水平逐渐下降，并导致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三十年，因此，未来的三十年，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战略产业和国家战略，必须进行大幅度调整，并重新建构国家发展战略。
一、重构国家发展战略的必要性
一个国家的战略产业体系的强弱，不仅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现在，更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但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产业体系在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关键，并不是战略产业体系当时的强弱，而是推进战略产业体系的国家意志。也就是说，战略产业弱，而推进战略产业的国家意志强大，战略产业可以由弱变强，但如果战略产业强，国家意志弱，战略产业也会由强变弱。我国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走过的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的战略产业曲折的发展道路，就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强化战略产业中的国家意志，强制推行国家战略产业体系建设，既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下的生存需要，也是一个国家抢占发展制高点所必须做出的战略选择。因为，在不平等待遇的国际环境下，一个国家如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就永远陷于受制于人，陷于难以真正发展、真正崛起的困局之中。
也就是说，要突破别国对于我国的扼制与围堵，就必须首先构建强大的国家主体精神，并在国家主体精神主导下，构建具有近、中、远三层意义的国家战略产业体系设计与实施。因为，国家战略毕竟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大事，任何放松或放弃对国家战略的强制性制定和强制性管理，都可能给国家的未来蒙上被战争掠夺的阴影。
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由此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告诉我们，新的战争阴影就笼罩在全世界亮丽的天空深处，随时都有露出其狰狞面目的可能。
战争虽然残酷，但是，自有人类以来，由于欲望和资源的有限性矛盾，战争也就与人类如影随形的共同存在了。但我以为，残酷的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缺少应对战争和制约战争的国际机制。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中国，包括所有热爱和平发展、热爱平等互惠的国家，都需要自己的国家战略。
在国家战略问题上，在本文一开始我就阐述了我的观点，即，我国前三十年的国家战略是很好的，但是，随着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逝世，国家意志在国家战略中不是加强了，而是逐渐淡出了国家战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自由经济思潮在张五常等人的大力推销下，涌进了我国经济学界和决策界，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主旋律。但是，张五常向中国传授的美国经验，或许其接受了美国的指令，只传授了自由经济自由掠夺的部分，没有传授美国的战略产业和对战略产业管理的秘籍，这样的结果是：我国的战略产业和主权经济，就在张五常等人的自由下，被美国自由的掠夺过去。而且，很多自由掠夺，还是我国的政府部门主动的送给人家，请人家掠夺。
高梁等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由于我国战略产业主权的丧失，已经严重的危极到我国的国家安全，这就产我提出重构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
二、重构国家发展战略的途径和内容
重构国家发展战略有哪些途径和内容呢？我以为：
一）、思想文化的重构
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我们会发现，我们最早的文化创建活动是伏羲时期，那时最高的文化成就是伏羲文化。伏羲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化呢？大多数人认为，所谓伏羲，就是八卦文化，但事实上真的如此么？我的回答是否。因为，在我看来，伏羲文化是一种独立平等的自由制约程序机制文化。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民主。伏羲以降，诸子百家宏文叠出，创造了中华文明的高峰时期，而且以儒学文化为核心，在我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中，虽然跌荡冲突，但秩序井然，日渐没落。至宋时，程朱理学出，中国文化再一次冲高一跃，但随后便一直滑落下去。在古代的仁人志士中，虽然苦苦思索、苦苦寻找困绕我国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但是，人们在私有制中找出路，虽然治国安邦的智慧代代有出，但最终难免“周期律”的困绕。以至毛泽东的毛文化出世，才在私有制之外开辟了我国未来的新天空：公有制。
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毛泽东发现，这个公有制极易发生的是官僚腐败和权贵资本化，他不得不孤独的同那个体制单兵作战。后来，当他发现，如果仅仅靠他一个人同整个体制做斗争，最终结果可能是无功而终。在研读毛泽东建国后的思想文化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路径：各党派共同努力，破除体制性腐败和体制性资本化这一痼疾。但是，各党派令他大失所望，因为，各党派的领军人物不是为了破除体制性腐败和体制性资本化，而是提出轮流坐庄，也就是轮流体制性腐败和体制性资本化。
最后，他终于决定，打破原有的体制，重新建构新的国家体制机制，彻底根除体制性腐败和体制性资本化的倾向，或许，这就是文革文化的缘起。
但是，文革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呢？近三十年来，官方媒体一直告诉我们说，文革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但是，给我国人民中的哪些人造成了灾难呢？官关媒体没有说，虽然没说，但是，历史资料却告诉我们，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知识精英的灾难。而那些人的灾难，也不过是失去了权力的资本化特权而已。
由此可知，从纯学术的角度说，文革的思想文化斗争，是一次人民民主思想文化同权贵资本思想文化的斗争，是人民民主思想文化对封建等级制思想文化、权贵资本思想文化和剥削思想文化的一次根本性的彻底颠覆，它毁灭的是封建等级制思想文化、权贵资本思想文化和剥削思想文化，建构的是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和以平等为主体的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和价值秩序。但是，改革开放一声炮响，我国迎来了权贵精英封建等级资本社会，被人民民主的思想颠覆的封建等级制思想文化、权贵资本思想文化、剥削思想文化和美国的自由掠夺文化再次成为我国的主流文化。这就说明，我国又到了必须重构新的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的时候了。
二）、教育与创新体系的建构
思想文化的建构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应该从孩子时代抓起，因为，在权贵精英封建等级资本社会建立起来之后，奴性文化、自由掠夺文化在我国的教育系统中大行其道，毒害了孩子们的心灵，使他们过早的就失去创新的能力。要解放孩子的创新能力，就得首先从人民民主、人人平等的享受免费教育开始。试想，在我国被有的人称之为经济崩溃的前三十年，在经济崩溃的时候我们都能实施免费教育，但为什么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取得了伟大成绩的时代，到不如我国的经济崩溃时期了呢？这是不是自搧耳光，自取其辱？
有人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自由掠夺、发财致富就是社会主义了？试想，一个连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都不顾的社会，悖离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怎么可能培养出有道德的职业创新新人呢？从这个角度说，建构教育与创新体系，就得从重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做起。
三）、国防战略的重构
我们常常听说，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事实却证明，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没种就必定挨打。何谓没种？这是山东农村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没骨气，弯着腰做人就要挨打。所以，我以为，重构国家战略，首先要从重建中国人的血性做起，也就是说，先从学会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做起。但是，何谓天地？人间正道为天，普天下之民众为地，也就是说，立足于人民利益，追求公平正义，这就是为人的顶天立地，而作为一个国家的顶天立地，则是人民利益为地，为保护本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发展，追求世界的公平道义，为本国人民利益和世界人民利益撑起一把保护之伞为天。
学会作人了，第一要在装备上，从战略发展的高度，作好战略计划和战略装备的准备，并做好应对各种战争的军事训练。第二要从全球系统的角度，准确的寻找到各个不同的战略平衡点和战略制胜点，并能有效的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主席在世时，他成天提醒世界各国人民要注意打仗。几十年过去了，世界范围的大战没有打，地区性小仗也没有断。早就有人说，那是毛泽东过虑了，是自己吓唬自己，但是，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不断扩展，美国军方智库的信息表明，一场大的战争或许离我们不是太远。当然，理解美国军方智库的信息，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美方向中国暗示，美国的金融危机，中国必须买单。二是中国如果不按美国的意旨行事，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战争态度和战争决心将最终决定美国的战争选择。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美国加上日本也就五亿左右，两个换一个我们还有三四亿人。所以，在此时，中国的战争决心和战略谋略犹其显得重要。近日看到一则消息说，中日青年学生发生了一次冲突，日本青年叫啸，打的就是中国人。这分明是一种战争语言，一种战争挑衅。有人可能认为，那不过是日本青年的顺口而出的胡言乱语，但我不这么看，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顺口而出的语言，最能代表一个国家的战争心态。
过了金融危机这一关，国防战略的重构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重构。
四）、工业和科技体系的重构
工业和科技体系是一个国家的骨架，能源则是一个国家的血液，财富呢，则是一个国家的肌肉。发展哲学、发展战略和发展观念，则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三者合而为一，缺一不可。
五）、农业工业化的创建
我国有十三亿人口，其中有九亿农民，所以，农民是国家安定的基础，也是国家的未来。九亿农民，又人多地少，工业、科技业又无法为农民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土地私有化显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会使大批农民失地，导致流民暴乱。到那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何使农业更好的发展，保持农民的稳定呢？农民的稳定就是整个国家的稳定，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思索。我个人认为，我国农业必须走农业集体化、集体工业化的路子，舍此而谋其它，我国必然会陷入新的农民暴动的轮回周期。农业集体化、集体工业化，不仅可以发展大农业的战略布局，而且，在集体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的科技水平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解决农民的就地就业、安居乐业的问题。当然，要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小额贷款、支持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个重新把农民组织起来，共同奔强农业、富农业的问题。
六）、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构
我国外贸占GDP的70%以上，这就说明，我国GDPU总量的70%以上出口到外国了。如果按照35%左右为其安全线的话，我国经济依存度达到高危程度。从这点上可以看出，如果美国的金融危机继续扩展，我国经济不是个硬着陆的问题，而是个休克问题。由此可知，为什么世界各国都对美国救市不感兴趣，而偏偏我国在国际会议大声呼吁共同帮美国救市。但问题是，在美国志在掠夺、吸纳我国财富和扼阻我国和平发展的图谋下，不帮美国救市也是死，帮美国救市也是死，只是死得慢一些，也更难受一些。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思索：我国还有没有其它路好走？我以为是有的。因为，我国的工业体系基本建立起来了，用美国国债强制买回美国的在华企业，用票证或平均发钱和投资发展基础设施的方式，强制启动内需，增强国内消费能力，同样可以谋取到更好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美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来说是一次绝处逢生的重大机遇，而如果帮美国救市，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同时，我国也必须做好三方面的准备，一是打仗的准备，二是过苦日子的准备，三是贪官污吏和美国鹦鹉挑起内乱的准备。化解战争危机的途径在于我国的战争态度、战争决心，但如果我国的战争决心和战争态度不足威摄所有对我国图谋不规的国家，战争必然必不可免，但如果我国以战争制约战争、消灭战争的决心坚决不动摇，战争必然会消灭在战争意志之中。对于贪官污吏挑起内乱的问题，几个月前我就写了我国应该组建应对突然危机特别部队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
三、人民民主制度的建构
我为什么说要构建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呢？因为，价值目标是价值目标共识的基础，没有价值目标，便无从谈起价值目标共识，这是一。其二，有了价值目标共识，是不是说就能很好的实现价值目标呢？我看未必，因为，一个国家的价值目标是需要管理的，没有管理的价值目标共识，一是随时都有被改变的可能，二是缺乏有序推进实施价值目标的能力，三是从系统论的角度说，每一个正序列的未来社会景观的生成机制，都会产生负的生成机制，也是对正序列的未来社会景观生成机制的解构。所谓价值目标管理，就是通过有效的管理措施，也既社会管理程序和对程序的规范，尽量减少负机制生成的机会。
但是，人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社会的价值目标，对于少数强势社会集团来说，是对其获取利益能力的削弱或限制。也就是说，少数社会强势集团，或许在整个社会压力下，同意构建社会价值目标共识，但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对价值目标进行破坏，以便从中获取利益。或许，毛泽东正是基于对人类社会的这种认识，为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这才立志构建人民民主的政治体制的吧。因为，人民群众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是社会价值目标共识最坚定的保护者。我个人认为，资本主义需要资本，社会主义同样需要资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鼓励自由掠夺，鼓励资本为少数人服务，而社会主义则相反，鼓励资本创造财富，社会成员共同分享创造成果。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必须驯服资本为人民群众服务。或许，这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我国近六十年的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前三十年我们虽然驯服了资本，但却因为国家意志没有同市场机制相融合，资本在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失去了更大的活力，而后三十年，我国在国家意志上，又失去了对资本的驯服能力，陷入了权力与资本合一，共同自由掠夺的泥淖。有人称，这种经济模式，既非是社会主义，也非是资本主义，而是权贵精英资本模式。胡、温新政后，或许正是基于对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的认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是，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不同，或者其思想观点的立足点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对于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有时则完全是矛盾的、对立的。
其实，在我看来，科学发展观简单的说就是有效控制资本，或者叫驯服资本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使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和社会关系处于和谐状态。当然，和谐不是强制取消社会斗争，而是构建平等但又和平的斗争或者叫社会搏弈机制。强制取消社会斗争不是社会的和谐，而是强势集团对人民群众最残酷无情的斗争，因为它只允许自己同人民群众斗争，不准人民群众反抗。这种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发展观和反人民群众的。我个人以为，对于这种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反科学发展观和反人民群众的思潮，应该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足够重视。
驯服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人民群众服务，是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共同责任。驯服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先决条件是驯服官员。也就是说，没有对各级官员的有效驯服，就不可能驯服资本。但是，在此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是，驯服官员不是不让其使用权力，或者缩小权力，而是强化权力为人民服务的意志，使之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有一种论调认为，把权力关到笼子里，使其不干事或至少少干事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无知，最起码可以这样说。如果严重点说，就是美国在中国的代言人，是别有用心、欲在中国实施颜色革命的代言人。因为，国家意志的强弱，是通过权力强弱的表达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权力意志，就没有强大的国家意志。
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下，国家意志的弱化必然导致内乱和外敌入侵的悲剧发生。但是，世界历史反复证明，没有民众意志的充分表达，没有强大的民众意志，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内乱源自于强势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利益的自由掠夺和强制性瓜分，外敌入侵则源自于内部利益集团同外敌的勾结。从这个角度说，制驭外敌的有效方法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力量制驭内敌。
因此，未来三十年，我国必须构建五大机制：
一）、民众问责机制
二）、民众监督机制
三）、民众票免机制
四）、民众审议决策机制
五）、民众表达机制
以上五大机制的建设，在以前的文章中均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四、政体架构的设置
我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看到，一党执政有一党执政的优势，但也有一党的弱点，因为，一党执政比较容易形成合力，但是，一党执政也最容易使左、中、右力量失之平衡。我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居中而执守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宗旨，平衡左、中、右三方力量，使之在互动互制中，共同致力于我国各项事业的良性发展。我国的后三十年，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左、中、右力量严重失衡，但左派的残存力量尚在，尚能维持在一个较良的发展状态。但是，随着老人政治的消失，至此，左、中、右力量完全失衡，右派势力完全控制了整个社会，并在继续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右派势力由中右完成了向极右的过度时期，给我国的和平建设事业，特别是战略产业和主权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课题：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发生？
按照我们过去一惯的思维习惯，我们往往寄希望于重新出现象毛泽东那样的伟大人物。但事实上，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毛泽东。一个人的一生，处于平民阶层时当平民领袖容易，但是，当一个平民领袖执掌了国家大权时再当平民领袖就难了，因为，围绕着他的那些权倾朝野的人物，既便你想当也不行的。当然，这与权力欲望和权力方便有关，也就是说与拥有权力时的利益有关。毛泽东则和世界上所有的平民领袖不同，他不仅在平民时是平民的领袖，而且在他权倾天下时，依然是平民领袖，并且自始至终孤军奋战，左、右突破，始终保持着平民的本色，一直从平民的角度同官僚势力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由此可知，毛泽东是整个人类世界上的唯一。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再也不能寄希望那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了。但是，我国的现实同样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中国怎么办？
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不会出现了，但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担当起毛泽东式的伟大人物责任的方法？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比如说从制度机制的角度思考，我们惊喜的发现，在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古老但却不为人知的程序机制，比如说“易经”，可以在制约与同步互动中，形成系统力量。由此我联想到，我们能否用一种程序机制，规范左、中、右三方力量，使之在权力架构中形成即相互制约，又同步互动的机制力量呢？
如果从程序机制原理上说，这是完全可能的，而这种程序机制原理，就是我国的美国派（右派中的）攻击了近三十年的大民主。有人说毛泽东是极左派，因为大民主是他的一大发明，其实，说这种话的人很无知，因为，“易经”就是阐述程序机制原理的标准文本，也就是说，发现大民主这套东西的，可以远推到我们的文化远祖：伏羲。伏羲画八卦，并最终画出先天六十四卦那天起，大民主的程序机制原理就在中国诞生了。
但是，伏羲的大民主文化或者叫程序机制原理文化，在我国历史上存在数千年，从来没听说有人攻击他为极左派，但为什么到了毛泽东那里，就成了一些美国派精英的攻击对象了呢？原来，伏羲的大民主文化或者叫程序机制原理文化，只有卦画，没有文字，只有通过程序的演绎，才能体悟其中的真谛，也就是说，一般人无法通晓其中的大民主含意，也无法读懂其中的独立、制约与自由的关系，若有人问及，完全可以用“易经”是一本算卦的书，是封建迷信搪塞过去。但毛泽东就不同了，他明确告诉平民大众，保护你的利益是你独立自由的权利，并且是高于所有官权的权利，如果有官员损害了你的权利，你可以造他的反、夺他的权，成为自己和社会的主宰。由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那么痛恨毛泽东了。
因此，我建议，中央政治成员设七个，左派三个，右派三个（但绝对不能要美国派），超越左、右派一个。左派必须亮明自己的观点，坚定不移的坚持毛主义。右派也必须亮明自己的观点，坚定不移的坚持资本自由主义。超越左右的中派呢，也必须坚持各取所宜的观点。有人可能会说，怎么才能证明中派是中派呢？这很容易证明，如果一边倒向左派，就证明中派不是中派，而是左派，如果一边倒向右派，就证明中派不是中派，而是右派。如果连续三个决策倒向左派或倒向右派，中派就主动下课。如果经民众评议，不论一边倒向左派还是倒向右派，得到民众的票决支持，中派就不应该下课。另外，党内民主必须有民众票评，如果只有党内民主，没有民众评议，党内民主必然变成利益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如果不是这样，人类，不是美国派（右派），就无法解释文革。
当然，这首先要成为制度。违犯左、中、右平衡制度的，任何人都必须下课。
毛主义是什么？毛主义就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为自己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用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驯服官员和资本，使之为人民大众服务，就是建构一套完善的人民民主搏弈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毛泽东称为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继续革命革谁的命，怎么革命？我个人认为，就是续续革命就是革官僚资本自由掠夺的命，革剥削思想和只求享乐，反对奉献的命。有人认为，毛泽东要独裁不要民主，要平等不要富裕，要公平不要效益，也不要资本，其实，毛泽东要的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民主，不要资产阶级专制的民主，对于执意搞资产阶级专制式民主，不接受人民群众和所有阶层平等的民主主张的人，就实行独裁，不对那些人实行独裁，那些人就对人民群众实行独裁，我国的后三十年无情的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要的是人人平等的富裕，而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富裕，或者说，平等是富裕的前提，没有平等就没有人人的富裕，只有个别人的富裕。毛泽东要是公平和效益，因为，世界上的经济学机制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公平是创造效益最大的动力机制。毛泽东要的资本是为人民服务的资本，而不是自由掠夺的资本。
我以为，构建我国政体，这些问题是需要搞清楚的，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无法建设一个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体。
五、思想文化的革命与价值目标共识的重构
未来三十年，我国的重大任务应该是思想文化的继续革命，因为，没有思想文化的真正革命，便没有人民民主的、平等的思想文化的诞生，更没有价值目标共识。试想，在一个等级制森严，封建的官僚文化盛行的社会，没有人民民主的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平等观、发展观，没有价值目标共识，怎么可能构建出人民民主的和平而又平等的搏弈机制呢？
有人可能会说，人们的情感不同、思想观点不同、价值观念也同，怎么可能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呢？人民民主、平等自由、平等创造、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这应该是通过国家意志强制性价值目标共识，也就是说，你可以有不同的思想观念，也可以有各种自由，但是，国家不应该给破坏人民民主、平等自由、平等创造、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的人任何自由权，因为，如果给了破坏人民民主、平等自由、平等创造、平等的分享创造成果的人自由权，就是对人民民主权利的剥夺和人民利益的掠夺，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当然，思想文化的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几代人或更多时间的思索、否定、继承、发展与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乐于思索者的甘于寂寞，也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既需要充分的传播途径，也需要每个民众的参与、思索、探讨、批评或实践，因为，思想文化如果要转变为良性的社会生产力，就需人们广泛的参与、探讨、批评和实践，不经过这个过程，思想文化的重构也是不现实的。
而价值目标共识，既需要制度精神的维系，在制度精神层面形成和平的搏弈机制、纠错机制和创新机制，更需要在实践与矛盾冲突中到得提炼，形成新的价值目标共识。
结束语
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人类要和平，就必然要求思想文化的革命，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文化不断革命、不断更新、不断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过程。创造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反思过去的发展道路，寻找新的、更科学、更有利、更和谐的发展道路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新变化，都源于人类的新发现、新思想、新文化、新观点。我一直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新思想、新文化，是烛照人类世界发展变化的新智慧。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随着西方自由经济价值观的输入，西方的自由掠夺价值观在解构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同时，深入人们骨髓，使我国的思想理论和决策，陷入到毫无自我判断能力的境地。因此，我个人以为，我国最大的危机是主体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丧失。
主体精神和价值观念的丧失，不仅导致经济发展的殖民化，更为严重的是导致思想文化的殖民化。思想文化的殖民化，必然导致受奴役为乐，当奴才光荣的可怜境地，使我国从此失去站起来的精神和真正崛起的历史机遇。这就是为什么我写重构国家发展战略的原因。
当然，重构国家发展战略，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对我国历史的深入研究，也需要在全救视野下，根据世界发展去向的预测与前观，在植根于我国现实，又前观于未来世界趋向的发展观、系统观、控制观的指寻下，对世界未来做出准确判断。准确判断是制定国家战略的基础，没有对国内外现实与来的准确判断，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国家发展战略。
然而，国家战略的制定，是建立在国家政治信仰上的。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就没有自己的国家战略。
田忠国
